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武计划泄露,关东军提前行动占领奉天

关东军精心炮制的阴谋计划,却在执行前泄露,但它不是放弃计划,而是提前实施计划。首先是河本大作送给奉天特务机关的事变机密费被花谷正等人大肆挥霍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央军部,其次是,抚顺守备队长于9月14日召开临时警备会议,声称要采取“支援中村事件交涉的军事行动”,使日本驻奉总领事获知关东军可能很快行动。[34]收到驻沈总领事电报的币原外务大臣,不但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了抗议,而且陆军三长官也受到政府的质问,以致不得不决定急派建川前往劝阻关东军。得悉此情的桥本欣五郎,在9月15日一天之内即接连三次电告板垣征四郎:“消息已走漏,必须坚决行动。”于是9月16日凌晨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的石原等人决定于18日提前动手。是时,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业已踏上前来东北之途。为取得建川的配合,板垣、石原决定在建川传达命令前抢先一步。板垣立即前往奉天,采取行动,调动部队。此刻中国虽无以得知关东军即将行动,但从与日俱增的关东军凶狂态势中,感受到形势的危急,为避免冲突,奉天当局特于9月16日向各界发布取消反日运动令,中村事件负责人关玉衡团长也佯装被扣押起来。可是关东军的起事行动仍继续进行。9月18日上午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还在辽阳第二师团司令部进行检阅,下午返回旅顺。而板垣为完成柳条沟爆破准备和迎接建川的到来,已经由辽阳去奉天,并由奉天再转到本溪,等他由本溪将建川引领到奉天在菊文旅馆住下时,柳条沟附近的铁路爆破计划正在执行。而爆破手依旧是计划中的河本末守,他用的是今田给他准备的黄色炸药包。关东军本来是计划将长春至奉天的第14次列车颠覆,可是“火车奇迹般地摇摇晃晃通了过去”。如今满铁关于当时铁路破坏状况的记录俱在[35],此种程度的破坏,是爆破效果欠佳所致,还是预先的计划要求;满铁的记录是真实写照,还是虚构与杜撰,都无法判明。确定无疑的事实是,第14次快车是在铁路遭到爆破之后通过的。关东军最初却宣称,火车是在爆破之前通过的。一个月后,1931年10月18日,美国总领事、英国公使和德国领事等一行视察爆破现场时,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岛本中佐在西方使者一再追问下,不得不改口称:火车是在爆破后通过的。[36]

日本工兵中尉河本末守执行爆破铁路任务之后,命令一等兵向大队长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铁路”,于是守备队便开始向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射击。自此,日本帝国主义迈出了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第一步。

当然,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是为侵占“满蒙”制造借口,同时也是像板垣所主张的用“谋略制造机会”,意在“由军部主动强拉国家(政府)”,使之走上武装侵略的道路,且在事实上,如石原所说的,这样“强拉国家并不困难”。[37]事变爆发后,一时不知所措的日本军政高层反目相对,甚至还召开了紧急阁议,但是,对于关东军严重出轨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制止、惩治和追究,不仅如此,对于触犯天皇“统帅权”的朝鲜军擅自独断越境参加关东军的武装侵略行动,竟轻松地网开一面,在“下不为例”的形式下予以默认。所以,九一八事变表面上是关东军的独断专行,实质上乃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一致行动。


[1] 日本驻奉天林总领事致外务大臣币原电,1931年9月19日,第630号,《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1册,第6页。

[2] 满铁总裁内田致外务大臣币原电,1931年9月19日,《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1册,第26页。

[3] 河本大作,化名川端大二郎,1882年生,日本兵库县人,历任联队长、关东军高级参谋等。曾以驻华武官身份从事对华情特活动。1927年参加东方会议,1928年主谋炸死张作霖,后转预备役。积极参与九一八事变活动,后任满铁理事。1942年任山西产业会社社长,对阎锡山进行谋略活动。

