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既有研究回顾

海洋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国际公共资源，是国家间影响力和力量传导的“良导体”，一国海军战略的调整很容易影响他国的利益，不管其本身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不同战略所存在的差别更多是源于各国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战略目标。因此，本文的文献回顾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关注各国发展海军的共性因素即地缘因素问题的理论发展；其次，以中国自身为例，分析崛起国发展海军时的战略理论难点和应有的战略目标。

（一）关于海军建设中地缘因素的理论争论

在海军建设的路径分析研究中，多数学者首要讨论的是地缘因素对海军建设的影响。英国政治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第一次明确了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格局：欧亚非大陆成了最大的“世界岛”，美洲和澳大利亚是它的“卫星岛”，而俄国位于大陆中心位置的枢纽区域。“世界岛”的“心脏地带”极难进入，边缘国家往往容易处于弱势地位。[3]

但随着航空航天技术的进步和核武器理论的出现，这一观点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有学者就认为，海上作战比陆上作战对科技更有需求，地理决定了海上作战的环境，而科技试图控制这种环境，空间也较陆地广大。[4]如果能将武器、设施和地理环境结合起来，便能于战时控制海上的运输。海上作战更容易达到地方力量梯度的边缘地区实施作战，海上运输亦较陆上运输更具优势（在大部分时候）。[5]在技术上，核动力潜艇打破了麦金德理论的两个前提：核动力潜艇的出现使水面舰艇占优势的时代基本上过去了，海军迎来了大规模扩张的新时期；海军力量第一次能够到达心脏地带。有学者认为在核武器时代，要对抗“心脏地带”国家的陆军优势，西方国家应该结成新的海洋联盟。[6]该理论一个可能的漏洞是，它过于倚重核武器的作用，但核武器原则上是运用于无限战争，在有限战争里其作用并不彰显。因此，从理论上说，崛起国在制定战略时必须考虑陆军和海军的区别。

部分英法学者还批评麦金德过分夸大了“心脏地带”在国际政治运作中的枢纽作用，忽视了海洋与海洋型国家的地缘优势及其统治世界的潜力。[7]在此方面，最系统的论述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在20世纪30—40年代所发展出的“边缘地带”理论。所谓“边缘地带”，其实就是麦金德理论中的“内新月地带”。但不同之处在于，麦金德认为这一地带是地缘政治上的从属地方，斯皮克曼认为边缘地带才是最终决定世界政治权力分配的重要因素，其重要性表现为，处在这一地带上的强国既可以自主选择向陆地或者向海上的结盟方向，也有可能遭遇来自两个方向上的夹击。[8]有趣的是，本文后面将要论及的美国、德国、苏联以及中国，在斯皮克曼的认知中都属于“边缘地带”国家，因此这一理论流派也值得重视。

在本节中，从笔者对自二战以来的海军理论进行梳理可以看出，技术水平、时代背景和国际规范等诸多因素均可能影响海军建设，关于海军构成和分析海军实力要素的既有研究虽然不甚丰富，但通过考察已有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多数学者认为地缘因素是发挥战略效用的首要要素。

（二）以中国为例关于海军建设的研究评述

目前学术界并没有成熟的关于崛起国海军建设的相关研究，但中国正处于权力快速上升的时期，是公认的崛起国，有关中国海军建设的相关文献也层出不穷。因此，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就可以窥见有关崛起国海军建设路径选择的观点。为了方便讨论，本文借用张炜的说法，将各种观点粗略地分为“海军优先论”“反海军优先论”以及“海陆和合论”三类。[9]

“海军优先论”的主要观点是，海军是中国通往大国强国之路和遏制美国霸权的必然选择，应该大力发展远洋型强大海军（比如航空母舰）。张文木一方面表示中国目前只能追求有限海权，[10]另一方面又强调是否拥有海权是历史上决定大国兴衰的关键要素，中国发展海军的目标是要与美国分享海洋利益。[11]倪乐雄的研究则是从文明冲突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海军压倒陆军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决定海军战略的不是国家地理位置而是对外发展需求，所以中国必须从“内陆农耕国家转向现代海洋国家”，实现文明转型。[12]另外，还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入手，用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和海外利益不断增多来证明发展强大海军的必要性，并特别提到了海军在远洋作战、核威慑和夺取制空权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13]也有学者以“战略地缘”概念取代传统的地缘概念，意在说明建设强大海军的动力是源于国家实力增强和海外利益扩展导致的地缘战略环境变化。[14]

