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丝路文化新方位:新疆现代文化研究篇
- 梁超
- 8566字
- 2020-12-10 18:43:19
三 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基本依据
文化是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是人的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从文化的功能来看,文化具有引领、教育、娱乐、认同、整合等功能,切实加强文化引领的地位,更大限度地发挥文化引领的作用,有效提升文化引领的质量,既是文化的基本功能,也是现代文化的机能和现实诉求,这一点毋庸置疑。倘若从文化哲学、发展观等层面更进一步来探讨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立论基础,也即是说若从本体论和价值观等意义上来阐述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理论来源和现实依据的话,挖掘、展开话题以抛砖引玉当然显得十分必要。
(一)现代文化是现代人的主导性生活方式
根据文化哲学的观点,文化是人主导性的生活方式,所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也要以现代文化为主导,为引导。这种主导和引导是无处不在的,有时是集体无意识的,不是说只有执政者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才是引导和主导。其理由是:“从文化本身的规定性来看,文化并不局限在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具体的文化存在方式,而是内化到人的活动和社会运动各个领域之中的,历史地凝结成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从社会历史方位来看,文化从根本上不是与政治经济等相并列的领域或附属现象,而是人的一切活动领域和社会存在领域中内在的、机理的东西,是从深层制约和影响每一个人体和社会活动的生活方式。”[8]文化这种主导性的生活方式在传统社会有可能更多的是受自在自发的行为规范体系的支配,在现代社会更多的是受自由自觉的文化精神和理性知识的统摄。
文化需要引领,可引领的内容则须有意识地选择和甄别。在文化日趋多元、物质日益丰富的现代社会环境中,现代人势必有一种信仰或思想文化作为精神上的强力支撑和依托,才能促成完整意义上的人格铸就,此种文化也历史性地责无旁贷地由现代主流的文化、先进的文化来担当,担负起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的神圣职责,从而引领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
西方现代文化长于“反映”,弱于“引领”,是典型的偏重于工具理性的文明。我们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就是要消除西方现代文化“只重视物质指标增长,而不顾及社会的精神向度和人的全面发展,不顾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弊端,而把技术文明引导到总体的人道主义、绿色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轨道上来”[6]。
现代文明和全球化的尺度时刻对人们的思维习惯、生活方式、消费观念起着示范和引导作用,这种精神力量和现代文化的力量必然给人以向前或向前看的力量,而这必须要靠先进文化的指导和定向。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先进的现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灵魂、根本和行动指南,培育“四有新人”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和奋斗主题,“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纲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时代脉搏,以现代先进文化为引领,以科学的发展观为统领,积极改造落后文化,自觉抵制腐朽文化,使先进的、健康有益的文化成为人们主导性的生活方式。
以现代文化为引领重要的不在于文化引领本身,而在于如何去塑造现代文化和正确把握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着重表达的是现代文化促进社会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现代化的动态过程,而不单单为了突出人和社会现代化这一最终结果。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愈加彰显了大力发展现代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言以蔽之,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不是用文化去引领文化,而是用现代文化去引领发展,用现代文化去引领人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用现代文化力促新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二)科学的发展观是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认为,社会的发展不是抽象的、虚拟的、片面的、断裂的发展,而是具体的、实在的、全面的、连续的发展。人道主义是衡量人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尺度,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目标。在人的发展问题上,马克思归纳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三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有个性”。[15]文化是发展的摇篮,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的进步具有终极意义。马克思这些关于社会和个人发展的观点是科学进步的发展观,也是科学的伦理发展观。
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第一要义当属发展,本质核心为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在于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是“五统筹”的发展,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推进各项事业的全面改革和发展的方法论,是我们党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也是现代文化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把坚持科学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社会主义,也是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去解决前进中一切问题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主义,也是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文化发展的归宿。胡锦涛同志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没有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断推进,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不仅经济发展难以持续,而且最终经济发展也难以搞上去”。发展应是“共享性发展”,增长当为“包容性增长”。
要言之,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理论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的发展是注重发展伦理的发展,是保持发展中的人道的发展,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发展,是科学与民主的发展,是注重代际公平和代内平等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这种科学的发展观是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有力思想武器。
(三)现代化理论是现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尺度
现代化理论主要指以“传统—现代”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发展理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理论,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前提,以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为目标。现代化理论分为前期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后期发展社会学理论,其中后期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以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和人格学派最有代表性。按照现代化的相关理论,社会是渐进、整体发展的,一个社会能否实现现代化,关键是内因,是现代性的是否缺乏。该理论认为,以一定社会文化为基础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过程。该理论十分重视价值观念对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作用。[16]
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和归宿。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了著名的“人的现代化”的理论范式,他的“英格尔斯效应”引起世界上的广泛关注。就是一个国家或企业即使有先进的制度,但如果缺乏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未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那么,就会导致制度的畸形发展甚至失败。也就是说,现代变革首先是变革人,是人的现代化。现代的人必须要有现代的人格,要实现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由传统向现代的根本转变。
