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群体的感情观和道德观

感情的傀儡，刺激因素的奴隶

在概括性地阐述了群体的主要特点后，接着要对这些特点的细节进行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群体的特点，如冲动、急躁、缺乏理性、缺乏判断力、缺乏批判精神、感情夸张等，其实几乎都可以在处于低级进化状态的生命中看到，例如野蛮人和儿童。

下面我需要按部就班地讨论一下，在大多数群体中，人们可以看到的不同特点。

群体几乎完全受无意识动机的支配。在群体中的人们，他们的大脑功能处于停滞状态，所以个人行为主要受脊椎神经的支配而并非我们的大脑，这种情况下的行为，只是一种本能性的反应而已。我们完全也可以将群体视为对文明茫然无知但又充满破坏欲望的野蛮人，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群体的思维、行为都无比雷同于原始人。

施加于群体的所有刺激因素，也同样作用于独立的个人，这时的个人，便会依据刺激因素而取舍自己的行动。当然所有的刺激因素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群体，并且群体拥有肆无忌惮地随机应变能力。虽然独立的个人和群体中的个人一样，都会受到刺激因素的影响和左右，但是独立的个人，他们的大脑会清醒地意识到冲动是魔鬼，他们完全具备自我约束的能力。不同于群体中的个人的是，独立的个人，他们拥有坚定的意志和清晰的意识，他们忠实于他们自己。

所以说，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他们好比行尸走肉般无法自我主宰；而独立的个人具有主宰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他们不会轻易沦为感情的傀儡。

众所周知，所有的情感之所以不变是由于种族因素，这些因素也同时影响着群体，正如它会影响到我们所研究的大众感情一样。所有的群体无疑总是急躁而冲动的，只是程度深浅不同罢了。比如由拉丁民族构成的群体和由英国人构成的群体就有十分显著的差别。法国历史上的事件有力地证实了这个观点。1870年，普鲁士首相俾斯麦[7]公布了一份很有挑战意味的“埃姆斯”电报[8]，就意外激起了普鲁士和法国人民的民族仇恨，最后引发了一场彼此都损失惨重的普法战争。几年之后的一份电报再次激起了人们的怒火，只是因为电报涉及了关于法国兵败中国谅山（现为越南北部城市）的事，其实这的确无足轻重，但是却当即摧毁了政府。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同一时期的英国，喀土穆的远征也遭遇了一次非常惨重的失败，但这次惨败只是引起了国内轻微的不满情绪而已，甚至没有解职任何一个大臣。

如果一个人的意念总是摇摆不定，全权依赖冲动去草率行事，这种情况实在无异于在悬崖边上散步，指不定哪天就会跌入万丈深渊。刺激群体的因素纷繁复杂，面对诸如此类的低层次刺激，若群体只是知道屈服退步，他们必然会莫衷一是。

还记得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当安条克城[9]被波斯的苏丹带领一支大军包围时，这一刻的十字军，都已是心灰意冷、无心恋战，他们躺在房子里拒绝出门迎战。在任何威逼与利诱都已然徒劳的时候，统帅便纵火燃烧将领的房屋，可是纵然这般威逼利诱，士兵们依然坚持葬身火海而不回头。

其实，这位统帅并不懂得群体的真正性格，所以才不知所措，这时，一位年长的牧师出现并且巧妙地策划了一出戏，成功地让十字军信心大振、斗志昂扬。可喜可贺的是，这些之前已然灰心丧气的士兵奇迹般地重新行动，击败了六倍于己且精力充沛的波斯人。

这位牧师编造了一个这样的离奇故事，他自称在攻占安条克城之前，自己曾经遭受危险。当他高声呼救上帝的时候，出现了两个头戴光环的神灵，他们授予他一根长矛，并声称这是当年拯救世界的长矛。随后使者又将长矛埋进了土里，并且告诫牧师，等到安条克城从异教徒的魔掌中解脱之后，十字军才可以挑选12个人来此挖出长矛。

十字军的统帅们便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他们挑选了12个虔诚的人，一起去寻找那支神圣的长矛。从天微亮就开始挖掘直到日落西山才停止，他们始终一无所获。正担心会无功而返时，牧师突然跳进一个坑里，念念有词地向上帝祈祷：为了增强人们的力量，夺得最后的胜利，祈求上帝把手里的长矛展现在大家面前。刚刚祷告完毕，统帅们就看到了土中的长矛尖，他们合力将长矛拉出，泪流满面，周围的士兵全然看在眼里，他们万分感动，竟然不知道这是早已预谋好的。

就这样，这支长矛用一块紫红色的布包裹好，被当成了圣物在十字军中传看。十字军的士气也因此奇迹般地迅速恢复了，每个士兵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纵然他们饥肠辘辘，但浑身却充满了力量，急着上阵杀敌。

这个例子证明，对于群体而言，它从一个极端转变到另一个极端，是轻而易举的事。

群体感情与情绪极端化

群体的感情与情绪，在短时间内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并不难，下面的范例也是明证。

1879年，在捷克的比尔森地区，有一个叫扬纳切克的吉卜赛人，这位吉卜赛人因为宣传叛乱罪被判处绞刑，但他底气十足地宣称自己无罪，会转危为安。结果如他所料，由于行刑那天恰逢皇帝生日要大赦一天，他因此死里逃生。第二天再次行刑的时候，宫廷意外发生政变，刑场被暴乱者所占领，皇帝被推下了宝座。由于叛乱的镇压，又使得他平安地度过一周，之后他再次被拉上绞刑架终被绞死。不久，所有事实证明，此案与死去的吉卜赛人无关，其实是另一个与他同名的人所为。无奈之下，众人把他从犯人墓地挖出来，为他平反后，改葬到天主教徒的墓地。天不尽如人意，后来又有人发现他不是天主教徒而是新教徒，只好又把他从墓地里挖出来，改葬到福音派教徒墓地。

