1.5 研究设计

1.5.1 数据收集

本次研究的正式发放样本来源于上海10所高等学校的在校大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正式发放的目标样本量为1100份，覆盖“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非985）”高校（以下简称“211工程”高校）、非“211工程”普通本科高校（以下简称普通本科高校）。正式调查问卷的发放和收集时间段为2016年11月13日到2016年12月15日，经过历时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065份，问卷回收率为96.8%。对于正式调查样本框的确定，本次研究采取多阶段抽样方法（multi-stage sampling）进行，具体的抽样程度及各阶段样本的构成及分配如下：

（1）抽取学校，依据教育部提供的学校层次，即“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普通本科院校，按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别抽取学校。具体抽取高校分别为东华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复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

（2）抽取学生按照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抽样方式，在抽取学生时，由于每个学校的学生总数不一，因此每个学校抽取的学生数量按照拟抽取的学生数的比例来计算，即抽取学生数/该学校学生总数＝拟抽取的学生总数/10所学校的学生总数。具体的抽样方式的选取，考虑到有些学校难以获取学生花名册而实现随机抽样，同时考虑到调查的方便性，因此，抽取学生时，均在10所学校校内采用拦截式调查的方式进行，当确定该生为本校学生时，即确定该对象为本次调查对象。

调查结果显示：在性别分布上，女生占比54.8%，男生占比45.2%；在文化程度分布上，本科生占64.4%，硕士研究生占31.8%，博士研究生占3.8%；在专业分布上，人文科学占28.3%，社会科学占15.5%，理科占17.3%，工科占32.4%，农林和医药专业占6.5%；在政治面貌分布上，党员占20.8%，共青团团员占68.8%，群众占10.2%，其他政党人士占0.2%；在宗教信仰上，有宗教信仰的大学生占11.2%，无宗教信仰的大学生占88.8%。

1.5.2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内容涉及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因此本研究将综合运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剖析和探究。具体来说，在定性研究上，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深度访谈法；在定量研究上，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描述性数据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

1.5.2.1 文献研究法

本次研究中相关概念的界定、大学生网络热点事件参与的研究现状以及关于我国大学生网络热点事件参与历史背景的梳理均需要较多的史料和文献研究来帮助笔者更好地了解本论题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次研究参考了包括国内外著作、期刊论文以及新闻报道在内的各类文献资料，对文献的深入分析和归纳总结为本研究研究问题、研究假设、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确定打下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1.5.2.2 深度访谈法

本次研究的理论模型涉及多个变量，其中一些变量来源于国外的文献资料，为了保证这些变量能够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适用，并且为了确保调查问卷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本次研究针对问卷的题目及理论模型的构建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第一，关于深度访谈的目的。首先基于我国大学生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思考本次研究的理论模型。其次，针对国外的一些成熟量表，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确认各个题目是否适合中国的文化环境，以及通过语言的修改确保语义表达的准确性和可答性。另外，讨论和修改尚未在中国环境下或大学生群体中进行测量的量表，以确保适用性。

第二，关于深度访谈的对象。通过与导师以及相关领域学者、专家的面对面访谈，笔者获取了有关大学生网络热点事件参与的基本情况；并且针对本次研究的理论模型、问卷设计和问卷发放等问题，笔者与导师和相关领域学者进行了深入讨论，以确保问卷调查的科学性以及问卷发放的顺利进行。

第三，关于设计深度访谈过程。首先，在访谈前，笔者与准备访谈的对象提前约好时间和地点，并提前设计好访谈提纲（访谈地点主要在被访谈人的办公室）。其次，在访谈期间，笔者对所访谈内容进行了笔录或录音以方便在访谈结束后对所访谈的内容进行整理、分析和归纳。最后，通过与导师和多位学者的多次访谈，笔者进一步确定了本次研究的理论模型，并选择了合适的测量题目进行初始问卷的设计，以及确定了问卷调查的具体流程等事项。

