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易堂文人群体的性质
由于中国古代的文人群体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本身就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因此对于其类型的划分很难有绝对的或唯一的标准。从不同角度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从组织形态上来看，可分为家族血缘型、地域型、师徒型、业缘型、友道型等类型；从其文化功能上大致可分为侍从文人集团、学术派别、政治朋党、文人结社和文学流派等。[76]从文人群体的命名方式与特点上分，有“以地域称者”“以时代称者”“以官职称者”“以师门关系称者”“以家庭关系称者”“范加品题者”“齐名并称者”等类型。[77]从性质上划分，又可分为文学性和非文学性等类型。实际上，这也只能说是一个粗略的划分，因为中国古代“士”阶层[78]本身具有复杂性，往往某一类型的文人团体同时兼有其他类型文人团体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士”之生存的基本信念是“以天下为己任”，因此中国古代的文人一般来讲都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文人本身就是政要；即使是在野为庶民，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也使得他们对政治有较为浓厚的兴趣，也要去积极议论时政；而且在他们看来，清议虽然不能像掌权者一样直接去干预政治，却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清初顾炎武云：“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79]再加上某一文人集团的形成又与这一时代或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文人团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比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文学性很强的文人集团，但当时他们处在激烈的政治漩涡之中，“建安七子”中的几位重要成员孔融、陈琳等是曹魏政治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政治生涯的起伏往往又极大地影响了他们文学创作的整体风貌和成就。由此，很难单一地、绝对化地确定他们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同样，像典型的政治朋党型文人团体如明代之“东林党”、后期之“复社”等，其中的成员亦有很多文学造诣很高的文学家。
一 易堂文人群体的组织形态
易堂文人群的组织方式比较复杂。总体上来讲，它是一个地域性的文人团体：其一，“易堂九子”的所谓“易堂”，是实有其“堂”：“山势高，屋宜隐伏，顾夹两石壁，横不得方。独中干束缩，后托圆顶，张肘平衍，可接百武。辟堂其中，曰‘易堂’。堂广两丈，深二之一有半。北向凭右干外，大杨、赤竹、南光诸远峰张旗鼓，中列屏几相望峙。”（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易堂”构建在金精山翠微峰上，金精山位于宁都西郊，距城有四十余里，为道家三十六福地之一，翠微峰即其主峰之一。“易堂”是易堂文人群的“总部”。其二，所谓“易堂九子”，其人都属江西籍。其中李腾蛟、邱维屏、“三魏”、彭任、曾灿七人均为宁都人；彭士望、林时益两人为南昌人。其三，从易堂诸子的主要活动来讲，虽然他们大都漫游天下，足迹遍海内，而其讲学授徒主要在江右，与宋未有为首之髻山诸子和谢文洊为首的程山诸子交为最挚，并被当时学者称为江右三山学派；他们的弟子虽然遍布各省，但主要来自江右地区。
易堂文人群体还表现出明显的家族血缘型的组织方式。家族血缘型的文人团体主要是由同一家族内部的成员组合而成的。家族血缘关系在中国古代文人团体的形成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与中国古人浓厚的家族宗法观念有密切的关系。概而言之，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族血缘为本位的，小则为“家庭”，大则为“家国”，“齐家”与“治国”在本质上相通。这种观念渗透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各种复杂的人伦关系，俱可以还原到家族关系中来，如“君”与“父”，“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忠孝非两心，事君如事父”[80]；“师”与“父”，“事师之，犹事父也”（《吕氏春秋·劝学》），等等。古代较早的文人团体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学派，其组织方式主要是师徒关系，而这种关系实际上就有家族宗法观念的因子。其后，遂有比较纯粹的以家庭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文人团体出现，历代不乏其例。代表性的如汉魏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形成的曹氏文人群体，梁代萧统、萧纲、萧绎等组成的萧氏文人群体，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组成的苏氏文人群体等。可以说，家族文人团体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易堂文人群的核心成员是“宁都三魏”，也是“易堂”的最初创建者。“宁都三魏”本身就是一个纯粹的家族文人团体，在当时即以“宁都三魏”之名而远播：“魏氏三子者，宁都魏天民征君之子，长曰际瑞，字善伯，是为伯子。次曰禧，字冰叔，曰礼，字和公，是为叔子、季子。三子平日以父为师，而兄弟相为朋友……天下遂谓之宁都三魏，而或比之眉山三苏氏，则非三子之意也。”（林时益：《魏氏三子文集序》[81]）由是知，时人也有将“三魏”比拟于“三苏”者。史料之中，也常以“三魏”之称记载，“……‘三魏’之名遂遍海内。”[82]又：“魏礼，字和公，一字季子，江西宁都人。布衣，与二兄祥、禧隐翠微峰，一门师友。古文词为眉山宗子，名满天下，人称‘易堂三魏’云。”[83]又：“宁都三魏，长祥，字善伯，后改名际瑞；次禧，字冰叔；次礼，字和公，兄弟三人，并有才名于时，故天下称宁都三魏。”