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治水风云

清朝时期，老百姓不但种庄稼，也发展畜牧业。据史料记载：凉州府武威县的张义堡及附近的熏茨沟口、棚子沟口、青山崾岘、新打班、宽沟口、水磨沟口等地，都有牧马场。清代，石羊河流域的百姓多养马、牛、羊等牲畜。

之所以我说，清朝对石羊河流域很重要，是因为清朝对水利进行了重要整顿：建造了许多水渠，完善了水规，为当地百姓留下了很多宝贵遗产。直到今天，石羊河流域的水渠，仍大多得益于明清两代。比如，据《五凉全志》记载，武威、古浪、永昌、民勤等州县清朝时修了不少干渠，干渠套支渠，支渠再套毛渠，构成了一个发达的灌溉系统。这是凉州第一个发达的灌溉系统。

除此之外，清朝政府还设置了很多跟水有关的政府职能。比如，河西地区的各级行政长官都兼管水利，在石羊河流域还有州同、县丞等，下面再设农官、渠正、管水乡老、水利把总等，负责具体事务。此外，各乡村还有基层头目，如乡约、总甲、牌头等，各司当地水利。后者主要负责水渠的巡察维修，还有灌溉时间、数量、先后次序及纠纷处理、宣传水规、上报情况等具体事宜的处理。

清代前期的水管制度有三个特点：一是水法严明。各县分水渠口，大多立有“宪示碑文”，“按地载粮，按粮均水”，即立石刻文，载明各坝额粮额水、分水渠口长阔、水管人员职责等内容；“片言可折，事息人宁”，防止了许多水利纠纷。二是水规具体。以照粮使水为券，遵县红牌，轮流倒坝，自下而上，先哪家，放多少昼夜水，均有具体规定。三是按粮出夫，不得优免。如古浪县水利碑文明确规定建立使水花户册，载明地亩粮额，“如有管水乡老派夫不均，致有偏枯受累之家”，就要“禀县拿究”。

但是，朝代可以改变，制度可以改变，有个东西却一直没变，那就是石羊河流域的水利纠纷。

明代，石羊河流域的上游和下游闹纠纷，到了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同在上游的高头坝和乌牛坝又发生了纠纷。虽然官府判了案，但事实上纠纷仍然连年不断，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问题才似乎得以解决，但也仅仅是“似乎”而已。那所谓的解决，只是表面上的。老百姓仅仅是将公开的较劲，改为暗地里较劲而已。换句话说，他们还是把同饮石羊河水的同胞当成了敌人。清朝政府处理过很多类似的纠纷，留下了许多判案碑照，部分碑照保存至今。

我在《大漠祭》中写过一个细节：永昌人认为凉州城广场上的铜马大张着口，吃永昌的草，喝永昌的水，却把粪尿屙在武威。他们觉得，永昌之所以穷，就是这个原因。他们很不服气，就塑了一头金牛，头朝武威，想把武威的马给牴回去，结果武威还是比永昌富，永昌还是比武威穷。因为，决定贫富的不是铜马或金牛，也不是它们头向哪儿、屁股向哪儿，而是人的心——当然，也跟当地的自然条件等诸多因素有关。

人心不变，灾难不息，这是千古不变的法则。即使有了很好的水规，只要人心中还有贪婪，还有嗔恨，就不可能同心协力；只要人们不能共同努力，资源一旦短缺，就会发生纷争。于是，人们要么截坝填河，要么聚众毒打。

比如，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九墩沟百姓在白塔河入石羊河汇流口处，引水浇灌东岗官荒地，与民勤百姓发生水利纠纷；清咸丰四年（公元1832年），为争乌牛坝下泉水，武威今双城镇的徐信坝与永昌小沙坝农民发生纠纷。甘凉兵备道委员只好重新丈明地界，尺丈绘图，发给水利执照。

