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李小江，女，学者，教授。先后在郑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大连大学任教。曾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和日本御茶水大学性别研究所特聘教授。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妇女文化博物馆荣誉馆长，日本奈良女子大学访问学者。

梁景和（主持人）：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非常高兴李小江老师能来给我们做报告，李小江老师主编了“妇女研究丛书”“性别与中国”“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性别研究丛书”等。主要著作有《夏娃的探索》、《性沟》、《女性审美意识探微》、《关于女人的答问》、《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女人读书：女性/性别研究导读》、《后寓言：〈狼图腾〉深度诠释》、《家国女人》、《后乌托邦批评》（修正版）、《对话汪晖：管窥中国大陆学术风向与镜像（1990—2011）》等。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李老师！

李小江（主讲人）：

今天的讲座就从这个题目开始“妇女乌托邦与女性主义的轮回”。

想强调两个前提，即今天全世界女性共同面对的现实处境。第一个前提，妇女解放的历史进程。比较“第二性”的历史处境，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女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了“解放的女人”。从立法层面看，女人从完全依附家庭和男人的生存困境中解放出来了，她可以自食其力，可以在社会上享有和男人一样的合法权利，历史地看，妇女解放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正是从“妇女解放”角度看，它也成为一个被质疑的对象：越是妇女社会性解放程度高的地方，质疑的声音越响亮；即使公开场合不说，民间基础已经动摇，人心指向不容乐观。这在今天中国不是什么秘密。早从1990年代开始，妇女解放不仅在社会学领域公开被人诟病，也成为一些知识女性质疑的对象。这不奇怪。我们在字面上在口头上写的说的都是妇女解放，但是，在政治领域，在就业市场和经济活动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平等法权的获得与真正的妇女解放似乎还有很大距离。从个人生活层面看，问题更多，多重角色造成多重压力。对依旧承担着生育责任的女人来说，参与社会竞争，收获的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自由，反倒更多了困惑和困难。因此，今天很多女人抱怨：活得这么累、这么没有质量，这就是所谓妇女解放吗？“重返家庭”恰恰成为许多“两高”（高学历、高收入）女性的现实选择（参见上海《社会观察》2014年3月的访谈）。

第二个前提，女性主义的现实处境。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妇女公开提出政治诉求和1792年《为女权辩护》的出版，被看作国际女权运动的起点和女性主义的滥觞，200多年来，女权主义在社会上已经有了非常开阔的话语空间；但同时，在女人中，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缺乏自身发展的群众基础。1960年代新女权运动以后，女性主义深入到文化和思想领域，逐渐在学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1975年联合国“妇女十年”以来，以“平等”为目标的妇女解放，在“发展”的名义下被推及全世界，通过国家和政府行为迅速走上了制度化轨道，成为全球化的先行者。但与此同时，特别是1990年冷战结束以后，我们看到了它的另一种趋势：妇女研究在全球化进程中全面式微——同乌托邦的历史实践一样，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现象。一边是女性主义在全球范围普及，迅疾而全面，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前后，连中国大陆这个在意识形态上一向与女权主义势不两立的地方都被覆盖了，“gender”的引入是一个典型案例。另一边却是它的落潮：在妇女获得平等法权之地，女权主义正在失去它昔日的辉煌，在社会生活中日见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在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日渐昌盛的学界，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日见衰微。在新左派主导的“政治正确”（PC原则）学术风向中，长达20多年，女权主义曾经一马当先，它是后现代主义的推手，也是主力军。然而，在“后现代”之后，女性主义阵地上残垣碎瓦，依旧不能有效地纳入主流进程——碎片化是它颠覆旧世界的武器，如今成为它自身的解药，在反对本质主义的同时，“本质性”瓦解了自身从事理论建设的基础，在社会生活中“不自觉”地出让了自己安营扎寨的地盘。

我先把现实处境放在这里，提出两个问题，请大家和我一起思考。希望大家能从不同方向继续提出问题，我们一起讨论，共同寻找答案。

第一个问题：“妇女解放”是不是一种女性的乌托邦？第二个问题：“女性主义”是否正在从式微走向终结？

先说第一个问题，关于妇女解放。

我把“妇女解放”看作全世界现代女性共同追求的乌托邦。

“乌托邦”在今天世界和今天中国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字眼；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犯忌和讨嫌的字眼。在新自由主义范畴里，乌托邦是一个永远被质疑的“政治问题”——那我为什么还要把“妇女解放”和“乌托邦”联系在一起呢？