[84]又：“魏叔子兄弟，治古文山中，邹程村一见叹曰：‘今乃有如是文乎？’逢人则称道不绝口，海内知有三魏，实自程村始也。”[85]易堂后学中又有所谓“小三魏”之目，为魏际瑞之子士杰、魏礼之子士傚、士俨。由此可见，易堂文人群的家族型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另外，易堂九子成员之一的邱维屏邦士乃为三魏之姊丈，也与三魏有特殊的血缘关系。南昌的彭士望与林时益亦有亲缘关系，据彭士望述：“家继母，太朴先生之再从侄女”，而且两家都居于会城，“至戚情礼甚周，欢相得也。”（彭士望：《与魏昭士手简》）太朴先生即林时益之父。时益少与彭士望友善，“共相推许”。后来因两家大人构恶，两人遂绝交。甲申之变后，两人在乐平王刚的调和下重交笃，“甲申世变，用霖以王乾维一言亟过予，止宿一日，更欢得如兄弟。自是，居行寄托，有无通共。”（彭士望：《与魏昭士手简》）另外，易堂诸子的晚辈相互结成联姻，关系极为复杂。如林时益之子娶彭士望之女，彭士望之子娶魏礼之女，林时益之女适邱维屏之子，彭任之女适李腾蛟之子，彭任之子娶魏际瑞之女，魏礼之子娶曾灿之女，等等[86]。而且易堂门人之间也相互联姻，织成一张极其特殊而又复杂的血缘关系网。易堂诸人之交谊诚如魏禧所言：“易堂之交如亲兄弟。”（魏禧：《师友行辈议》）由此来看，血缘关系是易堂诸子能够聚合在一起的非常重要的纽带。
易堂文人群体的组织方式又有师友型的因子。从“宁都三魏”来讲，他们从血缘关系上来讲是兄弟，但他们又互为严师，互为畏友。魏禧如此记述他和弟弟魏礼的关系：“季少余五岁，入小学时，父母以为迟钝，尝命督课之，故视予犹严师。……予乃释向者束急之教，而更以季为畏友。”（魏禧：《季子文集序》）事实上，魏禧也确是魏礼之师，礼从其学文至成，尽得其文法。对于其他诸子来说，也是如此，如魏禧曾向邱维屏学为古文，受其影响很大。易堂诸子皆笃信师友之道，并以儒家友道观念为归，“世道交衰，师友之义久不明于天下。《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又曰：‘道若大路，归而求之，有余师。’则是道德者，师友之质的，舍是，皆反是也。”[87]（彭士望：《祭魏叔子文》）在日常生活之中，以相互攻恶为尚，“其得力则在于燕居闻过，能互攻恶。”（彭士望：《祭魏叔子文》）“三魏”外，诸子虽为异姓，但皆以兄弟称，情挚之至，无论姓氏。魏禧云：“余十一岁颇知求友，里中如刘公定、李咸斋、曾青藜、谢君求，或以笃德令行，或污身辱名而志不滓，皆次第相与为石交。”（魏禧：《彭躬庵七十序》）又在叙及与曾灿之谊时云：“余幼与曾止山比户而居，长又同学，自年十三四，辄以古朋友相望责。”（魏禧：《曾止山诗序》）彭士望在与永新贺贻孙的信中亦云易堂诸子“并皆齿兄弟，家居不让，几几似古”（彭士望：《与贺子翼书》），这正是诸子相处的真实写照，因此也常以“敦古道”而被称扬：“敦古友谊如骨肉子弟，无恒父师。”[88]
在文艺上，易堂诸子亦相互切磋，谈论技艺，取长补短，相互为师。这种以朋友为兄弟的观念实际由来已久，和中国儒家古老的友道观念密切相关。儒家重友，所以讲求广交友朋。像孔子就认为有朋友见访，便是人生的一大乐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89]孟子亦言：“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天下之善士为不足，尚论古之人。”[90]儒家的这种友道观，成为后人在日常交际中的重要原则。而易堂诸子生活的时代正是传统儒家友道观沦丧的时代，朋党林立，恶意攻击，奸谀取巧，遂至人心涣散，不可收拾。于是此际士人倡导恢复古之友道观，访友求士便成为他们重要的一项“事业”，诚如彭士望言：“天不与弟以时，而与以友，然弟意中尚以友天下为未足。”（彭士望：《与贺子翼书》）依此来看，以友为师、以友为兄弟的传统重友的儒家友道观念亦成为易堂九子能够组织在一起而形成文人群体的重要原因。
二 魏禧的领袖作用
易堂诸子之中，如以文学领域的影响大论之，则魏禧为最。魏禧（1624～1681[91]），字冰叔，又字凝叔，号裕斋，又号勺庭先生。宁都名士魏兆凤之次子，故人称魏叔子。《清史列传》在论易堂时叙云：“易堂独以古人实学为归，而风气之振，由禧为之领袖。”[92]钱仲联先生也认为“禧总揽易堂诸事”[93]。魏禧的领袖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易堂文人群体的形成过程中起到实际的组织作用。最初，魏氏一家移居翠微峰的决定与魏禧有关。时为甲申之际，时局虽然纷乱，但当时尚未波及这个赣南小城。魏禧审时度势，凿山开道，构屋于险要的翠微峰上，以防不测，彭士望记载当初之情况颇为详尽：“乙酉冬，魏凝叔知天下未易见太平，与其友将为四方之役，谋所以托家者。时邑人彭宦得兹山创辟，凝叔合知戚，累千金，向宦买山，奉父母及兄善伯、弟和公居焉，旁及其知戚。”故“于兹山最力者，始事凝叔”。（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清史列传》亦载：“方流贼之炽也，承平久，人不知兵，且谓寇远猝难及，禧独忧之，移家山中。山距城四十里，四面削起百余丈，中径坼，自山根至顶，若斧劈然。缘坼凿磴道，梯而登，因置闸为守望。”[94]国变之初，魏氏一家移居翠微峰主要是魏禧的主意，这也成为其后易堂文人群形成的先决条件。
易堂文人群体的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就是彭士望与林时益（朱议霶）的加入。彭士望（1610～1683），字达生，号躬庵，又号晦农、树庐等，南昌人。顺治二年（1645）六月，金声桓入南昌，彭士望挈妻子走建昌，后至宁都，魏禧亲延士望至家，两人遂一见定交，彭氏才有加入易堂之意。彭士望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忆予乙酉六月，自南昌携俪停许湾，身三驾宁都，平日口语寄托人，俱不足信。方傍徨间，俄造予。一少年颀然清癯，角巾蓝縠衣，趋揖曰：‘身魏凝叔也，慕君久，幸过一言。’携推入小东园，语不可断。予浴，叔子立盘次语比夜漏下三十刻。予曰：‘定矣，吾决携家就子矣。’叔子曰：‘此自吾事。’”（彭士望：《魏叔子五十一序》）以前素不相识，而只此一面，改变了彭士望以后的人生轨迹。如无魏禧的亲自造访，彭士望未必有此机缘依于易堂。林时益为彭士望之石友，士望于是携时益弃家同来易堂。由此可见，魏禧在南昌名士彭、林加入易堂这件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说移家翠微峰是魏禧深谋远虑，那么，招引彭士望与林时益加入易堂则是魏禧个人“魅力”所起到的作用。对魏禧在易堂中的地位，同堂中年龄最大的李腾蛟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叔子于易堂，如桶之有箍。”（李腾蛟：《书魏裕斋诗后》）此外，一些史料记载本身也可以看出史家对于魏禧在“易堂”文人群体中领袖地位的认可，如《四库全书总目》：“同邑魏禧尝集同志九人讲学于易堂，任其一也。”[95]《清史列传》：“魏禧集同志彭士望等九人讲学‘易堂’。”[96]近人邓之诚先生也认为在“易堂”之中，“禧则事无不总”[97]，等等。
