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的困难

向来人不肯承认社会研究是严格的科学，是与自然科学同意义的科学。近年社会科学者努力于社会现象的观察，并设计各种工具与方法助长观察的精确，诚然多少提高了社会研究在科学上的地位，但是社会现象不容易作科学的探讨，是我们应该承认的。

本文叙述社会研究上诸般的困难，使专心此业的人知所警戒，并且知必须胜过这些困难，才可以客观的观察社会，科学的研究社会。

一 主观的见解

按科学研究的性质，凡是观察一个现象必须守严格的客观的态度，将研究者自身的情感与成见一概蠲除。如是然后所观察的现象不致依人而变化，凡是常态心理的人只要能同样的蠲除个人情感与成见做观察，便能对于这个现象，得到同样的印象。如是然后由观察所得到的结果与推论才可以有科学的正当（scientific validity）。一个研究的结果要获得科学的正当，一方面要看他的实用，要看他是否可以讲得通，行得通；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凡是心理完整的人用纯粹的客观的观察，都可以认清，都可以证明。反过来说假使观察不能排斥主观的情感与成见，则所观察的现象，并非纯粹客观的事实，已经加上个人的成分。如是则所观察的对象便因人而异。各人所知觉的不同，所推论的，所结论的，必亦不同，于是研究便失去科学的正当，而变成争论、驳议、辩护了。

蠲除情感与私见是科学研究的第一要义，既如上述。但是可惜社会研究，对于此点，常不能如自然研究的忠恪的遵守。研究社会现象而常不完全采用客观的态度固然有他固有的困难，但是因此便失去他在科学上的地位。我们研究自然现象的时候，可以完全排斥我们感情的作用，头脑冷静的观察推论。例如气象学者观察温度的升降，无论他对于冷热，有如何的好恶，他总可以忠实的记载温度升降的度数，不参加成见私意于其间。昆虫学者，考察一种昆虫的构造与行为，无论他对于昆虫外观的美丑，习惯的洁净或污秽，行为于人有益或有害，都不加主观的判断，只能忠实的记载他的实状。这是自然研究者通常的态度，除非他有意矫造事实，修正事实，以谋拥护一种理论或主张。自然研究者虽未必果然生来便有对于知识的忠诚（intellectual honesty），但是我们敢说他们所研究的对象都不容易使他们犯对知识不忠诚的毛病。

研究社会事实的所以不容易采取完全客观的态度，简单说来，就是因为社会事实，特别是与观察者相密接的事实常容易引起他的情绪或成见，妨止他的清楚的客观的认识。人生活在社会里，从幼小的时候，渐渐从事各种活动，如家庭的，经济的，职业的，宗教的，等等，便不知不觉的铸成若干定形的反应（stereotyped responses）或行为程序，吸收若干定形的见解。这些定形的行为程序即普通所谓习惯，定形的见解即普通所谓成见、偏见，都是一般人不容易，有些人或者不能够避免的。从一方面看来，一个人便是若干定形的行为程序与定形的见解的总和。因此之故，他对于自己生活的事实，或与自己生活相连的事实，便不容易做客观的观察，而他的观察里便映出他的习惯与成见的印象，或加上他的习惯与成见的色彩。例如观察者自己是生活在遵守一夫一妻制度的社会里，他的行为，他的思想，当然承认这个制度为天经地义（虽然他的冲动，他的内心未必真愿意遵守这个制度，但是在表面上还必然拥护他），见了凡有与这个相反的人或制度必然发生一种疾恶的情绪而痛斥其非。这样的受习惯与成见支配的一个人来观察与一夫一妻制相违的事实，便不能完全客观的研究这个事实，而将自己的情绪与主观的见解参加于其中了。此种实例素见不鲜。如欧美人士，特别是基督教牧师，对于东方及其他种族婚姻制度的观察便常表现这个毛病。又假如观察者生活在有严格的阶级区别的社会里，又适巧属于享用特权的高等阶级，他见了一个平等的社会，一般人都无差别的享用民权与政权，自然要发生敌忾的情绪，表示咎责的态度。如十八世纪末叶迄十九世纪初年欧洲各国的政论家对于法国革命的言论，如近年各国人士对于俄国革命的观察，都常犯此种毛病。总之，社会研究者必须竭力的将一切足以妨害客观观察的习惯与成见排斥，然后才可以对于社会现象为科学的探讨。无论观察人类的任何行为或探求历史的任何事迹，他都应该如研究自然现象、物质现象一样的，不事铺张，不加点缀，屏除一切个人的成分，而祇朴朴实实的，考察并记载所研究的现象。这样说来，好似容易，但是实行起来，却常困难；因为“人是用过去的眼光观察的”。

