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这是一本关于一位中国古代女诗人的研究专著，人们自认为对她再熟悉不过。九个世纪前，李清照（1084—1155?）在她所处的时代即以文名世，其声名延续至今，常被视作中国最优秀的女诗人。无论是否名实相副，但她的名声至少在中国是其他任何女作家所难以俦匹的。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也很难想出有另一位女性的诗词名句能被如此广泛地熟知和引用。

对这样一位在中国如此著名、备受喜爱的女作家，英语世界对她的研究却远远不够。唯一有关其生平和作品的论著是近五十年前出版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其间充满同情口吻的论述，在今天的许多读者看来是缺乏评判的。李清照的诗倒更受礼遇，吸引了诸多译家的关注，经常出现在英译中国诗歌选集中，她的全部诗作也都被译成英文。然而，她的诗文仅有一小部分存世，即使是“完整英文译本”也数量有限。尽管有些诗翻译得很好，但英语世界的读者势必很难理解：这样一位仅有少量篇幅简短的诗词存世，其作品又大多抒写孤寂、追思与遗恨的女作家，如何能在其本土文化中获得如此之高的赞誉？

这本论著试图弥补的，还不单单是英文学界关于其生平及作品研究的匮乏。中文学界对李清照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其数量令人惊叹。据估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界关于她的研究论述要多于对宋代（960—1279）任何一位文人的研究，包括苏轼（1037—1101）、陆游（1125—1210）、范成大（1126—1193）、辛弃疾（1140—1207）等多才多艺的大人物。学界对于李清照的研究是如此热切，以至于每一篇名作都很容易找到几十篇、甚至上百篇短评。但研究热情并不总伴随着敏锐的洞察力，现代学界投入在李清照作品上的大量研究是重复多余的。

李清照始终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偌大的例外。在同时代文人中，或正如众人所言，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她是唯一的一位作品获得经典地位的女作家。然而，简单地把她视为特例，将这位女子供奉进“伟大作家”的圣殿，此后便置之不顾，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事实表明，传统并没有如此轻易地接受这个例外。要把一位女子纳入文人圈，就必须对她的形象及其立场以微妙或不怎么微妙的方式加以改变，这些变化是本书的一大论题。本书的另一个任务是将数世纪以来外加于她的累赘层层剥离，看看一旦摆脱附会之言后，我们可以如何评说她。但剥离层累之历史的尝试本身绝非易事，几乎所有关于李清照的惯常言论都是经过精心阐释的产物，她本来的形象透过传统这一棱镜的折射后，才为正统文化所接受。令情况更复杂的是，直到明代（1368—1644），她的作品才被结集，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怀疑她的集子里鱼龙混杂，收入了原作、拟作及纯粹的伪作，拟作或伪作中有些作品是为了强化她的传统形象而写的。

第一章（“宋代的女作家”）对李清照时代业已问世的女性作品展开调查。与帝制时代晚期（lateimperialtimes）不同，宋代女作家被高度边缘化。我们主要从偶尔记载歌女的笔记得知，一些女伶能依曲制词，但这很少见，也正因稀罕才会被记录下来。人们在史料中也能见到有才华、善写诗的淑女，但这方面的文献依然很少。有证据表明，除李清照之外，宋代最有名的一位女作家很可能完全是杜撰的，她名下的诗歌是男性的伪托之作一。我们会遇到个难以绕开的话题，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非常突出：长久以来，男性业已培养出“男子作闺音”的文学技巧。在代女子立言的男性文人传统中，一位不平凡的女子若要以抒情言志的文人姿态登场，她所面临的挑战更为艰巨。本章讨论了当时十分少见的女子为文的情况，她们的作品被销毁——这或由女子自身所为（她们深谙自己所侵犯的世俗禁忌），或被保存原作的男性编者处理掉，这些论述试图为李清照创作成就的历史重估打下基础。中国文学史的现代书写将她纳入主流，在许多方面成果显著并值得称赞，但这也可能削弱对她文学造诣的历史评价。在当下的文学史中，李清照成为被赐予的对象：在众多伟大的男作家中，哦，对了，还有这样一位女作家。只有当我们重塑李清照曾经生活和写作的社会、人文世界，并理解那时的性别偏见（在现代标准下，这些偏见看来几乎不可思议），我们才能准确地评估李清照的成就。

接下来两章的论述转向李清照本人。第二章（“写作与争取认可的努力”）首先审视了李清照作品中描绘的创作状态，表明写作对于她的生命和自我形象有多么重要。这一章接下来处理有关李清照的最早评价。这些评价有的写于她生前，一方面赞许她的文才，另一方面却对她的为人有所非议，体现出耐人寻味的分歧。之后我们会考察她极具阳刚风格的诗作。某种程度上，这是她为了回应人们对她立志成为文人的身份质疑，同时也是一种手段，以期在男性主导的文学体裁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最后要讨论的是措辞颇为大胆的《词论》。李清照在文中抒发了对词体文学的独到见解，并奚落了前代最著名的男性文人词作。如果这篇词评以性别立场加以审视，那么它的开场白可被看成一种含蓄的自我表达，作者渴望自己能以文人身份被严肃地对待。