人格学派的代表人物英格尔斯还提出了现代人应具备的14项特征:①准备并乐于接受新的生活经验、价值观念、新的行为方式;②准备并乐于接受社会改革和变化;③善于独立思考且见解独立,尊重并注重接纳不同的意见、建议;④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⑤具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和成就欲,自信,办事讲求效率;⑥乐于制订计划,确定重点以避免盲目性;⑦重视知识和经验的积累,积极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信息;⑧具有归属感和信任感;⑨重视专门技术,承认技术水平高低是报酬分配的合法基础;⑩勇于挑战新的教育和知识,勇于尝试新的教育方式和职业领域;⑾互相了解、尊重和自尊;⑿乐于了解生产技术及生产过程;[16]⒀对自己和社会生活及未来持乐观态度;⒁平等观念和守法意识。
人是理性的存在,现代人也是理性的、反思性的存在。现代文化对现代人理想人格的塑造具有指向性和整合性,以上14项特征为现代人的人格塑造和文明化程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内容参考和借鉴意义。新疆人要以先进的文化和现代人格塑造,去创新发展理念,去打造新疆效率,去砥砺新疆精神,去追求新疆卓越。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有益成果是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核心内容
价值观作为文化的潜层和隐性要素,一旦形成就会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态度、取向、需要和行为方式。
有人说,每一个政治实体创造文化,都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置于文化的中心位置,而且都试图用这种文化将其他政治实体组织到自己的政治框架和利益框架中来。是的,每一个政治实体都有自己的利益,关键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同大多数人的利益相一致,关键是自己的利益能否同大多数人共享。中国共产党在建党近90年的伟大实践中总结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同享。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核心价值观的切实和充分的体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和本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当代中国形态,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价值和价值关系问题的一般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处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信念、价值标准等价值问题时所持的比较稳定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体现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与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四方面内容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却未明确。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韩震教授是较早主张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从“体系的构建”转向“观念的凝练”上的人,他2008年即提出“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和谐、开放进取”的核心价值理念,经过几年的吸收和锤炼,他又建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或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理念——可以进一步凝练或确定为:民主、公平、和谐、进取。因为,民主可以包含着自由,公平可以注释为正义,和谐已经蕴涵了人道,进取也包含开放的心态”[17]。民主、公平、和谐、进取也正好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是一一对应的,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现代化事业需要一大批勇于探索和富于创新的人,中国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和现代文化的引领提出新思路,注入新动力,开辟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旨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鲜经验与举措为发挥现代文化在构建行为规范、价值体系、社会运行内在机理等方面的重要的凝聚、塑造和引领功能,为现代化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铺路、指路、开路。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文明的精神实质和显著标志,是文化、文明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由于价值观处在现代文化的核心地位,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其实就是以现代文化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同理,以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为引领其实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也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说:“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这些论述为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是积极的引领论。[18]
和谐社会不仅融汇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也需要利益层面的和谐:价值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和谐。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建设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根本,是引领社会前进的精神旗帜,也是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核心和本质内容。
(五)基本条件日臻成熟是新疆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基础和前提
新疆是中国能源资源战略基地,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是中国西北的战略屏障。新疆的发展和稳定,事关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把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促上去、把新疆长治久安工作做扎实,是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而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无疑将起到方向指引、精神支撑和思想促进的作用。
1.经济快速发展是新疆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坚持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始终坚持把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千方百计加快发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努力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新疆经济60年来得到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地区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2008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达4203亿元人民币,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5年)前的1952年增长了86.4倍,年均递增8.3%;比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19.6倍,年均递增10.4%;比2000年西部大开发开始实施时增长了2.2倍,年均递增10.6%。2008年新疆地方财政收入达361.06亿元人民币,是2000年的4.56倍,1978年的50.57倍,1955年的208.71倍。2010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又跨越5000亿元大关,为5418亿元,2010年,新疆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690美元,首次突破3000美元大关。而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64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643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1.3%、19.6%,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居全国首位。[19]