[4] 满蒙独立运动,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清室肃亲王和蒙匪巴布扎布参加,1912年和1916年两度进行叛乱活动。

[5] 板垣征四郎,1885年生,日本岩手县人,曾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第五师团长、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朝鲜军司令官、第七方面军司令官。

[6] 石原莞尔,1886年生,日本山形县人,曾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因反对东条被编入预备役,是东亚联盟领导者。

[7] 河本大作口供,1953年8月3日,中央档案馆,119-2,1103.2,第26页。

[8] 〔日〕石原莞尔:《欧洲战史讲座的结论》,1931年4月;〔日〕稻叶正吏等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资料编,朝日新闻社,1963,第96页。

[9] 〔日〕江口圭一:《中日十五年战争小史:九·一八事变—日本投降》,陈鹏仁译,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6,第25页。

[10] 《上原勇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第656页。转引自《中日十五年战争小史》,第25页。

[11] 参考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2008,第43页。

[12] 《现代史资料》第7卷《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1965,第139~144页。

[13] 石原曾称“纵以世界为敌亦不足惧”,占领“满蒙”便可“筹措到战争所需要的大部分物资与费用”。

[14]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别册,资料编,第101~107页。

[15] 该会议由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原为情报部长)建川美次主持,参加者有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雄、欧美课长渡边久雄、中国课长重藤千秋。

[16] 《现代史资料》第7卷《满洲事变》,第164页。

[17] 满铁设立伊始即设立了庞大的调查机构,1908年以前称调查部,此后直到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称调查课,此后为满铁经济调查会时期。1936年至1937年为产业与调查相结合的产业部时期。1938年重组调查部,1942年又改称调查局。

[18] 《满铁第三次十年史》,第2373页。

[19]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别册,资料编,第89~90页。

[20] 《现代史资料》第7卷《满洲事变》,第134~138页。

[21] 《现代史资料》第11卷《续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1965,第286~288页。原载中野良次《回想满洲事变真相摘要》。

[22]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别册,资料编,第101~107页。

[23] 1931年8月9日驻朝总领事张维城致东北政务委员会函,《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卷《九·一八事变》,第89页。

[24] 1931年8月24日,日本公使致中国照会,辽宁省档案馆,日侵第122号。

[25] 1931年7月6日张学良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方开战,我方必败……亟宜力避冲突。”15日关东厅即密电报外务省。1931年8月16日,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汤尔和赴大连寻风摸底时对日方称,如“日军强制进行,只有抱不抵抗主义”。

[26] 1931年7月19日阎锡山降将石友三(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在日本支持下,准备进攻张学良东北军,并通电反蒋。22日张军讨伐石军。8月上旬,石友三军败于业已倒向蒋、张的商震军。

[27] 〔日〕花谷正:《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日本《理性》杂志增刊《昭和秘史》,1956年12月号。

[28]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212页。

[29] 《现代史资料》第7卷《满洲事变》,第164页。

[30] 《现代史资料》第11卷《续满洲事变》,第291~295页,对两门巨炮的运输与安装情况,有详细记载。

[31] 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告示》,1931年9月10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卷《九·一八事变》,第98~99页。

[32] 〔日〕花谷正:《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日本《理性》杂志增刊《昭和秘史》,1956年6月号。

[33] 1950年4月河本大作口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卷《九·一八事变》,第98~99页。

[34] 参加会议的有满铁铁路、煤矿方面的代表,是他们向沈阳总领事馆做了报告。也有资料称,是满铁木村锐市理事得知情况后报告给总领事馆。另外,关东厅方面也有内容类似的报告电告外务省。

[35] 满铁铁道部:《满洲事变记录》第2卷,1932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1卷《九·一八事变》,第107页。

[36] 1931年10月19日驻奉天总领事致币原外务大臣电,《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3册,第54页。

[37] 〔日〕石原莞尔:《满蒙问题私见》,转引自《中日十五年战争小史》,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