第三章讨论的话题是对“易安词的相关预设”的检验。词是她文学地位的基石，词集的可靠性便成为首要问题。在所谓的易安词中，过半的真实性存在疑问。这些作品直至易安去世几个世纪之后才突然冒出，其来源又不可考。鉴于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人总“吸引”着后世伪托之作，效易安体的拟作又十分流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质疑这些作品的真实性。此外，她的词集若不可靠，原作与伪作被任意混淆，还会影响我们对其“词集”的总体印象。本章的另一大话题则是反思易安词的传统自传体解读，这些惯例仿佛认定易安词只能被理解为简单的第一人称叙述，反映了词家的私人情境。这种解读模式的反响绵延至后世，但中文学界有关李氏生平的晚近发现却与之抵牾，本章则将二者并置在一起加以讨论。

我的原初计划是，在讨论完这些盘根错节的难题后，便直接进入易安词研究，但后来计划有所改变。在第四章（“守寡，再嫁，离异”）中，我着手处理了若干重大事件，这些变故冲击着已入不惑之年的李清照，并彻底颠覆了她的生活：金兵入侵中原，成千上万的衣冠之士离家南渡；丈夫赵明诚（1081—1129）在逃亡途中离世；而在若干年颠沛流离之后，李清照又陷入再嫁、旋即离异的风波，其间她经历了一场庭讼与短暂的拘禁。本章讨论了李清照写给一位高官的著名书信，这位贵人介入了这场风波，帮助李氏摆脱囹圄之苦，在信中，她描绘了自己如何被诱骗进第二桩婚姻，以及随之而来的羞辱。

第五章（“巨变后的写作”）和第六章（“《金石录后序》”）展示并分析了继离异事件后的一段创作高潮。李清照全身心投入创作，以不同文学体裁写出令人惊叹的多样化文本。除了上述书信之外，这些作品还包括题写给使金大臣的时政诗其他主题的政论诗以及一系列以“打马”（一种博戏）为题的出色作品，这种博弈游戏被视为兵法的演练。第六章关注的是李清照最为人所知的名作，在她第一任丈夫赵明诚为碑铭拓片所作的学术提要的基础上，她写下了一篇相当长的自传性后序，同样作于离异后不久。《金石录后序》通常被简单地理解为她对赵明诚及其婚姻的感怀与纪念，此处则将它置于李清照离异后所面临的困境这一背景下，这个视角有助于我们在这篇名作中发现新的意义和旨趣。

第七章至第九章是李清照的接受史研究，其时间跨度自她去世后开始，历经元代（1271—1368）（第七章“‘李清照’形象的开端”），明清时期（1368—1911）（第八章“维护寡妇形象，否认再嫁事件”），20世纪直至今日（第九章“现代主义、修正主义、女性主义”）。首先，我们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开端：作为历史人物的女词人在诸多方面不拘一格，冲击着既定的闺门礼数，却渐渐被重塑为传统文化所能接纳的形象。在此过程中，可征引的文学批评、无可考实的传说与风闻都发挥了作用。明清时期，有两种发展趋势影响了人们看待和重塑李清照的方式。在文人圈内，女性写作逐渐普及，至少在特定场合被容许。这种情况的出现，使李清照被看作妇女创作的先驱，其地位得以提升，甚至成为有志向的女作家典范。但与此同时，由国家所倡导的寡妇“贞节”观深入人心，寡妇改嫁不再被容忍。对已故的李清照而言，上述两种情形势必彼此冲突，晚明的批评家已开始对李清照的为人表示失望，惊诧于天生丽质的才女竟会在丧夫后改嫁，有损女子德行，令人惋惜。学者们无法接受这种骇俗行为，于是，他们开始着手推翻若干条记录李清照再嫁事件的宋代史料。一场罕见的学术运动由此展开，其目的是为李清照雪耻辩诬，而宋代关于她再嫁的记录则被当作谤辞。到了晚清，一个全新的李清照形象出现了，这场学术运动最终将之重塑为耽于思念赵明诚的贞妇。