我在“妇女解放”的基础上谈论乌托邦，因此，我的批评是“后乌托邦批评”而不同于“反-乌托邦”——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的一个基本立场。我以为，妇女解放是全世界寻求自由和平等的女人共同的梦想，是200多年来女权运动努力争取的目标，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解放全人类”的理想蓝图中不可逾越的阶段。从法国大革命妇女公开提出参与政治的平等诉求至今，200多年过去了。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诞生至今，100多年过去了。从1975年联合国“妇女十年”至今，已有40个年头。1995北京“世妇会”至今，也快20年了。妇女解放的成果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不管它多么不尽如人意，都已经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妇女走出家庭，接受平等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自由恋爱婚姻，可以自主自立，还有一系列私人生活中的深刻变化，如计划生育，避孕堕胎……妇女生活的变化导致整个人类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根本之变，并不在妇女境遇的改善，而在人类基本生存方式和生存结构的改变：从此，无论是社会生产还是人类自身生产，都不再完全依附两性自然差异；人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从此不再以“性别分工”为基础——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第一阶段“妇女解放”的终结！

如果我们把法律上的男女平等看作妇女解放的最初目标，说“终结”是合逻辑的。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妇女的平等权利是有国际共识和政治约束力的。但是，如果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仍然把“女性的文明程度”看作“人类解放”的重要标尺，那就可能有另外的结论——正是在已经收获的妇女解放成果这个基础上，我们发现：今天的妇女生活距离“解放”其实非常遥远，正应了马克思主义前辈学者的预言：没有全人类的解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妇女解放。“妇女解放”同共产主义蓝图一样，是现代女性的集体梦想，是女性的乌托邦，在哲学上是无解的，只能在历史过程中自我呈现，自我实现。

1980年代，我的妇女研究是从“质疑妇女解放”开始的，从揭开“男女都一样”的虚假性到反省“中国妇女解放”的性质，30多年过去了，走的还是这条路：从质疑“西方女权主义”的普世价值到反省“国际女性主义”的全球化潮流，这是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也是一个理论探索过程。这个过程，与中国主流政治有磨合，也有冲突；与海外学界和女界，有交流合作，也有不少误解和摩擦。这期间，要读书，更要做事；要做好自己的事，也要有包容其他人事的胸怀。只有这样，脚踏实地，同时心怀天下，才可能逐渐走出“民族/国家”或“东/西方”的局限，在“全球”视野下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和今天的生活。

有必要特别声明，与“反-乌托邦”不同，我的质疑并不针对“妇女解放”本身，而是针对它的方向和它的现实成果，我将这种方法命名为“后乌托邦批评”，由此与“反-乌托邦”划清界限；同时，在“后”的意义上，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并驾齐驱。我以为，今天的妇女研究，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必要在“后乌托邦批评”的视野中重新审视“妇女解放”，认真清理它的成就和它的过失，它在不同国家地域中的历史，以及它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现状——只有这样做了，我们才能清醒地认识今天乃至今后生活中还会不断出现的新的妇女问题。

今天，我带来两本书，《后寓言》和《后乌托邦批评》，副题都是“《狼图腾》深度诠释”——这其实是一本书，原名就是《后乌托邦批评》，借《狼图腾》为平台，从不同学科视角分析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活经验中一些很复杂的问题。这本书2008年底交稿，在中国社科出版社压了一年零三个月，等到60年国庆之后，还是不能出。为什么？就因为“乌托邦”这个字眼。我没想到，乌托邦这个字眼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成了犯忌的词！这本书去年上海人民社出了修正版，改回了原来的书名。我在修正版后记中详细论述了乌托邦的意识形态问题。大家知道，在意识形态国家，囚禁思想是比抓人入狱更要紧的事。思想囚禁通常有两种手段，一是强制性禁言，审查制度因此而设立。另外，通过意识形态控制，久而久之，自我囚禁成为文化人集体修炼的内功，身在其中者不自觉间便变成自愿者，自我约束，自我审查，在书写过程中悄然完成。多年以来，我们身在这种困境中，突围是难的——“后乌托邦批评”就是突围的一种尝试，具体怎么做，大家可以去看书，我不多讲了。

