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东夏成为蒙古国的藩属与忽必烈对东夏的改制

书名：东夏史
作者名：蒋戎蒋秀松
本章字数：49332字
更新时间：2021-01-05 12:02:59

第四章东夏成为蒙古国的藩属与忽必烈对东夏的改制

天兴二年（1233），蒙古大军征东夏，攻取东夏陪都南京，生擒蒲鲜万奴，东夏降服。对归降的东夏政权，蒙廷并没有灭掉它，而是让它以藩属国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以便稳定时局，为蒙古汗国效力。这一结局，是蒙廷对东夏长期以来实行招抚、纳降、利用政策的结果。东夏作为蒙古汗国的藩属国，仍然拥有其领地和民众，建官设治，而且保留一定的武装力量，但它必须奉行“纳质、助军、输粮、设驿、编户籍、置长官”[154] 的藩属义务。也就是说，东夏只享有半独立地位及相对自主权，蒙廷对它实行间接统治。这种状态一直延至元世祖忽必烈当政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蒙廷势必撤销具有一定独立自主性的东夏政权，代之以当地的行政建置，并纳入蒙廷直辖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一蒙廷对东夏实行招抚、纳降并利用的政策

蒙古经略东北是太祖成吉思汗整个侵金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在蒙军南下攻金之前，有个名叫石抹也先的契丹人北上投奔成吉思汗，向他建议说：“东京为金开基之地，荡其根本，中原可传檄而定也。”[155] 成吉思汗听罢，十分高兴，认同这一看法。后来，木华黎奉命征辽西，汉人史天倪向他献策说：“金弃幽燕，已失策矣。辽水东西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其大宁以扼其襟喉，则金虽有辽阳，终不能保矣。”[156] 木华黎赞赏这一观点。无论是成吉思汗还是木华黎，他们都相当重视辽东、辽西的战略地位。不过，从成吉思汗的战略方针看，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土地广阔，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们生活较富裕，是金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心地区，这就成为侵金蒙军的主攻方向，而金之都城，金之朝廷则是其主攻目标。至于东北地区，它处于侵金蒙军的左翼，并非蒙军的主攻方向和目标，故投入的兵力较少，如早先按陈那颜和哲别，先后进兵辽西、辽东，所率蒙军人数不多，而木华黎略定辽西，掳掠辽东，前后费时两年余，随即就奉成吉思汗之命撤出辽东，挥师南征中原。在经略东北地区的过程中，蒙廷一直将金朝留在东北的势力视为主要敌人，着力打击并清除之，而把当地的反金势力、叛金势力及其他地方势力作为争取对象，实行招抚、纳降并利用的政策。从蒙军首次南下攻金到金朝灭亡，此期间蒙廷先后在东北地区进行了三起影响很大的招抚纳降：

其一是招抚耶律留哥的契丹军。大安三年（1211）夏秋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南下攻金，饱受女真人压迫、欺凌的契丹人莫不为之振奋。霸州契丹人移剌捏儿得知成吉思汗挥师南下的消息，十分兴奋，就对亲友们说：“蒙古军来了，为辽国复仇的时候到了！”[157]随即带领亲属朋友百余人投奔蒙军，献攻金十策。也就在这时，金“北边千户”契丹人耶律留哥从边地逃到隆安（今吉林省农安县城）、韩州（今吉林省梨树县梨树镇北偏脸城）一带，发动当地的契丹人、奚人等起兵反对金朝的统治。起义军发展很快，“数月众至十余万”[158]。崇庆元年（1212）春，为了打破金兵的清剿，进一步扩展势力，耶律留哥便寻求蒙古汗国的支持，即率部西行，到达大兴安岭南部东麓金山地方，与按陈那颜、浑都古所率蒙古军相遇。这支蒙军是奉成吉思汗之命首次进兵东北地区，目的是讨伐女真，招抚反金的契丹军等。按陈那颜与耶律留哥结盟于金山。留哥接受招抚，宣誓归附蒙古，效忠成吉思汗。随后，蒙廷就将“征辽之责”交给耶律留哥及其契丹军了。这里提到的“辽”，乃广义的“辽东”之地。

在蒙古汗国的支持和声援下，耶律留哥契丹军迅速扩展，使得金统治者卫绍王非常惊恐，派兵遣将前来讨伐。至宁元年（1213）初，耶律留哥契丹军在蒙古军的支援下，大败金军于迪吉脑儿（今辽宁省昌图县附近）。这是契丹军与蒙古军首次联合作战，颇显威力。此役结束后，成吉思汗即召回以按陈为首的蒙古军，却命可特哥留在契丹军，充当留哥的副手，以便监督他们的行动。当年三月，契丹军推举留哥为王，建立政权，国号辽，寓有光复辽朝之义。翌年（1214）冬，留哥契丹军与金新任辽东宣抚蒲鲜万奴率领的金军激战于归仁（今辽宁省昌图四面城）北细河上，金军又败溃。万奴被迫放弃咸平（今辽宁开原），南奔东京（今辽宁辽阳）。于是，留哥进取咸平，尽有旁近州郡，遂以咸平为都，号称中京。金左副元帅移剌都率兵十万来攻，被契丹军击败而退。贞祐三年（1215）春，占据东京的金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发动兵变，分兵四出以图扩展。留哥侦知东京城防守空虚，乘机南下攻破之。随后，契丹军开始分裂，以耶厮不为首的契丹将领们主张摆脱蒙古的控制，独自发展，力劝留哥称帝，被严词拒绝。不久，留哥“潜与其子薛阇奉金币九十车、金银牌五百，至按坦孛都罕入觐”[159]。留哥父子朝见成吉思汗，表示归附蒙古的忠诚。从崇庆元年（1212）留哥与按陈结盟于金山以来，留哥契丹军与金军大战三次，皆取得胜利，即迪吉脑儿战役击破承裕军60 万，归仁之战又破万奴军40万，咸平之战则败移剌都所部10 万余人，共歼金军100 余万。可以说，经此三大战役，东北金军的主力大都被歼灭了。留哥对蒙古汗国尽到了“征辽之责”，他统领的军民达60余万，成吉思汗对此非常满意，进一步确认了留哥的辽王地位，《元史》称“帝命赐金虎符，仍辽王”[160]。留哥的辽政权彻底成为蒙古汗国的藩属。

对留哥的辽政权，成吉思汗非常关注和支持。贞祐四年（1216）初，就在留哥朝觐成吉思汗期间，其部将乞奴、金山、青狗、统古与等推耶厮不僭帝号于澄州（今辽宁海城），仍国号辽，改元天威，公然叛蒙自立，与留哥彻底决裂。当成吉思汗获悉此事，就宽慰留哥说：“你不要为失去部众耽忧，我会加倍封你。待到草青马肥，由你挑选兵马，去接取你的家属。”[161] 当年秋，留哥引领蒙军数千过辽河，追击契丹叛军，解救其兄独剌和妻姚里氏等，还夺回民户二千，而后徙居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契丹叛军被迫东渡鸭绿江，进入高丽境内。到兴定二年（1218）冬，成吉思汗又应留哥的请求，决定派兵讨伐进入高丽的契丹叛军。十二月，留哥引领蒙古与东夏联军进入高丽境内，在高丽的配合下，于次年正月即平定契丹叛军，并将降附者带回，也安置于临潢一带。兴定四年（1220），耶律留哥病故，时成吉思汗西征，皇太弟斡赤斤承制以姚里氏佩虎符，权领其众。正大二年（1225），成吉思汗西征东还，次年亲征西夏，姚里氏朝觐于河西阿里湫城。成吉思汗命留哥长子薛阇袭爵，并领所部军马隶于别勒古台（成吉思汗同父异母弟）属下，为第三千户。实际上，这是对耶律留哥的“辽”国实行撤藩。正大七年（1230），薛阇随从太宗窝阔台伐金，以功赐马四百匹、牛六百头、羊二百只。翌年（1231），太宗命薛阇与撒儿台东征高丽，收其父遗民，移镇广宁，行广宁路都元帅府事。[162]

其二是招抚辽西地方武装。成吉思汗九年（1214）秋，木华黎奉命统军经略东北，先取辽西，再图辽东。在木华黎统率的大军中，除蒙古军外，还有早先在燕地招抚的以史氏家族为核心的地方武装。十月，木华黎挥师南下，经临潢，直抵高州（今内蒙古赤峰东北哈拉木头古城），金守将卢琮、金朴等投降。随后，蒙古大军向辽西重镇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之大明城）挺进。这时，金北京守将宣抚使兼留守银青（即《金史》所称奥屯襄）率金军二十万出城迎击蒙军，双方战于花道（今内蒙古赤峰市东南），金军大败，战死者达八万余人。银青退入城中固守，蒙军合围攻城。攻守多日，死伤惨重。城中食尽，人心动摇，银青被部下杀害，众推寅答虎为帅，他便举城投降。依照蒙古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163]。木华黎对迟迟不降的金军颇为恼怒，要将他们都坑杀掉。见此情形，石抹也先急忙进劝说：“北京为辽西重镇，既降而坑之，后岂有降者乎？”[164] 木华黎采纳了他的意见，接纳守城金军投降，不仅不杀降者，而且还奏请以寅答虎留守北京，命蒙军将领吾也而权兵马都元帅镇之。