文化发展总是要和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新疆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是走向“黄金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表明新疆经济步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疆经济的加快发展以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科学技术更新和创新,都将为新疆实施现代文化引领战略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更高的发展平台。反之,新疆社会经济亦可借现代文化的孕育和力量,民生优先,力求实现“包容性增长”。
2.对口援疆为新疆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提供新思维、新动力
当前,新疆经济虽取得长足发展,但与沿海发达地区,甚至西部的一些省区(如内蒙古)相比都有较大差距,新疆内部发展也很不均衡。以新疆工业化进程为例,整体上位于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的过渡阶段。但以地州为单位的各区域间发展很不平衡。2009年,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已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则处在前工业化阶段,新疆尚无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地区。[20]
工业化水平代表着现代化发展的尺度,外部“输血”可为新疆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对口援疆是国家以灾区重建的模式来扶持新疆,是全国19个省市的对口支援新疆,是包括经济援疆、干部援疆、人才援疆、教育援疆、科技援疆在内的全面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援疆,是建国以来支援地域最广、所涉人口最多、资金投入最大、援助领域最全面的一次对口援疆。2011年,19个省市对口援疆资金总规模将超过100亿元,以后还会稳步递增。目的就是通过“十二五”、“十三五”,最大限度地缩小新疆与内地的差距,确保2020年新疆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面对着新疆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历史机遇,面对着新疆新一轮的思想观念大解放,面对着春雨工程、农(牧)家书屋工程等文化援疆工程的深入推进,新疆文化发展进入了新的时代节点,新疆文化必将面临转型、提升和创新的问题,必将需要一种新的思想理念和先进文化的引导,这种引导就是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所作出的战略抉择——现代文化的引导。现代文化的引导就是现代的、科学的、先进的文化的引导,就是要大力发展多元、融合、开放、多彩、有特色的现代文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目前新疆在全国率先启动乡镇文化站建设,又在南疆的三地州启动了村文化室和社区文化中心建设,把报刊书籍送到农家牧户、把现代文化带到牧场毡房,这被称为保障农牧民文化权益的“民生工程”,是新疆现代文化的普及和推广工程,也是用现代文化力促传统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的现代转型工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说:“文化援疆是所有援疆工作中最有力、最深入人心的援疆行动。因为文化是各民族心中的根,是维系我们中华民族的魂。”文化援疆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惠民工程和现代文化塑身与向心工程。
3.各民族和谐相处为新疆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提供支持和保障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庭,各民族和谐相处、互相尊重、共同发展。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新疆各族人民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形成、发展和巩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新疆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求发展、谋富裕、思稳定、盼和谐已经成为新疆的主旋律,“四个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和“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新疆各民族的和谐相处、共存共融是经得起历史和时代检验的。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新疆社会整体现代化过程中,价值取向、观念、审美等隐性文化层面已呈现出民族(族群)意识、族群身份识别普遍增强的态势,另外还受三股势力和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和影响,新疆的稳定大局任重而道远。因此,在新疆,首先要以公民权为本位协调民族关系,培育理性的民族认同。把对各自民族的忠诚转化为对多民族国家的忠诚。其次以保障公民生存权平等为契机,缔造现代意义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要切实解决好民生问题,使各民族在发展中得到实惠,在发展中享受生活和尊严。再次,维护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21]在多民族共同体中生活,各民族一定要“互利、互惠、互动、互助、互谅,互让”,积极促进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和文化自觉,通过文化交融和现代文化的引领,与时俱进地推动民族交融一体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对于影响民族团结的矛盾和问题,要贯彻团结、教育、疏导、化解为主的方针和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以有效避免事态扩大和矛盾的激化。同时还要建立处理影响民族团结问题的长效机制和应急预案,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一些,以神圣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去积极维护新疆稳定和文化安全。
文化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是维系社会团结和睦与提升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动力,无疑应当重视发挥文化引导人、教育人的作用,提高文化的引导力。中华文化的时代意义在于凝聚和进取,新疆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时代意义也在于凝聚和进取。新疆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就是以凝聚和进取的精神,去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就是以凝聚和进取的精神去努力实现新疆“两大历史任务”。从文化的时代意义来看,新疆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新疆各民族人民意愿的现实文化选择。
参考文献
[1]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伦敦:Fontana出版社,1983,第87页。
[2]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第33页。
[3]刘彦武:《发展文化学——一门建设中的学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4]汪晖:《现代性》,2010年12月28日,http://baike.baidu.com/view/95603.htm。
[5]佚名:《“有增长无发展”的几种情况》,《中国商界》2010年第5期。
[6]许明、花建:《文化发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2。
[8]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佚名:《后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2011年3月15日,http://www.fx120.net/scribble/zw1/200512191436187680.htm。
[10]马国川:《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财经》2010年第24期。
[11]吴桂杰:《霍尔与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第169页。
[12]普莱姆·克颇拉:《文化和发展——初期危机》,巴黎出版,1976,第44页。
[13]郑广永:《文化的超越性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0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104页。
[16]刘祖云:《发展社会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17]中华战略文化论坛丛书委员会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战略文化》,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第25~26页。
[18]韩永进:《新的文化自觉》,北京:文化美术出版社,2008,第34页。
[19]蔡俊:《2010年新疆人均生产总值首破3000美元》,2011年1月30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821419.shtm。
[20]秦放鸣、孙庆刚:《新疆工业化进程综合分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21]徐邸朋:《当代民族主义与边疆安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第28~31页。
本文摘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3期
[1] 李建军,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