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考察信用内生与外推的运动过程，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信用水平提高的基础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第一，信用的伦理性要求德的精神在市场经济中起支柱作用，市场经济运行需要和依赖德的支持，这不仅需要个人的德，还需要企业家的德，更需要企业文化的支撑。第二，信用的经济性要求对主体利益给予法律保障，物权法、企业法、公司法、票据法、证券法、破产法、银行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完善和发展是信用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第三，信用评级制度、信用跟踪制度、质量检验制度、应收账款管理制度、出口信用保险制度、个人消费信用制度等一系列信用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是社会信用走向成熟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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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晓安，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该论文收录于《首都法学论坛》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所谓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或其不特定的群体之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而“所谓信任，是在一个共同体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共同体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共同体的角色”。〔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中译本，远方出版社，1998，第35页。

[3] 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东吴法学》2000年第2期。

[4] 《布莱克法律辞典》（英文），1979，第五版，第563页。

[5] 《布莱克法律辞典》（英文），1979，第五版，第331页。

[6] 《布莱克法律辞典》（英文），1979，第五版，第563页。

[7] 〔英〕戴维·M.沃克主编《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第225页。

[8] 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第299页。

[9] 杨立新：《人身权法》，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第638页。

[10] 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第158页。

[11] 汪和建：《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36页。

[12]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第247页。

[13] 《论语·为政》。《论语·公冶长》。

[14]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译本），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45页。

[15] 韦森：《习俗的本质与生发机制探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16] 李德顺：《普遍价值及其客观基础》，《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17] 费利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第16页。

[18]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156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39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452页。

[22]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8页。

[23] 万俊人：《道德之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第221页。

[24] 万俊人：《道德之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第221页。

[25] 〔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中译本，远方出版社，1998。

[26] The Place of Scien i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Huebsch，1919，pp.241，299.转引自〔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赵伯英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第139页。

[27]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赵伯英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第139页。

[28]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457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544页。

[30] 亨利·大卫·索罗：《非暴力反抗》（1948年），转引自〔美〕博西格诺等著《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2，第634页。

[31] 〔美〕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2，第674页。

[32] 〔美〕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2，第674页。

[33] 大卫·卢本：《司法的品质》（1989年），转引自〔美〕博西格诺等著《法律之门》，邓子滨译，华夏出版社，2002，第6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