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世纪危机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三世纪危机。国内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这场危机是罗马奴隶制危机的总爆发，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边境等多方面的危机。在西方学者各类著述中，涉及三世纪危机的论述，crisis（危机、转折点等）和chaos（混乱、无序等）两个词汇每每交替使用，且各有道理。笔者认为，这两个英文词汇恰恰是三世纪危机的真实写照：既混乱无序，亦动荡不安，是帝国统治全面危机的总体概括。“三世纪的劫难像狂风似的卷走了帝国的繁华……”[8]整个帝国被“洗劫一空”，毫无生机[9]。

关于三世纪危机的时间断限，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苏联学者认为，三世纪危机的起点是3世纪30年代[10]。西方学术界讨论三世纪危机的起点，两种观点占据主导地位：一种观点认为，三世纪危机的起点为192年，即康莫德（Marcus Aurelius Commodus Antoninus）被杀之后，罗马帝国再燃内战烈火，危机由此拉开帷幕；另一种观点认为，危机以235年塞维鲁王朝末代皇帝亚历山大被杀为起点[11]。关于三世纪危机的下限，学术界大多数观点认为，284年戴克里先登基为这场危机的终点。某些苏联学者也持这一观点[12]。笔者采纳公元235年为三世纪危机起始的观点。虽然193年罗马帝国再次爆发大规模内战，但内战平息后，塞维鲁统治时期，社会尚未出现类似三世纪危机这般全国性的动荡。西方学术界一种观点认为，塞维鲁王朝实际上危机深重，但并未达到“天下大乱”的程度。总之，所谓三世纪危机并非100年的具体数值，主要集中在235—284年50年间，在260年前后达到顶峰[13]。据此，一些学者更加具体、明确地认为，三世纪危机是“三世纪中期危机（The Crisis of the Mid-Third Century）”[14]。无论时间长短，三世纪危机对帝国持续造成的种种危害，以及前所未有的乱象是不争的事实。英国著名学者吉尔·哈里斯（Jill Harries）将3世纪称为“漫长的三世纪”[15]。笔者以为，所谓“漫长的三世纪”旨在说明：（1）三世纪危机由来已久；（2）“罗马帝国经历了巨大的不幸和灾难”[16]，委实是一种痛苦、漫长的煎熬。针对“漫长的三世纪”，西方学术界还有“短缺的三世纪”之说，指的是人们议论的“三世纪”实际上仅为91年——193—284年[17]，比正常世纪的100年“短缺”9年。耐人寻味的是，“漫长的三世纪”并不指代3世纪比正常的世纪多出多少年，而“短缺的三世纪”的确不足100年。无论是“漫长”，还是“短暂”，都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罗马帝国的三世纪的特殊性。阿拉里克·沃森（Alaric Watson）鉴于三世纪危机带给帝国的重重危害，将这一时期称为“罗马人的黑暗年代”（Roman Dark Age）[18]。

对于罗马帝国而言，用“内外交困”形容三世纪危机期间帝国的总体状况，为之不过：内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种危机集中爆发，并通过军队参与的各种与军事政变性质的、频繁的帝位更迭直接表现出来；外部则是由外敌入侵导致边患重重，迫使多个皇帝经年累月忙于同外敌的战事。西方学者总结说，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内外战争”[19]；“……外敌入侵的沉重打击，各种名目的战争，此起彼伏的各种起义反叛，使帝国遍体鳞伤。持续不断的战事和不断的瘟疫，导致人口锐减。”[20]“内战纵容了蛮族入侵，关于这一点，在3世纪一览无遗。罗马军队在内部争斗中相互厮杀，边防脆弱不堪。”[21]战争、瘟疫等外部原因从诸多方面对罗马帝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产生了破坏性影响，由此产生的各种危机导致帝国政治秩序大乱，“礼乐崩坏”，国力衰微，经济萧条，军队忙于内部纷争，一些将领公开反叛中央政权，疏于边防，为蛮族入侵创造了条件。所以，三世纪危机“实际上，既是内部危机，又是外部危机”[22]。而外部、内部危机，又可以归结为边患加剧，王位继承每每引发内战。通过这些表象不难发现，军队的混乱与失控构成了危机的主要祸根。军队在每一个行省进进出出，疯狂掠夺无助的居民[23]，民不聊生。