其二，魏禧在易堂文人群体中威望最高，声名最远，同堂中其他诸子俱服膺其人。彭士望这样描述魏禧在易堂诸子中的地位：“易堂前后辈两世人皆以叔子为放仰。”（彭士望：《祭魏叔子文》）魏禧名望之高，主要表现为道义与文章两端。彭士望曾论魏禧生平云：“求文章卓然有用，能自成就，以布衣久隐，畏约抗行天下，惟叔子一人而已。”（彭士望：《魏叔子五十一序》）张潮论魏氏云：“宁都魏叔子先生文章道义久已推重人伦，而交游之广，阅历之多，亦复超轶流辈。”[98]对于道义气节，十九世纪日本著名汉学家斋藤谦（1797～1865）总其生平，推之为“全节之士”：“冰叔遭甲申之变，愤惋叱咤，如不欲生。谋起义兵勤王，而李贼旋殄灭，遂不果。明亡不仕，被征，以疾辞。抚军某疑其诈，以板扉舁之，至门，冰叔絮被蒙头，卧称疾笃，竟得放归。可谓全节之士矣。”[99]就文章来讲，易堂诸子中，文名最大者亦数魏禧，随着他交游日广，声名渐远，天下人争相引见，彭士望述云：“魏叔子庚戌间再游吴越，人传诵其文章，谓为南宋来所未见，求之者无虚日，削版待之，朝成夕登，即日流布，海内所推。一二耆旧大耋之老争识面，引为忘年交。士无识不识，皆知有宁都魏叔子。”（彭士望：《魏叔子五十一序》）后宋荦曾选刊魏氏及侯方域、汪琬文为《国朝三家文钞》，魏、侯、汪并为清初三家，魏氏之名日盛，清人卢淅评曰：“易堂文名之盛，莫过魏叔子先生。”[100]康熙十七年（1678），诏举博学鸿儒，叔子以疾辞不就，也反映出他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对于易堂的领袖人物，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如近人邓之诚先生认为易堂之主实为林时益：“（易堂九子）其初为避兵，继则谋恢复，奉时益为主。”[101]又云：
议霶实为易堂宗主，故魏禧谓：议霶来宁都时年二十有八，予与季礼方壮，并愿为之死。没前语士望、禧、礼曰：吾衰病无所用于世，君辈好为之。遂于戊午（康熙十七年）八月以呕血死，年六十一。事具禧《朱中尉传》。议霶死而易堂之业衰矣。[102]
林时益原名朱议霶，本为明王室后裔，国变后更易姓名为林时益，字确斋，随彭士望于顺治二年（1645）挈家宁都，加入“易堂”。甲申之变后，易堂诸子中确实有人图谋恢复，而林时益身份又非常特殊，邓先生单纯地从政治角度去解读“易堂”，遂有此解，也有一定的道理。
清初张尚瑗则认为，易堂之领袖应为邱维屏，其云：“然而居乡有先后，闻道有原委，就诸子风同趣合，固必有英绝领袖于其中，而相下不厌者。今取以论阳都诸子，邱邦士先生所谓领袖之者也。”[103]张氏是从易堂诸人的文学渊源及文学造诣来考量邱维屏在易堂九子中的地位：“盖易堂诸子之文，既以叔子为领袖；而叔子之所自来，又承于邦士，则邦士之领袖易堂，亦自其诸子之说云尔矣。”[104]其说亦有所自。但全面考察易堂文人群体的形成及其活动，则魏禧实为领袖焉。
三 易堂诸子的结社意识
顺治二年（1645）冬，魏禧集资向同郡彭宦购买翠微山，奉父母以居。顺治三年（1646），闽赣相继陷落，诸子始决隐计[105]。顺治四年（1647），诸子“合坐读史，为笔记论列，间面课古文辞，抽古人疑事相问难。为诗，诗一遵《正韵》。朔望，凝叔父魏圣期翁暨诸子衣冠，述《乡约》《六谕》，徐及古今善行事，内外肃听。是冬，诸子言《易》，卜得离之乾，遂名‘易堂’。”（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易堂”之名盖始于此。从彭士望的记录来看，“易堂”这一名称是诸子自命；所谓“易堂九子”之称，其意亦直接来源于诸子。如彭士望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云：“弟所居山名‘易堂’，南昌林确斋与弟携俪偕作，其曰李、曰邱、曰魏、曰彭、曰曾，皆邑人。魏母兄弟三人及林子与弟为九人，并皆齿兄弟，家居不让，几几似古，人人外交而海内亦遂传其姓氏，颇重其人与其文章。”（彭士望：《与贺子翼书》）又曰：“吾易堂兄弟之交九人”（彭士望：《祭魏叔子文》）。魏礼曾述云：“是时易堂九人：李咸斋腾蛟、彭躬庵士望、邱邦士维屏、林确斋时益、魏善伯祥、魏冰叔禧、彭中叔任、曾青藜灿、魏和公礼。”（魏礼：《先叔兄纪略》）魏世傚亦云：“先大人兄弟三人如一身……且南昌彭、林二先生与同里李、邱、彭、曾四先生，同三父隐于翠微峰上，曰易堂九子。至今子孙以行辈称叔侄兄弟，如古之九姓。”[106]可见，易堂诸子有着非常明确、自觉的结社意识。从此而后，天下以“易堂九子”播扬其名，史料中也常以“易堂九子”著录其事。《国朝学案小识·彭任》载：“先生讳任，与同邑魏先生禧尝集同志讲学于易堂，世所称易堂九子，先生其一也。”[107]又《明遗民录》：“易堂九子，自三魏及躬庵、确斋外，曰李腾蛟咸斋、丘维屏邦士、彭任中叔、曾灿青藜，敦古友谊如骨肉子弟，无恒父师”[108]，等等。
易堂诸子的结社意识还表现在他们在自称的时候频繁地使用“吾易堂”“易堂之人”“吾堂”等明确地带有“社团”意味的字眼。如彭士望云：“丁亥间，吾易堂亡友李力负尝自镌图记曰‘方寸桃园’。”（彭士望：《复孔正叔书》）又：“予侨居赣南三十年，固未尝一至粤，而吾易堂魏季子数游之，有《海南杂诗》。”（彭士望：《赠董舜民游江粤叙》）又：“吾易堂谬以文章为天下所推”（彭士望：《祭魏叔子文》），等等。“吾易堂”“吾堂”等词语均表现出他们这种自觉的集体意识。在诸子眼中，“易堂”是一个大家都认同了的实体，每个人都是这个实体的一部分。易堂诸子在自称或署名的时候，经常使用“易堂×××”的格式，如彭士望在《耻躬堂文钞自序》自称为“易堂彭士望”；魏禧在序曾灿的《六松堂集》时，署名为“易堂兄友魏禧序”；邱维屏作《魏叔子文集序》时，署名为“易堂友兄邱维屏撰”[109]，等等。这种几乎成为一种程式化的言说方式，也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易堂诸子明确、自觉的社团意识。
易堂诸子之结社，既有其名，又有其实，是清初遗民结社的一个典型实例。在当时人眼中，“易堂”也是作为一个文人社团为人所知，如周沐润将易堂与复社相提并论：“易堂九子之名噪海内，与东南复社埒”[110]，张尚瑗则直呼其为“社”，其云：“自诸子为易堂之社，其人大曰敦古义，重名节，与时俗异趣；亦有结宾客，事侠游，挟捭阖之术。”[111]
四 易堂文人群体的性质
