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文化现代转型的路径选择

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就是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自在自发的文化模式被工业文明下的自主自觉的理性模式所取代，这就是文化的现代化或人自身的现代化。所谓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就是要培养具有现代文化品格的人，其过程就是化解现代价值系统和传统终极关怀（如信仰、宗教）的冲突，以便为建立和运行良好的现代社会寻找正当性根据。不同的轴心文明有着自身的正当性终极标准和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价值系统。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前提是要解决好诸多问题，如怎样才能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如儒释道思想）与现代价值的矛盾以及伊斯兰教与现代价值的矛盾？不解决这两个矛盾，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就很难实现。

（一）观念变革是实现文化现代转型的关键

开放是心态，开明是情态，开创是样态。解放思想的程度决定改革的力度和深度。观念大转变，改革大突破。解放思想是万事之先，是打开工作新局面的法宝。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必须立足国情区情、立足当代；必须坚持科学精神，破除一切形式的教条和迷信；必须立足振兴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优势；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以开放的心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解放思想的这“五个必须”是我们实现文化现代转型的方向、原则和层次。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23]真理的目的就在于把应该属于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文化世界和人的文化关系恰当地还给人自身，好让我们自觉地去合理安置一种和谐的现代性。

（二）交往交融是实现文化现代转型的有效方法

适应现代文化和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在多重观念上实现转型和变革。

1.是非观的转型。是非观是人们对是与非的看法或认识，是世界观的一种反映。是非曲直的评判在现代理性社会应该对事不对人，不论当事人的血缘、民族、地域、语言、宗教、文化背景等状况，应一视同仁、客观理性，也是我们经常说的“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其评判的标准也应该平等公正，对事不对人。一个合理的是非观，要能根据社会的要求，调整和控制人的原始本能需要，其中包括一切道德价值观、理想和行为标准，并使个人有可能进行评判和自我批评。如果一个社会的是非观出了问题，就可能会引发真理得不到弘扬，谬误得不到排斥，正义得不到伸张，邪恶得不到惩治，甚至迷失了方向。正确的是非观，一定是从各族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利益或小群体利益出发；还要经常进行换位思考、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而认识真善美，分辨假恶丑。

2.交往观的转型。真正的交往要求交往双方处于民主、平等、开放与合作的关系状态。在民主、平等、开放与合作的交往中，存在着对话和互动的机制。对话和互动是影响交往双方进行意义理解、达成共识和建构和谐关系的有效途径。交往学习对于人的身心发展具有独特的功能，使个体学习和发展超出个体经验和视野的局限，是促进人的社会性素质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推动个体自我意识良性发展的基本条件。现代社会要求我们必须在扩大各民族交流交往中促进民族融合。长期以来，由于族别、语言、宗教意识等因素影响了不同族别群众之间的交流交往，由此进一步强化了民族意识，阻碍了跨族际、跨文化、跨语言的交流交往。要想平等、开放、积极地与外界交往，就必须突破单一民族意识的束缚，进行跨文化的交流。要正确看待民族意识，既不能把民族意识等同于分裂意识，违背客观规律，也不能让民族意识超越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被分裂分子所利用，甚至成为分裂主义的思想基础。平等地交往对话，相互学习和理解是现代社会必须学会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技巧。

3.语言观的转型。语言具有工具属性和符号属性是人人皆知的，但同时，语言还具有资源属性却是许多人不曾认识到的。一种语言背后的资源和信息的质与量是不同的，掌握一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进而学习一种国际通用语言文字，其科学文化资源和信息质量的不同直接影响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和人格的完善，也影响每个人的成才和幸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尊重语言平等和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同时要大力提倡学习双语的原因。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公民如果不能熟练地掌握其国家通用语言，要想实现人生价值和有尊严地活着是很难想象的。

4.婚姻观的转型。一个地方的民族混合型家庭所占的比例可以反映一个地方的社会稳定状况。有专家认为，在一个民族聚居的地方，如果这个民族聚居区的民族混合型家庭不是因为个人的感情因素造成家庭破裂，而是因为经受不了社会压力，那么，这个地方的民族关系就可能要亮黄牌。恋爱、婚姻是私人的事情，个人有自主的权力，外界是无权大加干涉的。文化的现代转型之所以不易，往往是因为受传统的意识和习惯左右，其中传统宗教观念对婚姻观的影响最强烈，至少，我们不应干涉他人的私事，这也是现代社会起码的道德底线。