综上所述，群体不仅是在好恶之间莫衷一是，而且也可能瞬间就从最野蛮、最残忍的狂热过渡到最极端的仁慈与慷慨。群体可能轻易就做出连刽子手都敬畏三分的残暴行为，但也可能会在瞬间，执着于某种教义或信念进而慷慨就义。

群体可以加强其成员中已存在的倾向性，他们可以使一种观点或态度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加强到占支配地位的标准水平。

道理很简单，群体的讨论可以加强群体中多数人同意的意见，促使原来秉持这种意见的人们更加坚信不疑。就会形成：原先群体支持的观点，讨论后会变得更加支持；而原先群体反对的观点，讨论后反对的程度便会更强。最终，群体的意见会出现极端化的倾向。由于群体气氛的影响，致使个人在参与群体讨论时，也会出现支持极端化决策的心理倾向。

积极的是，这种极端化表现能促进群体意见达成一致，增强群体的凝聚力；消极的是，它能使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更加极端化。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具有强烈集体意识的群体内，会很容易产生群体的极端化，也正是在这样的群体中，相关成员对群体意见才会频繁做出比实际情况更统一且更极端的错误决定。

冲动易变的群体

易变性使群体难以操控，尤其是当群体掌握公共权力的时候。

日常生活中，一旦各种事情所构成的无形因素不复存在，也就意味着民主持续时间的短暂和仓促。纵然群体拥有诸多狂躁的愿望，但终究无法持久。虽然他们持有共同目标，但这些经不起折腾和考验的群体意识，会随时受外在因素的干扰而自我改变。

这也就说明了群体在转眼之间从残忍野蛮蜕变成仁慈慷慨的关键原因。群体的可塑性特别强，他们可以比刽子手更冷酷，也可以视死如归。唯独群体才会为坚守信仰而不惜血流成河。当然我们也不必回顾英雄主义时代，来了解群体在这方面的无穷力量。纵观历史，群体人在起义中向来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19世纪末，一位骤然声名鹊起的布郎热[10]将军，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十多万人为他卖命，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便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群体顺服于各种冲动，无论是豪爽的、残忍的、勇猛的还是懦弱的，只要这种冲动足够强烈，那么个人利益甚至生命都将难以与这些所谓的冲动抗衡。群体还总是屈从于种种刺激，由于群体的刺激因素多种多样，进而导致群体心理异常善变，毕竟群体是不会做任何行为规划的。他们就好似随风飘落的树叶，风吹向哪儿他们就飘向哪儿，直到尘埃落定。

下面是所有群体中情绪最极端且最摇摆不定的一种情绪——革命群体的情绪，这种情绪也在我们的研究范围。革命群体疯狂到可以被最矛盾的情感肆意左右，他们完全不理会相关情感与之前的情感是否完全对立，而是只受眼前刺激因素的影响，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以转变他们的心理倾向。

我们会在此后的章节中，针对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多变群体进行专门论述。我们将会看到，构成群体的法国人，他们的感情是多么极端化地反复无常。

不能认知障碍的群体

群体的情绪不仅冲动多变，而且还像愚昧无知的野蛮人一样，他们完全意识不到，在梦想成真前会遭遇种种阻碍。在宗教裁判盛行的时代，神职人员可以肆意用火刑来对付他们不喜欢的人，他们无情地给那些可怜的人们套上铁皮靴子，然后向铁靴之中注入滚烫的铅水，再命令人将铁皮靴子砸扁。这类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却在罗马教皇时代司空见惯。天文学家布鲁诺[11]就因为公开追随科学，坚持教会完全无法容忍的日心学说而被活活烧死。正如一位主教所说：“讨论地球的性质和位置，绝不能帮助我们实现对来世的希望。”

一切不符合教义的主张都会被视为教会的障碍和敌人。然而群体不具备理解这种中间障碍的能力，因为庞大的数量使群体人自认为势不可当。显而易见，在群体意识中，是不存在任何可以阻挠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困难的，假如有什么阻碍了他们的步伐，那无疑是自取灭亡的挑衅。

群体能够产生无限狂热的激情，当他们愿望受阻时，群体便会很容易进入这种激愤状态，此时，任何障碍都会被粗暴地摧毁也就在意料之中。古代希腊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希帕提娅[12]的遭遇就很好地验证了这点，她美貌出众，学识渊博。但早期的基督徒，把哲学和科学研究完全视为异教徒活动，所以希帕提娅也因此成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血腥骚动的牺牲品。

一天晚上，希帕提娅在回家的途中，遭到一群基督徒的袭击。暴徒把她从马车里拖出来，在剥得一丝不挂后又用石头残忍地砸死了她。仍不满足的暴徒又把她的眼睛挖了出来，然后肢解了尸体，最后她残缺的遗体被扔进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火堆上焚烧。在这些暴徒看来，相对信仰而言，希帕提娅的博学完全是一种障碍，群体的当务之急当然是完全粉碎这个障碍。

群体中没有不可能的概念，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做，没有什么目标是不能实现的。独立的个人可以轻易地明辨是非，但是群体却无法分辨。独立的个人不可能去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便遭受诱惑，他也会本能地抵制相关冲动。这大约取决于两方面，一是个人实施这种行动非常困难；二是难以逃过法律制裁。所以纵然一个人持有强烈的反社会思想，他也会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然而当他融入群体成为群体成员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的所有行为都是理所当然，而且合乎情理与法律。正是群体的数量优势赋予了他内心一种力量——一种释放他的破坏性本能的力量，它可以让他做出烧杀抢掠等无法无天的事情。