从文学的角度考察古代文人团体的性质，不外乎文学性的或政治性的。文学性的文人社团是指那些主要以文学活动为其主要活动内容的群体，如一些比较纯粹的“诗社”或“文社”。政治性的文人团体则是指那些主要以政治活动为主要活动的群体，如唐代的牛党、李党等。而由于古代士人根深蒂固的经世观念，使得他们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置身世外，也很难做到完全对政治的脱离。故而很多都是介乎文学性和政治性二者之间。就易堂来说，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团体，但也不能说其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团体，而是二者的“混合体”。当然，这样的性质也与当时特定的历史境遇有密切关系。
首先，时局的影响。崇祯亡国，对于汉族士大夫来讲，无异于天崩地坼。当思宗殉国、北都陷落的消息传到江右这个偏僻闭塞的宁都小城时，“三魏”之父兆凤“率诸子号哭，竟日不食”[112]。阵痛过后，便起而谋恢复，都给事曾应遴倡勤王议，魏兆凤变卖家产，“首输三百金于册”[113]，然事终不果。此时，易堂中其他诸子如彭士望、曾灿等人亦奔走于乱世之中，试图有所作为，但最终还是事与愿违。由此看来，易堂诸子与当时很多遗民如顾炎武、屈大均、阎尔梅等人一样，在甲申之变后，最初以谋图恢复为第一要务。就在诸子结社而避居翠微峰之后，仍然不死此心，由此，其政治性就显而易见了。纵观清初之遗民社团，大多具有鲜明的反清复明的政治倾向，很多遗民团体如易堂中的部分成员都曾积极地投身于反清复明的斗争中。此时，遗民团集结社，而且往往互通声气，暗流涌动，其势力不容小视，一度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惶恐不安。顺治十七年（1660）正月，礼科给事中杨雍建上《严禁社盟疏》，痛陈文人结社之弊：
臣闻朋党之害，每始于草野，而渐中于朝宁，盖在野既多类聚之私，而服官必有党援之弊。如明季仕途，分门立户，意见横生。……臣窃以为拔本塞源之道，在于严禁社盟；苟社盟之陋习未除，则党与未可得而化也。……盖其念始于好名，而其实因之植党。于是家称社长，人好盟翁，质鬼神以定交，假诗文而要誉；刻姓氏则盈千累百，订宴会则浃日连旬。大抵涉笔成文，便争夸乎坛坫，其或片言未合，思构衅于矛戈。彼此之见既分，朋比之念愈切，相习成风，渐不可长。又有不肖之徒，饰其虚声，结交有司，把持衙门，关说公事，此士风所以日坏，而人心由之不正也。……凡此恶习，皆始于儒生，而流及市井小人，尤而效之者也。[114]
二月二十三日，奉旨禁止士民结社。统治者此举之表面意图是禁止结社，以破朋党之根本，因为明季朋党之祸是其前车之鉴，严禁结社可以防微杜渐，避免重蹈覆辙，这自然合乎情理。但稍加分析就可明白其中还有“深意”。清初文人社团，尤其是遗民社团成为反清势力中的重要力量，而且有一些社团更近于军事组织，如果不及时地予以禁止，很可能对清廷造成更严重的威胁。于是不得不强令禁止，一方面可分散反清力量，另一方面通过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遗民们的反清情绪。严禁结社之令确实也起到实质性的效果，“时刘正宗执政，列之不赦之条，自是家家闭户，人人屏迹，无有片言只字敢涉会盟之事矣。”[115]从此也可以看出清初文人结社尤其是遗民社团的政治倾向性。而对于易堂诸子来讲，其中的成员之一林时益（原名朱议霶）本就是明朝皇室后裔，他的加入使得易堂更加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政治色彩。邓之诚先生依此认为林氏为易堂之“宗主”，而至林氏之殁，“易堂之业衰矣”[116]。显然，邓先生眼中的易堂无疑就是一个图谋恢复的遗民团体，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易堂的政治性特征。
其次，明末文人社团政治化倾向的影响。明代的文人结社，主要还是以“以文会友”为主流，虽然有标榜风气之习，但主要是文艺上的论争。直至张溥、张采组织“复社”之先，加入复社的那些社团也大多是以课艺为主，如江北匡社、中洲端社、江南应社等。张溥、张采二人亦在当时享有文名。后来，张溥合诸社而为一，倡为“复社”，其最初的目的是“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117]复社起先是以课艺为主的社团。因为时艺关系到士子的仕途，于是，其影响力愈来愈大，由江南而蔓延至江西、福建、湖广、贵州、山东、山西等省，见于著录的复社成员竟多达2025人[118]，其盛况空前如此。
随着势力的扩大，复社的性质也渐渐地发生着变化。复社中重要人物像张溥、吴伟业、杨廷枢、陈子龙等人先后中了进士，朝廷政要也开始拉拢复社中人，以便培植自己的势力，逐渐发展到可以左右科场，把握了黜陟之权，所谓“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提甲乙，颇能为荣辱”。[119]于是，天下之士子更是趋之若鹜，想方设法要进入复社，“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之子弟入社。迨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于其中矣。”[120]于此，复社由纯粹的研艺课文而介入了政治斗争，甚至“上摇国柄，下乱群情”。再往后，就变为纯粹的政治社团了，如先后倒掉当权的温体仁、薛国观，重新组织东林党人的势力，排斥魏珰余孽阮大铖等人，因此，复社被视为所谓“小东林”。直至南明政权，马士英、阮大铖等“逆案”中人再次掌权，遂大肆迫害复社成员。复社之荣衰一直贯穿了崇祯一朝的始终，并成为崇祯末年政治角力场上的主角，其影响一直波及清初。
甲申之变后，复社成员的反清热情最为高涨，并成为反清阵营中的重要力量。虽然易堂中没有人参加过复社，但复社对其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在易堂诸子所交游的天下师友之中，有很多都是复社的成员，如李世熊、方文、方以智、杨文彩、欧阳斌元、杨廷麟、徐世溥、陈宏绪、傅占衡、万时华、阎尔梅、钱邦芑、徐枋、徐孚远、钱谦益、吴伟业等。彭士望还曾师事于同邑姜曰广、漳浦黄道周等人，二人均为东林党重要人物，故彭氏尝以“东林苗裔”自居，颇感自豪，其云：“望少尝师李懋明、姜燕及、黄石斋三先生，而与清江杨公机部友最善。其于梁溪先生之学尤服膺，谓为罗文恭之后一人。望固俨然东林苗裔也。”（彭士望：《祝工科奏疏序》文后《自识》）因此，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复社政治风气的影响，更有人明确地将“易堂九子”与复社相提并论，如周沐润云：“时马、阮枋国，（士望）数荐数齮龁，辟居史公可法幕，上兵饷各疏多，下部臣议尼不行。于是，始尽室依魏凝叔于宁都，冀削迹翠微峰以老，而易堂九子之名噪海内，与东南复社埒。”[121]现代学者中也有人认为：“这个团体其实也是一个政治学术团体，因其宗旨在于反清”[122]。