5.终极观的转型。凡是在人的人格中心里能紧紧掌握住这个人的东西就是个人的终极关怀。这种关怀是人生职业发展的根本动力。终极关怀所指向的是关于人的生存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第一是人的自我认识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第二是人的处境问题：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什么关系？第三是人生价值、人生意义及人的根本困境等问题：是对生命意义、对人的自我认识，对人的使命的关怀。不同的终极关怀，影响着一个人的发展方向并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人生的意义是人自己赋予的。如果你赋予人生以意义，你就选择了有价值的人生。赋予人生何种意义，取决于个人的价值体系。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只能产生在正确的价值体系以及相应科学理性的信仰里。能够用来让人信仰的东西很多，但最能让人信仰的，莫过于一套能解释社会历史的规律、宇宙和人生的奥秘、为人的生活和存在提供的答案和终极关怀、为人的幸福自由提供某种保证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体系了。这些精神符号体系越是具有终极性，越是能逼近人的存在的内核，就越能让人信仰，并且能成功地整合人心。

主体性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性观念，是现代哲学的奠基石。传统宗教观念容易禁锢人的思想，人的主体性很难发挥出来，自我意识是现代性的灵魂，正像马克思所说：“人类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己的就越少。”^[24]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皆源于主体性的力度和向度之间的矛盾。在世俗领域，宗教要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爱能超越一切宗教，超越一切宗教的是信仰本身。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有言，“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不要对别人做；你自己向往渴求的事，也该希望别人得到”（《圣教王》113·8）。释迦牟尼说：“我如是，彼也如是，彼如是，我亦如是；故不杀人，亦不使人杀”（《经集705》）。基督教主张，“爱邻如己”（《利末记》19：18），“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怎样待他们”（《路加福音》6：31）。伊斯兰教讲，“你自己喜欢什么，就该喜欢别人得什么；你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所有人都是痛苦”（《圣训集》）。中国文化认为，天下太平的基础在于推己及人的精神境界和内在操守，提倡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从不同文化的立场和视角进行对话，通过共同“话语”的寻找，共同话题的回应，共同感受的交流，可以达成共识，促进民族和国家、地区和世界的共生、共立、共进、共荣。^[25]

（三）“五阶梯”是实现文化现代转型的主要途径

文化现代转型的实现途径，我们认为就是“包容之心，感恩之情，学习之途，反思之态，变通之道”。文化现代转型的这“五阶梯”，正是我们建设现代文化的有效途径，以此来引领我们的生活，完美我们的人生。

包容之心

人性是包容的，人道是包容的，人情也是包容的。当代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有时人心冷漠、人性偏执、物欲膨胀，人际族际间有时关系紧张，因此我们倡导相互包容。“包”者，容纳之意，“容”者，接纳、原谅、忍耐之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之心超越了民族来源、宗教信仰、文化背景、语言差异、地位尊卑，让所有人都怀有平常心、欢喜心，分享成果，结缘同行。包容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一种智慧、一种气质、一种风度，同时还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当你包容万物时，你也被万物包容。有了包容心，世界就祥和了。

感恩之情

自从我们有了生命开始，便沉浸在外部恩泽的海洋中，任何人都无法离开自然、离开社会、离开他人关照独立生活，所以我们必须常怀一颗感恩之心，如报父母恩、报大众恩、报国家恩、报泽育恩等。感恩，是对自然、对他人、对社会心存感激，立志回馈的一种心态和美德。感恩是对良知的自觉温习。同时，我们也要感激伤害、欺骗、鞭打、遗弃、绊倒过你的人，因为他们磨炼了你的心志、增进了你的见识、清除了你的业障、教会了你要自强、强化了你的能量。如何感恩？自省、自立、自强，然后回敬、回报、回馈他人、社会和国家。

学习之途

中国西部边疆地区与东部和内地相比发展相对滞后，其关键问题是人口整体素质相对较低，如人文素养、科学水平、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的要求，于是出现了只懂技术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或者不懂科学而奢谈人文的“边缘人”，或者游离于二者之外的“稻草人”。所以学习人文知识、学习科学技术，培养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促进人性境界提高、理想人格塑造、个人价值实现，最终完成人的涵养提升，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选择路径。大众尤其是青少年在面对生活世界、知识世界和心灵世界这三个世界时，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提升人性修养和知识修养，从而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目标。

