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争小说的诞生

邵荃麟认为，革命战争“在反动统治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几乎是不可能被反映到文学作品中间来的，现在我们却要去补足文学史上这段空白，使我们的人民能够历史地去认识革命过程和当代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14]这段话其实是要求作家对战争进行文本叙述，其目的就在通过这类小说告诉民众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进而通过战争叙述和文本修辞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兵作家经历的坎坷人生体验和革命斗争成为他们永生难忘的记忆，并激发他们倾诉的欲望和写作情怀。因此，当环境允许时，他们才“有可能将自己在刚过去的动荡年代所获得的生活积累和历史感受转化为叙事和艺术的情思，而刚刚获得和平幸福感的广大读者也自然会对为换取今日生活的那些浴血奋战的历史场景产生强烈的了解欲望。”^[15]在革命性的动力号召下，将燃情岁月描绘在笔端，通过文艺对社会公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和文艺政策，因为“作家的主要任务，并不是传播技术知识或生产经验，而是改造和提高人们的品质和德性，激发和鼓舞人们革命的精神力量。文学，如果离开了这样的目的，就等于放弃了它的责任。作家如果忘记了这样的目的，他就根本谈不到教育人民，更谈不到‘以社会主义思想去教育人民’了”。^[16]所以，他们的作品既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又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现场感。同时，作家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与社会的强烈责任感从事创作，自觉追求“宏大叙事”和“史诗”品格。冯雪峰认为《保卫延安》是“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红日》被认为是“又一部描写战争的史诗性作品”。而且作家的创作态度也非常严谨，大多十年如一日反复修改作品，《保卫延安》历时数年，九易其稿。但更多的作品在艺术审美层面打了折扣，因为作品中革命伦理取代了亲情伦理和道德伦理，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与伦常交往，使得英雄人物模式化、单一化。过分强调生活的再现而忽视文艺虚构的想象性，工具性代替了艺术创作技巧，使作品缺乏动人的审美价值。因为“时代要求作家首先作出政治选择，一旦作家服从于时代要求，政治的功利性必然要排斥艺术的纯正性。”^[17]

同时，奖励机制也一直推动着革命文艺经典化的诞生，引导文艺工作者向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学习是其主要目的。“十七年”时期的出版体制、教育体制、文艺体制、传播体制纳入了“事业单位”编制。出版业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都成为文学家和艺术家联合会、作家协会、学校和文化出版部门等单位的“公家人”和“国家干部”，享受着“行政级别”规定的工资、住房、公费医疗等“国家福利”。对一些作家而言，在工资之外还有稿酬收入，因为稿酬计算主要根据著作的性质、质量、字数及印数，畅销作品的稿酬尤其高。这对于年轻作家或者渴望成为作家的文艺爱好者来说是个颇大的诱惑，尽管他们可能都愿意奉献自己的青春与激情给新生的共和国，但对于利益的充分满足显然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奖赏性的交代。当一个文艺工作者的作品被出版社尤其是权威出版社出版之后，不仅是个人名誉、政治身份、作者权力得到确认，而且个体的稿费收入也非常丰厚。如果畅销，不仅在稿酬上，而且在政治声望、权利名誉上也会获得优越感。

所以，在1949～1966年中，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积极创作，把革命起源和革命意义植入具有中国气派的小说，出版了300余部长篇小说。其中战争题材小说有110部左右（排除了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吕梁英雄传》^[18]和许多英雄传记小说如《黄继光》等）；另外200篇则主要是农村题材、个体成长题材、工业题材、社会主义建设题材和非战争军旅题材等长篇小说，如《青春之歌》《三里湾》《小城春秋》《六十年的变迁》《山乡巨变》《创业史》《红岩》《红旗谱》《清江壮歌》等。表1主要统计了“十七年”时期长篇战争小说创作中作者的个人经历、阅读视野、受教育情况以及作品出版时间、版权页情况，从而在共时性和历史性角度对这一批小说有大致的脉络线索（见表1）^[19]。

总之，当新中国一成立，新政权就充分调动各种宣传教育手段向广大群众宣传其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必然性，从而使新革命秩序获得所有群众的认同。于是在政治的需求下长篇战争小说开始讲述革命起源、革命经验等问题。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自身经历、革命特质与创作动机无疑使他们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代言人。通过他们创作的文学文本来构建真理、解释真理、宣传真理，通过文学的文本传播和艺术改编传播，影响着受众的信仰、趣味、知觉、感觉，并使受众纳入到集体无意识中去。这些小说构成一种对于舆论具有支配和导向意义的公共领域。而这种舆论的传输首先把这些文本打造成经典，而版本修改和出版传播，以及大众化传播等无疑成为经典确立的主要途径。

表1 “十七年”时期长篇战争小说出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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