群体的共同行为举止还会造成一种正义的错觉，无论是多么惨绝人寰的暴行，群体人都不会认为自己邪恶，反而坚信自己负有替天行道的使命。

极易接受暗示

极易接受他人的暗示是群体的普遍特征之一，在一切人类集体中，暗示的传染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可以解释群体感情能很快从一个方向转到另一个方向的缘由。群体通常总是处于那种期待关注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暗示通过互相传染，便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感情倾向的高度一致立刻就变成了一个事实。

对于处在暗示影响下的个人来说，任何进入大脑的念头都很容易变成实际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烧杀抢掠还是舍生取义，群体人都会在所不惜。刺激因素的性质决定了群体的一切行为，他们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会对相关的暗示做出合理地权衡，如果权衡的结果与这种暗示对立，那么独立个人便会趋利避害，选择远离盲目。

群体会永远徜徉在无意识区域，随时待命于各种暗示，他们会完全无视理性的影响，虽然与某些生物所特有的激情雷同，但是群体除极端轻信之外再无别的可能，他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不存在不可能之事就是群体坚定不移的信条。那些子虚乌有的神话故事为何可以流传千古，为何令百姓深信不疑，原因就在这里。

神话的产生和广泛流传，不仅是因为人们极端轻信，还因为事件在人群的想象中被魔术般曲解的现状。

由于群体是用形象来思考的，形象的本身又会繁衍出诸多毫无关系的形象。所以若在众目睽睽之下，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它们也会变得面目全非并被迅速传播，甚至会演变出多种妖异的版本。然而群体对这种简单事实也茫然无知。或者说，由于群体永远只会看到他们认为应该看到或希望看到的东西，所以他们对于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这说明群体会惯性地把自己的幻觉与真实的现象混为一谈。群体也很少会区分所谓的主观和客观，它们常常误以为自己头脑中的景象就是真实生活，尽管这个景象与事实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

歪曲的方式取决于极为细微的思维末节，由于群体成员持有的各种各样倾向，所以群体歪曲事实的方式也是各有千秋。由于相互传染，即使不同的群体成员，暗示被歪曲的程度也相差不多，所以群体中的个体成员会表现出同样的状态。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的起点。

正如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件一样，暗示的信息经过群体无意识轻信本能的极端化放大后，也是迅速得以传递。当时的十字军云集耶路撒冷，有个士兵声称自己看见圣·乔治[13]出现在了墙上，消息很快便传开了。在暗示与相互传染的推动中——群体的期待意识仍然起主导作用，他们期待着发生点什么，随便什么都行——一个人编造的奇迹，或者是个人的幻觉，就会立刻被所有人接受。于是十字军的官兵们全都看到了圣·乔治显灵，由于这种说法的不可置疑性，类似的幻觉现象就更加多了起来，所以，一个人创造的奇迹就发生了。

纵览历史，这种集体幻觉经常出现，它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因为它是成千上万的人观察到的现象。没有考虑群体成员的智力和品质的必要，因为从他们成为群体成员的那天起，天才和智障便一起丧失了观察能力。

这个论点似乎不够可靠，若想彻底消除人们的疑虑，还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即使写下数本鸿篇巨制，恐怕也无法阐明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但我不想让读者认为这些论点毫无根据。因此，我举几个从无数事例中挑选出来的实例，加以分析。

在18世纪早期，欧洲出现了一个名为“圣梅达尔的痉挛者”的群体。他们常常会聚集在圣·帕里斯神父的墓前，交流着如何才能进入一种奇妙的癫狂状态，他们希望带来身体上的某种奇迹。他们深信圣·帕里斯神父能够治愈所有的疾病。每天，通往神父墓地的大路都被大批蜂拥而至的患者堵塞。起初这种所谓的身体奇迹只是癫痫之类的癔症，但当个体融入了群体之后，由于期待意识的作用，在第一个人进入了痉挛状态之后，这种相互的暗示就会迅速传染，进而引发群体性的狂乱躁动。

我再举个最典型的实例，它证实了集体幻觉机制作用下的人，既有最无知的，也有博学的。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海流》一书中偶尔提到了这件事。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护卫舰“贝勒·波拉号”受命搜寻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一位值勤兵声称发现远处有船只遇难的信号，船员们顺着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被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这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但几乎所有人都确信不疑。于是，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者，即使在接近目标时，官兵仍然认为自己“看到”一大群活着的人在伸手呼救，不少失去亲友的人正哀号着。但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却发现自己不过是找到了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这些树枝大约是从附近的海岸漂过来的，在一目了然的事实面前，集体的幻觉方才消失了。

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清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在期待中观望的群体；另一方面，值勤者发出了海上有遇难船只的信号暗示。在相互传染的作用下，这一暗示就被全体官兵接受了。

事情被歪曲，真相被与它无关的幻觉所取代——在各种群体中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就算组成某个群体的所有人都是博学之士，他们同样也会表现出一般群体的所有特点。只要融入群体，他们个人卓越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就会马上消失。

心理学家大卫先生也在他的作品《心理学年鉴》中提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例子。根据《心理学年鉴》的记载，著名心理学家大卫先生曾经进行过这样一项试验，他将那时最权威的学者与专家召集在一起，其中还有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华莱士先生。大卫让这些人审查了物体，并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上了标记，然后，大卫先生当着他们的面演示精神现象即灵魂现形的过程，还让他们把它记录下来。

试验的结果令人吃惊，参与试验的学者和专家全都认为，他们观察到的现象是超自然现象，非鬼神则不能实现。但真实的情况是，所谓的灵魂现形，只不过是大卫先生简单的骗术而已。