木华黎经略辽西，从攻取北京之战开始，对驻守金军或地方武装，就较全面而切实地实行招抚、纳降并利用的政策。据《元史·史天祥传》记载，还在进攻北京城时，史天祥招降金将完颜胡速，木华黎想要杀之，而天祥认为不可，他据理力争说：“杀一人无损于敌，适驱天下之人为吾敌也。且其降时尝许以不死，今杀之，无以取信于后，不若从而用之。”[165] 木华黎颇具大将风范，虚心大度，即听取天祥意见，没有处死完颜胡速，还任命他为千户。可见，由于汉人将领史天祥、契丹将领石抹也先等的积极劝说和影响，木华黎逐渐摒弃蒙古“旧制”，改变那种极端野蛮的杀降、屠城的行为。在进攻北京傍近诸寨的过程中，史天祥征抚并行，重视招抚。磨云山王都统首先来降，天祥纳之，命率所部进取列崖地方，擒都统不剌。王都统绑缚不剌往见天祥，他亲释其缚，晓以大义，不刺感动了，表示归降，愿效死。天祥又命不剌与王都统一道前往城子崖说降王家奴，他也归附了。于是，天祥命这三人各自统领旧部，并付空名告身，让他们去招谕楼子崖等二十余寨，这些山寨都降附了。可以说，这是蒙军实行招抚政策的成功事例。

随后，木华黎率蒙军陆续向东推进，先后派遣使者招谕未下州郡，一些当地武装势力相继降附，诸如：兴中府（今辽宁省朝阳）土豪石天应，率众杀金兴中府同知兀里卜，归附木华黎，“迎谒军门”[166]；义州开义县契丹土豪王珣，当“豪强各拥众据地”时，他便招集契丹遗民十余万人，结寨自保，蒙古军至，即率众出迎；[167]何实，其先北京人。张致叛蒙前曾谋于实，他坚决反对说：“天之历数在朔方，汝等恣为不轨，徒自毙耳。”而后，“籍户口一万，募兵三千”，归附木华黎。[168] 张致据锦州叛蒙，略取平（今河北卢龙）、栾（今河北滦县）、瑞（今辽宁绥中前卫）、利（今辽宁喀左东）、义（今辽宁义县）、懿（今辽宁阜新东北）、广宁等州，还攻陷兴中府。木华黎率蒙古不花等军讨伐张致，州郡多杀致所任命的官吏归降蒙军。木华黎进逼红罗山，张致部将杜秀投降。随后收复兴中府，拔开义县，攻陷锦州，诛张致。命石抹也先将张致私养的敢死之士一万二千人号“黑军”者收编，使之成为蒙军中战斗力较强的一支队伍。对于先后归附的地方武装势力，其首领蒙廷皆授予相当高的官职，如石天应，木华黎即承制授兴中府尹、兵马都提控；王珣，承制以珣为元帅，兼领义、川（今辽宁北票东北）二州事；何实，木华黎与论兵事，大加称赏，遂引见成吉思汗，命从木华黎充当先锋；杜秀，木华黎奏为锦州节度使；等等。这些归附蒙古的辽西地方武装，他们大都保持原有的组织形式，听任自行安排部属，在经略东北的过程中不断壮大，成为蒙古大军中的汉军、契丹军、女真军的组成部分，随从木华黎及其后继者南征西伐攻城略地，屡立战功，如石天应，“屡从木华黎，大小二百余战，常以身先士卒，累功迁右副元帅”[169]。

其三是招降蒲鲜万奴大真—东夏政权。蒙古太祖十一年，金宣宗贞祐四年，东夏天泰二年（1216）是东北形势多变的一年，也就是当地各个政治军事势力激烈拼搏的一年。这一年，在辽东方面，刚叛金自立不久的万奴大真政权就遭到各路金军的攻击，金廷即命知隆安府事蒲察移剌都充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统领辽东金军围剿万奴大真军，迫使万奴率部撤出东京，转入辽东山林地带，以流动作战方式抗击金军。[170] 本来，原万奴所部金军是金朝留在东北地区的金军主力，现万奴叛金自立，改旗易帜为大真，成为金朝十恶不赦的叛贼，互相对抗的“内战”就此展开，这不仅削弱了金朝在东北的势力，而且不能不使得大真自身陷入孤立境地。就在万奴叛金自立的前后，耶律留哥的契丹军也开始分裂。这年初春，当留哥还在蒙古行在朝觐时，在辽东澄州的契丹军将领们则推举耶厮不称帝，公开叛蒙自立，然而，其领导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一再内讧，势力益衰，被迫向东南鸭绿江方面转移；在辽西方面，木华黎正集中兵力征讨张致叛军。当年春，张致攻陷兴中府，又联络开义地主武装杨伯杰等进掠义州，袭取开义等地。七月，木华黎挥师反攻，进逼兴中府，围城打援，大败张致军。随即克兴中府，拔开义县，围攻锦州。张致被部将绑缚出降，木华黎诛之。蒙军继取广宁，懿州等城。

木华黎灭掉张致，平定辽西后，即大举进犯辽东。蒙军兵分两路东进：一路由耶律留哥引领的数千蒙军属先头部队，他们东渡辽河，主要任务是追击契丹叛军，夺回了留哥之兄独剌并妻姚里氏等，还夺回契丹人户二千，而后留哥率部众西返临潢一带；另一路蒙军是主力部队，由木华黎直接指挥，其主攻目标是金朝留在辽东的势力，进而掳掠较富裕的辽南地区，对于蒲鲜万奴的大真政权，木华黎则奉成吉思汗之命，实行招抚、纳降并利用的政策。这里，不妨引用《蒙古秘史》的一段有关记载：

命令合撒儿率领左翼军沿着海边行进，攻下北京，北京既降，就往北经过女真[蒲鲜]万奴处，万奴若反抗，就剿捕他，他若归顺，就从其边境诸城，沿浯剌河（今松花江）、纳浯河（今嫩江）而进，溯讨浯儿河（今洮儿河），越过[山岭]，回到大营来会合。

说罢，就派遣他去了。在众那颜[众将]中，派遣主儿扯歹、阿勒赤、脱栾·扯儿必三人与合撒儿一同前去。

合撒儿收降了北京城，收降了女真[蒲鲜]万奴，收降了沿途诸城。合撒儿溯讨浯儿河而上，回到了大营里，下了马。[171]

以上有关合撒儿等人受命“率领左翼军沿着海边行进”的史事，还见于《元史·太祖本纪》的记载：“皇弟哈撒儿及斡陈那颜、拙赤得、薄刹为左军遵海而东，取蓟州、平、滦、辽西诸郡而还。”[172] 这条记事系于太祖八年（1213）秋，是成吉思汗南下侵金，“分兵三道”的东道——左军，另两道：一是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领的西道——右军；二是成吉思汗本人和皇子拖雷率领的中道——中军。后来，成吉思汗进围中都，“三道兵还，合屯大口”[173]。蒙古军围困中都达数月之久，至翌年（1214）三月，迫使金宣宗纳贡并献岐国公主求和。之后，成吉思汗撤军，满载北归，驻夏于鱼儿滦（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泊）。五月，金廷南迁。随后，成吉思汗才命木华黎统领兵马进取辽西、辽东。当年十月，木华黎向辽西进军，次年（1215）二月，金北京守将寅答虎举城投降，木华黎方“收降了北京城”。直到蒙古太祖十一年（1216）秋，木华黎平定辽西，随即挺进辽东，才“收降了女真蒲鲜万奴”。看来，哈撒儿等人率领左翼军遵海而东，进掠蓟（今天津蓟县）、平（今河北卢龙）、滦（今河北滦县）等州而还，并没有深入辽西诸郡，谈不上“收降了北京城”，更谈不上“收降了蒲鲜万奴”及“沿途诸城”，那是木华黎后来略取辽西、辽东而实现的战略目标。正如日本学者池内宏指出的，《蒙古秘史》的上述记载内容不清，实际上是将早先哈撒儿的遵海（渤海湾）征伐与后来木华黎的东北征伐混为一谈了，其史实基本上是指木华黎之东北征伐。[174] 然而，从《秘史》的上述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成吉思汗要争取蒲鲜万奴“归顺”、收降他的战略意图。