二 利害的关系；希望与理想

我们如果更进一步分析以上所说的情感与成见，我们还发见两种心理态度，即（一）利害的关系，（二）希望与理想，常是社会研究的拦路虎。现在先说利害的关系。

一个人生在社会里，自然有若干事物，于他有密切的利害关系的。如果他所观察的现象，妨害他的利益，如关于地位、权利、财产、名誉、人格、私人的利益，他便极容易观察不清，判断不明，甚至颠倒是非，修改事实。如果那个现象合乎他的利益，他虽然观察不会不清楚，但极容易热心过度甚至夸张扬厉改造事实。他对于两种现象的态度因利害的关系有过有不及，但同样的是错误的。关于此种错误的实例，不胜枚举，特以关于经济与政治两种现象的观察研究，最易陷于此弊。属于资本阶级而顾虑资本利益的人便极难对于劳动运动做忠实的观察，因政治的利害，无论所拥护的利益是朝代的，政党的，或国际的，对于敌对人物的活动，便不免缺乏可靠的认识。假使一个人毫不顾忌自己的利害，而可以直率的，忠实的观察社会现象，特别是于自己的利益关系最密切的经济的或政治的事实，加以研究，那实在是难能可贵。但是因为一般的社会的研究者，常不能摆脱自己的利益，为客观的探讨，所以他们所发表的著作，便缺欠科学的性质，而只可称为利己的宣传。

希望可以说是人的生命的火焰，一个人在一生里继续不断的努力，是有层出不穷的希望引导着。生命与希望虽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但是在研究上，除了以发明真理或增进人类生活为所怀抱的希望外，其他任何希望均不应羼杂于研究者的心中。科学的研究只是精确的，无偏见的观察并叙述现象，或现象间的关系，并不是为研究者希望达到何种目的，如援助一种利益，或拥护一种主张。一个人尽可在他的人生观里希望某种事实实现，可是在他的研究上，他只可忠实的观察并叙述那个事实，不应该表现他的希望。今如有人口膨胀的现象，研究者只可对他作客观的观察，而不能让他受自己希望的影响。如希望人口增加便夸大人口膨胀的情形，希望人口减少便轻言人口膨胀的趋势，乃属于“愿望的思想”（wishful thinking），皆非科学态度所允许。关于此现象的叙述，在下列三种不同的说法中：

一、人口膨胀

二、人口应该膨胀了！

三、人口须膨胀！（或人口要膨胀！）

真正科学的叙述乃是第一种，即文法上所谓直说法（indicative mood）。至于第二种说法含着希望，第三种说法含着命令或要求，都不是正当的说法。

希望足以影响事实，乃是常见的。例如在为某种问题开国民大会的时候，如果两人处在不同的地位，所观察与估计的到会人数便大有出入。他们虽然不必如现在报纸的有意的改造事实，如硬将二三百人报告为数千人，或硬将一二千人报告为数万人，但是他们就是完全诚实的报告，也可以因为动机、希望，或所怀抱的目的不同，而大相径庭。所以观察完全不受希望的影响，实在是不容易的。

如果希望的成分常毁灭社会研究的科学的性质，理想更容易妨碍社会研究在科学方面的发展。科学只是研究某种现象是如何的，但是人类学问有一大部分是讨论某种现象应该如何的。历来一大部分关于社会的著作，即普通所谓社会哲学、社会理想、社会改良、宗教，诸类专注目于目的与价值的著作，即属于后一类。要知目的论或价值论与科学不能并容的。社会研究要求在科学上获有地位，便不能同时计画社会的理想，表彰社会的价值。这个说法，并非说如社会理想、社会改良一类的讨论与著作不应存在，不过只说他们不能构成社会科学罢了。他们只能供给科学研究的材料，如政治的理论、宗教的旨意与仪式皆可成为研究的资料，但他们自身则绝不是科学。一位社会改良家或社会哲学家，尽可热诚的主张并且提倡平民教育、好人政府、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及其他种种改良社会的方略。但是一位社会科学家对于社会情形便不应采取同样的态度，而他的职务只是考察平民教育的实况，政府人员的资格与其政绩，土地所有权分配的情形，资本分配情形与其利润罢了。他不能袒护或鼓吹任何方策，他只能忠实的研究实在的情形，而报告其结果于大众。