最匪夷所思的部分并非骗术本身，而是这些目击者提交的报告有着相同程度的极端和虚假。虽然大卫先生的方法十分简单，但却支配了群体的大脑，甚至让众多目击者看到了并不存在的事物，群体的轻信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现象类似于催眠师对被催眠者的影响，即使对于头脑非常严谨，事先就抱着怀疑态度的人，这种能力也可以发挥作用。因此，它能轻易地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也就不足为怪。

群体会列举出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但假如他们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不能用骗术来解释。

1678年，英国首相接到报告：在与议院相邻的某些地下室里，有人听到了“巨大的敲击声和刨地声”。在多赛特地区，许多人声称法国军队已经登陆柏伯岛，军队队列整齐，军官走在队列前面。一位伯爵带着一名陆军中尉策马奔向海德公园，他们举着短剑要求每个人都拿起武器，因为他们认为法国人就要来了。

但所谓的法国军队列兵，不过是一排排的树篱笆桩，所谓的军官，也不过是些正在吃草的马。

集体撒谎的事例并不罕见，其中最荒唐的事情要算是中世纪欧洲的圣物崇拜了。第一批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信徒，把种类繁多的圣物带回了欧洲。在这些圣物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真十字架”上的木头。在当时，整个欧洲，无论教堂宏大与否，皆以拥有一块这样的圣物为至高的荣耀，于是这种碎木片被各大教堂奉为至宝，持有者皆声称来源于“真十字架”。这种“圣物”数量之多，如果集中到一起，都几乎可以建造一座教堂了。

极易相信谎言

虽然事实荒谬至极，但却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信任，不仅神职人员如此，甚至百姓也是顶礼膜拜，认为这些木头可以辟邪，而且能够治愈多年的顽症。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往各大教堂去朝拜这些碎木片。只要稍稍具备理性与常识的人，都能认清事情本身的荒谬性，但却没有人对此保持丝毫的诚实与警醒。并非所有人都故意撒谎，只是当个体集结到一起之后，群体的谎言就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我写到本章节的时候，巴黎正因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一事闹得沸沸扬扬。两个小女孩从家里走失，不久后在巴黎的塞纳河中发现了两具尸体。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地宣称自己认出了这两个小女孩——他们说这两具尸体就是那两个可怜的孩子。所有的证词如出一辙，不容法官有任何怀疑。于是法官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在为孩子举行葬礼时，惊人的是两个孩子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本来以为死了的人居然还活着，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们和溺死的人根本没有相似之处，但熟悉她们的人竟然没有丝毫怀疑。

第一个目击者首先是幻觉的牺牲品，他证词的威慑力足以影响其他目击者。假如我们还原整个事件，就会发现谎言的传播会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1.谎言制造阶段

这个阶段中，第一个目击者被心理暗示影响并且成为幻觉的牺牲品之后，他相信自己已经认出了尸体，时而显现的一些特征，譬如一块伤疤，或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装束细节等。在他开始传播这种暗示的同时，证词便也开始影响其他目击者，一个集体性谎言便开始传播了。关于这一现象，我们还会在后面的分析中继续讨论。

2.谎言被肯定阶段

在这一阶段，说谎者的数量会越来越多。总有那么些人会当即附和谎言，另一部分的人则和第一人一样，牺牲于自己的心理暗示，但更多的人则是完全没有主见的糊涂虫。

3.谎言扩散阶段

在这个阶段，所有群体成员都会沦为说谎者。当第一个目击者依靠模糊记忆而产生的幻觉得到肯定之后，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在瞬间也会被征服，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客观的现象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依然存在的幻象。消息被以讹传讹后，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说谎者的行列之中。

在报纸记录的如下事例中，孩子的尸体竟会被自己的母亲认错的关键原因也就会有理可据。我们从这种现象中，一定能够找到刚才的那两种暗示。

在法国的拉弗莱特，有人发现了一具男童的尸体，一个孩子凭借着自己的模糊记忆指证那是自己的同学，于是开始了一场缺乏根据的辨认。

在同学认尸的第二天，一位名叫夏凡德雷的女士情绪失控地喊道：“天呐，那是我的孩子！”这位住在福尔街的太太是个看门人，她走近那具尸体，观察死者穿的衣服，又看了看他额头上的伤疤，“这肯定是我儿子。”她说，“他去年七月失踪，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夏凡德雷太太叫来了表弟，问到她表弟时，他也说：“那是小费利贝。”与夏凡德雷同住的几个邻居，也都认为在拉弗莱特找到的孩子是费利贝·夏凡德雷，而费利贝·夏凡德雷同学的判断根据只是那孩子佩戴的一枚徽章。

人证、物证齐全，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证词很有说服力。一个半月后，那具尸体的身份得到了确认，证实了邻居、表弟、同学和这位母亲都搞错了。男童是波尔多人，在波尔多被人杀害后，尸体被一伙人运到巴黎。这似乎可以证实，也说明这种目击者的证词在法庭上可能不具备什么价值。尤其是儿童，绝不能拿他们的证词当真。虽然说童言无忌，但哪怕是略懂基本心理学知识，也会知道儿童最爱撒谎，往往会适得其反。尽管这是一种无辜的谎言，但无辜的谎言仍然是谎言。如果要用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那还不如用抛硬币的方式来得合理。

集体幻觉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我们可以证实自己的结论：产生这种轻信的经常是女性和儿童，因为他们最缺乏主见。

