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把中国撕开了一个大裂口，看到貌似强大的清朝中华帝国是个年老体弱者，认为可以任人宰割。于是其他帝国主义列强觊觎中国这块香喷喷的肥肉，把魔爪伸向中国边疆，在东南西北出现了边疆危机，其中与中越边境有关的是19世纪80年代的中法战争。法国殖民者侵略越南，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因此，在战争爆发之前，法国殖民者已派遣探险队、传教士到广西、云南边疆收集情报。后来出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占领了半壁锦绣河山。时人看地图，比喻中国犹如一片桑叶，正在被蚕食。日本侵华前后，唤起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对边疆问题的关注，做了不少有益的研究。由于边疆地区绝大多数居民是少数民族，因此边疆问题又涉及民族问题。今天，我们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研究边疆问题，不可避免又涉及跨境民族。
从历史上看，正反两面的不同势力、不同政治观点的集团、组织、个人都会利用边境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因此，我们对边境（边疆）要有足够的认识。
放眼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跨境民族都是和平、友好相处，当今最引人注目的是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高加索地区的跨境民族库尔德人，我们可以从库尔德人问题中看到，不可忽视跨境民族问题及其研究。
每个国家都有边界线，边界线有陆地边界线，也有河流或海洋的水域边界线，互相为邻的国家，就会出现跨境民族，哪怕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也有跨境民族。近代以来，随着交通的便捷，中外学者已经关注跨境民族，以前我国还没有“跨境民族”这个词。这个词是后起的，民国时期没有听说过，到了20世纪50年代，听报告，听讲座，开始有这术语，那个时代对涉及国外的事情非常谨慎，报刊、书籍几乎没有见到。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研究环境开始变得宽松自由，先是在一些内部刊物上刊登了跨境民族的文章，后来公开的刊物上也能发表相关文章，于是研究跨境民族的人逐渐增多，成为一个研究方向。有人研究，又有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跨境民族研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30多年来，不仅有大量的论文，还有不少专著出版，从忌讳到热门来一个大转折。
随着对跨境民族的深入研究，学者们对跨境民族的术语、定义展开了讨论。除了跨境民族这个术语以外，又出现了跨国民族、跨界民族的术语。
跨境民族，“跨”是越过的意思，“境”是边境的意思，边境一般是指国家与国家接壤的地带，在这个语境下指的是国界，公安部门设有出入境管理局（处），有出入境办证大厅；旅游部门设有出境游，出境购物；金融界有跨境资本、跨境并购等，媒体常有报道境外投资盈利，境外投资亏损。又如报载中（中国）巴（巴基斯坦）讨论修建跨境铁路、跨境公路，铺设跨境油管。又如报载“美墨发现多条跨境贩毒地道”，美指美国，墨指墨西哥。不用出界旅游，但有出国旅游的说法；不用跨界铁路、跨国铁路；也不用跨界公路、跨国公路。我们说边境贸易，不说边界贸易，跨国贸易。另外，还有边境、边境线、边境县、边境地区的很多用法。由此看来，用“跨境民族”这个术语更好。
“跨境民族”直接的意思是跨越国界而定居的民族，而不是平时来来往往的不定居的民族群体。跨境民族可以是同一个民族跨越边界而居，可以分布在两国边界两侧，也可以分布在距离边界很远的内地，并不一定要连成一片。只能是同一个民族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有的民族尽管官方确定的民族名称在两个国家并不相同，但民族起源、语言、历史、文化是相同或相近的，实质上是跨境民族。不是一个民族，或民族起源、语言、历史、文化不同的民族分布在毗邻的国家，不能说是跨境民族，如中国有蒙古族、朝鲜族、维吾尔族、藏族，越南没有这些民族，如果有少数这些民族的人短暂时间居住在越南，不能算是跨境民族。反之，越南有高棉族、巴拿族、埃地族，中国没有这样的民族，如果有少数这些民族的人短暂时间居住在中国，也不能算是跨境民族。
跨境民族还必须是国土互相接壤而相同或相似的族群。国土不接壤的国家，不能有跨境民族，如中国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没有接壤的边界，尽管双方甚至三四方有相同的民族，例如汉族、苗族、瑶族，但不能算是跨境民族。
跨国民族的含义，就是跨越国界而居住的民族，与跨境民族的概念是一致的，但从字面上看，不如“跨境”直截了当，一目了然。
跨界民族，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跨边界而居的民族，这个边界可以理解为国界、省界、市界、县界、乡界，不确定，而且不在边界居住的民族不能算。
本书采用“跨境民族”的术语，一是因为已长期使用；二是因为其他部门也用“境”指国境、国界；三是因为概念更明晰。