成吉思汗要争取蒲鲜万奴归顺的战略意图还反映在他对可特哥强娶万奴之妻李仙娥事件的处理上。贞祐三年（1215）春夏间，耶律留哥袭破东京，俘获万奴之妻李仙娥及其他家属，而可特哥竟不顾留哥的坚决反对强娶李仙娥为妻，导致两人不和。其失和的原因就在于：可特哥乃一介武夫，好色之徒，见李仙娥有些姿色，就要占有她，而留哥身为契丹义军首领，颇有政治头脑，认为李仙娥并非一般人家妇女，她是万奴爱妻，万奴虽为敌方主将，但也可成为反金斗争的盟友。优待李仙娥，可以通过她去争取蒲鲜万奴。后来，耶律留哥亲赴蒙古行在朝觐时，就向成吉思汗报告了可特哥强娶万奴之妻的事件。成吉思汗听罢大怒，“且命诘可特哥曰：‘尔妻万奴之妻，悖法尤甚。’其拘絷以来”[175]。成吉思汗指责可特哥违纪犯法严重，违背了他要争取蒲鲜万奴归顺的战略意图，还命使者将他捉拿归案。贞祐四年（1216）秋，耶律留哥引领蒙军进入辽东追击契丹叛军，夺回了留哥之兄独剌及妻姚里氏等，很可能也夺回了万奴之妻李仙娥及其他眷属，并将他们送归万奴，他十分感激。当时，蒲鲜万奴大真政权已遭到辽东金军的沉重打击，被迫撤出东京。面对强大无比的蒙军，万奴无力抗拒，不得已采取“伪降”手段，就通过耶律留哥向木华黎输诚——归顺蒙古汗国。

关于万奴投降蒙古之事见于《元史·太祖本纪》的记载：太祖十一年（1216），“冬十月，蒲鲜万奴降，以其子帖哥入侍。既而复叛，僭称东夏”[176]。这则史料的文字不多，而内容颇丰，其时间跨度较大，显然是史家的追述。将木华黎收降万奴系于“冬十月”，时间晚了一些，这也许是“帖哥入侍”，“给事于御营”的时间。[177]万奴归服蒙古，当在木华黎挺进辽东之初，是“秋”而不是“冬”。随着万奴归附蒙古，成吉思汗即命耶律捏儿哥为右丞、行省辽东，充当蒲鲜万奴的副手，监督万奴大真政权的行动。[178] 这跟蒙廷对待耶律留哥“辽”政权的政策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蒙廷承认留哥辽政权的“辽王”地位，同样承认万奴大真政权的“天王”地位，把两者视为“内属之国”，即藩属国。在木华黎攻取辽东的过程中，万奴积极配合，为之“助军、输粮、设驿”等，沉重打击了金朝在辽东的势力。蒙军深入辽东，其目的不是占领土地城邑，而是掳掠人口财物，所谓“所到之处，饱载即去”[179]。此时，万奴则借用蒙军的力量打击、驱逐金军，不断扩展大真的势力，其主力又占据东京、沈州、咸平等地。不久，木华黎奉命从辽东撤军，随即率大军南征，蒙古在东北的势力也削弱了，这便给万奴“复叛”提供了机会。大约在兴定元年（1217）初春，万奴杀成吉思汗派来监督大真政权的耶律捏儿哥，举旗复叛。为躲避蒙古大军的讨伐，他亲率大真核心集团和主力部队向东海地区转移，而后调整政权建置并改“大真”为“东夏”。

万奴复叛，蒙廷并没有派大军讨伐，其原因就是木华黎要率军南征，无暇东顾，《元史·太祖本纪》载称：太祖十二年（1217），“秋八月，以木华黎为太师，封国王，将蒙古、乣、汉诸军南征”[180]。翌年（1218），在西域花剌子模发生了蒙古使者和商人被杀掠的讹答剌惨案，成吉思汗决意兴兵复仇，准备西征。[181] 与此同时，他还应耶律留哥的请求，决定派兵追讨流窜高丽境内的契丹叛军。这样一来，成吉思汗也觉得蒙古兵力和物力不足了。于是，蒙廷想到了不久前背叛蒙古、退据东海地区的蒲鲜万奴及其东夏政权，决定再次招降他，以图利用东夏的兵力和物力。关于此事，屠寄在其《蒙兀儿史记·蒲鲜万奴传》中写道：“成吉思汗怒契丹遗人背耶律留哥窜入高丽，命将追讨，征万奴兵，万奴以留哥缘己失众（指可特哥夺万奴妻李仙娥事），亦思报之，乃出师二万，命其元帅完颜子渊帅之以行。”[182] 这里所说成吉思汗要“征万奴兵”，颇为唐突；所谓“万奴以留哥缘己失众”，“乃出师二万”，也过于简单化、感情化了。其实，蒙廷命耶律留哥与万奴交涉，经过商谈，相互有所妥协，达成一定协议：蒙古对东夏，不再追究其背叛蒙古、杀害耶律捏儿哥之罪，承认东夏政权的独自存在，给予东夏一定的物质利益或好处等；而东夏对蒙古，附从蒙军的行动，出兵二万，听从蒙军主帅的指挥，为在境蒙军提供粮秣，为往来蒙使开设驿站等。看来，东夏对蒙古形成一种新的附从关系。这种关系既体现在蒙古、东夏、高丽三方联军的军事行动中，又体现在往后的蒙夏关系中，例如：蒙军主帅哈真曾使通事赵仲祥告知高丽兵马使金就砺说，“果与我结好，当先遥礼蒙古皇帝，次则礼万奴皇帝”[183]。显然，这里蓄意抬高了东夏的地位，不仅蒙古成吉思汗称帝，也认同东夏万奴自立称帝，还要求高丽承认。当然，蒙古与东夏比较，两者地位有主、次之分。高丽为感谢蒙古、东夏出兵平叛，约定每岁向两国进献贡物，由蒙古和东夏遣使至高丽受纳。这是两国出兵平叛获得的物质实惠，对东夏来说，是蒙古分给的一份报酬。从此，蒙古与东夏每岁遣使赴高丽索贡。蒙古派往高丽的使臣皆往返于东夏驿道，备受优待。

东夏对蒙古的附从关系，一直延至蒙古太祖十九年（东夏天泰十年，1224），东夏与蒙古的关系才日渐恶化，据东夏称，其原因有两个：一是“蒙古成吉思汗师老绝域，不知所存”；二是“讹赤忻（即铁木哥斡赤斤）贪暴不仁”，故东夏与蒙古断绝了“旧好”。[184] 不过，双方尚未矛盾激化，还没有发生军事对抗和冲突。而蒲鲜万奴对形势的估计有误，成吉思汗并不“师老绝域”，相反，远征军愈战愈强，致使帝国领域大拓展。正大二年（1225），成吉思汗凯旋，经短期休整，即于正大三年（1226）亲征西夏，翌年七月，这位“一代天骄”乃于萨里川（今甘肃省清水县附近）病逝。随后，蒙古统治集团内部陷于汗位争夺之中，直到正大六年（1229），成吉思汗的三儿子窝阔台被拥立为大汗，是为蒙古太宗。次年（1230），他命撒里台等领兵攻取辽东，扫除了金朝势力。蒙古太宗三年（1231）、四年（1232），蒙廷又派撒里台等先后两次讨伐高丽。蒙古这些征讨，使得东夏政权越来越感到唇亡齿寒的威胁，不得不加紧战备。

蒙古太宗五年（东夏天泰十九年，1233）二月，窝阔台诏诸王议伐万奴，遂命皇子贵由、诸王按赤带、国王塔思率名将兀良合台、扎忽儿臣、移剌买奴、石抹孛迭儿、石抹查剌和王荣祖等，率领左翼军征伐万奴。[185] 对于这次征伐万奴，窝阔台非常重视，统领这支部队的主帅和将领们大都出自皇室和名门贵族，其社会地位很高，例如：贵由乃窝阔台长子，就是后来的定宗；诸王按赤带，是成吉思汗二弟哈赤温之子；国王塔思是木华黎的嫡孙；兀良合台是名将速不台之子；扎忽儿臣是亦乞列思部首领锁儿哈之子，其他将领也属将门虎子，屡经战阵，骁勇善战。由此可见，贵由和按赤带率领的左翼军兵多将广，相当强大，平定东夏，志在必得。然而，对蒙军这次征伐万奴，史籍记载甚缺，只有南京攻守战一仗略见于《元史·石抹阿辛传》。据记载：石抹阿辛之子查剌，“从国王[塔思]军征万奴，围南京，城坚如立铁，查剌命偏将先警其东北，亲奋长槊大呼，登西南角，摧其飞橹，手斩陴卒数十人，大军乘之，遂克南京”[186]。查剌是国王塔思手下将领，在南京攻城战中骁勇善战，立下大功，故史家将攻克南京事绩记在他的名下。从前面引文所载看，南京攻守战的规模不大，为期短暂，战斗并不惨烈，双方伤亡人数不太多。其过程大概如下：九月，蒙军进抵南京，围之。攻城那天，查剌率先登上城西南角，“手斩陴卒数十人”，大军乘势跟进，就攻克南京，生擒万奴了。[187] 蒙军就这样轻易地攻取了南京。

若从东夏方面看，南京是东夏的陪都，地处抗蒙之战的前线，当遣大将一员镇守拒敌，而蒲鲜万奴竟亲赴南京，主持并指挥南京保卫战，他有必胜的把握吗？当然没有。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条古训对颇有军政经历的万奴来说，也是他一生奉行的基本原则，明知蒙军强大无比，不可战胜，万奴却要孤注一掷，身临绝境，这根本不符合他东夏国王的身份。因此，笔者存疑：万奴亲临南京不是赴“战”心切，而是为“降”而来，即寻求向蒙军投降的机会。南京的防务并不到位，军民的斗志有些松弛，当敌方攻上城头，没有遇到顽强抵抗及反复争夺，更没有进行殊死战，万奴就被擒了，实际上他投降了，所以他没有遭“诛之”，守城军民也没有被“屠之”。