还是让我们回到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来吧。

我们已经用相当多的例子证明了群体的观察力极不可靠，在绝大多数的时候都会出错。如果非要说它能够表达什么含义，那么也只是在传染过程中它能影响同伴的个人幻觉。

各种事实都证明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它的荒谬甚至能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使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在这方面也未必比普通人更好。1870年9月1日，色当战役[14]爆发，数千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进攻。由于目击者的证词五花八门且矛盾重重，根本无法确定谁是这场战役的指挥官。英国将军沃尔斯利[15]爵士也在一本书中证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的重大事件的记载，至今众说纷纭，错得一塌糊涂——普鲁士人声称在法军后方曾经出现过一支强大的增援部队，他们携带着成千上万的大炮支援拿破仑，从历史研究分析来看，假如真有这么一支军队，拿破仑也不至于败得如此快，所谓的增援部队或许也不过是一支惊慌失措的溃兵，误打误撞地折回了前线，大炮也只是他们的行李而已。数百人信誓旦旦证明过的事实不过是一个彻底的误解。

再举一个例子，1806年，英国利兹地区有一只老母鸡不停地产下印有“末日将至”的怪蛋，许多人专程赶来参观老母鸡，然而惊恐万状的信徒们的到来只是为了得出世界末日将至的结论，于是，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谣言便传播开来。

尽管这些谣言都只有一个中心思想，但是关于怪蛋的描述却层出不穷，有一千个前来参观的人，就有一千种外形各异的怪蛋。实际上，这些蛋只不过是普通的鸡蛋，只是上面用腐蚀墨水涂写了“末日将至”的字迹而已。

这些事例有力地证明了群体的证词毫无价值。经过无数学者论证过的那些讨论逻辑学的文章，我们都认为这也算得上是支持事实准确性的最有力证明。然而群体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最应该高度怀疑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观察者最多的事件，讨论逻辑学的文章需要重写。同一件事，被越多的目击者证实，真相与描述之间就必然会距离越远。

没有真相的历史

以上情况也证明，人类历史最后也总会因为群体的以讹传讹而变得众说纷纭。当历史传承到需要记载的那一刻时，本身就早已失去了它的原貌，我们只能把史学著作当成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只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作的无根据记述，而且掺杂着作者对结果的解释与思考。那些被载入史书，已成为既定史实的，也未必都真有价值。那些所谓的皓首穷经的智者，也远非他们表示的那样可以秉笔直书。但如果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诸如文学、艺术的不朽之作，毋庸置疑，我们对以往时代的真相更是一无所知。

那些历来的伟人，如赫拉克利特[16]、释迦牟尼[17]，试问人们对他们的记录都真实吗？完全不真实也是很有可能的。所有能够打动百姓又能在百姓之间得以广泛流传的事例，更多的只是这些伟人在神话中的形象而已。实事求是地说，伟人的真实生平对我们的确无关紧要。我们想要了解的，其实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所呈现出的形象，能打动我们心灵的是神话英雄，而并非一时的真实英雄，那才是我们想要的。于是，人们持续性编造关于他们的谎言，直到和我们今日所知的形象毫无出入为止。

由于群体思考通常是建立在形象上，所以群体的想象力超乎寻常。

这些神话虽然被清晰地记载在书中，但其本身却丝毫不具备任何稳定性。随着时光荏苒，尤其由于种族的缘故，群体的想象力更是无休止地在改变着他们。

我们前面已提及，种族的基本特性决定着群体的无意识。例如，佛教诞生于印度，昌盛于中国，倘若我们将印度人尊奉的佛祖与中国人信奉的佛祖相比较，就会发现这两者并无太多的共同之处。

无论这件事是否真实，群体的想象力都会改变一切。因此，历史才会最大程度地背离它的真相，呈现诸多光怪陆离的面貌。

具有想象力的群体，他们也可以改变英雄的神话，进而使英雄离我们而去，这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因为转变有时就在几年之内。我们在这个时代已经看到，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伟人——拿破仑，他的神话就在不到50年里就被改变了无数次。

当法国处于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时，拿破仑只是一位田园派诗人，一个主张自由主义的慈善家或者一个社会底层人士的朋友。诗人眼中的他，是长期留存在乡村人民记忆之中的好人；军队中的他，是胆识过人的战场勇士。然而30年后，这个仁慈慷慨的勇士转变为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在他成功篡权以后，就毁灭了法国人追求的自由。

他可以为了满足自己的征服欲，牺牲300万将士也在所不惜，最终，这也致使他自己亡命天涯。

法国历经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失败之后，人们便开始怀念往昔的辉煌，怀念拿破仑曾经的赫赫战功，神话又发生了变化。

更极端的例子如下，在16世纪的那不勒斯，一个名叫马萨尼洛[18]的渔夫，糊里糊涂地被暴乱者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后，他混蛋般地胡作非为，残暴无比，后来被人们像打一条疯狗一样打死在路上，他那被割去头颅的尸体被抛进泥塘里泡了几个小时，而后被丢进护城河里喂鱼。

但到了第二天，不知道什么理由，大众对他的情感又完全颠倒了过来。无数人举着火炬寻找到他的尸体，然后重新给他的尸体披上皇袍，隆重地葬于教堂之中。有成千上万的武装军人和百姓参加了他的葬礼。之前那被众人撕成了碎片的衣服，也被奉为圣物得以珍藏，大众还把他的房门拆成碎块，制成各种纪念品；马萨尼洛的破旧家具也跟着身价暴增，甚至连他踩过的泥土也成为制作护身符的原料。

可想而知，千百年之后的博学之士，当他们面对这些矛盾百出的历史记载，或许也会怀疑这位英雄是否存在过。在这些伟人身上，人们只会看到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或一部赫拉克利特式传奇的演变。对这种无根据的状况，学者们很容易心安理得且不给予任何批判，相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他们更明白群体的特点和心理。他们知道，除了神话之外，历史并没有多少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

