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青海藏区稳定的涉外因素及其表现形式

近年来，达赖集团、多股分裂势力、美欧敌对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等加紧勾结，主要从人权、宗教、民族等几个方面对我进行渗透破坏行动，力促形成反华、遏华的国际统一战线，一方面加剧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另一方面百般污蔑攻击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政策，试图煽动民族仇恨，把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打乱中国的发展部署。可以说，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达赖集团遏制中国的战略没有变，达赖集团挟洋自重、图谋分裂的顽固立场没有变，其破坏手法不断翻新，多采取境外指挥境内、寺院影响社会、僧尼煽动群众、利用敏感节点加紧勾联聚合，伺机在境内开展煽动闹事滋扰破坏活动。各种敌对势力干扰破坏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方式越来越多样，手段越来越隐蔽，打着“维权”旗号到处插手，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借助互联网、电话、手机短信等途径误导社会舆论，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制造事端，通过渗透策反组织实施情报窃密活动等。近年来，青海发生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对敌斗争形势比我们原先的预料复杂得多、严峻得多。以下，我们将逐一分析影响青海藏区稳定的涉外因素。

一 达赖集团

达赖集团是境外“藏独”分裂势力的集中代表，是影响青海藏区的最不稳定因素。多年来，达赖集团攻击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打着所谓维护人权、保护藏文化、保护藏区环境的幌子，成立各种非法组织，通过电话、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现代通信手段在第一时间传递达赖的声音和意图，散布传播“藏独”非法出版物和音像制品，开展各种暴力、非暴力不合作活动，煽动境内僧尼、群众与政府对抗，加紧与境内分裂分子勾连聚合，伺机破坏。

过去几年间（以2008年为最），达赖集团在藏区和海外制造了一系列暴力事件，给藏区稳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也遭到了严厉的打击。与此同时，达赖集团破坏手法不断翻新，较为明显的就是打着“第三条道路”的幌子，着力推行不合作、软对抗的策略，蛊惑人心，加紧渗透。近年来，达赖集团的活动方式从隐蔽、秘密向公开、半公开转化，渗透领域从民族、宗教向文化、教育乃至政治延伸，争夺对象从僧侣、信教群众向青少年、学生扩展，随之“藏独”非法出版物由境外输入变为境内人员制作、印刷和传播，由秘密、私下传播转为在一些商业网点出售，由以往较为隐晦的言辞转变为公然宣传“藏独”。目前，达赖集团抓住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传统习惯等涉及藏区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蛊惑群众，企图以藏族群众情感上的共鸣和认同，煽动对立情绪，如污称计划生育、三江源移民搬迁是“断根”，政府救济是“糖衣炮弹”，经济开发是“掠夺”，借以污蔑国政、争夺民心；利用宗教影响，煽动信众抵制寺院法制化教育，采取集体诵经、不过藏历年、焚烧皮张等方式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藏青会等暴力组织则与达赖集团遥相呼应，叫嚣“扩大抗争力度”，向境内秘密派遣渗透破坏小组，实施滋扰境内交通、电力、通信的所谓“蚊子行动”，通过网络、手机短信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手段散布政治谣言，伺机制造混乱。

达赖集团的渗透主要体现在宗教领域，其重心就在于寺院，目的就在于蛊惑人心、影响群众，破坏改革、稳定、发展的大局。广大藏民笃信佛教，达赖集团就此提出“控制一个活佛，就控制一座寺院；控制一座寺院，就控制一片地区”的口号，大肆收买和培养境内分裂分子。达赖集团叫嚣与我“争夺教权”，达赖及追随其者通过寺院控制加紧对活佛的认证，采取境外指证、提前坐床等方式与政府对抗，在藏区引起较为严重的影响。2008年5月，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市召开藏传佛教流亡印度的格鲁、萨迦、噶举、宁玛、本教五大教派法王会议，商讨如何与我争夺寺院领导权，要求效忠达赖、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高级僧侣以“朝觐”、“学经”为名尽快出境赴印，利用佛事法会加紧对藏区的鼓动宣传，力图以此扩大对信教群众的影响。与此同时，伺机煽动境内某些寺院闹事，体现出境内发展骨干、境外组织培训、境外发布指令、实行点对点联系，境外指挥境内、境内以僧侣为主体进而裹挟信众等内外勾连的特征。