当然，客观上讲，易堂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性质的社团。初期，诸子中的主要成员魏氏一家曾于国变后出金倡义军；曾灿及彭士望等于顺治初年曾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清斗争之中。然而在其后，随着整个反清势力的逐渐被遏制，诸子见恢复无望，便潜心于论学著述、开馆布学。易堂诸子著述颇丰，虽然遭到清初森严文网的严密“过滤”，致使很多都遗佚了。然而庆幸的是他们依然均有著作行于今世；而且其中的魏禧是著名的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为一代文章之巨手，同堂邱维屏、彭士望、曾灿、魏礼等人也俱以诗文名于世，在清初文坛中占有一席之地。
[1] 魏源：《圣武记·开国龙兴记四》（清道光刻本），《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64页。
[2] 史松、林铁均编《清史编年·顺治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第71页。
[3] 史松、林铁均编《清史编年·顺治朝》，第94页。
[4] 史松、林铁均编《清史编年·顺治朝》，第166页。
[5] 史松、林铁均编《清史编年·顺治朝》，第194页。
[6] 本书所引彭士望的引文凡出自《耻躬堂诗文合钞》（咸丰二年重刻本）者，只于引文后标明所自篇目，不另出注；如出于别本者，则另注出。
[7] 曾灿《六松堂集》传世的有两种版本，一种为清钞本；另一种为《豫章丛书》本（收于近人胡思敬所辑之《豫章丛书·明季六遗老集》中）。两种版本之卷数、篇目均无大异，但内文偶见出入。本书所引曾灿文字凡出于《六松堂集》清钞本者，只于引文后标出所自篇目，不另出注；如出于别本者，则另注出。
[8] 邱维屏：《邱邦士文集》卷17，清道光十七年刻本。本书邱维屏之引文凡出自此本者，只于引文后标明所自篇目，不另出注；如出于别本者，则另注出。
[9] 史松、林铁均编《清史编年·顺治朝》，第248～249页。
[10] 李腾蛟：《半庐文稿（二卷）诗稿（一卷）》传世有两种版本，一种为“豫章丛书本”（收于近人胡思敬《豫章丛书·明季六遗老集》中）；另一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之钞本《李咸斋诗文集》（文两卷、诗一卷）。本书所引李氏之诗文凡出于《豫章丛书》本者，只于引文后标出所自篇目，不另出注；如出于别本者，则另注出。
[11] 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卷5中册，中华书局，1958，第14页。
[12] 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明季北略·吴三桂请兵始末》，中华书局，1984，第498页。
[13] 《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7，中华书局，1985，第151页。
[14] 《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9，第168页。
[15] 胡蕴玉：《发史序》，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先秦—清末）第40册，巴蜀书社，第18页。
[16] 史松、林铁均编《清史编年·顺治朝》：（顺治二年闰六月初一日）“江阴围城战开始。初，剃发令下，江阴诸生倡言‘头可断，发不可剃’，设明太祖朱元璋像，率众哭拜，远近应者数万人。”
[17] 胡蕴玉：《发史序》，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先秦—清末）第40册，第18页。
[18] 胡蕴玉：《发史序》，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先秦—清末）第40册，第18页。
[19] 归庄：《断发》，《归庄集》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44页。
[20] 《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0，第245页。
[21] 《清史稿·食货志一》：“设粮庄，庄给地三百晌，一晌约地六亩。”俞正燮《癸巳类稿·记田名数》：“本朝旗田，初以六亩为一晌”。
[22] 《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0，第245页。
[23] 《皇朝文献通考·职役考一》卷21。
[24] 史松、林铁均编《清史编年·顺治朝》，第123页。
[25] 《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28，第237页。
[26] 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清黄永伦、杨锡龄纂修《宁都直隶州志·艺文志》（道光四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八八二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第2377页。按：彭氏《翠微峰易堂记》一文，《耻躬堂诗文合钞》咸丰二年重刻本中只有存目，而正文阙佚。但此文见收于士望裔孙彭玉雯编辑，刊于道光十七年的《易堂九子文钞·彭躬庵文钞》（卷5）中，另《宁都直隶州志·艺文志》道光四年刊本中也有收录。本书所有彭氏《翠微峰易堂记》的引文均出自《宁都直隶州志·艺文志》道光四年刊本。
[27] 本书中魏禧的引文凡出于胡守仁等校点的《魏叔子文集》者（中华书局，2003），只于引文后标出所自篇目，不另出注；如有出自其他版本者，则另注出。
[28] 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86页。
[29] 对于文人结社的文化渊源，可参见何宗美《文人结社的文化渊源》。该文见于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中华书局，2006，第1～40页。
[30]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65《百正集三卷（永乐大典本）》提要，第1417页。
[31] “北郭十友”指高启、张羽、徐贲、王行、高逊志、宋克、唐肃、余尧臣、吕敏、陈则十人。
[32] “南园五先生”指孙蕡、王佐、黄哲、李德、赵介五人。
[33]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第8页。
[34] 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528页。
[35] 参见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第23～25页。