情绪夸张而单纯

群体意味着极端化，无论是好是坏，群体感情的特点就是极其简单的夸张。在这方面，群体无疑是类似于原始人，所有事情都被他们视为一个整体，由于群体感情的简单粗糙，他们无法做出细致的区分，也无法得知事件中间的过渡状态。又由于受到了传染的强化，群体情绪会迅速扩张，不管是什么感情，只要他们表现出来，又经暗示和传染后，就必然会非常迅速地传播，明确支持的目标也自然倍增。

群体情绪的简单和夸张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群体全然不懂怀疑，也完全忽视了万事万物所具备的不确定性。如同恋爱的女子，会轻易陷入感情的极端。情人表现出的任何令人怀疑的言行，在她眼里立刻就成为铁的证据。日常生活中，多少都存在让自己心生厌恶的人，或被逼无奈而执行相关指令，但无论怎样，孤立的个人面对冲动多少都会自我控制，这些情绪不会对个人有什么影响，但若处于群体中，他们必然会为之勃然大怒。

群体感情相对粗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这种粗暴会伴随着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逐渐被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被惩罚——人数越多，就越是肯定——人多势众所产生的力量感会促使群体表现出孤立个人始终不会存在的情绪与行为。群体中的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们，可以摆脱掉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在群体中，他们会感受到一种疯狂、激烈的强大能量，那些激情澎湃的善行，唯有群体才可能做出。

不幸的是，群体感情的夸张倾向，通常会把人类的劣性表现到极致。

1527年5月6日夜，被雇佣军占领的罗马，八千多名百姓被杀，但这还只是开始。极度激动的雇佣兵在夜晚狂欢过后，又开始洗劫教堂，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洗劫红衣主教和宫殿，闯进女修道院强奸修女，并残忍地迫害不幸的受害者。

南意大利军队的士兵连船夫的简陋小屋都不放过，他们抢走了所有的东西，包括茶壶和钉子之类的日常用品。部分圣物被当作靶子，诸多的古代手稿被用作马的褥草。拉斐尔的壁画被长矛划破，上面用大大的字母刻着马丁·路德[19]的名字，更有甚者，他们还向受害人勒索巨额赎金。

群体可以利用自身的强大摧毁一切道德障碍！这也是原始人本能隔代遗传的残留痕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没有英雄主义和崇高的美德。相对而言，群体会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美德，在后面研究群体的道德时，我们还会继续探讨这个话题。

群体感情夸张，他们只会被极端感情打动。只有锋芒毕露、信誓旦旦的演说家，才能感动群体，他们不得不把理想吹得天花乱坠，而且反复重复，绝对不能通过说明来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群体对英雄的感情，也同样的夸张。英雄的美好品质总是被群体无限放大。很早前就有编剧表示，观众要求舞台上的英雄拥有现实中的人不可能拥有的勇气、道德等美好品质。

大多数品位低下的艺术都能打动观众，虽然艺术品位不高但是依旧需要特殊才能——善于群体心理的控制。通过阅读剧本来衡量一部戏是否成功，往往都不可行。所以剧院经理在接受一部戏时，通常并不知道是否可以取得成功，因为一部戏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观众，除非自己先变成观众。

早就有人意识到了在剧场里观察事物的特殊立场的重要性。对此我们还可以做出更为广泛的解释，也会说明种族因素的压倒性影响。在某国掀起热情的一部影视剧，未必在别国也能获得成功，抑或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因为这更多是取决于所产生的相关公众影响力。这也说明，即使把自己变成观众，剧院经理也无法判断某个戏剧是否可以获得成功。

毋庸置疑，群体的夸张倾向只忠于感情，智力对群体没有任何作用。事实已经证明，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智力立刻会大打折扣。学识渊博的官员塔尔德[20]先生，在研究犯罪群体之后也证实了我的观点——群体只擅长把感情提升到极高或极低的境界。

偏执、专横、保守

群体只有简单、极端的感情，对于别人提出的任何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否决。也就是说他们要么把这些意见视为绝对真理，要么就看成绝对谬论。所以控制群体的本质，只能用暗示的办法诱导，而不能用合理的信念解释。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以及宗教对信徒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已为大家熟知。这种偏执的情绪由于根深蒂固，根本就无法人为扭转，所以改变一种极端情绪的唯一办法也只有用另外一种极端的感情来取代。

由于群体力量的强大，群体认定的真理或谬误都不容置疑，他们的理想和偏执洋溢着专横的特质。理性的个人往往都会倾听各种意见，努力调和矛盾，但是群体截然相反。在公众会议上，倘若演说者对群体的信念略有微词，就会立刻招致粗暴的呵斥与辱骂。进而演说者很快就会在听众的嘘声和驱逐声中，狼狈地败下阵来。更有甚者，假如当时现场缺少当权者或执法者的约束，恐怕连反驳者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

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欧洲猎巫风潮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数以万计的人成为猎巫队伍的牺牲品，那些站出来替人辩白的无辜者，也同样惨遭毒手。

1704年，苏格兰地区一个患有癫痫病的流浪汉指控两名女性对他实施巫术，其中一名女性被抓进监狱后潜逃成功，但于第二天再次被抓。在返回监狱的途中，对巫师恨得咬牙切齿的人们，在得知巫师被捕的消息后就想淹死她。他们捆住这个女人，绳子的另一端拴在一艘渔船的桅杆上，然后把她投进水里后拉上来，之后再投下去，就这样反复折磨，人们在这名女人半死不活的时候，把她拖回了海滩上。有一个暴徒回家卸下了门板，然后将堆满大石头的门板无情地压在这个可怜女人的身上，活活地压死了这位无辜的女性。面对如此令人发指的恶行，却没有一个地方官出来制止，而负责押送的士兵不仅玩忽职守，还幸灾乐祸，然而那些试图阻止暴行的人，则不是被恫吓，就是被殴打。