反思之态

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意识是文化进步的内在动力。一个人之所以能不断地进步，在于他能自我反思、反省，从司空见惯的行为和习惯中发现问题、过失、错误，然后不断修正和完善，从而不断成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只有具备反思反省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民族或国家才能不断强盛。每个民族或多或少都有封闭、惰性、狭隘、自满、短视，甚至顽固等现象，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自察、自觉、自醒，进而自我反省、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我们的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首先需要有反思反省的勇气和魄力，像鲁迅一样深刻检讨民族不良的思想意识、言谈举止和行为习惯，像戴尔·卡耐基一样发现我们人性的弱点，像柏杨一样痛批“丑陋的”中国人。反思反省其实是一种学习能力。反省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只有了解文化缺陷，才能实现文化转型。有没有自我反思反省的能力、具不具备自我反省的精神，决定了一个民族能否认识自己的问题，进而不断完善和强大。我们需要反思反省、摆脱内心的黑暗，清理、清洗、清算那些不合时宜的东西，以便尽快地觉醒。时代呼唤具有反思反省精神的各民族勇士。

变通之道

现代文化是孕育于传统文化的母体之中并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因素而存在的，这个因素对传统文化起着瓦解的作用，因而是传统文化的否定因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主体是同一民族中的两部分人，其中一部分是肯定和维护传统文化的人，是传统文化的主体，另一部分是否定和改造传统文化的人，是现代文化的主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是这两部分人之间的社会矛盾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形式。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现代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们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我们现在也正面对这种境遇，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合点就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文化建设要突出三种意识：一是开放意识，二是创新意识，三是主体性意识，其出路就是变化、变革、变通。

（四）建设信仰共同体是打造现代文化的根本目的

后现代主义作为当代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和哲学思潮，在思维论层面具有多元以至无元性，其价值论层面因其精神“平面性”和价值“解构性”而使问题成堆。后现代主义与大众传媒的结合，与消费主义妥协，从而出现了价值解体、精神消隐、信仰失落的后现代价值景观。后现代的悖论性格，其理论本身包含着诸多含混、偏颇的谬误，需要我们既不简单地对其进行批判，又不盲目认同，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加以区分和扬弃，对这一世界性的文化思潮保持一种清醒的学术批判眼光来建设我们的信仰。建设现代文化就是建设共同信仰。没有共同信仰作支撑，中国永远不能成为强国。拥有信仰的国家坚不可摧，没有信仰的国家不打自垮。中国历史上的周朝之所以存在800年，在于其建立了国家信仰。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在于它只建立了国家机器，没有建立国家信仰。苏联共产党执政80年就解体了，最关键的就是因为信仰瓦解。如果说发展是推动力，那么，信仰就是凝聚力。我们认为，新疆提出的“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战略选择就是要建设信仰。信仰，根本的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这个“终极关怀”，就是为自己赋予人生意义。这样的人生才有真正的终极关怀。选择了有意义的人生，则不会始终纠缠在“小我”的得失中不能自拔。失去了终极关怀，就不仅失去了人生价值，同时还失去了内心的自由与宁静。我们的信仰容得下所有健康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哪一家的信仰，而是共同的信仰，这个共同信仰就是现代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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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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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牛汝极，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241页。

[3] C.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杨豫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译者前言第7页。

[4] 陈嘉明：《中国现代性研究的解释框架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5]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文化建设中的现代性与传统性关系》，《光明日报》2011年3月16日，理论-政治版。

[6] 卫建国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一般价值观的区别在哪》，《光明日报》2011年2月14日，理论-核心价值版。

[7] 《神圣家族》（1844年9月～1846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104页。

[8] 韩振峰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是一回事吗？》，《光明日报》2011年1月24日，理论-核心价值版。

[9] 辛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学习时报》2010年5月5日。

[10] 郝永平：《社会进步观念的当代重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第317页。

[11] 邓永芳：《文化现代性引论》，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07，第204页。

[12] 贾旭东：《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论纲》，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编《价值与文化》（第2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13～219页。

[13] 参阅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论著。

[14] 袁贵仁：《坚持先进文化方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编《价值与文化》（第1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82页。

[16] 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3～52页。

[17] 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第131～132页。我们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和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功利观、效益观、民主观、平等观、正义观、幸福观、和谐观、诚信观、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等的培养，调整教育体系结构，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制度，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教师队伍建设，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和制度保障。

[18] 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3页。

[19] 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Liberty Press，1981，p.86.

[20] 我们认为，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正义观，要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正义本质。首先，从社会合作体系看，机会平等至关重要；其次，从社会利益分配体系看，按贡献进行分配是核心，权利制约是关键；再次，利益的再分配应该体现使最不有利者受惠的差别原则，最大限度地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从而维护社会利益分配体系的公平正义。

[21] 侯才、栾亚丽、邓永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论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4期，第10～16页。该文提出了“民主、富强、公正、和谐、自由”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我们提出的观点与其有所不同。

[2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36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443页。

[24] 马克思：《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第52页。

[25] 牛汝极：《跨文化视角：龟兹历史与人类文明》，《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