到了清朝末年，因为朝政腐败，情况更是进一步恶化：地方豪强多霸占水利，兼并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几无立锥之地”，那所谓“水规”，已成为豪绅强霸的争利工具。豪强霸水，水佬卖水，对水利的治理一塌糊涂。我的家乡，现在的甘肃武威洪祥镇陈儿沟，更成为抢水的战场。数百年间纠纷不断，死伤无数，为了抢一点点水源，百姓动不动就以拳脚相向。那阵候，乱棍飞舞，石如鸟飞，头破血流者、倒地惨叫者、伤残送命者比比皆是，其阵势跟一场大战相若。我在长篇小说《猎原》和《西夏咒》中便再现了这一“历史画卷”。

许多时候，老百姓之间的抢水纠纷已经超过了道德底线。我在《西夏咒》中记录了一个故事：为了在抢水战后的处理中赢得道义上的优势，村里人合伙将一个老人弄死，栽赃于对方，说对方在抢水时打死了她，最后成功地多要了几昼夜的水。这是真事，直到今天，村里人还会谈到此事，津津乐道于他们的“智慧”，竟然没有一个人怜悯那位死难的老人。水利纠纷带来的人性堕落，已经可怕到这种地步了。

石羊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也以惊人的速度恶化着。明朝洪武年间，石羊河下游民勤县境内还有白亭海、昌宁湖、青土湖等，耕者有其绿地，渔者有其水泊，不至于满足不了生计；清朝前期，民勤沙漠中也还有很多绿地，可以养活大量的骆驼，而且湿地遍布，处处都有沼泽；到了清朝末年，因上流用水过多，下泄水量减少，武威诸县之间的水利纠纷就多了起来，尤其是高头坝和乌牛坝，从明崇祯年间开始闹纠纷，历经清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同治、民国，三百多年间几乎未曾间断，争水战事一直很频繁，和平之光不曾降临。期间，不乏跟我家乡相若的血肉横飞的场景。

为防大旱导致的饥荒，河西各地以乡或村为单位设立社仓，丰年筹集粮食储存，由大家推选的仓正、仓副管理。但是，这个措施只能防止一般的饥荒，遇到规模极大的饥荒时，老百姓就只能挨饿。比如，1907年至1909年，甘肃省大旱长达九百九十五天，那段时间不见滴雨，百姓“不独无粮，且更无水”“牛马自仆，人自相食”。此时，义仓、社仓已无粮可储，杯水车薪，难以救灾。据《五凉全志》记载，石羊河流域和民勤县“移丘开荒者，沿河棋布，至使河水日细，泽梁亦涸，土沃泽饶，变成了往事”，可见，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多么严重。

*土沃泽饶，已成往事

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清朝百姓发明了旱田压砂保墒法。所谓的保墒，就是保持土壤湿度。至今，我的家乡在种辣子等农作物时，仍会用到这种方法。据《甘宁青史略》记载，甘肃旱地铺压砂田以保墒抗旱，始于清咸丰年间。当时，人们先在古浪、景泰县的一些旱滩地铺压，沙卤之地，竟因此变成了膏腴之地。据说，旱田所用之砂，最好是石子砂，其次是石片砂，再次是细绵砂。所压之砂能维持三十年左右，三十年后，就要用新砂替去旧砂。压砂的好处在于接承雨水，保持水分湿度，其防旱效果十分明显。此举开创了用雨水保农的先河，直到现在，铺压砂田仍是干旱地区特有的、利用雨水保墒的措施。此外，衬砌防渗、植树固沙也很是有效。百姓在渠道两旁，砌以草皮，栽以柳树，固沙防渗，风回沙落，树长根行，盘绕交固，便能将那滚滚的流沙之地，变成肥沃的良田。

越是困难，甚至灾难降临的时候，人越要想方设法地活下去。所以，人的成长通常是跟阻力相伴的。社会也是这样。安逸和平的时候，人容易懒散；社会动荡的时候，才容易出现英雄和智者。人类的活着，就像一场戏。几乎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随着剧情起舞。那么，是谁导演了这场戏？又是谁将石羊河推向今天的模样？是谁，将石羊河流域的百姓塑造成他们的模样？

流水淙淙，笑而不语，答案只能由我们自己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