从此可见事实的研究与价值的探讨是应该分开的，前者可以称为严格的科学，后者乃属于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审美学一类的学问。科学的工作只是研究现象是如何的，并不能带着任何宗教的、道德的、主义的宣传意味，或设立任何种的目的或价值。但是因为人是社会的生物，与社会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社会的研究常不容易排除目的或价值的观念。于是现在社会学有所谓“社会主义的社会学”，经济学有所谓“共产主义的经济学”了。实在说来，这些名词是不通的，他们的内容也一定不是科学的。科学的成立，必须有客观的正当（objective validity），即无论任何人，只要依据科学方法以研究某种现象，即可以获得同样的或相仿的结果。如研究同样现象而结论大异，必然研究方法上大有出入。那末，我们必须考查研究时的方法与步骤是否合乎逻辑，是否精确，是否参杂着主观的见解，是否夹带着一定的理想。如果研究的程序完全是正当的，那末，所研究的结果便是科学的，无论何人都该承认。故如经济现象成为客观的研究，无论无产阶级者或资本阶级便都应该承认他是科学；同样的，如果社会现象成为客观的研究，无论共产主义者或集产主义者便都应该承认他是科学。因为科学的知识原无关乎任何主义的。如一种科学冠以某某主义的名词，那显然不是我们所称的科学。简单言之，便不配称为科学。

三 资料的缺乏

科学研究一方面要应用论理，一方面要有研究的资料。论理规定思想的方法，但思想不能空洞玄虚，必有内容，即所研究的现象或事实。各种科学内容不同，于是支配内容的方法（即所谓专门的或技术的方法）便也不同。社会科学所研究的是关于社会各方面的现象，而关于这些现象可以供研究用的资料，则非常缺乏。社会现象按时间可分为过去的与现在的两种。过去的现象，除极小部分残存者为物质的遗迹如建筑、制造品之外，只有口述的传说与文字的记载，可供稽考。口述的传说，因人的记忆力有限，积存的当然有限，且因展转传递，难免发生讹误。文字的记载则只限于有文字的民族，而即在有文字的民族中，记载之可以供研究用者也属不多。我国书籍浩如烟海，即一部廿四史已卷帙繁赜，“不知从何说起”，但从研究方面观之，则缺点殊多，如记载之残缺，字句之笼统，事实之真伪难辨，叙述之夹杂著者意见，都构成研究上的困难。总之书籍上所记载的，未必果是研究者所需要的，而研究者所需要的，书籍上的记载也许竟完全遗漏，或残缺不完，或不适采用。至于现在的现象，一部分要用观察，一部分要依赖记载，如报纸、杂志、书籍。观察也要包括记载，因为所观察的事物既不能完全都储藏在脑内，又不能完全用口述传递，所以近代的观察结果，都由文字发表。关于现在现象的记载也犯以上所说的毛病。除极小一部分有系统的观察的记载（不论其目的系为行政、管理或研究）如我国的海关报告、气象报告、法庭记录、公署报告，可供研究资料之外，一般刊物所记录的不是欠完整，便是不值得研究。著者前曾设法搜集我国一二年来失业的情形，即觉得近代刊物所供给的资料，实属有限。当时从报上剪得关于失业的记载不过二十件左右，而即此二十件的记录，也皆残缺，笼统，要从其中寻到关于失业现象主要的几点，如失业人数，失业者的性别、职业、失业期间，乃绝对不可能的。当然日报不是为我们研究失业才刊行的，但是记载不完整，便缺乏可研究的资料。

关于过去现象资料的缺乏，我们殆已无法补救。但关于现在现象的资料，我们应该在两方面设法搜集。一方面，便是做有系统的调查，具有一定目的，而精细的、耐心的采集并记录客观的事实，供研究的资料。但是这种调查事业，如果范围广大，需用巨额的经费与人力，便不是私人所容易举行的。特别我国习惯，机关或个人都怀疑调查，不明瞭调查的用意，所以常不情愿供给消息与刊物于调查者。因此之故实际调查在现状之下，还不容易推广。另一方面，便是希望政府、官厅，以及一切公家或私人的机关设法保存他们有系统的记录，而公布于众。行政机关，为行政事务有效率的进行，必须时时将其事业以及与行政有关各重要的社会现象记载书册，特别因为近代社会情形趋于复杂，行政事务范围也趋于广博而纷繁，尤有系统的登记的必要。同样的，营业或生产机关，为保留过去的状况并营业各方面的情形，也须时时将各种营业事项，做有系统的记载。

