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新旧时代的杰作——新中国公映的第一部故事片《三毛流浪记》

朱安平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一批具有鲜明政治品质和独有艺术特色的影片迅速走向银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各阶层人民在旧社会的悲惨命运和在新社会的崭新生活，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构成“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其中就有已跻身经典名片之列的《三毛流浪记》。它开拍于国民党政权行将灭亡前夕，完成于新中国宣告成立之际，凝聚了影片创作者们高昂的激情、无畏的胆识、鲜明的爱憎、卓越的技艺，其前所未有的跨越两个时代的特殊诞生经历，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无辜流浪儿呐喊

电影《三毛流浪记》是根据著名漫画家张乐平的同名连环漫画改编的，作为漫画中儿童形象的“三毛”，最早见于1935年11月的上海报刊：光光脑袋上有着三根毛，或趴或蜷或翘，再配上一个红通通的圆鼻头，就像上海街头随处可见的一个顽童，会耍赖，会捣蛋，偶尔也会使点小聪明。这个寥寥数笔勾勒出的“三毛”博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一发而不可收，发展成为连续性漫画形象，从最初天真无邪地嬉闹于市井街头，到有板有眼地扛起大刀杀上抗日前线。特别是从1947年起，“三毛”的漫画形象又开始孤苦伶仃地游走在“乞丐王国”，做报贩、擦皮鞋、当学徒……受尽人间折磨和凌辱，同时又被赋予聪明机智、顽强不屈的性格，成为家喻户晓的苦难儿童的象征，不仅在上海各阶层特别是少年儿童中反响强烈，也引起进步电影工作者关注，认为它“从单纯的对弱小者的怜悯和同情，一变而成对不合理的、人吃人的社会的抗议和控诉”，电影的改编几乎是同步着手展开。

最早进行此举的是刚当上独立制片人、后来担任该片制片主任的韦布，他有着十几年戏剧生活的经历，当时正欲向电影界发展，首选题材就是改编“三毛”漫画。韦布先找了曾是江阴家乡小时同学的电影导演陈鲤庭，拟请其出任导演，但因陈鲤庭正着手《丽人行》的拍摄无法抽身，乃推荐赵明、严恭担任导演，他们都是抗战胜利后由党组织调派到电影界学习拍摄影片的，而且也和韦布相识。陈鲤庭并指点影片要想获得成功，关键在于剧本，可请既是革命家又是成果卓著文艺家的阳翰笙执笔编剧。

当时阳翰笙的公开身份是刚建立不久的昆仑影业公司的编委会主任，局外人仅知它是一个比较进步的电影厂，并不知道实际是国统区唯一的地下党领导的电影摄制阵地。阳翰笙除了担负组织领导重任，还要参与具体创作活动。尽管已有的工作十分紧张而繁忙，而且漫画“三毛”不是一个连贯的故事，改编为电影要花工夫，但阳翰笙有感于“三毛”流浪的题材很有意义、很感动人，可以有力地揭露旧社会，加速它的崩溃和灭亡，还是慨然同意上阵操刀。他与韦布和赵明、严恭一起，认真研究所有“三毛”漫画的材料，共同讨论如何改编方案，还带着他们去参观孤儿收容所和工人聚居的棚户区，写作中每当一场戏或情节告一段落，就让大家传阅初稿并听取意见。为了在漫画的基础上结构故事、发掘主题，阳翰笙将影片中的三毛设计为是从农村来的，由于农业破产失去土地，受到地主迫害而逃进城市，从而看到上海的种种罪恶，以此描写三毛所受到的苦难。此外还曾考虑表现作为流浪儿的三毛的出路，计划拍摄《三毛流浪记》的下集，写三毛辗转在不同的工厂做工，并在童工中交上朋友，进行个人奋斗与资本家发生冲突，最后受到党的关怀，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为此他还带领赵明、严恭等深入曹家渡、苏州河两岸的铁工厂、皮鞋厂等，体察工人的劳动生活。但后来由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加剧和迎接全国解放的需要，阳翰笙接到党的命令转移香港，这些设想未及实现。

