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民主义的舆论引导观点

从人类历史发展而言，研究者主要从政治统治的功能来解读舆论的功能和作用。“在阶级社会中，舆论与国家相比恰恰具有相反的功能，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舆论则是统治者用来调和阶级矛盾的手段，是一个阶级诱导全社会成员一道走的精神力量。”^[125]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形成的传统政治文化中，舆论观点可谓举足轻重。对于舆论的控制和引导，则成为统治者披上合法外衣，巩固政治权威的必备手段。因此，从本质上而言，专制统治中对于舆论的控制和防范多于、重于引导。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也很早就意识到舆论的特殊价值，从不同政治立场和视角对舆论的调控进行了不同侧面的诠释，形成了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舆论引导思想，为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提供理论导引和思想指导，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概而言之，中国古代学者形成的关于舆论引导上的思想，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旨趣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重民主义的舆论引导观，认为应该重视民众言论，君王要纳谏和开放言路；另一种是愚民主义的舆论控制观，主张君王权力的绝对化，漠视民众言论。前者滥觞于西周的“敬天保民”的思想，经儒家学派发扬光大，形成了一套以德治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后者发轫于法家学派，并经其详加发挥，形成了一套以法治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分野不能绝对化，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126]。

我国重民主义的舆论引导观由来已久，影响深远。君民关系历来是政治家必须首先面对和回答的基本命题，如何看待民的地位是其中的基本问题。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可谓一种“天意政治”。重民主义的观点认为，统治者代表天意君临天下，而天意要通过民意来体现，民意要以舆论为依归。重民主义的最早记载是《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可见，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且是一个价值判断，为重民主义定下了理论基调。商代贤臣伊尹劝谏商君时指出：“言能听，道乃进。”^[127]这一千古名训被作为治国之术，受到历代明君的青睐和重视。西周时期，著名思想家周公在认真总结夏、商灭亡的经验教训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思想，将“民监”作为维护“德治”的一翼，极大地丰富了舆论思想的命题，为中国古代的重民主义舆论观点提供了理论源头。他认为，民由天所生，君由天所命，只有“敬德”的君才可能维持长久的“天命”，是为“明德”；君是以“明德”而上连于天，是为“敬天”，以“明德”而下接于民，是为“保民”。周公在《尚书·泰誓》中指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28]这里深刻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政治思想：上天的看法和意见其实就是民众的看法和意见，上天总是会遵从民众的意愿，民众可以行使替天督君的功能。西周末年，政治衰落、社会混乱、舆论鼎沸，面对这种社会现实，召公对周厉王采取集权主义控制造成“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局面进行了尖锐批评，认为止谤不可能成功，只能暂时压制舆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129]在召公看来，民众的嘴是堵不住的，硬堵会发生灾难，如决川之害，因而只能加以引导；相反，为人君者应让人民自由发表意见，国家的政策和民意相符，才能保证施政成功。召公对舆论提出了采用“疏导”的方法，这在当时无疑是极其明智且清醒的舆论观点，是古代中国人对舆论的最精辟的见解之一，是重民主义思想体系中很有高度的舆论思想，对后人理解舆论的特性和巨大作用有相当大的警示意义，对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当然，这种思想的系统阐发是由严重的政治危机而激发出来的，也是为了维护传统秩序。