三世纪危机爆发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因素外，军队的作为，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比如，论及三世纪危机，乃至罗马帝国灭亡，蛮族入侵始终为学术界所强调。然而，无论是帝国内部混乱不堪，抑或边境频频告急，都可在军队这里找到答案：军队没有履行自己对内维护秩序、保持国家稳定，对外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帝国安全等最基本的职能。军队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内部纷争中，不断杀死在位君主，把自己所拥戴的将领推上王位。学术界普遍认为，三世纪危机的顶峰是“军营皇帝时代”（Barracks Emperors）的出现。“军营皇帝时代”亦被称为“军人皇帝时代”[24]。顾名思义，这一时期的皇帝或出身行伍，或由不同地区军团、军队拥上王位——在军队或军营中诞生。这些皇帝要么是手握重兵的骄兵悍将，要么恃赖军队登基称王。三世纪危机的主角正是这样一批“军营皇帝”。关于这一时期的混乱与危机，多位西方学者以“军事无政府状态”（Military Anarchy）[25]予以概括。“军事无政府状态”主要指的是，罗马帝国235—284年的历史。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数十名各色皇帝走马灯般轮番登基称王，许多反叛者怀有夺权称帝的野心，在帝国领土上，称王称帝者超过60人[26]，其中包括了“三十暴君”在内的各种反叛的首领和割据势力，平均不足一年便发生一次帝位更替。这些皇帝绝大多数惨遭“横死”，而且死因可谓多种多样，有的在内战中殒命，有的死于近卫军之手，有的被罗马人的敌人杀死，极个别染病身亡——则属于“自然死亡”。“近卫军和军团士兵通过暴力和杀戮，推翻当朝皇帝或另立君主。”[27]皇帝死于非命，3世纪司空见惯，不论具体死因如何，绝大多数与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军队参与皇帝的废立（make and unmake）是三世纪危机的主要内容，结果令帝国“危机复危机”，使帝国雪上加霜。

依笔者所接受的观点，三世纪危机肇始于235年塞维鲁王朝灭亡，结束于284年戴克里先登基。在180—285年100余年间，各色皇帝和那些篡权践位者，仅有两人未遭横死，皇帝平均在位时间仅仅两年半（不包括“三十暴君”之类的“非法皇帝”）。另一组数字也很能说明问题，从塞维鲁殁，到君士坦丁独掌帝国权柄，前后不过百年，各种名目的“合法”与“非法”皇帝人数竟然超过了60人。如果换一个角度考察，则更能够看出三世纪危机期间帝国之无序、之混乱。从公元前31年至公元180年的二百多年间，罗马帝国共出现了17个皇帝（含共治皇帝），这个数字和三世纪危机的皇帝数字相比较，更能说明问题的实质。三世纪危机期间，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为加列努斯：253—260年与父皇瓦莱里安共治帝国，260—268年独掌王权，前后15年。即使以8年计算，在走马灯般的皇位更替的三世纪危机时期，亦可称无人打破的一项“历史纪录”。在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尚且朝不保夕的岁月里，“拥兵自重的野心家们谋刺皇帝和公开反叛成了家常便饭”[28]，“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未出现过如此多的皇帝和反叛者，也从未有过如此大面积的区域脱离帝国”[29]。帝国危机、混乱的程度无以复加。

帝国深陷危机，军队的各种消极作为令帝国危难重重。军队恣意妄为，从另一个方面揭示出，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政权失去了应有的威慑，控制军队软弱无力。此间，“军营皇帝”多由军队推举，军队拥立皇帝完全出于一己私利，从未顾及被举荐者的治国理政能力，因此，有作为的皇帝寥寥无几[30]。三世纪危机期间，帝国混乱不堪，军队恣意妄为，是皇帝软弱无能、掌控军队无力的真实写照。帝国的统治危机是政治危机的集中体现，鉴此，有学者宣称：“所谓危机，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时期政治上的动荡。”[31]

三世纪危机使帝国内外交困，内部为几乎不间断的纷争、内战，外部则是边防能力急剧下降，几近有边无防。边境危机的一个连带后果是，繁荣一时的城市，每每成为外敌劫掠对象，于是，“帝国境内有一定规模的城镇都建起了城墙。城墙没有统一的样式，唯一相同的是几乎所有的城墙都造得非常厚实……”“不仅城市地区，农村地区也在加强防御。”[32]城市修筑高厚的城墙，主要是为了防御外敌入侵，反映出三世纪危机期间，帝国对于来犯之敌只能被动防御，修筑、加固城墙，加强守备属不得已而为之。许多城镇因失去防卫遭放弃，居民转移到更加安全的地区，有时甚至重新使用一些山顶的古老居民点[33]，以避战乱。如前文所述，许多时候军队忙于内战，忙于支持自己的将领觊觎、夺取王权、镇压各地起义，导致边防松弛，蛮族突破边界，边患日甚一日，国家安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场危机的突出特点是国内外进行的战争”；危机期间，“帝国经常遭到法兰克人、阿拉曼尼人和波斯人的侵略”[34]，失去了多瑙河地区大片土地[35]，帝国权威遭遇蔑视。大约在250年时，帝国再度陷入边境危机，且主要集中在北方和东方。在东方，富有侵略性的、危险的敌人是新建立的萨珊波斯王朝。从230年至266年，罗马人及其盟友与波斯人的战争首尾相顾，始终未能遏制波斯人的入侵势头。在北方，一些从前势力较小的日耳曼部落，此时结合成规模较大的联盟，如法兰克人、哥特人等，在同罗马人的战争中不断壮大，具备了与罗马人抗衡的实力，已经成为罗马人的劲敌，238年在巴尔干，253年在莱茵河地区不断入侵罗马边境[36]。260年，阿拉曼尼人入侵罗马，深入意大利，直抵米兰城南部。259—260年，另一些日耳曼部落蹂躏了东部高卢，打开了通向地中海的道路[37]。戴西乌斯（Decius）在位期间，多瑙河防线被全线突破，入侵者成规模地越过巴尔干半岛。“罗马帝国与一个比一个强大的新崛起的外敌交锋，遭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惨败。波斯军队拿下安提俄克，哥特海盗的船队在希腊和小亚细亚一带横冲直撞，其他入侵者则越过边界，闯入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38]曾经是罗马人手下败将的各个蛮族，能够如此公然侵犯帝国边境和领土，足以证明帝国在危机期间实力锐减，军队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大大降低。外敌进犯，内部纷争，接二连三的瘟疫等天灾人祸，令罗马帝国内忧外患，深陷泥淖。