[36]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 二笔 三笔》之《郎潜纪闻二笔》卷5，中华书局，1984，第405页。
[37]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第308页。
[38] 杨雍建：《严禁社盟疏》，《杨黄门奏疏》（康熙刻本，不分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7册，齐鲁书社，1996，第227页。
[39] 杨雍建：《严禁社盟疏》，《杨黄门奏疏》（康熙刻本，不分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7册，第228页。
[40]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第170页。
[41] 高诱注《淮南子·泰族训》（世界书局原版重印），《诸子集成》第7册，中华书局，1954年初版，第357页。
[42] 《宋史》称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为“苏门四学士”。又有“苏门六君子”之目，除黄、张、晁、秦之外，再加陈师道、李廌二人，有《苏门六君子文粹》。
[43] “杨门六学士”指明代杨慎的六位门人：张含、杨士云、王庭表、胡廷禄、李元阳、唐锜。另外，又有“杨门七子”之目，上述六学士外加吴懋。
[44] 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35《嘉隆江湖大侠》，《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9册，第702～703页。
[45] 雷礼、范守己、潭希思：《皇明大政纪》卷23，《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54册，第524页。
[46] 张居正：《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新刻张太岳先生文集》（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卷29，《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346册，第206～207页。
[47] 张居正：《答宪长周友山明讲学》，《新刻张太岳先生文集》卷30，《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46册，第217页。
[48] 张廷玉等：《明史》卷287《李攀龙传》，中华书局，1974，第7378页。
[49]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90《明诗综》提要，第1730页。
[50]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3《续表忠记》提要，第566页。
[5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82《吴季野遗集》提要，第1651页。
[5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3《今世说》提要，第1226页。
[53] 曾尚倪：《〈六松堂集〉序》，《六松堂集》（清钞本）卷首。
[54] 陆麟书：《胥瓶山馆文存》，转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明遗民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267页。
[55] 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参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第526页。
[56]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第8页。
[57] 高启：《送唐处敬序》，《凫藻集》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0册，第270页。
[58] 《杭州府志》（光绪刻本）卷173。
[59] 彭士望此诗后附有杨廷麟诗《牡丹社集怀彭子江洲期逝不至》，参见彭士望《耻躬堂诗文合钞·诗钞》（咸丰二年刻本）卷1。
[60] 陆世仪：《眉史氏复社纪略》卷1，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第199页。
[61] 周承弼、王慰纂《公安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48》，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第183页。
[62] 《宁都直隶州志·人物志》（道光四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八八二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第1689页。
[63]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第119页。
[64] 史浩：《尚书讲义》卷1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册，第289页。
[65]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第197页。
[66] 杨伯峻：《论语译注》，第70页。
[67]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第83页。
[68] 邵廷寀：《宋将作监薄修竹先生传》，《思复堂文集》卷3，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第193页。
[69] 邵廷寀：《宋将作监薄修竹先生传》，《思复堂文集》卷3，第193页。
[70] 邵廷寀：《明遗民所知传》，《思复堂文集》卷3，第205页。
[71] 冷士嵋：《祭魏叔子文》，《江泠阁文集》（康熙刻本）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6册，齐鲁书社，1997，第520～521页。
