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万案和中村事件煽风点火

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最富侵略性而又实力虚弱的国家，伴随其对外军事侵略行动的是太多太多的政治谋略和暴力手段，特别是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和制造满洲国的全过程中，几乎是无时无地无事不在制造和实行阴谋诡计，因而一大批野心政客、宪特老手和失意浪人云集“满蒙”，与关东军一起演奏起血与火的侵略交响曲。因此，关东军所设计的阴谋暴行，无一不是历史事实，并非一纸空文。

日本侵略者为了制造武装侵略的舆论与借口，不但利用既有的中日摩擦，而且制造新的风波，激化中日紧张形势。1931年6月起接连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历史意义，不在于两事件本身如何，而是日本军部和右翼利用事件，推进既定计划，准备动武。

万宝山事件性质清楚，原本系中韩群众纠纷。1931年4月，居住在长春满铁附属地与日人往来密切而无正当职业的郝永德，在长春头道沟私立长农稻田公司。4月16日，他在万宝山附近将非法租得的荒地500垧，转租给韩侨准备种稻，韩侨聚众挖沟引水，继而又拦河筑坝，阻断航运，业户生活受困，一旦水涨，还有千垧良田受淹之虞。郝永德租地契约及转租契约，均未依法取得中国政府批准，而当中国农民前往劝阻韩侨挖沟时，日本长春领事馆警察竟掩护施工，以示支持。为避免冲突，中方警察撤回，并与日领事商定双方撤警，停止工程。不意日本警察又重返现场，数百名韩侨继续拦河筑坝，中方多次照会日本领事无效。7月1日中方农民不得已前往填沟平壕，日本武装警察携械前往，与现场便衣日警共同向中国农民开枪，中方农民愤慨万分，欲夺枪对抗。事件发生后，日本驻长春领事召集日军、宪兵会议，决定继续派兵，威胁中方，采取“最后手段”。更有甚者，日方还在朝鲜煽动制造排华暴行。至1931年7月末，仅平壤一地即死亡华侨126人，财产损失达二百五六十万元。^[23]当时中国政府曾就朝鲜各地排华暴行和日警“携带军械强制协助韩农非法行动”等事，照会日本驻华代办。而日方却迟至8月下旬，即中日关系急趋紧张之际，才做回答，反诬中国实行“驱除韩人之方针”，表示“有不得默视之处”。^[24]

与万宝山事件同时发生的中村大尉事件，更是被日军部和右翼用作加剧中日矛盾和向中国行使武力的借口。众所周知，自1929年起，日军对华间谍活动明显加强，1931年更是变本加厉。同年6月6日，中村震太郎偕同日本旅馆老板井杉延太郎，出现在大兴安岭索伦一带，他们乔装为进行土地、农业考察的日本农学会会员。6月25日，驻扎赍特王府南鄂公庙的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士兵发现中村一行行为可疑，将其逮捕，经检查搜出军用地图、测绘仪器和记载兴安屯垦军兵力及部署等侦察笔记，并从其供词中证实其为日本参谋本部所派。于是，屯垦军团长关玉衡当机立断，将他们秘密处死，罪证送往驻北京的张学良。是时关东军的板垣、石原等人恰在洮南至满洲里一线，以军演为名进行军事策划活动。由于中村一行未按预先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关东军便命令奉天、哈尔滨两特务机关进行搜查。因为中村一行的间谍活动是以满铁洮南公所为基地进行的，所以洮南、齐齐哈尔两个满铁公所也都参与了“搜查”活动。8月初，关东军进而决定实行所谓武力搜查，在四平街集结步兵两个大队、炮兵一个大队和装载这些军队的装甲列车。8月18日关东军又公布了中村事件，给本已步步升级的紧张局势火上浇油。以满铁社员为主导的日本右翼团体满洲青年联盟人员，当时正在日本国内游说，他们伙同军部好战分子，极力用万宝山和中村大尉事件对政界进行煽动，推促日本统治上层对华强硬起来。他们掩盖中村一行的间谍行动，时而又承认中尉是日本陆军大尉，时而又称其为携带鸦片、海洛因等毒品的“考察者”、“游历者”，诬称兴安屯垦军对他们“见财起意”。日本侵略者急不可耐，决心抓住机会向中国发难。9月9日，日本外务省与陆军省达成谅解：奉天政权如“不承认”，即采取“国际公法及习惯所允许的一切报复手段”。而在现地磨刀霍霍的激进的关东军则认为，对华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已经到来，就连上面所提及的同年6月底关东军参谋旅行决定之9月下旬行动，都嫌太迟了。当时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临时转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正在插手继中原大战而起的石友三叛乱，妄图唆使山西军与石友三军夹击在华北的大批东北军，将其钉在关内无法开拔。而且，日方已获确切情报：中国国民政府此时极力避免与日方冲突。^[25]因此，关东军的石原等人积极利用中村事件起事，全面开战。问题是，1931年8月5日，当中原大战后蛰居大连的阎锡山受日本策动飞回太原时，在中央军和东北军的合击下，石友三军已溃不成军。^[26]关东军失掉战机，于是仍按9月下旬发动进攻的计划，积极进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