下面想讲的，是妇女解放与后乌托邦批评的关系，有关女性主义的历史命运，也就是我的第二个问题：“女性主义”是否正在从式微走向终结？

刚才说到妇女解放与现代文明的关系。文明挑战自然力的控制，妇女解放在本质上也是对“自然”的挑战，企图超越两性自然差异所导致的社会分工，克服性别刻板模式的制约，这在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有得必有失。妇女解放是有代价的。代价看得多了，就会站在反乌托邦的立场上，把曾经的梦想和追梦的努力一棒子打死。1980年代我们拓荒时，没有妇女研究这一说，也没有妇女学，更不要说什么性别研究了。那个时候，在社会科学领域竖起一面女人的旗帜是非常困难的（1984年北大教授：“学问还要像男女厕所一样分开吗？”）。我们这个社会里，很多男性认为妇女解放已经够了，女人造反造到天上去了，为什么还要在学界提出妇女研究？新中国妇女解放的速度、程度、广度和社会影响力都是史无前例的，因此，我们对“妇女解放”的代价会有一些不同体验和一些超前于女权主义运动的体会。1980年代我们做的种种努力，所谓“新时期妇女研究运动”，完全是本土性的，基于新中国妇女解放的现实处境，不能直接嫁接在西方女权主义的根基上。我在很多文章里谈到这个问题。现在学生们看到的都是西方的东西，以为我们这里的妇女研究也是西方女权主义的派生物。不是这样的。理解中国的妇女解放，必须放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中，放在新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1980年代民间的妇女研究曾经很活跃，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前后突然销声匿迹了——为什么？这是另外的故事，以后再说吧。我想以后有时间把过去那些书修订再版，几十本，蛮大规模，将来你们看那些书的时候就会更清楚地了解那一段历史，理解我们当时为什么那样做。今天看去，1980年代我们做的那些事，都可以在“后乌托邦批评”的范畴里获得合理的解释。

后乌托邦批评是一种认识工具。与乌托邦的虚拟性质不同，它是具体的，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事或人身上才是有效的。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它是经验性的。就拿妇女解放来说，女性是直接受惠者，但也可能是受害者。今天的女人接受同等教育，能够做很多过去不能做的事。可是，过去女人不需要这么累，她只有家庭责任，生育养育，不需要她养家，现在多出了社会责任，有双重负担。男人也是一样，表面上看，男人的利益因妇女解放受到冲击，男性中心的社会根基动摇了。但男人也是受益者，最大的好处是个性解放，个人选择相对自由。20世纪初那么多男性知识分子想离婚离不了，比如鲁迅，女人要靠他生活，他没办法一走了之。今天想离婚就能离，不需要太顾虑养家问题，这是很大的自由，是妇女解放带来的好处，男人不必背女人这个包袱，他也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

对我个人来讲，国内很多人知道，我是国内较早做妇女研究的。海外总有学者拿我和西蒙娜·德·波夫娃比较，因为我们在理论上有接近的地方。但我说，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这里的妇女解放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路径完全不同，确切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乌托邦实践中的一部分，不是西方女权运动的结果。中国妇女解放，社会认同程度很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毛泽东讲“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句话很了不起，很有感召力，对妇女解放有好处。过去妇女没有政治地位，他让你男女都一样，把妇女抬举到男人一样的水平，从政治上说，这句话是正确的。但是，落实到女人的生活，就不那么正确了，因为男女在许多方面确实不一样，你说一样就要出问题，出问题就有代价，是要我们每个女人用自己的人生甚至生命的代价逐一偿还的。这些事要我们一点点地具体分析，不能用政治上的正确涵盖一切。1980年代，我的质疑就是从“男女都一样”开始的。我说：时代是不同了，男女平等，但女人仍然跟男人是不一样的，生理不一样，她要生孩子；历史也不一样，这都影响当代妇女生活。实话实说，这就犯了大忌：你要否定中国的妇女解放吗？我只是从个人经验出发揭示了一个真相，写了一本书《性沟》，1989年三联书店出的，对我们的“妇女解放”做理论反省，实际上这就是后乌托邦批评。它在妇女解放的基础上谈“性沟”，建立在对妇女解放的成果充分肯定的基础上，而不是要抽掉这个基础。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政治上与女权主义是对立的，它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反对性别战线。我们的宣传系统，意识形态管理系统，全国妇联，过去只讲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中确立下来的基本原则，将妇女纳入阶级斗争范畴，不允许对妇女做理论抽象。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到克拉拉·蔡特金的实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条线索中始终都有妇女解放的重要位置。妇女只要投入到争取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就可以获得自己的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核心。但是，历史并不这么简单。不错，妇女解放确实跟阶级解放有同步性，但是性质不同。即使阶级解放了，也不意味着妇女解放。新中国的土改，贫下中农队伍里仍然有打老婆的。美国1960年代民权运动中，男人仍然歧视妇女，女性仍然是第二性。我的海外女权主义朋友，还有日本的女权主义者，她们告诉我，60年代70年代左翼运动中，仍然是那些女革命者给男革命家端水、做饭、打扫卫生……在所谓性自由的旗帜下，很多女性做了性解放的牺牲品。了解这些，必须从个人经验出发。不能停留在美妙的口号上。即使社会上有了解放妇女的法规或措施，也一定要还原到具体生活，落实在女人的个体感受中。大家可能知道，我做过一个很大的项目——“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我们采访了许多女革命者，包括长征的，西路军女战士团的，有很多苦水。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女人有工作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她们有什么苦水？不是革命，而是身为“女人”的性别身份。这就怪了：为什么你认同了民族、国家、阶级的价值就一定要抹杀女人的价值？这样做带来了什么后果？给女性造成了什么伤害？其实这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核心价值的质疑，是后乌托邦批评，远不是现有的女权主义理论所能解释的。民族和种族问题，妇女解放的挫折和代价，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很长时间里一直是盲区，这给它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式微埋下了伏笔，面对多元而复杂的世界，它力不从心。