[72] 孙静庵：《明遗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160页。
[73] 归庄：《历代遗民序》，《归庄集》卷3，第170页。
[74] 全祖望：《月泉吟社后》，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439页。
[75] 杨凤苞：《书南山草堂遗集后》，《秋室集》（光绪十一年陆心源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476册，第10页。
[76] 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引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5页。
[77] 参见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第518～525页。
[78] “士”特指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对于这一概念，多将其释为“知识分子”。然而它和西方“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内涵有所不同。余英时先生将中国古代之“士”释为“知识人”，并将“士”与“知识分子”一对概念进行了辨析。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9]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栾保群等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1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766页。
[80] 邹浩：《世美归侍政府以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作诗送之》（第四首），《道乡集》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1册，第183页。
[81] 林时益：《朱中尉诗集》附录，参见胡思敬辑《豫章丛书·明季六遗老集》，《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版）第177册。本书林时益的引文凡出于此本者，只随后注明其所自篇目，不另出注；如出别本者，则另注出。该文亦见于《宁都三魏全集》卷首。
[82]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文苑传一》，中华书局，1987，第5673页。
[83] 卓尔堪选辑《明遗民诗》，中华书局，1961，第293页。
[84] 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参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24)》，台湾明文书局，1985，第94页。
[85] 易宗夔：《新世说》，转引自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明遗民卷》，第762页。
[86] 参见赵园《聚合与流散——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第10页。
[87] 彭士望引《孟子》二句分别出自《孟子·万章章句下》和《孟子·告子章句下》，第二句与原文稍有出入，原文为“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88] 孙静庵：《明遗民录》，第279页。
[89] 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页。
[90] 杨伯峻：《孟子译注》，第251页。
[91] 关于魏禧之卒年，有作1680年者。钱仲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载其生卒年为“1624～1680”，并解释说魏氏“康熙十九年卒于仪真，年五十七”。（中华书局，1996，第880页）邱国坤《易堂九子年谱》中，也标魏氏卒于1680年。（《易堂九子年谱》，江西高校出版社，1990，第120页）胡守仁则作其“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卒于康熙二十一年（1681）”。（胡守仁点校《魏叔子文集·前言》，中华书局，2003，第1页）据魏礼《先叔兄纪略》：“庚申十一月十七日，从无锡赴维杨故人约，舟至仪真，忽发心气病，一夕卒。”又云其“生于明天启甲子正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七。”（《魏季子文集》卷15）据此，魏禧的生卒年实际很明确，应为明天启四年——康熙十九年。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年号之“年”与西历纪年并非是准确对应的，如康熙十九年对应的西历时段为“1680年1月31日至1681年2月17日”，故此，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应为西历的1681年1月6日。至于魏礼所记其兄至仪真病发而“一夕卒”，其中“一夕”可有二解，可指“一夜”，也可指“极短的时间”，故魏禧或卒于十七日，或卒于十八日。而其生年天启四年正月十三日即为西历的1624年3月2日。据此，魏禧的生卒年应为1624～1681。
[92]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文苑传一》，第5674页。
[93] 钱仲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第88页。“魏禧”条释文后署为钱仲联作。
[94]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文苑传一》，第5673页。
[9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82《草亭文集》提要，第1652页。
[96]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儒林传上一》，第5272页。
[97]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版，第199页。
[98] 张潮：《昭代丛书·日录杂说小引》，《丛书集成续编》第25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第517页。