相比“海军优先论”的人多势众，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虽然不多，但也有其鲜明的立场。叶自成等学者从历史经验出发，说明只迷信海上的坚船利炮成就不了海军大国，而以马汉为代表的海权理论也并不适合中国。无论从地缘环境还是战略位置计，中国都不可能成为西方式的海军大国，“海洋空间的发展不可能超越大陆空间的发展而成为中国最主要的问题”。[15]徐弃郁则从批评经典海权理论入手，认为已有研究过度抬高了海军的历史地位，夸大了海军对国家大战略、国家安全、历史进程的联系。所以他主张中国在制定政策时，应该摒弃这些误区，一方面立足自身的地缘传统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自身安全问题，不在海军问题上做出头鸟。[16]

“海陆和合论”走的是中间路线，认为海军和陆军是相辅相成、协同发展的关系。这一提法最早是由刘江永明确提出的，当时意指“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之间的地缘关系”，[17]之后变成对中国海军战略的研究观点。吴征宇等学者根据中国临近开放性海洋且背对广袤国土的地理环境，提出了建设海陆复合型强国的战略目标。他从战略平衡性的角度论述，认为中国要吸取德国、法国等同类型国家海军转型失败的教训，既认识到海军发展的必要性，又明确自身资源统筹。[18]胡波则给出了海陆和合论的另一种思路。他的基本逻辑是，中国的海陆位置和海洋经济的低水平，决定了中国要比其他国家花费更多精力在协调海陆资源上。而目前中国的海军战略目标不明，利益诉求也不易被国际社会理解。所以中国首先要明确海洋战略的总体目标，在不同的领域运用适合自己实际的手段。在海军建设领域，中国应注意武力威慑与非军事手段的结合使用。[19]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笔者认为在已有的与海军实力相关的著作文献中，存在以下不足和缺陷。

首先，目前学术界普遍强调地理因素对一国发展海军成败的影响，笔者并非认为这一观点有误，只是认为这样的解释带有很强的宿命论色彩；此外，过于强调地缘因素会导致两个较为严重的后果。第一是对科技的忽略。在航空母舰发明之前，舰队对陆地攻击的能力是受限的，除了从河流进入内陆外，舰队对岸上的威胁受制于舰上火炮的射程。但自“二战”以来，舰队现在已有足够的能力从海岸线数百千米外发动进攻，全然改变了海军和陆军的关系。而且，海军飞机也能摧毁港口和锚泊于内的舰船。第二是对资源和海洋秩序重要性的忽略。在传统的海军理论中，海洋只被用来作为交通之用，然而今天海洋已经变成资源的供应者，大量食物、能源和矿产来自海水和海床。一个国家拥有的海洋领土越大，能拿到的资源越多。所以，保护海洋资源是海军发展的重要目的。从20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开始用更多方式方法去利用海洋，所以国家现在需要用新的手段来保卫领海和经济海域。

其次，现有的关于海军的研究多数是关于理论的探讨或深化，或者是关于一国海军战略与发展问题的研究，极少有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平台上对多国海军发展策略的一般性范式的研究。当然，存在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容易理解，海军实力与国家的利益诉求联系紧密，因而特定国家的需求才是推动海军理论和战略研究的主要动力，所以研究内容往往以某国的特殊利益为出发点。

最后，学术界关于崛起国海军建设的相关文献不够丰富，相关研究还未形成体系，研究的领域和国家分布较分散。笔者主要选择中国作为崛起国的代表对其海军建设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一方面是因为此领域文献有一定积累，另一方面也是为本文所提出的新理论做一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