对于蒙古平定东夏，《元史·地理志》则载称：“金末，其将蒲鲜万奴据辽东。元初癸巳岁，出师伐之，生擒万奴，师至开元、恤品，东土悉平。”[188] 这里极为简略地记述了蒙军平定东夏的过程，特别强调“生擒万奴”。万奴既没有战死，而后又没有被处死，他降附蒙古了，“蒙古仍用之以镇抚其地，其后子孙承袭如藩国然”[189]。这就是说，万奴降附蒙古，就表明东夏政权归附蒙古，它再度成为蒙古的藩属。于是，“蒙兵留百余骑于东真，余皆引还”[190]。蒙军撤离后，蒙古留驻东夏的人员很少，他们的职责只能起监督作用。

二东夏成为蒙古的藩属

蒙军降服东夏，“东土悉平”，这表明蒙古初步完成了对东北地区的统一。对如此辽阔的领土及各族民众如何实施管辖和统治？从现实出发，蒙廷即采取那些必要而有效的决策和措施，其主要的有：一是设置由蒙廷直接统辖的地方军政机构；二是依靠并利用东道诸王的领地和兵力来监控、镇抚东北地区；三是保留东夏政权并使之成为蒙古的藩属；等等。

设置地方军政机构蒙古汗国时期，蒙廷在东北地区设置地方军政机构当始于木华黎经略辽西时，所设地方管理机构，基本上沿袭金制，分路、府、州、县四级；由于军事对抗环境和武力征伐频繁，特别着重于军事机构的设置，或强调各机构的军事职能。伴随蒙古经略东北的发展进程，其地方建置区域逐渐扩大，各级机构日趋巩固和完备。

蒙古太祖九年（1214）十月，木华黎率师南下经略辽西，进逼高州（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哈拉木头古城），金守将卢琮、金朴以城降。随后，蒙军进围北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城）。北京乃金五京之一，路治所在，为辽西重镇，设有北京路留守司。蒙金开战前，金廷命元帅右都监、宣抚使兼留守奥屯襄（即《元史》所载银青）镇守之。蒙军围攻多日，守军人心动摇，奥屯襄为部下杀害，[191] 众推寅答虎为帅，他便举城投降蒙古。攻取北京后，蒙廷即命降将寅答虎留守北京，[192] 同时以蒙军大将吾也而为北京总管都元帅镇之，[193] 还以史秉直“行尚书六部事，主馈饷”[194]，等等。这里，蒙古将领吾也而就成为蒙廷在辽西较早任命的、级别较高的地方军政长官；女真降将寅答虎则保留“旧职”，管领旧部，“留守北京”；而汉人史秉直系史氏家族长者，他充当蒙古汗国行六部尚书，主管钱粮供应，“军中未尝乏绝”，人称“尚书公”。[195] 这个三人组合就较充分地体现出其机构“居则理民，有事则将”[196] 的双重职能，致使北京地区成为蒙古汗国屯驻兵马的后方基地。后来，当木华黎奉命南下经略中原时，吾也而、移剌捏儿、王珣、石天应、史天倪等就先后率蒙古、契丹、女真、乣、汉诸军从征。其后，在灭金征战中，在攻取辽东及讨伐高丽之战中，我们都可见到辽西将士的身影。

还在蒙古大军攻取北京的前后，木华黎即挥师略取辽西诸州郡。《元史·史天祥传》载：蒙军“略地高州，拔惠和（金大定府属县，今辽宁省建平北马圈子）、金源（大定府属县，今辽宁省朝阳西北喀喇沁）、和众（大定府属县，今辽宁省凌源西十八里堡古城）、龙山（金利州属县，今辽宁省喀左公营子）、利州（今辽宁省喀左东大土城）、建州（今辽宁省朝阳喀喇城）、富庶（大定府属县，今辽宁县建平东公营子村古城）等十五城”[197]；又《元史·移剌捏儿传》载：移剌捏儿“佐太师木华黎取北京，下高、利、兴（今河北省承德市西南滦河镇西南）、松（今内蒙古赤峰市西南）、义（今辽宁省义县）、锦（今辽宁省锦州市）等二十六城，破五十四寨”[198]。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木华黎基本略定了辽西地区。应当指出：这时候，蒙古南下征金的战略思想发生了变化，其攻城略地的目的不仅是要掳掠生口财物，而且要占领城邑，安集百姓，设治理民，即设置各级地方政权机构。于是，当地各政权机构即先后恢复或重建起来，例如前面提到过的兴中府土豪石天应杀府官归附蒙军，木华黎就任命他为兴中府尹兼兵马都提控，主掌该府军政之权，契丹人王珣率众归附蒙军，木华黎则委任他为元帅兼领义、川（今辽宁省北票市东北黑城子古城）二州事，他俩是辽西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像高州降将卢琮、金朴和北京降将寅答虎、乌古伦这样的识时务者，大有人在，他们投降蒙古，受到优待，蒙廷“俾仍旧职”，致使原有政权机构得以保留下来；至于那些跟随木华黎进军辽西的将领们，他们屯驻各地，也军民兼治，身兼文武两职，成吉思汗曾诏谕将军移剌捏儿说：“自汝效顺，战功日多，今锡汝金虎符，居则理民，有事则将，其勿替朕意。”[199] 所谓“居则理民，有事则将”，其实就是军民兼治的意思，是蒙廷对将领们的普遍要求。

就整个东北地区而言，咸平以南的辽东地区是金末群雄角逐较集中的地方，金军、契丹军、蒙古军、大真军等先后在这里反复争战，当地民众屡受战火洗劫，生灵涂炭，人口流失严重，蜷缩该地的金朝势力不过苟延时日罢了。在蒙古方面，先是木华黎南下，太祖西征，而后太祖逝世，又陷入汗位之争，多种原因使得蒙廷无暇东顾。直到蒙古太宗元年（金哀宗正大六年，东夏天泰十五年，1229），窝阔台即位后，才派遣撒里台（又作撒里答或撒礼塔）、吾也而、王荣祖等率军进取辽东，连下盖州（今辽宁省盖州市）、宣城等十余城，迫使金辽东行省葛不哥走死，其帅郭琛、完颜曳鲁马、赵遵、李高奴等退据石城（今辽宁省凤城市东北石城），蒙军攻拔之。其时，郭琛、曳鲁马战死，而赵遵、李高奴等投降蒙军。从此蒙古消灭了金在东北的残余势力，完全占领了辽东南部地区。据《元史·耶律留哥传》记载，太宗二年（1230），窝阔台曾命留哥的继承人长子薛阇“与撒儿台（即撒里台）东征，收其父遗民，移镇广宁府，行广宁路都元帅府事”[200]。这里包含一段广宁地方与耶律留哥家族的历史联系。追忆当年，耶律留哥起事后首次大败金兵于迪吉脑儿，随即据广宁称王。贞祐四年（1216）春，契丹军分裂。秋，留哥引蒙古军追击契丹叛军，而后还渡辽河，招抚懿州、广宁一带的契丹人徙居临潢府。此时，蒙廷命薛阇随同撒里台等东征，以便收集流散于辽东、辽西的契丹遗民，移镇广宁府，行广宁路都元帅府事，其目的是要加强对广宁、懿州一带乃至辽东南部地区的控制。到太宗十年（1238），薛阇逝世，其子收国奴袭爵，行广宁府路总管军民万户府事。从窝阔台命薛阇“收其父遗民，移镇广宁府”之事看，蒙廷对辽东流落失散的汉人、女真人等战后幸存者，未尝不予关注，很可能委派归顺官员招徕、安辑他们，恢复或重建地方基层机构。

