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忆傅抱石先生

梁书[14]

傅抱石先生是我最早的画友，说起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倒还挺有趣呢！记得那是1926年秋天，我已在吉安阳明中学毕业，正在无所适从的时候，便到南昌洗马池的一家古旧书店去买书，看到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身上背着一个挎包，正在那里看得入神，特别是他对一些古画、字帖更是看得津津有味，一边看一边还用右手不停地比画着，挎包里的东西还不时发出“嚓嚓”的响声。我被那个青年的举动吸引了，我两眼盯着他，心里想：这一定是个有文艺修养、有艺术才华、有书画水平的青年。因此，我走上前去问他：“朋友，你贵姓？”他说：“我姓傅，叫傅瑞麟。”“你呢？”他回问我一声。“我姓梁，叫梁凯世。”我又问：“你是不是叫傅抱石？”他回答说：“是。”我一听这个名字，心里恍然大悟，高兴地说：“啊！久闻大名，今天能和你在书店巧遇，真是三生有幸。”于是，我就滔滔不绝地告诉他：“我从小喜欢美术，十多岁开始学画画，今年19岁了，已在吉安阳明中学毕业。”他听了我的介绍，脸上眉飞色舞，似觉志同道合，极力鼓励我要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以后去考上海美专，那是刘海粟先生主办的学校。我一听，心里豁然开朗，好像在茫茫的夜里找到了北斗星。迷途中找到了方向，给我这个失学青年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从此以后，我就立志攻画，于1929年考取了上海美专。

他挎包里是些什么东西呢？原来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图章，有石头的，有木头的，也有牛角的，真是一个名不虚传的“雕刻神童”，一个金石家，后来他还给我雕了一颗图章，文曰“壮志未已”。这四个字成了我的座右铭，一直鼓励我在学业上树雄心、立壮志，为发展祖国的美术事业而奋斗！直到现在我还留着这颗小小的闪光的图章。

1932年，我在上海美专毕业后留校教书。当时，抱石兄在南昌中学任教，我与他经常通信和见面。1933年，他曾约我一起东渡日本留学，本来我非常想去，但因家事纠缠，没有去成。

1936年，他从日本留学回国，我们在上海见面后，曾一起回到南昌联合举行了一次画展，他的作品很有风格，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受到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但却激怒了国民党反动派，南昌的《新闻报》发表消息，说我们卖门票，不过是“走江湖的画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为了抗战的需要，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另设立了武汉三厅，负责抗日宣传之报纸、杂志、出版以及文化艺术组织等宣传审查工作。当时，政治部部长陈诚电告郭沫若，云：“有要事共商，请即命驾。”要郭沫若担任三厅厅长之职，但遭到郭沫若的拒绝。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得知后，即面劝郭沫若从抗战大局着想，一定要他前来担任此职，但郭沫若仍然提出以三厅主要工作人员由他指定为条件。政治部答应后，他才赴任，抱石兄就是由郭老提名到三厅担任郭老的秘书的。我和陈卫华女士也是这个时候由何香凝先生向郭老举荐来到武汉三厅工作的，到武汉后，我与抱石兄住在一个房间里，经常议国事、评郭老、谈技艺，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交情甚笃，特别是谈到他与郭老的交谊，总是情切切，情绪极为激动。现在这两老都已去世，他们生前亲密交往的轶事，很少为人所知。那时，由于我与抱石兄亲如手足，加上我工作热情高，国画又画得不错，很快得到郭老的器重，在郭老的关怀下，我与陈卫华女士很快在武汉结了婚，郭老是证婚人，抱石兄前来恭贺。婚后，我被调到河南洛阳担任抗日战地服务团总干事，我爱人担任会计工作。由于我们抗日宣传搞得轰轰烈烈，有的如“扩大宣传周”“七七周年纪念”的运动震动了全国，从而冒犯了国民党当局之禁令，下令解散了三厅和抗日战地服务团。抱石兄被迫辗转到四川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我则由宜昌转到江西。以后，我们就相隔27年没有见面了。

1965年，傅抱石先生与世长辞了，当噩耗传来，使我悲痛至极，回忆起我和抱石兄相处的日子，他对我的启发和帮助，真使人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