很少有人会真正理解民族性格的含义，虽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格。尽管专横和偏执是所有类型群体的共同特征，但其程度参差不齐。支配着人们思想感情的种族因素，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群体的感性程度受种族左右，感性的种族群体会更冲动、善变和狂躁，尤其是拉丁民族人组成的群体，他们的专横和偏执简直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以英伦三岛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典型，他们的偏执和专横，彻底瓦解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强烈的个人独立感情。拉丁民族的群体只关心自己所属宗派的集体独立性，他们对独立持有独特的见解。他们认为真正独立的人，不仅是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且能让那些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立刻强烈反对自己。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每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的理解皆是如此，从未有过另一种理解。

前文说过，群体的累加只是愚蠢的累加，而非智慧的集合。

1630年，米兰发生了一场瘟疫，随着瘟疫的蔓延，许多的荒唐故事被人们信以为真。有个名叫巴萨尼的人，他声称自己站在一个大教堂门口的某个黑夜，看见一辆6匹白马拉着的黑马车停在他身边，后面跟着许多身穿黑袍的仆人。车上走下一个高大威武的陌生人，陌生人邀请巴萨尼上车，把他带到一个残缺不全的巨大宫殿前。巴萨尼看到许多骷髅互相笑骂，追逐跳跃，后来他们朝一块荒地奔去，荒地中间的岩石下面流淌着毒水，流过田地的毒水渗入了米兰城所有的泉水当中。

陌生人许诺说，如果巴萨尼愿意将米兰所有的门都抹上毒药，就可以得到无数的财富。此时的巴萨尼终于明白这个人是魔鬼，他向上帝祷告，瞬间电闪雷鸣后，他发现自己站回了教堂的走廊上。

但是这样的疯话得到了所有听众的信任，还有所谓的目击者为他帮腔，更荒唐的是他们发誓说，他们也曾见过那个陌生人。

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些方面之外，群体常常也会夸张地处理意识形态，让某种意见以异常极端的形式得以表现和彰显，即使荒唐之极也毫不在意。

专横和偏执是群体最特殊的情感，这样的情绪伺机而发，只要有人煽动起这些情绪，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付诸实践。群体总是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善行感动！在他们看来，仁慈善良不过是软弱可欺的代名词。

在非洲的垦荒过程中，英国派来两名工会活动者协助土著农民。为了声援码头工人，他们到达之后，当地的农业工人争相举行了罢工，还要求增加工资、改善伙食。他们焚烧营地的建筑物，甚至自行武装起来，设立路障来阻止欧洲人接近海岸。

一位颇有声望的苏格兰工人发现道路被罢工者切断，从车上一跃而下，大声呵斥这些非洲人，土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暴怒吓呆了，纷纷丢下武器落荒而逃。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群体只向残忍的暴君低头。

1795年10月，拿破仑奉命去镇压骚乱，他将大炮的炮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血水纷纷流入早已挖好的壕沟，当骑兵手持军刀和手枪冲向幸存者时，大声怒骂的群众顿时便停止了呼叫。

几年之后，拿破仑尝试着与议员们进行沟通，最初遭到了议员们的激烈反对，但是他的弟弟吕西安调集一队士兵冲进议院，把那些议员逮捕了起来，剩下的议员们不得不一致同意选举拿破仑为法兰西第一执政人。

群体喜欢的英雄——他们眼中的英雄像恺撒[21]一样冷酷残忍。

他的权杖吸引着他们，他的权力威慑着他们，他的利剑让他们心怀敬畏。群体总是为这种人塑起最壮观的雕像，然而当这样的专制者失去权力时，群体又会在转眼之间颠覆之前所有的情感，将其无情地踩在脚下。然而这一切并非出于群体的觉悟，而是因为群体只会干两种事——锦上添花和落井下石。群体喜欢践踏被剥夺了权力的专制者，也随时会欺压软弱者，但他们会对强权忍气吞声！

群体又总被极端情绪所左右，如果强权时断时续，他们也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又卑躬屈膝。

如果你以为群体在革命中本能地处于主导地位，那就大错特错了。群体常常爆发超乎寻常的破坏力，但这种爆发是十分短暂的，他们极端情绪化的感情都是来去匆匆。群体强烈地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他们很容易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群体步入这种无头苍蝇般的状态之后，就会很容易迷失自我。只要撒手不管，他们很快就会厌倦混乱，本能地变成奴才。

拿破仑压制了一切自由，许多人都对他的铁腕统治有切肤之痛，那些拥戴他、崇拜他的，正是那些原本最激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派革命党人。

如果不深入研究群体的保守本能，我们就难以理解历史尤其是革命史。群体可能有渴望改朝换代的需求，但最终又回归保守。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常常是发动暴力革命，却沿用旧制度。从有的国家的王朝更迭便可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这些旧制度，反映出了种族对等级制的本质需要，因此，专制者就可以轻易地拥有整个种族的顺从。

群体的变革，只针对表象的事情。他们如原始人一样，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他们绝对地迷恋和崇拜一切的传统。假如在发明蒸汽机和铁路的时代，民主派能够掌握而今这般的权力，那么这些发明便不可能存在，或者至少要付出血的代价来实现。

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科学被看成是贵族的专利，发现氧气的天才化学家拉瓦锡[22]也因此被送上了断头台，永久地丧失了呼吸氧气的权利。雅各宾派的血腥统治被终结后，反罗伯斯庇尔[23]的热月党人意味深长地表示：“雅各宾派认为知识是自由的敌人，而科学则是贵族的专利，如果他们的统治足够长而且放开胆子去干的话，他们就会烧毁图书馆，杀掉所有的学者，把世界投入黑暗之中！”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最值得庆幸的就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体才开始掌握了权力。

