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晁福林

制度史研究是认识古代中国的一把钥匙。中国古代王朝更迭后无不在创制各种制度上有所作为，或依傍旧制而加以更动，或另立新规而适应形势。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制度既是王朝特色的体现，也是民风民俗的展示。扩大了说，每个历史时代的所有的人无不在各种制度中生活。制度是整个社会结构中介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最为活跃、最有影响的关键因素。王国维深知研究制度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他在研究殷周社会时就说：“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他讲殷周制度的差异主要有三，即以立子立嫡为核心的宗法制、庙数之制及同姓不婚之制。他指出以嫡长为核心的宗法制度，谓“有周一代礼制，大抵由是出也”（《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可见宗法制度对于周代社会之重要。

当代学者对于宗法制度的研究，钱宗范先生的《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和钱杭先生的《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两部大书，影响广泛，成就巨大，可为翘楚。近年的相关研究稍嫌沉寂。高婧聪的这部书，略可弥补。这部书在总结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锐意创新。此于书中多见，这里可举三例，以概其余。

其一，宗法对于周代社会之重要，当然无需多言，然而却是有宗法之实而无其名。“宗法”之称晚至两千年以后的宋代才出现。个中原因令人寻味。此书对于这个原因进行的分析，是颇有新意的认识。周代社会在一个很长的时段里面重礼轻法，直至晚周才礼、法并重。贯穿于周代社会的宗法，被周代社会的礼学家以“宗道”称之。可以说，那个时代，“法“之称还未能进入礼家的大雅之堂。后世以”宗法“为称，是周人所始料未及的。愚以为此认识可以成立。

其二，宗法制度不仅是宗族之制，而且深刻影响着周代的国家建构。对于这一前人所论不多的大问题，本书用不少篇幅进行探讨，其努力方向应当是正确的。

其三，宗法制度本身所涉及诸多问题，本书都有深入研究。如礼书所言“庶子不祭“的问题、彝铭所见宗族内部的“宗子”“母弟”“宗妇”等问题，皆有创新性质的认识提出。

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高婧聪就以刻苦好学、聪颖多识为特点，毕业后又经不懈努力，在东北师范大学优秀的学术氛围里有了更快的进步。相信日后高婧聪一定会有更多的学术成果奉献给学术界。

晁福林 序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时当新冠疫情将戢之庚子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