此外，达赖集团还加紧与“台独”、“疆独”、“民运”等各种敌对势力勾连，煽动挑拨民族矛盾，企图制造新的事端。

二 外国政治因素

西方敌对势力为“藏独”势力提供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的支持，利用达赖集团反华、遏华的企图明显，积极推动所谓“西藏问题”国际化，并加紧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影响藏区稳定的外国因素主要包括政府领导人、议会、媒体等。近年来，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国政府领导人公开会见窜访的十四世达赖，以此表达对藏区人权等的关注，并明显透露出遏制中国的意图。美国总统老布什是第一个公开会见十四世达赖的在职总统，突破了过去美国政府要员不与达赖晤面或接触的政策。此后，历任美国在任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均会见过达赖，小布什政府甚至任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以推动中国政府与十四世达赖对话。与美国领导人相比，欧洲各国的态度要更为强硬，各国政府领导人大都曾会见过十四世达赖。

西方国家的议会对达赖集团的支持最为直接，也是达赖集团努力工作的对象。例如，美国国会是支持达赖分裂活动的急先锋。1988年，达赖集团在美国建立了“声援西藏国际运动”组织，展开了直接针对美国国会的专业游说，达赖曾多次赴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会见国会重量级领袖和反华议员。2008年，美国众议院通过将西藏议题、人权议题与北京奥运会挂钩的决议。可以说，达赖集团的游说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着美国国会的涉藏提案行为。欧洲议会频繁通过所谓“西藏问题”决议，对藏区局势与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批评。特别是2008年拉萨“3·14”骚乱事件以来，欧洲议会在涉藏问题上更加公开偏袒支持十四世达赖、批评中国，对中欧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根据欧洲议会“西藏问题小组”（The Tibet Inter-group）网站的资料显示，1987～1998年，有16个相关决议直接或间接涉及“西藏问题”；1999年至2004年年初有15个相关决议；2004年底至2006年有10个相关决议；2007～2009年，则连续通过多项直接涉及“西藏问题”的决议，使中欧关系的政治氛围受到严重损害。资料显示，欧洲议会在涉藏问题上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专门的涉藏决议频率不断提高，偏袒达赖集团的倾向更加明显。另一方面，欧洲议会近年来的涉藏决议，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通过时机上，都与美国国会有着极为默契的配合，力促“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图谋更加凸现，其实质性基调是偏袒十四世达赖变相独立的政治诉求。

与此同时，美国、德国等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空中网络通道传播虚假信息；利用国际邮政邮寄书刊、音像制品或通过水路、陆路走私宣传品进入藏区，宣传其人权、民主思想；利用非政府组织、宗教工具、旅游、文化教育、学术交流等途径加大渗透力度；利用美国之音、亚洲自由广播电台等24小时滚动播放信息混淆视听。广大藏区牧区地处偏远，政府为解决群众看电视的问题发放电视接收器，群众什么电视台都可以看，也可以收听到任何广播，这成为境外敌对势力传播其渗透、破坏、颠覆信息的重要通道。以黄南州为例，90%以上的牧区不通有线电视，只能靠安装无线发射和卫星接收设备收看电视节目，很多人收看境外不良视频，这已经成为敌对势力从境外影响境内的重要手段。其中尤为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黄南籍人的藏语水平较高，改革开放之后正常或非法出境者较多，许多人从事播音员工作，为美国、德国等的电台、电视台所利用者甚多。