1980年代我们开始搞妇女研究，主要是从中国本土经验出发。西方女权主义已经搞了200多年，新女权主义也几十年了，因此，它总认为我们在跟着她后面，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它都会说我们那时候说什么了做什么了，你就该永远跟着它走。这我不同意。有些海外的朋友不能理解，总觉得我在跟西方女权主义作对。我没想作对，而是想在“对”的方向上做事。你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经验不一样，做事的策略和方法就不会是一样的。比如说，我讲男女不一样，西方女权主义特别不高兴：百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男女都一样，你为什么总说不一样？它不知道，就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男女都一样”的社会背景，我们身在其中的切肤之痛，西方女人很难体会。历史处境也不同。中国妇女在历史上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但她们在宗法家族中是有自己的位置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女权，但是有母权，最典型的例子是《红楼梦》里的贾母，这个形象很有代表性，女人在家庭中有她自己的生存空间，有相当稳定的社会支持。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西方女权主义对或者不对，谁的妇女解放更理想更前卫，我们只能做比较，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停留在一些简单的概念上，要放回到历史中去看。一定要学历史，没有历史，理论就没有根。

说了这么多，什么意思？

想以个人的经历说明：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说“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也是想以这个中国个案说明：西方女权主义为什么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同时，它顺便也说明了导致女权主义式微的一个重要因素：妇女问题的本土性质，使得女权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陷入困境。

在我看，女人（women）的确是后天生成的，女性（female）却是天生的。我不认为女人被塑造成“第二性”（the second sex）全然是男人主导的社会结果，而宁可看她是人类历史进化中一个必然的阶段。在我这里，“天生”和“生成”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我认为，只有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客观地认识历史，女人才可能在有限的选择中有效地把握自己的生命和人生。较之1980年代，今天的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我的立场和观点也有变化（比如对民族立场的检讨，对女性主义、对现代启蒙思想的重新评价）。不变并且日趋坚定的，就是“本质论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正视自然和历史的存在，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建构历史——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看今天的全球化，恰恰为女性主义的轮回提供了最佳的历史平台。

妇女解放不是一蹴而就的。女性主义有落潮，但不会终结；除非男女两性自然差异完全消失，两性社会角色完全一致。1990年代以来，女权运动在世界范围走的是下坡路，本土妇女问题在全球化浪潮中日见突出，从不同方向冲击着西方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传统根基。这不奇怪。200多年来，女权主义运动像海潮一样，是一波一波的，眼见着新一波就会起来了。新一波的女权运动将是世界性的，可以说，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最近我一直在说“女性主义的涅槃”，或者说，女性主义的轮回，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在本质论的基础上，女性主义将卷土重来。多年来，我在中国做妇女研究，从来不戴“女性主义”这个帽子，不是因为中国不欢迎它，而是因为道路不同。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全球化背景下，社会问题基本上都是越界的，比以前复杂。新的历史条件下，新一代女性面临着新的挑战，身在新的生存困境中，传统的性别问题会以新的面貌出现，这一切因素都在迫使新一代女性的觉醒和反抗，新一波女性主义因此也将带有鲜明的全球化性质，不是一家一国的话题，而是全世界女性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新鲜，说穿了，无非还是女性的生存和发展，与历史上的问题是一脉相承的。思想可以传承，经验不可复制。新一代女性会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发现问题，尝试寻找新的办法，她们一定会回返女性主义传统，无论是经验性的还是理论，历史的资源仍然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从这个角度上看，可以说：经验之树常新，理论之树常青。在全球化背景下，女性主义的轮回正在召唤女性主义理论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