1.5.2.3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通过询问受访者对于测量题目的看法来获得一手数据资料的方法。根据文献综述、所要研究的问题及理论模型，本次研究将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理论模型和研究问题进行假设检验和数据分析。首先，本研究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整理、分析以及深度访谈来设计初始问卷，并介绍调查对象的选取方法。其次，本次研究又通过多次小范围样本的试调查，对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从而对初始问卷中量表进行选择和修订。最后，形成正式调查问卷，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第一，设计预测试问卷。首先，通过文献回顾对本次研究所需变量的概念和内涵进行清晰界定。并结合国内外已有的文献，找出有关研究变量成熟的量表，对于尚未在中国环境下和大学生群体中检验的量表，笔者基于中国特有的环境以及大学生群体对相关量表进行修改，以确保所有测量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其次，将一些在国外已经成熟的量表翻译成中文，并与多位海外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校正以确保测量题目的准确性及语义表达的清晰性。为了确保被调查者能够清晰地理解问卷的测量内容，本次研究还对所有测量题目进行了分类，并为调查问卷撰写引导语，介绍本次问卷调查的研究目的、注意事项等。最后，通过深度访谈，笔者与导师和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深入交流，以确保预测试问卷题目的科学性、可理解性以及适用性。

第二，问卷进行多次小样本预测试。首先，笔者先将设计好的初始问卷请本研究机构的成员以及访学同学填写，根据她们的反馈结果不断进行修改完善。然后，笔者又选择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在校大学生进行多次问卷预测试，每次测试均发放300份问卷（每个学校150份）。问卷的发放和收集均由本研究团队的成员进行，他们都具有丰富的问卷调查经历，并且在预测试前又对其进行了重点培训以确保数据收集的准确性。最后，通过对预测试数据的分析检验了测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并根据多次预测试数据分析结果对调查问卷进行不断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正式调查问卷。

第三，正式调查问卷形成（见附录1）。首先是问卷介绍，主要是介绍了本次调查的主要目的，并保证调查的匿名性。其次是问卷正文，本次调查问卷的正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大学生的媒介使用情况，主要包括大学生的媒介使用强度、媒介信任以及媒介使用动机；第二部分为大学生参与网络热点事件的状况，主要包括大学生参与网络热点事件的现状、渠道、形式和目的；第三部分主要测量大学生的政治价值观，包括大学生的政治态度、权利意识、政治效能感以及政治意识；第四部分是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分为线上凝聚型和桥梁型社会资本以及线下凝聚型和桥梁型社会资本；第五部分为大学生的个人基本信息调查，主要包括大学生的性别、年龄、专业、户口、政治面貌、宗教信仰等。总体来说，本次调查问卷涵盖面广，逻辑性强，从而确保了数据收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1.5.2.4 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由于具有显著的数据分析优势，已经成为目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比较具有前瞻性的统计分析方法。结构方程模型被归为高等统计学范畴，能够对复杂多维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检验。另外，结构方程模型具有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与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的功能，由测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和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构成。其中，测量模型旨在建立观测变量与潜在变量间的关系，主要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来考察测量模型的结构效度，而结构模型主要是考察潜在变量间的因果路径关系，主要对潜在变量进行路径分析。

本次研究采用MPLUS 7.0结构方程模型数据分析软件来检验理论模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假设理论模型的建构。本次研究根据已有的理论框架，建立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内部结构关系，从而确立本次研究的理论模型。第二，模型适配度检验。确立好理论模型后，笔者就用采集好的抽样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适配度检验，以判断抽样数据与理论模型在多大程度上拟合。第三，对理论模型进行修正。如果由于数据分布、缺失数值等原因导致理论模型与抽样数据的适配度不达标，这时就需要根据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的适配情况对理论模型进行修正，直到获得拟合结果最优的结构方程模型。

1.5.2.5 其他数据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还采用了频率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信度分析等数据分析方法，这些数据分析方法均运用SPSS 21.0数据分析软件进行，为本次研究能够更好地展现大学生网络热点事件参与的现状、特征以及媒介使用对大学生网络热点事件参与的影响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撑。

1.5.3 理论基础

任何研究问题都离不开相应的理论支撑，网络热点事件参与是互联网技术催生的一种特殊的民主参与形式，而互联网同时又是一种媒介。因此，对网络热点事件参与的研究离不开技术与民主关系理论的支撑。另外，本次研究深入考察了大学生媒介使用对网络热点事件参与的影响机理。在这个过程中，重点考察了大学生媒介使用对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网络热点事件参与行为的社会心理影响机制。因此，有关媒介的政治效果理论：“媒介动员论”“媒介抑郁论”是本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另外，本次研究在考察媒介使用对大学生网络热点事件参与的影响路径时，也用到了社会资本理论。