当“五四”时代的学者撰写第一部现代的中国文学史时，这一李清照形象被继承下来。20世纪文学史将李清照提升为唯一的一位作品获得经典地位的女作家，第九章的叙述即由此展开。1957年，一位青年学者发表两篇长文，对否认李氏再嫁的观点提出质疑，并逐条加以反驳，突然动摇了李清照以往看似稳固的地位。这些研究触发了激烈的争论，并在20世纪下半叶来回往复，对阵的一方是年长的传统学者，其中一部分是维护“五四”叙述的得益者，而另一方则看到了清代学术的弱点。这场论战迅速转换为“再嫁阵营”与“否认再嫁阵营”之间热烈的辩论，从而展现了传记体历史的可塑性、清代考据学并非全然客观的研究方法、特定历史人物的虚构形象有强大而持久的感召力等诸多问题，而道德公论有时仍会左右着学术研究。尽管今天仍有人执着于更早的李清照未曾改嫁的观点，但学术共识已然转向，李清照再嫁的历史事实已被今人普遍承认，尤其在年轻一辈学者中。

叙述完惹人争议的李清照接受史后，本书以两章易安词研究收尾。略带反讽的是，如此安排的一大好处是我们能够有意识地带着她那已被预设的形象来品读这些作品。她在文学史中的名望早已被植入文化史，作为一名深情、坚忍、多才而忠贞的妻子，“李清照”已成为现代中国感知其文化传统价值的重要一环：今天有若干所李清照纪念场馆（三所在她的故乡山东，一所在浙江），有为易安词谱写的现代歌曲，有以印刷及数码形式流传的无数虚构肖像（依惯例把她画成纤细的、脆弱的、敏感的女子），以及通俗“传记”无止尽的叙述与再叙述。

今天，最大的李清照纪念堂坐落于山东济南市中心的趵突泉公园，这是一处大型建筑群，包括一间“故居”。首先映入游客眼帘的，是陈列于正门的两幅书法题词，上面写有“一代词人”、“传诵千秋”。题词为郭沫若手书，他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主任，在毛泽东时代长期充当文化裁决者的角色。一进门，人们便会看到词人的纯白石膏像，略大于真人尺寸，约三米高。塑像背后是郭沫若为纪念堂所作的七绝，入口处的题词即由此而来。原诗如下：

一代词人有旧居，半生漂泊憾何如！冷清今日成轰烈，传诵千秋是著书。

从诗歌及相应的题词中，我们能看出官方政府对李清照的尊崇，并认同、强化着她的传统形象。纪念堂中有若干展示李清照生活“场景”的房间，相关人物的蜡像被摆放成各种表演姿势。这些场景鲜明地彰显李清照对赵明诚的深情，以及她丧夫寡居后的坚贞气节。

与这些流行的形象相比，李清照的真实面貌更为有趣，也更难以捉摸。然而，要摆脱“千秋”以来积淀的先入之见对我们而言太困难了，所以在欣赏她最为人所知的词作之前，我们最好先处理充满层次纹理与内在张力的历史积淀。任何对中国历史略有所知的人，在阅读李清照的词作时，若自以为能够完全摆脱相关预设与假定，就未免太天真了。更可取的方式是理解这些先入之见，看看它们由何产生，投合了哪种需要，其中当然有许多与易安作品的原意相悖。完成这一工作后，当我们再回到李清照的作品时，希望能以更为客观的立场来赏析它们。有关易安词的研究浩如烟海，但绝少有脱离其生平传记的纯文学探讨，她的一生被看成一出面对灾难坚贞不屈的情景剧。作为最早填词的女性之一，李清照凭借词体这一描摹女性、代女子立言的文学体裁，写出了独具特色、令人难忘的作品，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国读者对此深有体会。本书最后两章尝试把她的词作和个人遭遇两相分离，着重论述易安词的趣味性及其文学成就，并对两类词作加以甄别：其一是见载于早期文献的较为可信的易安词，另一类则是真实性可疑的晚出作品。

本书对李清照生平及作品所呈现的再思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研究。这类研究在中国学术圈外的近几十年内迅速发展壮大，对20世纪以前欧美女性的作品都有新的阐发，其中包括了著名作家与无名之辈，其研究价值在于凸显了两性间的张力以及针对女作家的性别偏见，可见这种情况非中国所独有。我在阅读瑞塔·费尔斯基（RitaFelski）、萨拉·普利斯格特（Sarah Prescott）、宝拉·贝克赛德（PaulaBackscheider）及他人的相关研究中获益良多。此外，过去的二十五年中，聚焦于明清的中国妇女史与女性文学史也萌生了新的视角，同样帮助我构造自己的理解框架，启发我应提出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答。然而，我仍试图保留李清照的独特性，她作为宋代女作家面对着特殊的境遇与挑战，当时的中国尚未出现彼此扶持、相互激励的女性文人团体；此外，我并不认为关于前现代（premodern）欧美女作家的研究能完全套用于12世纪的中国。本书研究的目标之一，是为妇女史及女性文学批评研究领域提供新的个案，其本身具有内在张力与独特语境，由此扩展这一领域的研讨，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定位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