值得提及的是，按照阳翰笙的安排，在他走后剧本交由陈白尘接手修改，后来陈白尘也仓促离沪，又交到李天济手上，经过如此“接力”协作完成最终投拍的电影文学剧本，但陈、李二人坚持不予署名，只是极其谦虚、认真和执着地为该片的成功贡献自己的才智。而影片从开始酝酿改编，到取得搬上银幕的版权上马筹备拍摄，都是韦布一个人以独立制片的方式进行的，为之呕心沥血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花气力找亲友筹措启动资金。后来准备正式投入拍摄之前，阳翰笙特地找他谈话，提出在拍摄工作和后期阶段，需要更多人力、物力、财力，如摄影棚、摄影器材，特别是胶片来源、洗印以及配音乐等，都不是单枪匹马或光靠钞票就能够轻易解决的，要他将《三毛流浪记》这部片子以及已组成的摄制组全班人马都加入昆仑公司。以阳翰笙的地位、身份和所讲的道理，以及与之相互关系，还有昆仑公司品牌形象，都令韦布感到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于是从1948年8月开始，《三毛流浪记》正式成为昆仑公司的一个剧目。

接到子弹和恐吓信

然而，愈是黎明前的黑暗，反动派愈是疯狂挣扎。由于《三毛流浪记》尖锐地触及了社会现实，分别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破坏和查禁封杀，给影片的摄制带来了麻烦与困难，主创人员为之承担了不少风险，并展开了坚决而巧妙的斗争。

在《三毛流浪记》剧本创作阶段，已是著名作家的阳翰笙，仍以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态度，坚持要深入生活。鉴于国民党特务随着灭亡临近更加疯狂，组织上特意让严恭寸步不离阳翰笙，一方面起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做辅助工作，保证阳翰笙可以全身心地创作。他们化装成商人，深入流浪儿藏身的“滚地龙”——黄浦江边又脏又臭的排水道，还跟随到北四川路桥头推三轮车上桥的现场，观察、了解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流浪儿们的悲惨生活，耳闻目睹了这些苦难孩子受冻挨饿、被人欺凌的情景，愈加激起对国统区统治者的愤恨，更为深刻地意识到拍摄这部影片的价值与作用。

由于环境恶劣，阳翰笙与严恭不得不处于辗转躲藏的状态。一天他们在“百乐门”附近的小饭馆吃饭时，突然一个珠光宝气的小姐走到他们所待的角落，用四川话客气地跟“阳先生”打起招呼。原来阳翰笙做统战工作时与她认识，她现在是“百乐门”的红舞女。富于地下工作经验的阳翰笙马上显得一本正经地指着严恭介绍：“这位是王先生……”红舞女邀请他们晚上到“百乐门”舞厅去跳舞。待她走后，两人不禁哑然失笑，阳翰笙伸出手指说：“这第一么，你这个‘王先生’今天晚上一定要去陪她跳舞。第二么，我们马上搬‘家’。”就在这样的条件下，阳翰笙还是很快拿出了初稿，因为亲身感受了流浪儿的悲惨处境，剧本中充满对他们的同情和对黑暗社会的控诉。

待到《三毛流浪记》即将开拍之际，上海的电影刊物、小报等传得满城风雨。突然有一天，作为制片人的韦布收到一封恐吓信：“三毛再搞下去，当心脑袋！”信里还装着一粒手枪子弹。张乐平也接到了一封无头无尾的警告信，信上写着：“不准将三毛搬上银幕，假如不听的话，将予以不利。”他们真没想到拍电影还有掉脑袋的危险，不过并未因此而受丝毫影响，只是把情况平平淡淡地向相关人员说了一下，听到这个虽属意外却显然是政治恫吓的信息，大家反应都很一般，谁也没有表露惊慌退缩的不安情绪，只当作又一次领教了那些魑魅魍魉的拙劣与无能，已到了近乎无聊的地步，更加鼓起了对着干的斗志。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困兽犹斗的劣行，电影界同行以同心协力支持拍摄的实际行动给予迎头痛击。由于戏中的三毛接触各种阶层的众多人物，大人角色有名有姓的就有三四十个，饰演的演员们都非常积极而认真。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在“贵妇人为三毛做生日”这场戏里，需要出场的男女宾客有四五十位之多，上海影剧界的明星几乎全部出动，而且不肯领取酬金，其中“夫妻明星”就有赵丹、黄宗英，刁光覃、朱琳，项堃、阮斐等七对，上官云珠还带了她唯一的宝贝女儿姚姚一起参加拍戏，饰演三毛的王龙基的父亲王云阶不仅给电影作了曲，也赶来扮演了一个钢琴师的角色。因为这场戏的场面比较大，整整拍了将近一个星期，这些赫赫有名的大演员们欣然来去、乐此不疲，有的不过只是一晃而过的一两个镜头，也耐心以待。众多熠熠发光的明星济济一堂，心甘情愿地为一个不出名的小演员当配角、跑龙套，《三毛流浪记》创造的这一“众星捧月”盛况，在中国电影史上堪称“空前绝后”。