道德有两个极端

如果把道德定义为持久地尊重相关社会习俗且不断抑制私欲，那么群体显然是不具有任何道德。群体既多变又冲动，他们没有道德可言。

如果我们把某些短期内表现出来的品质，比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勇于献身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内容的话，那么群体的行为，反倒经常会有很高的道德境界。

大多研究群体的心理学家，他们只着重研究群体的犯罪行为，看见群体的犯罪行为频繁发生，就得出了群体的道德水平过分低劣的结论。

他们其实只看到了群体行为的一部分，群体犯罪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从原始时代继承下来的野蛮和破坏性本能。

由于风险成本太高了，所以独立的个人不可能在生活中满足这些本能。有正常判断力的人也不可能蠢到去做得不偿失的事情，但如果融入了可以胡作非为的群体，那么自我约束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便会消失。我们常常说法不责众，这里指的不是法律的管辖权，而是指群体的自我心理暗示。这是一种非常卑微的心理安全感，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受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他们的这种信念就越坚定。人多势众会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力量感，使得群体越发地自我放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是把这种本能发泄在动物身上，而不是发泄到自己同胞的身上。群体杀戮时的破坏性本能，与这种发泄具有同样的根源。然而群体慢慢杀死没有反抗力的人，这正是十分懦弱的残忍。

17世纪初，伍尔兹堡有个小男孩，他说他想把灵魂卖给魔鬼，只要保证每天都能吃上饭、每天都有小马骑，他就会十分乐意这样做。

后来这个贪图享受的小家伙被抓了起来，人们绞死了他，又将其烧为灰烬，数百个成年人围观，却没有一人制止这一残忍暴行。

19世纪末，北美洲殖民地一位名叫高利的男子被指控为男巫，在他否认无望后依旧被判处死刑。据说在处决的时候，由于感到异常痛苦，他把舌头伸到了外面，然而负责监督行刑的新英格兰司法长官竟然命人抓起一根棍子，把舌头硬生生地给塞进了嘴里。

实质上，这些行为与猎人捕杀动物时所表现出的残忍没有丝毫区别。这再一次验证了在群体无意识的作用之下，一个原本善良而正直的人，无论做出怎样违背良知和残忍无道的行为也都不足为奇。

群体除了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之外，还会慷慨赴死、英勇就义，不计名利地为理想付出，后者的确是独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崇高行为。当群体受到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感召的时候，群体中的个人最有可能受其影响，甚至于慷慨赴死都无怨无悔。

像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的志愿者那种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1792年，普鲁士、奥地利、英国、荷兰、西班牙诸国集合联军[24]，大举进攻法国，在雅各宾党人振臂高呼之下，无数民众志愿参加军队，由于法国军民一致对外，联军屡战屡败，最后不得不撤出法国。

理性的个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自我利益几乎是他行动的唯一动机，但自我利益却不能转化为群体的强大行动力。所以只有群体才会表现出这种不计名利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为了自己一知半解的信仰、观念或只言片语，便英勇地面对死亡，这样的事例又何止千万！

不断示威的人群，他们更有可能是为了服从一道命令，而不是为了增加一点养家糊口的薪水。私人利益几乎是孤立的个人唯一的行为动机，在大众难以理解的历史战争中，支配群体的肯定不是个人利益——在这些战争中，民众宁愿自己被屠杀，也不愿意停止行为，如同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一般。

群体既能使一个仁慈善良的好人变成无恶不作的恶棍，又能使罪大恶极的混蛋严格地按照崇高的道德纪律行事。法国19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泰纳记述了让人难以忘却的“九月大屠杀”。

1792年9月，雅各宾派发动政变，成千上万的人死在了他们手中。他们将熔化的黄金灌进贪官的嘴中，私自处决了一千多名囚犯。由于要杀的人太多，他们感觉断头台的屠杀速度太慢，于是变换了一种杀人方式，将那些“对革命不积极”的人以方阵的形式排在一起，用大炮来轰炸他们。被杀的人血流成河，然而执行屠杀的暴徒却无人占据受害者身上的财务，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这些财物放在了会议桌上。

1848年的7月革命中，手执武器的百姓与奉命赶来镇压的军警站在了一起，攻占了查理十世居住的杜伊勒利宫。这些呼啸而过的百姓，没有拿走王宫里任何一件东西——这些都是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和珍宝——占有任何一件都意味着可以让自己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衣食无忧。

由此可见，群体对于个人有很强的道德净化作用，尽管这种个人的道德净化叠加起来，可能造成全社会灾难性的后果，但这却是一种常见的群体作用。

即便是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下，也同样可以看到群体的道德净化作用。我多次提过，观众要求剧作中的英雄都具有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夸张美德，同样，群体中的成员也会彼此要求，督促彼此有意识地去收敛不道德的行为。一次集会，即使群体成员的品质良莠不齐，大家多少也会表现得一本正经。那些平时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操贱业的皮条客和缺乏教养的野蛮人，当他们处于某些庄重且严肃的场合进行交谈的时候，也都会表现得彬彬有礼。

虽然群体惯性地放纵人类自我低劣的本能，肆意地践踏天理和道德，举止也总与惨绝人寰为伍，但群体也并不缺乏崇高的道德典范。如果不计名利、忠君爱民、舍己为人与追求理想都算作美德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群体最具备这些美德，而且群体的这种水平也远非那些最高尚的哲学家所能企及。

纵然他们是无意识地实行诸多美德，但这无碍大局，常常求全责备的我们，总是指责群体经常受无意识因素左右，沦落为愿意被本能肆意支配的机械性机器。但是，倘若连群体都受眼前相关利益所束缚，那么地球上的人类文明根本就不再光辉灿烂，更不能成就辉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