在经略辽东的过程中，蒙廷对归附并迁入辽东地区的高丽人予以妥善安置，特设机构管领之。太宗三年（1231）八月，窝阔台以早先所派使者着古与等被高丽杀害为借口，命撒礼塔、吾也而等率师讨之，[201] 时高丽麟州神骑都领洪福源率所属编民1500 户降附蒙军。撒礼塔即与福源攻未附州郡，取四十余城，高丽国主王遣其弟怀安公王侹请和，许之。撒礼塔承制设官分镇其地，置达鲁花赤七十二人监之，而后班师。翌年（1232）六月，高丽王复叛，尽杀蒙古所派达鲁花赤后逃入海岛。八月，蒙廷再次派撒礼塔领兵征讨高丽，洪福源即率所部随同蒙军作战，在进攻王京处仁城时，撒礼塔被流矢射死，其副将帖哥领兵撤归，唯留福源所部屯驻西京（今朝鲜平壤）。天兴二年（1233）十月，高丽王挥师来攻西京，凶狠报复，劫掠福源之父大宣等人而去，“福源遂尽以所招集北界之众来归，处于辽阳、沈阳之间”[202]。太宗六年（1234）五月，窝阔台嘉奖福源，“特赐金符，为管领归附高丽军民长官，仍令招讨本国未附人民”，同时“又降旨谕高丽之民，有执王及元搆难之人来朝者，与洪福源同于东京居之，优加恩礼擢用，若大兵既加，拒者死，降者生，其降民令福源统之”。[203] 据《元史·高丽传》记载，太宗十年（1238）五月，又有高丽人赵玄习、李元祐等人率二千人来降，“命居东京，受洪福源节制”[204]。这是高丽人来降人数较多的一次，其他零星归附者有之。据学者估计，数年间，归降并迁入辽东地区的高丽人约达万余人。[205] 于是蒙廷授洪福源为高丽军民万户，“徙降民散居辽阳、沈州，初创城郭，置司存，侨治辽阳故城”[206]。到世祖中统二年（1261），蒙廷便改“高丽军民万户府”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以福源之子茶丘为总管。此外，还有高丽国质子王管领原高丽人户。太宗十三年（1241）高丽国王以族子为己子入质。宪宗三年（1253），高丽权臣高令公叛，蒙哥汗命宗王耶虎与洪福源率军征讨，攻拔禾山、东州、春州等城。当时高丽质子王“奉旨为使讲和，仍镇守其地”，凡“高丽人户新附者，就命总之”。[207] 世祖中统四年（1263），高丽举国内附，蒙廷便以王为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分领二千户，理沈州”[208]。

随着蒙廷在东北地区所设地方军政机构的增多及其辖区的扩展，大概在太宗十三年（1241）之前就设立了北京等路都元帅府，这年蒙古大将吾也而被任命为北京、东京、广宁、盖州、平州、泰州、开元府七路征行兵马都元帅。[209] 这是个统辖七路的军政机构，其中北京路、东京路乃沿袭金之旧称，广宁、盖州、平州、泰州四路是在原金朝府、州的基础上升格而建，只有开元府路是蒙廷新建的。此七路的分布区域相当广阔，其西南至平州（今河北省卢龙），西北抵泰州（今吉林省洮南市东），东南到盖州（今辽宁省盖州市），东北达开原府（治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农安县），几乎囊括了东北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这个统辖七路的军政机构还不完备，其辖境范围也不固定，但已显示出蒙廷中央直辖地区的存在。

利用东道诸王的领地和兵力监控、镇抚东北地区大蒙古国建立后，以成吉思汗为首的“黄金家族”即将国家所有的土地和人民视为他们的共同家产，“各分地土，共享富贵”。于是，成吉思汗便依照蒙古族分配家产的传统规则，将土地和人民分配给诸子、诸弟。当时，他将同母弟拙赤合撒儿、哈赤温、帖木哥斡赤斤及异母弟别里古台分封于成吉思汗大营以东地区，史称“东道诸王”，他们各自分得蒙古百姓若干户？受封分地位置何在？其大致情况如下：

拙赤合撒儿是成吉思汗的大弟，分得蒙古百姓4000 户。关于他的封地位置，据《史集》载称：“移相哥和拙赤合撒儿氏族的禹儿惕和游牧营地，在蒙古斯坦的东北部额儿古涅河、阔连海子和海剌儿河一带，离斡惕赤那颜的儿子只不和他的孙子塔察儿的禹儿惕所在地不远。”[210] 移相哥又作也生哥，是合撒儿的次子，代其兄也古袭爵；斡惕赤那颜即帖木哥斡赤斤；阔连海子即呼伦湖。可见，合撒儿的封地在今额尔古纳河、呼伦湖和海拉尔河一带，跟领有大兴安岭地区的斡赤斤封地相毗邻。

哈赤温是成吉思汗的二弟，早卒，由其子按赤台承袭王位，分得蒙古百姓2000 户。其封地位置，据《史集》记载：“额勒只带（即按赤台）威望很高。窝阔台[合罕]、蒙哥合罕和忽必烈合罕始终很看重他……他的兀鲁思和禹儿惕在东方，位于蒙古斯坦正东部，在乞台所筑的起自哈剌沐涟[黄河]直到女真海为止的长城边境，靠近女真地区。同那个地区邻近的地区是：亦乞剌思[部落]的古代禹儿惕，合剌阿勒真—额列惕地方和额勒古亦河地区。”[211] 据丛佩远先生考证，这里提到的“长城”当指辽金边壕界堡；合剌阿勒真—额列惕即合兰真沙陀，在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北部；额勒古亦河，即今东乌珠穆沁境内的乌拉盖尔河。哈赤温家族的封地，即在今大兴安岭西南端以西，北起克鲁伦河中下游，南至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乌拉盖尔河流域。[212]

帖木哥斡赤斤是成吉思汗的幼弟，其地位特殊。蒙古人历来就有“幼子守产”的习俗：父亲在世时，大儿子们就分家另过，各自得到父亲分给的一份家产，而幼子一直随父母生活，双亲留下的家产就属于他了。因此，帖木哥斡赤斤与其母月额伦共分得蒙古百姓10000户。其封地位置，据《史集》记载：“他的地面和禹儿惕位于蒙古斯坦遥远的东北角上，因此在他们的彼方就再也没有蒙古部落了。”[213] 这里拉施特所说有些笼统抽象，仅说明其分地在东道诸王中位置最东。有学者认为，其西界当包有整个黑山（今大兴安岭）地区；南界在大兴安岭南端至东流松花江以北地区；东界当包括整个嫩江流域，乃至延伸到今黑龙江省汤旺河流域，北界当自大兴安岭和嫩江向北延伸至外兴安岭。[214] 帖木哥斡赤斤家族的领地如此广阔，当然有其扩展形成过程。

别勒古台是成吉思汗的异母弟。依照蒙古人分配家产的规则，只有长妻所生之子才有继承父亲财产的资格。然而，别勒古台虽为成吉思汗的异母弟，但他一直跟随成吉思汗创业，东征西伐，“摧锋陷阵，不避艰险”，功劳卓著。成吉思汗曾评价他说：“有弟别勒古台之力，哈撒儿之射，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215] 因此，在分封诸弟时，也有他在内。别勒古台分得蒙古百姓1500户。其封地位置，西近成吉思汗大营，在克鲁伦河中下游以北，至斡难河上游之间，东与拙赤哈撒儿家族分地相接，南与哈赤温家族分地毗邻。[216]

在分封诸弟为“东道诸王”的同时，成吉思汗还将弘吉剌、亦乞烈思、札剌亦儿、忙兀、兀鲁五部分封于漠南、辽西一带，史称“五投下”，或称东方五诸侯。五投下之封地位置大致如下：弘吉剌部特薛禅家族属蒙古贵戚，从成吉思汗开始，“弘吉剌氏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217]，他们享有特殊的地位。1214年，成吉思汗分封时，特薛禅家族受封者有四人，即特薛禅之子按陈、火忽、册及按陈之子唆鲁火都，其封地在今内蒙古的赤峰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东南部地区，包括巴林左旗、克什克腾旗和达来诺尔等地；[218] 亦乞烈思家族也属蒙古贵戚，与皇室世代通婚，其封地在今内蒙古扎鲁特旗到霍林郭勒市一带地区；[219] 札剌亦儿部原是个“人数众多”的大部落，但曾沦为蒙古本部的奴隶，到成吉思汗时，木华黎成为该部的新首领，他紧跟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战功显赫，被命为左手万户，1217年，又晋封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事，统率蒙军伐金。札剌亦儿部也因木华黎的地位崇高而兴旺发达起来。其封地位置，蒙古汗国时期尚在以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狗泊附近）为中心的一带地区，而后逐渐东移，约在忽必烈即位前已迁至辽西，王府则从昌州迁到锦州；[220] 忙兀与兀鲁两部跟成吉思汗本是同族，后来各自分为部落。到成吉思汗时，忙兀部首领畏答儿、兀鲁部首领术赤台皆追随成吉思汗，东西征战，屡立战功，受到封赐，其封地位置，当在今辽西大凌河中游以北地区。[221]

无论是东道诸王，还是五投下，他们的封地皆成为大蒙古国中的小封国。这些封国有相对独立的地位，诸王均设王府，一般皆设有王傅、府尉、司马、断事官等官员，以管理领地军民，所辖民户则按照十户、百户、千户的编制组建地方机构。不过，东道诸王是成吉思汗诸弟，属亲王，是通过家产的分配，各自成立兀鲁思的，而五投下属贵戚勋臣，他们受封的领地和民户是由成吉思汗赏赐的，故直属大汗。可见，东道诸王的兀鲁思享有较大的独立自主权。后来，当帖木哥斡赤斤家族后王乃颜叛乱时，忙兀部首领博罗欢就指出：“昔太祖分封东诸侯，其地与户，臣皆知之，以二十为率，乃颜得其九，忙兀、兀鲁、札剌儿、弘吉剌、亦其列思五诸侯得其十一，惟征五诸侯兵，自足当之。”[222] 这里，乃颜是当时东道诸王的代表，当初太祖分封时为乃颜五世祖帖木哥斡赤斤。显然，博罗欢所说不仅是指五投下（即五诸侯）与东道诸王的力量对比，还表明五投下隶属大汗，“有事则将”，为大汗效力。