与跨境民族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必须在划定国家边界之后，才会产生跨境民族。中越两国第一次划定边界是1078～1084年的事，中国的《宋会要辑稿》第197册蕃夷四记载：“元丰元年（1078年）正月九日，交趾郡王李乾德上表言：‘伏蒙赐诏从臣所请，自今复贡职。已令安抚司各差人画定疆界，毋得辙侵犯……’闰正月二十二日，广南西路转运司言：‘……昨退交人……使人发遣赴阙其画定疆界。’”
越南用汉文编修的《大越史记全书》卷之三李记二载：甲子九年（宋元丰七年）夏六月，“遣兵部侍郎黎文盛，如永平寨，与宋议疆事，定边界”。甲子九年即1084年。
边界虽然划了，边民来往还是自如的，生长在越南广宁省中越边境，后来定居美国的华人廖源先生说：“中国历朝至清朝，中越边境是很模糊（的），没有划分清楚，中越边界的边民往返自如，因没关卡的检查。”[1]
居住在边疆的民族，在历史上有些人对国土的意识还很模糊，笔者在田野调查中看到，有些边境地段，我国的边民跨过边界到越南一侧耕种、收割，把劳动果实挑回中国边界一侧的家里。于是出现了国土是越南的，但土地所有权是中国某人的。出现这种奇特现象是由于过去中国的地主买了越南的田地，到20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时，把地主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就造成这种状况。查古籍，这种现象明代已有。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之后，两国重新勘界，才调整了这种现象。
清朝嘉庆（1796～1820年）后期，中国云南省富宁县的侬氏土司侬世熙之女与交趾（今越南）保乐州土官联姻，将广南府属宝宁县（今富宁县）的田蓬、龙膊、龙潭（今老厂）、苗塘子（今龙楼）、大弄、大石板、茅草坪、沙人寨（今作沙仁寨）等村寨，作为陪嫁田，田蓬等8个村寨不服。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法两国划界时，该8村寨归还中国云南省广南府管辖。[2]
与跨境民族密切相关的是民族的概念，古时的民族概念与现代不同，本书按照中国和越南的文献记载书写。现代民族是按中越两国政府划定的民族来叙述，两国划分民族的标准不同，会出现有的民族划分有差异，有的民族是一致的。
笔者与越南的民族学家、主管民族工作的政府官员交流过，也阅读过越南有关民族的书籍报刊，到2010年，几乎没有人研究过跨境民族，他们邀请笔者给他们开有关中越跨境民族的讲座，或撰文发表在越南的刊物上。由于“跨境民族”是个新鲜事物，越南语对“跨境民族”这个词的表述还没有确定，有三种表述方式，第一种说法是Dan toc nam o hai ben bien gioi，意思是分布在边境两侧的民族；第二种说法是dan toc xuyen quoc，直译是穿国民族，是由跨国公司cong ty xuyen quoc借用来的，直译为穿国公司；第三种是Dan toc da quoc，直译为多国民族，意思是分布在多个国家的民族。他们还在讨论中，不知最后确定用哪一个。
中国的古籍已有记载跨境民族的内容，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学者已经知道中国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国家有跨境而居的相同群体，中越两国的学者也知道有跨国境而居的民族，边民就更清楚了，可惜没有当一门学问来研究。
中越两国跨境民族的研究起步较晚，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学术环境的改善，尤其是1991年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后，研究的人逐渐增多，有研究某一个单一民族的，如彝族、哈尼族等；有研究跨境民族某一方面的，如边境贸易、民间文学、音乐舞蹈、乐器；也有从总体上来研究的，也就是所有的中越两国跨境民族一起综合研究。开发边疆，不仅只是经济地理的范畴，还涉及很多人文情况，跨境民族的状况是基本国情之一，也就是国家的家底，摸清了，即研究清楚了跨境民族，对搞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是有益的，同时对增进两国的互相了解也是有益的，所以跨境民族的研究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此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本书将会讲到族称在文献中何时出现，一般来说，某个族称先是在口头出现，有一个过程之后，才会出现在文献上，这里有个时间差，是需要注意的。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古时中越两国的书籍，都把少数民族的族称加上犬字旁，有歧视、侮辱的意思，我们在本书中依旧不改，一是尊重历史；二是可以看出古时的民族不平等；三是可看出族称的演变。歧视、侮辱少数民族是古代的统治者，而不是我们，我们改写了，就是篡改历史。
[1] 廖源编著《春风秋雨》，天美设计印刷公司，2006，第3页。
[2] 云南省广南县志办公室编《广南县志》第20篇（土司篇）第四章习俗，中华书局，2001，第8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