[99] 〔日〕斋藤谦：《拙庵续文话》卷5，参见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十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10027页。
[100] 卢淅：《重刻邱邦士先生文集序》，参见彭士望《耻躬堂诗文合钞》（咸丰二年重镌本）卷首。
[101]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199页。
[102]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212页。按：魏禧《朱中尉传》云：“中尉来宁都时，年二十有八，予与季礼方壮，并愿为中尉死也。”
[103] 张尚瑗：《邱邦士文集序》，参见黄永伦、杨锡龄纂修《宁都直隶州志·艺文志二》（道光四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八八二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第2537页。张尚瑗，字宏蘧，江南吴江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进士。与邱维屏之子成鉌往来唱和。按：此文不收于《邱邦士文集》（道光十七年刻本）卷首。
[104] 张尚瑗：《邱邦士文集序》，参见黄永伦、杨锡龄纂修《宁都直隶州志·艺文志二》（道光四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八八二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第2538页。
[105] 按：“易堂九子”实于顺治三、四年间已俱齐。孙静庵《明遗民录》：“岁乙酉，杨廷麟起兵赣州，应遴以闽峤山泽间有众十万，俾往抚之。既行，而应遴病卒，赣亦破，乃解散去。寻祝发为僧，遨游闽浙、两广间。大母陈、母温，念灿成疾，乃归宁都，以大母命受室，筑六松草堂，躬耕不出，后乃入易堂。”又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国变为僧，后归，躬耕不出，乃入易堂。”（第282页）又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赣州破，廷麟死之，唐王死于汀州，应遴亦死。自是灿改僧服行游，后归山中自耕以养祖母及母，与易堂诸子结性命之交。”（第215页）三者纪曾灿之入易堂在祝发而又还俗之后，实误。早在顺治二年（1645）冬天魏禧决定买山之时，曾灿就积极参与此事，而且出资与魏氏兄弟为最多，事具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始，远人林确斋、予以义让，不甚较赀，余视赀多寡，最凝叔兄弟及曾止山；次谢、杨诸姓；又次邱邦士、李力负，俱邑人。丙戌冬，闽及赣郡继陷，诸子毕聚，始决隐计。”又《耻躬堂诗集自序》纪云：“（顺治三年）十月，屠赣城（督万名元吉，同杨公文武百十人并殉）。田尚书（名仰）强欲属以兵事，同赴赣，不从，返翠微山中，就诸子易堂（易堂李名腾蛟、邱名维屏、林名时益即议霶、魏名际瑞、魏名禧、彭名任、曾名传灿、魏名礼）。”按：括号中内容为作者自注。同堂林时益《己亥二月十五日同彭躬菴陪黄介五陟岘峰访彭立斋季咸斋种樵彭中叔兼送曾止山别宿咸斋半庐作夏五月咸斋五十一遂以为寿》亦云：“后会会同村，诸魏彭曾邱……是维乙酉秋，丙戌深相知。敬爱拟兄弟，七年侣翠微。向来之数子，易堂其始基。”此俱为明证。
[106] 魏世傚：《享堂记》，《宁都三魏全集》（道光二十五年宁都谢庭绶绂园书塾重刻本）附录《魏昭士文集》卷6。
[107] 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③》，第564页。
[108] 孙静庵：《明遗民录》，第279页。
[109] 邱维屏：《魏凝叔集序》收于《邱邦士文集》卷六，题为《魏凝叔集序》，文末署为“明邱维屏撰”；又刊于《魏叔子文集》卷首，署为“易堂友兄邱维屏撰”。
[110] 周沐润：《耻躬堂诗钞序》，见彭士望《耻躬堂诗文合钞·诗钞》（咸丰二年重刻本）卷首。
[111] 张尚瑗：《邱邦士文集序》，见清黄永伦、杨锡龄纂修《宁都直隶州志·艺文志二》（道光四年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八八二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第2537～2538页。
[112] 杨文彩：《魏征君传》，见林时益辑《宁都三魏全集》（道光二十五年宁都谢庭绶绂园书塾重刻本）卷首。
[113] 杨文彩：《魏征君传》，见林时益辑《宁都三魏全集》（道光二十五年宁都谢庭绶绂园书塾重刻本）卷首。
[114] 杨雍建：《严禁社盟疏》，《杨黄门奏疏（不分卷）》（康熙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67册，齐鲁书社，1996，第227～228页。
[115] 杜登春：《社事始末》，见《丛书集成新编》第26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第464页。
[116]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212页。
[117] 陆世仪：《眉史氏复社纪略》卷1，第210页。关于“复社”的形成，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也有记载，稍有异同：“崇祯之初，嘉鱼熊开元宰吴江，进诸生而讲艺，于时孟朴里居，结吴翻扶九、吴允夏去盈、沈应瑞圣符等肇举复社。于时云间有‘几社’，浙西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而吴门别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大社’，佥会于吴，统合于‘复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649页。
[118] 参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35页。
[119] 张廷玉等：《明史》卷288《张溥传》，第7404页。
[120] 陆世仪：《眉史氏复社纪略》卷2，第232页。
[121] 周沐润：《（耻躬堂诗钞）序》，见彭士望《耻躬堂诗文合钞·诗钞》（咸丰二年重刻本）卷首。
[122] 邬国平、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