1.5.3.1 技术与民主关系理论

关于技术与民主的关系，学者们通过激烈的讨论形成了三种观点：1．技术决定民主。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技术决定着民主的走向和发展变迁，而人们对此无法干预。持决定论的人又可以分为技术促进民主发展和技术阻碍民主发展两种。2．技术不能决定民主。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技术不能决定民主的发展方向，技术只有与其他因素一起才能发挥作用。技术与民主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很难说技术决定民主还是民主决定技术，“技术毕竟只是技术，虽然可能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毕竟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个系统的工程，有赖于各方面因素的推动”。3．技术选择性决定民主。持该观点的人认为现实政治体系对技术的选择性吸收和使用的目的决定其发挥作用的程度及其效果。伊曼纽尔·梅森认为，技术服务于何种目的以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与技术本身没有关系，而取决于政府及公众如何使用它。

1.5.3.2 媒介抑郁论（Media Malaise Theory）

罗宾逊（Robinson）在1976年提出了“电视抑郁症”（Video Malaise），他认为社会上出现的政治犬儒主义现象是由于电视媒体对新闻的负面报道导致，他指出电视新闻长期的报道主调是犯罪、灾害、腐败和政府无能等负面消息，那些以电视作为政治资讯和信息来源的公众，其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感均相对较低，这使得公众对政治更加冷漠。此后，米勒（Miller）等人将报纸的新闻报道与公众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报纸对负面新闻的报道降低了公众对政府及官员的信任。类似地，广播谈话节目对政治机构及政府官员的负面报道越多，公众的政治信任度就会越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些学者将这一研究扩展到在线活动，他们认为，人们在网上花的时间越多，社交和政治或公民活动的参与就会越少。由于电视、报纸、广播及互联网等多种媒体的负面报道都会导致公众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和公共事件参与的降低，很多学者就把这种现象称为“媒介抑郁论”（Media Malaise Theory）。

1.5.3.3 媒介动员论（Media Mobilization Theory）

虽然“媒介抑郁论”获得了一些支持，但仍有研究者对此质疑，并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媒介动员论”（Media Mobilization Theory）。研究发现，公众对电视中政治新闻的接触越多，越倾向于参与政治生活。因此，持“媒介动员论”的学者认为大众媒介接触能够提升公众的社会责任感，进而促进公众的政治知识、政治态度及民主参与。诺里斯（Norris）指出公众的媒体接触与政治兴趣（political interest）、政治知识（political knowledge）以及政治卷入感（political involvement）之间存在着“良性循环”，他认为，那些对政治感兴趣，参与政治和相信政治的人会非常关注政治新闻，所以，这些人会更加了解政府和政治。而对政治知识的了解又会导致他们更大的信任和参与，产生可以促进民主的“良性循环”。可以说，“良性循环论”（Virtuous Circle）将“媒介动员论”向前推动了一大步。

无论是“媒介抑郁论”还是“媒介动员论”都是在西方政治背景下进行的研究。但是，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和媒介系统不同，大众媒介对公众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我们不应该认为媒介以同样的方式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和公共参与。因此，考察“媒介抑郁论”和“媒介动员论”等传播学经典理论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适用性，以及中国独特的政治与媒介现实是否扩展或修正了“媒介抑郁论”和“媒介动员论”均是本次研究需要重点考察的内容。

1.5.3.4 社会资本理论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依托于稳定网络和群体的资源。类似地，林南也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而获取的资源，人在采取行动时能够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帕特南（Putnam）则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虽然学者们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存在差异，但是他们一致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当中，是关系资本而非实体资本，并且社会资本有越共享越多的特点。布迪厄和帕特南分别从微观和宏观的层面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界定，也为当前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分析框架。具体来说，布迪厄从微观层面强调社会资本是个体有意识地对关系资源的利用，而帕特南则从民主政治的宏观范畴使用“社会资本”的概念，强调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公共精神对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影响，并关注民众参与的自主性在社会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他将社会资本与公民精神、社会民主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本次研究借鉴学者们关于社会资本的界定，探讨了社会资本在大学生的媒介使用与网络热点事件参与之间的中介作用，这为研究大学生媒介使用对其网络热点事件参与的影响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