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积极倡导重民主义思想，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舆论见解，精辟揭示了舆论的某些基本规律，使重民主义文化传统逐渐成为一整套具有较为完整思想体系的重民主义舆论引导观，直接影响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统治。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从仁的政治理想出发，把人放在第一位，由“爱亲”而推及“爱人”（这个“人”是涵盖了“民”作为类的大范畴），由“爱人”而“泛爱众”；并把“泛爱众”上升为对统治者的要求，提出“为政以德”，君要“爱民”；认为“民无信不立”，强调民众的拥护是国家存在的根本条件，提出“养民也惠”的德治思想；主张用“礼”来统一思想、引导舆论。孔子赋予“民”以新的含义，为重民主义思想注入了新的元素。孟子从战国时代的政治混乱和历史经验中深刻地体察到“民心”“民意”蕴涵着巨大的社会推动力，而统治者一旦失去民心的拥戴和民意的拥护，就会亡国，因此，代表社情民意的舆论对于统治者的治国而言，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并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30]的仁政思想。这一千古流传的名言是重民主义思想最为直接的反映。孟子要求君顺应民众的意愿，作为君不能忽视民的喜怒哀乐，要“与民同乐”“与民同忧”。“乐民之所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后来，荀子提出“载舟覆舟”理论：将君与民的关系十分贴切地喻为舟与水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31]，说明人民力量的伟大，强调尊重民众舆论、倾听民情、关注民意的重要性。这句名言后经唐朝魏征对李世民的进谏而更为世人所知晓。虽然儒家的重民主义思想较为富有民主精神，但与近代民主思想是完全不同层面的两个思想体系。他们重视民主在君民政治格局中的根本、基础地位，但从来不曾否认君主制度，也不可能否认剥削制度，本质上是君对民施点恩惠，“重民”只是手段而已。

除儒家外，许多思想家也对重民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重民主义舆论引导观注入丰富营养，使之日趋完善。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齐相管仲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132]，比较正式地从统治立场上提出了民众对于政权兴衰更替的重要作用，认为君主要顺应民心、民意，让民众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将之作为决策依据。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民心都要顺，随心所欲的民是应该加以惩治的。此外，他还提出“市人之言”这一特殊的舆论概念，认为人民是“天下之目”“天下之心”“天下之耳”。他指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133]，并向齐桓公建议设立舆论监督机关——“啧议之室”。道家也从自己的角度论述了重视人民舆论的作用。老子认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134]庄子提出“丘里之言”^[135]，认为舆论是将绝大多数人民的见解和观点整合而形成的思想，具有整体性，不是某一个或几个人的言论，这是对舆论思想的一大贡献。近代思想家魏源在《治篇十二》中论述了广开言论的重要性，将国家看成一个人体，帝王好比头脑，宰相犹如手足，诤臣恰似喉舌，而舆论则是鼻息。一个机体要维持生命就得时时刻刻息息相通，同样，一个国家必须广开言路，时时刻刻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才能耳聪目明，鼻息时刻畅通。广开言论是国力强盛、政治清明的前提条件。在近代历史上，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中向封建统治者提出要设立“议郎”官职，赋予其“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职责，发挥将舆情民意上达天听，供皇帝决策参考的作用。有“舆论界之骄子”声誉的梁启超认为，所谓舆论就是多数人意见的公开表达。他高度重视舆论的作用，为民众舆论的觉醒鼓与呼，提出“健全舆论”符合“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五个基本条件^[136]。这既指出了评估舆论的五大标准，也道出了舆论引导的五大要求和五个方向。

在重民主义的舆论引导观的影响下，古代的贤明君主注重采集民意，疏导舆论，建立某种舆论反映、收集和上达的办法和制度。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其一，“谏鼓”制。相传尧舜曾设鼓于宫廷外，供民击鼓进谏。此后，历朝历代统治者纷纷效仿，将这一做法延续下来。在朝堂或官衙外设“登闻鼓”，以作“用下达上而施于朝”之用，臣属民众都可击鼓鸣冤，监督、举报不法官员，也可以向朝廷的政策提出建议、意见。其二，设立供民众进行舆论表达的特定场所。比如，春秋时代郑国就在乡间建立供乡人聚会议事的公共场所——“乡校”，以畅通民众舆论表达的渠道，获取民众对政事的舆情，并及时地化解民怨，引导社会舆论，取得了良好效果。其三，“采风”制。在周代，统治者就重视采集诗歌民谣中的舆情信息，窥探人心向背，出现了最初形态的采风制度。《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可见在当时的统治者眼里，诗歌是一种舆论载体，承载着社情民意和民风民俗，要想稳稳当当地坐江山，就必须原原本本地“采集”舆论，明明白白地知道舆论中反映的执政得失。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也都较重视派遣史官深入民间采风，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以说就是重视民间舆论态势的重要形式和制度。秦汉时期还专门设立乐府机关搜集民谣。其四，谏诤制。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从唐代开始，就在朝廷内部设立“谏诤”制度；宋朝继承这一制度，并专设谏官和御史负责纠错百官，评议最高统治者和百官的施政得失，也承担反映社情民意、通达百姓疾苦冤情等职责。这些制度和举措的推行，为君主收集民情，倾听民意、民心创造了条件，为民众发表意见提供了渠道，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安定^[137]。