关于这类的记录，在西洋文化普及的国家里，都已经大发展。在资本制度下的事业，如管理、营业的事务，必须成为有系统的组织，于是簿记、会计、统计一类技术成为事业上必不可少的工具，而此种记录，常为研究者，特如经济研究者的好资料。在资本制度发展的国家里，政府事务扩张，于是官厅关于民间情形的记载，遂大加增。我们试看如美国华盛顿政府出版局（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或英国御用文书馆（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每月出版物种类与数目之多，即可窥见近代政府记录发展的一斑。这只就中央出版品而言，地方的如美国各州、各市，英国的各都市也皆各有重要的记录发表。例如Carr-Saunders and Jones所著的A Survey of Social Structure of England and Wales（1927）一书内分析英兰及威尔斯的人口社会阶级、国民收入、教育、社会病态，至为详细精确，殆全根据十五种英国的官书，特别是其中数字的资料。若在我国，此类分析实为不可能，因政府向来缺乏此种记录，而私人又绝不能举办此种调查，采集此类广博而精确的统计资料也。我国政府机关的出版物，较诸既往，虽然已显增多，但其质则仍然幼稚。不特为我们研究的应用，即为行政事务的进步，我们也热诚的希望政府各种机关今后十分的改良他们的出版物。

四 研究程序的繁重

专为搜集资料的调查，十分繁重已如上节所述。今舍去调查不谈，即在各种刊物中寻求研究资料，评估其价值，分别其种类，然后推察其关系，已非轻易的工作。要知一切的研究工作，皆须集中注意，积久的努力，耐心的探求，才可以希望博得些许结果。在其他的事业上，或者有速成，或急就的办法，但在研究上，则全赖持久不懈的精神。今试举自然科学上的两个例。一，克仑比亚大学[1]生物学教授摩根[2]氏（T.H.Morgan）为研究遗传，须观察并计算二千万个苍蝇。二，现在疗治糖尿病良药人都知为印秀林[3]（insulin），但在此药之功效完全证明以前，血内糖的分析的试验曾为几百个试验室六十年间的持志不懈而乏味的工作。

研究者的事业是应该聚集全力，持之有恒。至于研究的成绩如何，大部分要看个人的能力。有的人禀质特厚，勤敏过人，在研究上或者可以博得空前的大发见，有的人资质平庸，如果能集全力于一种研究工作，终久也可以获得相当的成绩。要知现在世界上做研究工作的人，不必皆有天才，然皆各有其贡献，而科学上一切大的发见，大的发明，也莫不倚赖无数无名的研究者穷年累月工作的结果。涓涓之水可以成流，无数的微小的研究成绩，也可供给伟大的科学家重要的参考，使其发挥天才而对于科学为重大的贡献。所有研究工作都是费时间，费精力，并且与同社会阶级比较常是极微薄的报酬（关于此点，可参看英国生物学者J.B.S.Haldane的Should Scientific Research be Rewarded一文。此文见Possible Worlds and Other Papers内一八六至一九一页）。所以凡要求名利，特别是贪求速名、速利者都不应该梦想研究是捷径。

社会研究的发展比较的是近来的事，他比自然科学的研究，遥在以后。其幼稚之程度如此，而其种种之困难，如本文所述者又如彼，一般有志于社会科学者，当奋然兴起，将其全生供献于社会研究的工作。一方面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寻求可以供社会研究的资料，一方面敦促各种机关，特别是政府机关，征集并记载社会的事实。我们须大计画的动员，加入社会研究事业，才可以希望对于社会有较清楚的认识。自然科学家认识自然，才可以利用自然，才可以使人类享受自然的利益。同样的，社会科学家必须群策群力认识社会，才可以有意识的组织社会，才可以使人类享受安宁的、合理的群居生活。

（原载《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5卷第1—2号合刊，193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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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注：“克仑比亚大学”，今译“哥伦比亚大学”。下同。

[2] 编者注：“摩根”，今译“摩尔根”。

[3] 编者注：“印秀林”，今译“胰岛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