三世纪危机带给罗马帝国的不仅是空前的政治危机，而且使帝国的经济危机前所未闻，经济凋敝，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帝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呈萎缩的颓势。“三世纪期间，罗马面临的经济问题之一是通货膨胀……人们以时下的收入无法购买到同先前同样多的物品。”据统计，到267年时，物价上涨了700%。货币贬值，民众入不敷出[39]。这种通货膨胀及其破坏程度，三世纪危机之前不曾有过。日后戴克里先进行货币改革，与此有直接关系。三世纪危机期间，内战外战频仍，对社会经济的毁坏往往是致命的。危机令社会发展失去应有保障，农业、人口、城市、贸易等蒙受着各种灾难，公民生活趋于衰败[40]。“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族入侵，结局无外乎村镇夷为平地，生计毁于一旦，成千上万的人沦至生不如死的绝境。”[41]“在三世纪，仍有一些地区保持了繁荣，只不过这样的区域越来越少。”[42]频繁的皇位更迭导致政治乱象横生，直接摧残着日益萧条的帝国经济，因为每一个新登基的皇帝都迫不及待地为拥立自己的军队“索取金钱、粮食、衣着、武器等等……强制性的征兵，强制性的抽捐和征粮、强迫劳动”[43]。政治上的一系列动荡令凋敝的帝国经济雪上加霜，更使帝国“濒于土崩瓦解”[44]。

三世纪危机期间，如果说经济危机从内部瓦解帝国的话，边境危机则是外敌从外部摧残着帝国。“3世纪60年代，罗马边境体系瓦解。要塞或遭外族摧毁，或被怀有敌意的罗马人自己的军队破坏，有些则遭废弃。罗马人甚至失去了多瑙河与莱茵河之间的一些领土。”[45]“3世纪60年代，所有的边境都被突破，罗马领土遭入侵。”[46]内忧外患对帝国形成“内外夹击”之势，相互激荡，帝国举步维艰。“伴随外敌军队的日益强大，罗马面临的各种灾祸也随之增多……多位皇帝不得不花费更多的钱财，用于远方的战事。”[47]内部和外部战事给许多地区带来的是灾祸、死亡和贫穷，战事覆盖地区更是困难重重。连绵不断的内外战事，造成的第一个可见后果是各种军费的不断增加（比如，为保证士气，无条件地为军队官兵增加军饷和赏银等）。首尾相顾的内外战事造成了巨大的军费开支，本已危困不堪的帝国经济雪上加霜。“常年的战争使得财政入不敷出，为军队募集资金变得越来越困难。”[48]帝国曾经拥有的强大的经济基础，经过三世纪危机的摧残，孱弱至极。三世纪危机必然包括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最大的受害者无疑是下层百姓。帝国一些边远地区，蛮族大举入侵，许多农场、城镇遭洗劫，罗马帝国的权威和公民生活趋于瓦解，经济危困，行省经济极度萧条。各种动荡、战乱交替折磨着帝国，日渐衰落的经济极大地削弱了帝国的实力。英国古典学者帕特·索特恩（Pat Southern）对3世纪罗马帝国发生的种种灾祸进行了归纳：军事灾难、非官方移民、外敌越过边界打了就跑、内战、破产、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起义反叛、饥馑和瘟疫等等[49]，罗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各种灾难性事件，在3世纪危机期间一应俱全，“帝国受到了极大伤害”[50]。外敌入侵，内部政治、经济的困境，使帝国濒临崩溃的边缘[51]。

戴克里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登基称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