从整体上看，受特定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重民主义思想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并没有为民众参政提供理论支持，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并未超越君主专制的政治思想范畴，也都是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立场出发。“从总体上看，它属于统治阶级的得民之道、保民之道、治民之道，充其量不过是描绘了一种君主制度的理想模式。”^[138]但客观地分析，传统重民主义的舆论引导观点尊重民意所求、看重民心所向，把社会舆论中反馈出来的民意看成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参照系和权力的制约力量，具有原始、朴素的民主理念，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元素，是党推进马克思主义舆论引导思想观点中国化，使之成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理论形式的文化底蕴和心理基础，也是党在新时期创造性发展舆论引导理论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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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彭广林：《马克思新闻思想的逻辑起点刍论》，《当代传播》2009年第6期。

[2]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1993，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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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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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2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9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2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237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46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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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第591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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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523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第658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489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99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625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38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74～75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589～590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329页。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231页。

[55] 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1993，第194页。

[56] 《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00，第331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418页。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416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304页。

[60] 童兵：《舆论和舆论载体——报刊》，《新闻与写作》1991年第7期。

[61]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69页。

[62]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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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85页。

[66]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85页。

[67]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363页。

[68] 《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23页。

[69] 《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55页。

[70] 《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93页。

[71] 《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84页。

[72] 《列宁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114页。

[73] 《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95页。

[74]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6页。

[75]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8页。

[76]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3页。

[77]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40页。

[78]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8页。

[79]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62页。

[80] 《列宁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第338页。

[81]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9页。

[82]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50页。

[83]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54页。

[84]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88页。

[85]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79页。

[86]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70～71页。

[87]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40页。

[88]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93页。

[89]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193页。

[90]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21～22页。

[91]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37页。

[92]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72页。

[93]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2页。

[94]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72页。

[95]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93页。

[96]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37页。

[97]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2页。

[98]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37页。

[99]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36页。

[100]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36～137页。

[101]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38页。

[102]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303页。

[103]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36页。

[104]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72页。

[105]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38页。

[106] 《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329页。

[107] 《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329页。

[108]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4页。

[109]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6页。

[110]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6页。

[111]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236页。

[112]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157页。

[113]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301页。

[114] 《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94页。

[115]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122页。

[116]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289页。

[117] 《列宁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62～63页。

[118]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第157页。

[119]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54页。

[120]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91～92页。

[121]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1页。

[122]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41页。

[123]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37～138页。

[124]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5页。

[125] 刘建明：《基础舆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66页。

[126] 徐向红：《现代舆论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第17页。

[127] 《史记·殷本纪》。

[128] 《尚书·泰誓》。

[129] 《国语·周语上》。

[130] 《孟子·尽心下》。

[131] 《荀子·王制》。

[132] 《管子·牧民》。

[133] 《管子·九守》。

[134] 《老子》。

[135] 《庄子杂篇》。

[136]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559～561页。

[137] 王雄：《新闻舆论研究》，新华出版社，2002，第27～28页。

[138] 刘泽华：《王权思想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第114～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