三 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通过援助、慈善、考察等活动，对藏区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目前，在青海境内活动的非政府组织78家，其中有桥梁基金会、利众基金会、欧亚基金会等25家美国非政府组织；中国之友基金会、建华基金会、基督教励行会等20家中国香港非政府组织；世界援藏基金会等6家英国基金会；道扎基金会、援藏基金会等6家德国非政府组织；明德基金会等4家中国台湾基金会；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瑞士、瑞典等各有2家非政府组织在青海境内活动；卢森堡、比利时、挪威、日本、新加坡各有1家非政府组织在青海境内活动。其中美国利众基金会、桥梁基金会，德国道扎基金会等15家非政府组织在青海设立了办事处（具体基金会名称与分布参见附录1）。这些基金会的背景颇为复杂，例如，中国之友、建华基金会是在中国香港注册的传教基金会，但其工作人员均来自西方。

上述非政府组织进入青海境内活动，渠道多样，有的与青海省当地相关部门、地方政府联系进入，有的通过中央部委联系进入，有的则通过外国驻华使馆联系进入（如一些外国使馆负责具体的民生项目）。它们的主要活动在教育、卫生、慈善、小民生项目等领域，有些较大的基金会资金充裕，像桥梁基金会、利众基金会、道扎基金会、中国之友基金会动辄投资100万元、1000万元（例如道扎基金会投资几千万元在果洛州建立了道扎福利院）。

上述非政府组织的主要活动可简单概括为“精英工程”、“民生工程”和“能力工程”。所谓“精英工程”，即投资于教育领域，从孤儿院到民族中学、大学乃至资助出国留学，培养藏族精英，通过提供外教、采取一帮一资助等方式加强对藏族精英的培养与影响，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往往成为本土化的外国代言人，有的在外国非政府组织供职，出现了一个贫困生受外国资助的成长经历影响一个村庄、一片地区的效应。所谓“民生工程”，即关注贫困人口，投资于小民生项目，如建水窖、修道路、发放救济资金等，这些项目投资不大，但影响深远，当地民众曾颇为感慨地说，“近在眼前的政府不管，远在天边的外国人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所谓“能力工程”，即关注青海当地非政府组织，为其提供活动资金，培养其活动能力，从而为其所用。我们不否认有些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为当地社会发展作出了一些贡献，但需要注意的是，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所谓的“松土运动”，客观上起到了渗透，西化、分化的作用，有的非政府组织与寺院联系非常紧密，看重对民族学院的藏族精英进行培养，实际上在与我们争夺民心。有的非政府组织也承担搜集情报、通风报信、传布信息的职能，有的非政府组织（如宣传极端伊斯兰教义的“达哇”组织等）则频繁入境从事非法传教活动。

四 境外回流人员

1959年十四世达赖叛逃海外，裹挟1万多青海籍人，现已发展到4万多人，并多人在“噶厦政府”担任要职。改革开放之后，许多青海人通过正常或非法渠道出国，许多原本是受到达赖集团的蛊惑出走的，有些则是因经济问题、刑事问题出走（例如，1992年尖扎县县长因经济问题被查而出走印度，2008年泽库县一位派出所所长因刑事杀人而出走），有些被发展为达赖集团的骨干分子。其中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不断勾结国际敌对势力，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在国外捏造各种虚妄不实之词，欺骗国际社会，在青海藏区则制造混乱，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这些年来，陆续有非法出境人员回流。目前，在印度达兰萨拉生活着20多万藏胞，其中非法出境人员多先到达兰萨拉，但印度不允许他们加入印度国籍，而出去的许多人没有一技之长，工作难找，生活困难，许多生活无着的人回流藏区。当然，也不乏一些人经过严格的训练后，通过各种途径、以各种身份探亲，进入藏区后深入寺院、牧区宣传达赖的思想，通过电话、互联网、收音机等传递境外反动信息。据不完全统计，境外回流青海的僧人已达178人。公安、安全部门对境外回流人员作为重点对象进行监控，安排专人盯防，但由于回流人员环境熟悉、人员熟悉，常常走亲访友，我们并非事事都能管得住。实际上，许多非法出境者通过合法渠道回来，带回大量有关达赖及达赖集团的信息，有的还带着任务回来进行渗透活动，引起了诸多负面效应。达赖集团在青海的骨干人员多是境外回流人员、寺院僧侣、刑满释放人员等，我们对这些重点人员的监控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从近期发生的事件看，刑满释放、境外回流人员是主要参与者和组织者，例如刚察县刚察大寺借口保护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成立所谓“藏语继承会”、“放生会”两个非法组织，其中8名涉案骨干人员中有5位是境外回流人员。