在经略东北地区的过程中，蒙廷主要依靠并利用东道诸王与五投下的领地和军队。东道诸王与五投下的领地大都位于东北西部地区，或与东北地区毗邻，自然成为向东推进的基地。成吉思汗时代，木华黎南下伐金，太祖亲率大军西征，即命帖木哥斡赤斤全面节度“辽东、高丽军国重事”[223]。《元史·耶律留哥传》就提到：1220年耶律留哥逝世，“妻姚里氏入奏，会帝征西域，皇太弟承制以姚里氏佩虎符，权领其众者七年”[224]。皇太弟即帖木哥斡赤斤，由他处理此事，即命姚里氏权领留哥所部，斡赤斤主政漠北，对高丽恣意压榨。兴定三年（1219），蒙古、东夏、高丽三国联军讨灭流窜高丽境内的契丹叛军，借此蒙古元帅哈真遣蒲里帒完等谒见高丽国王高宗，要求缔结协约，而后双方约定，高丽每年向蒙古和东夏进献贡赋，由上述两国每年各遣使十人来高丽取贡。其时，斡赤斤连年增派使者赴高丽索贡，数额巨大，百般苛求，高丽苦不堪言。[225]对东夏也如此，以致东夏政权派遣使者赍牒二道赴高丽，其一就诉说“讹赤忻（即斡赤斤）贪暴不仁”，表示东夏与蒙古“已绝旧好”[226]。到窝阔台时期，斡赤斤仍肩负镇抚辽东的重任。当时出使蒙古的南宋使臣彭大雅撰有《黑鞑事略》一书，记录他们在蒙古草原的见闻，其中就提道：“其头项分戍，则窝真之兵在辽东，茶合之兵在回回，拨都驸马之兵在河西。”[227] 这里所说“窝真”即斡赤斤，“辽东”则泛指整个东北地区。

随着经略东北地区的逐渐深入，东道诸王和五投下的领地和势力也就逐渐向东推移，尤其是斡赤斤家族，他们不断向东北扩展势力，表现十分突出。成吉思汗分封时，斡赤斤的领地东至大兴安岭，是虚指，任其向东拓展。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兴定五年（1221）丘处机奉召赴西域，先往斡赤斤大帐拜见，其地当在今贝尔湖之东，哈尔哈河北不远处。[228] 由此看来，哈尔哈河至大兴安岭地区当为斡赤斤封地的中心地区。据考，斡赤斤死于蒙古定宗元年（1246）末或次年初。[229] 其长子只不干早卒，嫡孙塔察儿年幼，庶兄脱迭谋图废嫡自立。斡赤斤王府官员撒吉思与火鲁和孙二人就“驰白皇后，乃授塔察儿以皇弟宝，袭爵为王。撒吉思以功与火鲁和孙分治：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其北火鲁和孙理之”[230]。这里的“黑山”即大兴安岭，“南”“北”乃“东”“西”之误，斡赤斤家族领地已跨大兴安岭东、西麓以远分布。1978年黑龙江省宝清县十八里公社出土一方蒙古宪宗蒙哥汗时期的铜质官印，印文为汉字“管民千户之印”。印背款识，左为“甲寅年六月日造”，右为“塔察国王发”。[231] 甲寅年即宪宗四年（1254），塔察国王即斡赤斤家族之塔察儿国王，这就表明斡赤斤家族的领地和势力范围已抵松花江流域。1993年在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出土一方铜印。该印背刻“王傅之印”“至元八年十一月日”“中书省礼部造”。印面所刻八思巴蒙文略有残损，但不影响辨认文字，印文两行：王傅/之印。从该印出土之地推测，很可能是斡赤斤家族王府之王傅官印。[232] 前此，在今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发现大面积元代建筑废墟，遗存有汉白玉及花岗岩柱础、琉璃釉瓦，以及龙纹、牡丹花纹滴水等。据此推测，该遗址当为斡赤斤家族府邸。[233] 以上诸考古发现，也表明塔察儿国王时，斡赤斤家族大帐（王府）已从哈拉哈河一带东移至嫩江下游。

东夏成为蒙古汗国的藩属蒙军降服东夏、平定东土后，蒙廷并没有在东夏的领土上建立地方军政机构，也没有让东道诸王的势力伸入该地区，而是保留东夏政权，改变其性质，促使它成为蒙古汗国的藩属。因此，在蒙古太宗五年（1233）蒙军平定东土之后，《高丽史》仍屡载东真（即东夏）或东真国（即东夏国）的活动。据研究者统计，自天兴三年（1234）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东真”之名18见，“东真国”3见，“东女真”2见，共23见[234]。这些记事反映了东夏、高丽及蒙古之间的多边关系。

蒙古太宗五年（东夏天泰十九年，1233）九月，蒙军攻取东夏南京，生擒万奴，降服东夏。据《高丽史》记载，翌年（1234）二月，高丽“遣将军金宝鼎如蒙古军。是日，边报蒙兵留百余骑于东真，余皆引还”[235]。这里提到的“东真”就是东真国（东夏国）。从头年九月到翌年二月，蒙军在东夏屯驻的时间不久就撤归蒙古草原，东夏政权不仅保留下来，而且仍由蒲鲜万奴原班人马继续维持统治，他们要听从留在东夏的百余“蒙兵”的监督。这颇为类似两年前蒙将撒礼塔（又作撒里台）降服高丽而后“置京、府、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监之，遂班师”[236]。不过，高丽归附蒙古后，反复无常，降而复叛，而东夏却从此一直归附服从，尽其藩国义务。

太宗七年（1235）夏，蒙古灭金还不到一年，窝阔台汗就第三次发兵东征高丽。[237] 蒙军在唐古、洪福源的指挥下，攻拔龙岗、咸从二县，凤、海、洞三州山城及慈州，又拔金山、归（疑为“龟”之误）、信、昌、朔州。[238] 九月，东夏兵配合蒙军作战，在蒙军的引导下，攻高丽东北境，陷龙津镇、镇溟城。蒙军于海平将高丽李裕贞军一举全歼。[239] 翌年（1236）六月，蒙军再渡鸭绿江，分屯于高丽北界诸城，先锋攻入黄州和新、安二州。七月，蒙古兵入慈州东郊杀掳州民。八月，东夏派援兵百余骑侵入高丽东北境自耀德、静边趋永兴仓。[240] 蒙古此次征伐高丽，同样遭到高丽军民的顽强抵抗，致使战争反反复复，旷日持久，直至太宗十三年（1241），高丽国王王以族子王入质，蒙军才从高丽撤退。就在这年十一月，窝阔台汗病故，由六皇后乃马真氏称制，贵由（定宗）继立，蒙古陷入“法度不一，内外离心，而太宗之政衰矣”[241]。于是，蒙廷无暇东顾，反而给高丽、东夏带来了暂时的宁静。到宪宗元年（1251）六月，拖雷长子蒙哥即位，是为宪宗。蒙古政局日趋稳定。据《元史·宪宗纪》载，二年（1252）十月，蒙廷以高丽“岁贡不入”为名，即“命诸王也古征高丽”。三年（1253）春，“罢也古征高丽兵，以札剌儿带为征东元帅”；十二月，又命宗王耶虎与洪福源同领军征高丽，攻拔禾山、东州、春州、三角山、杨根、天龙等城。四年（1254）夏，派遣札剌亦儿部人火儿赤征高丽。五年（1255），改派劄剌与洪福源同征高丽，“后此又连三岁，攻拔其光州、安城、忠州、玄风、珍原、甲向、玉果等城”。到八年（1258）三月，又“命洪茶丘率师从劄剌同征高丽”[242]。以上是《元史·宪宗纪》对这个时期蒙古征伐高丽的记事，却不见有关东夏（东真）的记载，而《高丽史》有关东真（东夏）的记载颇多，例如：

高丽高宗三十九年（1252）五月，“东界兵马使驰奏，东真兵二千入境”；

四十年（1253）二月，“东界兵马使驰报，东真三百骑围登州”；

同年四月，“原州民被掳蒙古者还言：阿母侃、洪福源诣帝所言，高丽筑重城，无出陆归款意。帝命皇弟松柱帅兵一万，道东真国入东界，阿母侃、洪福源领麾下兵趣北界，皆屯大伊州”；

四十一年（1254）九月，“东界兵马使报，东真兵又多入境”；

四十二年（1255）五月，“东界兵马使报，东真兵百余骑入高、和州”；

四十四（1257）闰四月，“东真寇东州界”；

同年五月戊午，“东北面兵马使报，分司御史安禧设伏于永丰山谷挟击东真兵，获兵仗鞍马及所虏男女牛马等物”，丁卯，“东北面兵马使报，东真兵三千余骑入登州”；

四十五年（1258）十二月，“东真国以舟师来围高城县之松岛，焚烧战舰”；

四十六年（1259）正月，“东真寇金刚城，遣别抄三千人救之”。[243]