影片拍摄工作临近结束时，蒋家王朝即将倾覆的局面已经呈现，在街头拍外景时都能隐约听到解放军的炮声。创作人员把盼望胜利、迎接新生的期待与渴望之情，潜移默化地深入紧张的摄制之中，三毛形象的塑造流露出更多的坚定反抗精神、昂扬战斗意志和充分自信心。迫于敌人的镇压加剧和战事临近，组织上决定停机，保管好全部胶片，全体人员分散隐蔽，准备迎接解放。

历尽磨难终获新生

1949年5月底上海一解放，负责文艺界接管与领导的上海市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夏衍，与文艺处于伶、钟敬之等，就来到昆仑影业公司，与沈浮、陈白尘、陈鲤庭、任宗德等会面，商谈在新形势下影片拍摄事宜。

恢复《三毛流浪记》拍摄的部署很快付诸实施，时为上海电影界分管领导的于伶，一再催促：“《三毛流浪记》要快快地流啊！”创作人员兴奋地重新集结，找出了封藏的胶片，日夜加班投入工作。经过重新构思，首先抢拍未完成的“豪华舞会”“大闹公馆”“四四游行”等重要场景，昆仑公司还专门调集沈浮等好几位导演，分头帮助做后期剪辑。在拍摄制作基本告竣时，按照夏衍的要求，根据现实时代的发展，为表示对上海解放的庆祝，也给三毛一点光明与欢乐，在影片原有的结尾之外，又加拍了一个三毛参加庆祝解放大游行的场面，使其成为有双结尾的一部电影。这样处理虽然仍从人物性格出发，与此前“四四儿童节”三毛领着流浪儿游行的一场相对应，在结构上应当说还是完整的，在刚获解放的举国欢腾的形势下也是真实的，并符合观众心愿，但也曾引起一些争议，被认为是“画蛇添足”的不协调一笔，在南洋最初公映时就一度将后加的尾声场面剪掉，但在国内映出效果很好。

《三毛流浪记》双片完成送到中央电影局审查，得到了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决定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公映的国产故事片，配合开国大典首先在上海推出。这使昆仑公司上下大受鼓舞，公开上映的当天，第一个拷贝的后几本还在紧张洗印之中，赵明与严恭专门守候在洗印厂等待拷贝出炉，当那几本亟待放映的拷贝刚从烘箱取出还热乎乎的，他们就小心翼翼地捧着赶乘汽车，送到第一场所在的过去专放外国片的大光明影院的机房里去，观众反应非常强烈。两位导演多年后回忆起这像“开饭店跑堂”一般亲自跑片子的经过，不禁感言真有点“现炒现卖趁热上市”的味道，“其迫切性和积极性可想而知”，“现在看来简直是奇闻！”

该片继在全上海连演两个月场场爆满，于10月起开始在全国上映，又引起极大轰动。“三毛”的饰演者王龙基在已就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的带领下，到各地举行救助流浪儿童、建立“三毛乐园”的慈善义演，在南京等地完全达到了“追星”般的热烈欢迎。在南京新都戏院举行的首映式上，王龙基一出场，人们竟抢他的帽子做纪念，也想看看他的“三根毛”。个子矮小的王龙基站在舞台上的银幕前，用童稚的声音对观众说：“谢谢大家喜欢我，我是王龙基，演了小三毛，请大家把爱三毛的心，去帮助马路上正在流浪的真的‘三毛’，谢谢大家！”据毛岸英夫人回忆，当时毛岸英观看电影《三毛流浪记》时，曾情不自禁流下热泪，感慨地谈起毛主席在革命年代也曾顾不上照顾自己心爱的儿子，自己和两个弟弟都曾沦落为流浪儿，与“三毛”有同样悲惨的遭遇，真实的情景仿佛再现眼前。

随着时间流逝，《三毛流浪记》这部跨越新旧两个时代、历尽拍摄曲折艰险的优秀影片，愈加显现强烈的战斗力和不朽的生命力。《三毛流浪记》于1958年和1980年两次在全国重新印制拷贝发行，并至今仍是每年“六一”儿童节在各电视台播放的保留片目，还先后在法国戛纳、德国曼海姆、葡萄牙菲格拉达福兹、意大利索福尼等电影节上展映，获得多个国际电影大奖，被誉为“优秀的经典电影之一”。巴黎著名的《电影评论》撰文指出：“影片感情真挚，幽默诙谐，导演功力与演员演技俱佳。它足以与黑泽明、小津安二郎和卓别林的作品相媲美。”法国最有影响的影评家让·德·巴隆塞也指出：“这部影片表明了中国也有新现实主义，在当时情节剧盛行的中国影坛上，这部影片的编导注重的是严酷的现实和赤裸裸的见证，影片在笑声中含着辛酸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