当然，境外回流人员也有并非完全消极乃至积极的表现。据我们了解，前年尖扎县南宗寺卓多活佛出走印度，两个月后回国，并向相关部门主动汇报情况，我们并未对他进行处理。称多县非法出境到瑞士的几名人士回国后，捐资修筑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并专门到统战部门汇报情况，表明认同政府的做法，感谢共产党的温暖。

五 重点寺院

寺院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中心，青海许多城镇源于宗教寺院，因而具有十分广泛的世俗权力。^[3]实践证明，藏区不稳定的策源地在境外，但根子却在寺院。正如青海省委书记强卫指出的，“取得对达赖集团斗争的全面胜利，我们必须牢牢掌握对寺院的主导权”，“寺院稳则藏区稳，抓住了寺院管理这个关键，就抓住了藏区长治久安的牛鼻子。”以黄南州的隆务寺为例，隆务寺是青南藏区最大的格鲁派寺院，是藏区主要的宗教文化学府，共有活佛10名，僧人428名，有吾屯上下寺、年都乎寺等34座附属寺院，供养这些寺院的信众占黄南州总人口的60%，这些信众至今对达赖在宗教上有着虔诚的心理，且隆务寺影响及于甘肃，青海省海南州亦有其属寺。所以素有“青海稳定看黄南、黄南稳定看隆务寺”之说。青海省委明确指示，黄南是全省维稳工作重中之重，隆务寺是黄南维稳工作重中之重。

寺院是达赖集团和国外非政府组织刻意渗透的重点对象，也是青海藏区不稳定的策源地，形成境外影响境内、寺院影响群众、活佛阿卡借达赖名义传递其意图的循环。近年来，境外不法分子加剧了对个别寺院的策动，利用达赖在信众中的影响力和部分社会青年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刺激挑唆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引动一些地区非法示威游行、集结等突发事件不断发生。2006年焚烧水獭皮事件、2007年僧侣上街庆祝达赖授金奖、2008年“2·21同仁事件”等都说明，达赖集团的分裂渗透活动从未间断过，而且活动方式更加隐蔽，活动方法更加复杂多样。近年来，个别寺院成立非法组织，打着保护资源、保护环境、拯救生灵、拯救母语、和平放生等旗号进行非法活动，甚至采取假期补习班等形式向青少年学生宣传“藏独”思想。2010年“3·14”事件前后，一些寺院的个别僧人与境外联系频繁，互通情况；有的僧人制作和传播非法宣传品，鼓吹藏独思想；有的寺院僧人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软对抗，以诵经祈祷等方式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抵触和不满；个别寺院与境外遥相呼应，发起非法组织，图谋分裂活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藏独”宣传品屡禁不止，藏区各种谣言、传单不断，部分重点寺院的不稳定隐患增多，而偏远寺院被达赖集团视为新的重点渗透对象，其不稳定隐患也随之增加。

2010年5月7日于青海调研。

以上涉外因素之间相互关联，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达赖集团、非政府组织遏华、反华，达赖集团挟洋自重，并通过非政府组织、寺院、境外回流人员等图谋渗透破坏，且与“疆独”、“台独”、“民运”等敌对势力相互勾连，继续通过歪曲藏族历史来争夺话语权，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传单等传统串联和渗透手段，破坏手法不断翻新，且越来越集中于利用藏区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难题、党和政府工作的不足，插手人民内部矛盾，煽动群体性或突发性事件。可以说，我们工作中的任何失误都被它们利用，并不遗余力地散布谣言、加大渗透力策反度乃至开展破坏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