东真连年入侵高丽的军事行动，其规模大小不一，小者百余骑，大者三千余骑。在当时蒙军连年入侵高丽的大背景下，东真兵入侵与蒙军入侵是相互呼应的，有着利益的一致性，并为蒙廷所认可。但是，两者是存在区别的，顾名思义，东真兵就是东真国的军队，并非蒙军，有其相对的独立自主性，所以《高丽史》明确认定东真仍然是以国家实体而存在的，一再称之为“东真国”，也就是东夏国。不过，此时的东夏国已成为蒙古汗国的藩属了。还在蒙古定宗二年（高丽高宗三十四年，1247），曾发生过东真要求高丽遣返逃人的交涉事件，《高丽史》载称：“东真国千户牒云：‘我国人逃入贵国五十余人，可悉送还。’回牒云：‘自贵国至我疆，山长路险，空旷无人，往来道绝，贵国妄称推究逃人，或称山猎，越境横行，其于帝旨各安土著之意如何？自今无故越境，一皆禁断。’”[244]这里，高丽明确称呼东夏为“东真国”，而东真人自称“我国”，双方相互礼称“贵国”，皆以“国”相待，各自领有疆土和人民，凡“无故越境，一皆禁断”。值得注意的是，高丽与东夏皆臣服于蒙古汗国，共尊蒙古大汗为皇帝，所谓“帝旨各安土著之意”，就是说，皇帝要求两国安居于各自领有的疆域，管好各自的人民，不要相互侵越。也就是说，东夏与高丽都是蒙古汗国的藩属国。

可以佐证东夏成了蒙古汗国藩属的史实还有镌刻大同年款的东夏官印。据清人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载，康熙二十五年（1686），就在今黑龙江省海林县沙儿虎城址发现了第一颗大同二年少府监造的“合重浑谋克印”[245]。此后，陆续在今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内发现刻有大同年款的官印，到1980年8月，在吉林省珲春县斐优城内又发现大同二年少府监造的“尚书礼部之印”和大同八年“副统所印”，总计发现刻有大同年款的官印17颗。其中刻有“大同二年”的3颗，“大同四年”的5颗，“大同五年”的1颗，“大同六年”的1颗，“大同七年”的2颗，“大同八年”的3颗，“大同十年”的2颗。[246] 对这些刻有大同年款的官印，学术界相当重视，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究。学者们大都认为，大同也是东夏的年号，刻有大同年款的官印则是东夏的官印。蒲鲜万奴建国改元，国号大真（改称东夏），年号天泰。对此，文献有明确的记载，毋庸置疑，而且先后发现刻有天泰年款的官印15颗，其中“天泰二年”3颗，“天泰三年”1颗，“天泰四年”3颗，“天泰五年”1颗，“天泰七年”1颗，“天泰八年”1颗，“天泰九年”3颗，“天泰十四年”1颗，“天泰十八年”1颗。[247] 若将刻有大同年款的官印与刻有天泰年款的官印相对照，两者皆具有金代印制的特点，不仅体式相同，印文皆用九叠篆，而且官名相同，都沿用金代职称，例如：“大同二年”少府监造的“合重浑谋克之印”，就与“天泰七年”少府监造的“夺与古阿邻谋克之印”和“天泰十八年”的“不匋古阿邻谋克印”，一脉相承。“猛安谋克”是金代特有的军政结合、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和职官名称，而蒲鲜万奴所建东夏国，是从金王朝分裂出来的地方割据政权，它承袭金制，沿用金代谋克这种特殊的官职是当然的了。既然金朝诸帝不曾用过“大同”年号，那么唯有东夏政权可能使用这个年号。根据文献记载，从东夏立国至被蒙古征服，凡十九年，一直使用“天泰”年号，未曾改元，已发现的东夏之天泰官印至迟是天泰十八年的。东夏成为蒙古藩属之后，国号未改，而改元大同。这就是东夏大同年号的由来。

东夏成为蒙古的藩属，其王仍由蒲鲜万奴家族世袭，中央机构仍以尚书省为中心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已发现的大同二年刻款“尚书礼部之印”，以及其他刻有大同年号的礼部造官印，就表明作为藩属的东夏设有礼部，当然还设有其他五部，因为六部构成一个整体，缺一不可。所谓“尚书礼部”，意为尚书省之礼部。尚书省设有尚书令一员，“总领纪纲，仪刑端揆”，为首相；下设左、右丞相各一员，平章政事二员，为宰相。早先东夏曾以王浍为相，不知此时东夏以谁为相。在军事系统方面，从已发现的大同八年、十年两颗“副统所印”看，有副必有正，东夏此时仍设有副统和都统。副统即副都统。按照金制，“凡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都统”[248]。在军队编制中，都统和副都统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在地方建置方面，前面说到的猛安谋克组织机构完整地保留着，从大同四年的“会州劝农之印”和“会州广盈仓之印”看，像会州这样的府、州区划也沿袭下来。总而言之，作为蒙古藩属的东夏，它所管辖的领域和人民仍旧，其社会结构和制度未改，政权体制也没有什么变化。然而，此时的东夏已丧失其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要接受蒙廷的监控，尽其藩属义务，诸如直接受蒙廷所派达鲁花赤的监督，派子弟亲属入质，定期入贡，派出师旅协助蒙军作战，为蒙军输粮饷、设驿站，等等。在蒙古征伐高丽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东夏人的活动和作用，除派出军队配合、协助蒙军作战外，还为蒙军过境创造条件，提供方便。蒙古宪宗三年（1253）四月，当蒙哥汗得知“高丽筑重城，无出陆归款意”时，即命皇弟松柱率兵一万，取道东夏国，侵入高丽东界；八年（1258），蒙古散吉大王、普只官人等领兵侵入高丽东北面，也当取道东夏国而来。这就是说，在蒙古征伐高丽的过程中，东夏往往充当帮凶的角色。

三忽必烈对东夏的改制——撤藩

蒙古宪宗九年（1259）七月，蒙哥汗病死于南征南宋的前线——四川合州钓鱼山。随后，他的大弟忽必烈和幼弟阿里不哥拼力争夺汗位，前者凭借较雄厚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战胜了后者，确立了自己的大汗地位。忽必烈即位后，为了推行汉法，加强中央集权，他不断地与蒙古贵族内部的保守势力及各地的分裂割据势力进行斗争，特别是在镇压山东大地主军阀李璮叛乱后，即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削弱汉人世侯的权力。在东北地区，则对东夏这个藩国实行撤藩，将它领有的土地和人户纳入开元路的行政体制中，由中央直接管辖。

对东夏实行撤藩忽必烈是拖雷的次子，[249]年轻时就“思大有为于天下”，热衷学习中原文化，招揽一批名儒硕士及佛、道中有声望的人物来藩邸，讲经论道，使他深受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宪宗元年（1251）六月，蒙哥即位，忽必烈受命主持“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从此，在众多儒士的指点下，忽必烈继续延揽人才，整饬政治，变革蒙古固有制度，采行汉法，使漠南汉地得到初步的治理，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了恢复和改善。通过多年的军政实践，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军政经验。于是，漠南汉地就成为忽必烈进一步扩展势力的基地，为其夺取政权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

蒙古世祖中统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抢先登上大汗宝座，他随即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这就是“中统建元”。本来，建立年号对中原各王朝来说是极其正常的事，但对于蒙古统治者，这不能不说是统治思想上一个质的飞跃。在忽必烈之前，蒙古诸汗不用年号，蒙古人传统是用十二生肖纪年。忽必烈之“中统建元”，表明他已把蒙古汗国作为中原传统王朝的继承者。“中统建元诏”曰：“朕获缵旧服，载扩丕图，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250] 这里，所谓“讲前代之定制”“见天下一家之义”，就是要效法中原历代王朝，实行汉法，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并不一帆风顺，势必遭到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保守势力的反对、阻挠和各地分裂割据势力的破坏、挑战。当时就有西北藩王遣使入朝，公然指责朝廷说：“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251] 而山东大地主军阀李璮竟发动叛乱，[252] 以图割据山东，分裂国家。对保守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忽必烈排除他们的干扰，坚定不移地推行“汉法”。对李璮叛乱则坚决镇压，并在平定叛乱后，抓住时机，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地方割据势力，诸如罢诸侯世袭，行迁转法（或称调官法）；削弱私家权力，除本人为官外，其兄弟子侄之为官者罢；地方实行军民分治，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实行易将制，相互调换将领，使将不擅兵；取消汉人世侯的封邑；等等。这些措施，大力打压了汉人世侯们的气焰，贬抑其社会地位，削弱其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抑止了分裂割据势力的滋长，促进了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发展。

在东北地区，对蒙古国来说，也存在着犹同汉人世侯一样的隐患，那就是东夏藩国的存在。这个藩国，它偏居女真故土，领地广大，人户甚多，国主世袭，掌握政治、军事、经济大权，也集生杀予夺于一身，唯己独尊，号令域内。尽管东夏臣服蒙古，接受监控，但是，这种监控的力度毕竟是有限的，若遇到风吹草动，一旦发难就会再陷战乱之中，难以收拾，何况蒲鲜万奴曾有过“降而复叛”的前科呢！这确实是蒙古统治者不可忽视的潜在威胁。因此，忽必烈上台之后，他就在平定阿里不哥和李璮两起叛乱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女真故土之东夏藩国的动静变化，并着手对东夏藩国进行改制，即撤销东夏藩国，将其领地和人户纳入开元路的行政体制内。世祖中统二年（1261）八月，忽必烈便命“贾文备为开元、女真水达达等处宣抚使，赐虎符”[253]。贾文备要宣抚的对象或地域，当包括东夏藩国在内。他肩负的使命就是为撤藩进行筹备。翌年（1262）六月，忽必烈宣布了一项重大决策，这就是“割辽河以东隶开元路”。[254] 从行文上看，被割的辽河以东地区，此前并不隶属于开元路（当为开元府路），那么它隶属于谁呢？据当时蒙廷在整个辽东地区的行政建置来考察，南有东京、盖州两路，北有开元府路。[255] 既不可能隶属于东京、盖州两路，又不隶属于开元府路，唯有领有女真故地的东夏藩国了，也就是说，被割的辽河以东地区系指东夏藩国领有的女真地区，或谓“女直水达达等处”。由此可见，忽必烈“割辽河以东隶开元路”的决策，其实际意义就在于前面提到的撤藩，即撤销东夏藩国，将其领地和人户纳入开元路的行政体制内，成为开元路的组成部分。于是，原来的开元府路去掉“府”字，升格为开元路，其管领的地域空前扩大，囊括了女真故土，成为元代女真人的主要聚居区。

元开元路之名出自东夏之“开元”，而此开元路终又成为东夏人的归宿，可见元开元路与东夏的关系或联系是相当密切的。下面要着重叙述元开元路及水达达路的建置沿革，从而考察东夏的变迁与东夏遗人的活动。

开元路。关于开元路的建置沿革，《元史·地理志》载：

“金末，其将蒲鲜万奴据辽东。元初癸巳岁，出师伐之，生禽[擒]万奴，师至开元、恤品，东土悉平。开元之名，始见于此。乙未岁，立开元、南京二万户，治黄龙府。至元四年，更辽东路总管府。二十三年，改为开元路，领咸平府，后割咸平为散府，俱隶辽东道宣慰司。”[256]

又《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载：

“癸巳年，师至开元，东土悉平，于建州故城北石墩寨设官行路事，辖女直等户。乙未年，设开元、南京二万户府，治黄龙府。至元二十三年，改开元路，属辽东道宣慰司。”[257]

上引二书皆为明初人修撰，所载内容都出自《大元一统志》，[258]故反映元人的观点，是我们研究元开元路建置沿革的主要依据。由于二书的编撰者不同，其详略取舍也就大同小异。前者首先指出“开元”之名的出处，作为地名，源出东夏都城开元。将都城取名“开元”，其寓意是开国建元的意思。东夏的地方行政区划还设有开元路，其治址也在开元城。癸巳岁（蒙古太宗五年，1233），蒙古征服东夏，使之成为藩属国，东夏政权体制和地方行政区划得以保留存在，蒙廷没有必要再在东夏域内设置什么政权机构了；而后者提到蒙古平定东土后，即“于建州故城北石墩寨设官行路事，辖女直户等”。这里，所说“建州”，即元代建州，在今吉林市附近，[259]石墩寨在建州东南百余里的石墩站（今吉林永吉县境）；所说“设官行路事”，就表明这时蒙廷在建州地区设有“路”级地方行政机构。从当时形势看，东夏藩国已收缩其西部势力范围，建州—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咸平（今辽宁省开原市）等地方已为蒙廷直接控制，它便有可能在建州石墩寨建官设治。但是，此时离蒙古撤军不久，所设官署是临时性的，建置很不完备，管辖的地域也有限，连官署的名号都没有，带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元史·地理志》就没有采纳这一说法。

在记述开元路的来由时，《元史·地理志》与《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皆提道：“立开元、南京二万户府，治黄龙府。”[260] 顾名思义，开元万户府当设于东夏开原城，南京万户府当设于东夏南京城，可是，这里二书却说二万户府都设在地处东北中部的黄龙府，似乎有点令人费解。其实，这涉及当时东夏开元与南京等处之女真人户的迁徙问题。蒙古平定东土后，一方面保留东夏为藩国，另一方面将一些开元、南京等处的女真人户，尤其是较有影响的大户人家，迁离故土，安置于黄龙府一带，其目的是充实、开垦这一带因战火而荒无人烟的土地，并分化、削弱东夏藩国的实力。黄龙府地处东部女真族与西部蒙古族交会之处，辽金以来一直是东北中部地区的军政重镇，是蒙廷力图控制之地，而此地距蒙古政治、军事中心较近，利于朝廷监控。蒙古太宗七年（乙未岁，1235），蒙廷设立开元、南京二万户于黄龙府，以管领西迁来的女真人户，仍采用故乡“开元”“南京”名号，反映其“侨置”性质。可以说，这里的“开元”是元开元路运行的起点，它与东夏的开元路并无因袭关系。东夏的开元路仍在东夏藩国域内，还没有废止。

应当注意的是，《元史·地理志》与《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都忽视了元开元路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即开元府路的存在。《元史·吾也而传》载：太宗十三年，“[高丽王]遣其子从吾也而来朝。帝大悦，厚加赐予，俾充北京、东京、广宁、盖州、平州、泰州、开元府七路征行兵马都元帅，佩虎符”[261]。这里提到的开元府路，当是由开元、南京二万户府，或许再加上建州等万户府，合并组成的，它管领的地域大致包括咸平之北至北流松花江流域（今第二松花江中下游）。也就是说，至迟到太宗十三年（1241）前，开元府路已经存在，所辖地域随即扩大。一直到世祖中统二年（1261）八月，《元史·世祖本纪》载：“贾文备为开元、女直水达达等处宣抚使，赐虎符。”[262] 而同书《贾文备传》则载称：“中统（三）[二]年，升开元府路、女直水达达等处宣抚使，佩虎符。”[263]从其历史发展进程看，前者所说“开元”，当是后者所说“开元府路”的简化。这就是说，时至中统二年，开元府路还存在。翌年（1262），蒙廷“割辽河以东隶开元路”，此开元路是开元府路的扩大和升格，是接纳被撤藩的东夏藩国的开元路。据《元史·地理志》载：“至元四年（1267），更辽东路总管府。”名义上就是更开元路为辽东路，大概是开元路管辖辽河以东地区的缘故。实际上，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或称辽东路，或称开元路，乃至两者并称，不过大都还是称开元路。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所谓“改为开元路”，即确定称开元路，不再称辽东路了，其治址仍在黄龙府，而领有咸平府。据金毓黻先生考订，迟至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开元路才移治于咸平，[264] 是时元廷“降咸平府为县”[265]。

在元初经略女真故地及黑龙江中下游的过程中，开元路的辖境不断扩展，包括西起辽河中游，东濒日本海，北抵黑龙江中下游及库页岛，东南至朝鲜半岛上的铁岭（位于今朝鲜咸镜南道的南端）一带的广阔地域。《元一统志》赞称：开元路“南镇长白之山，北浸鲸川之海。三京故国，五国旧城，亦东北一都会也”。景爱先生指出，引文中的“鲸川”是指黑龙江而言，“鲸川之海”则是指黑龙江口外的鄂霍茨克海；“三京故国”，是指三个王朝的都城，即高句丽王都丸都城（今吉林省集安市）、渤海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五国旧城”，即辽代五国部的旧城。[266] 赵鸣岐先生认为，高句丽王都丸都城并非“三京”之一，应当是东夏都城开元城。[267] 其说颇有道理。不过，笔者觉得《元一统志》所载赞词的主旨在于宣扬开元路地理形势的雄伟壮阔、历史底蕴的恢宏深厚，其“三京”之“三”，“五国”之“五”，也许为虚指，实乃言其多而已，所谓“亦东北一都会也”，不会都是“东北一都会”吧，大概是指开元路治所黄龙府而言，《金史·娄室传》就有过“黄龙一都会”之说。[268]

东夏撤藩后，在开元路的统辖下，设立了多个万户府（即军民万户府）或总管府，分治女真故地，诸如：

奚关总管府。此总管府，《元史》不载，首见于《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八年九月甲申条记：“女直高那日、捌秃、秃鲁不花三人诣辽东都指挥使司来归。自言高那日乃故元奚关总管府水银千户所百户，捌秃、秃鲁不花乃失邻千户部人也。”奚关总管府治城称奚关城，其地理位置“东距训春（今珲春）江七里，西距豆满（今图们）江五里”[269]，即在今珲春河口西边的高力城村。值得注意的是：奚关总管府，《朝鲜李朝实录》又作“奚官万户府”[270]，“官”与“关”音同通用。同书太宗四年四月甲戌条载有“溪关万户宁马哈”，同书太宗九年正月甲子条则载有“奚官万户殷实”。可以说，奚关总管府当称奚关万户府。奚关万户府管辖今图们江下游南北之地。

合兰府。合兰，又作哈兰、合懒、曷懒、哈剌，府治在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高丽史·地理志》载：“咸州大都督，久为女真所据，睿宗二年命元帅尹瓘等率兵击逐，三年置州为大都督府，号镇东军……四年撤城，以其地还女真。后又没于元，称哈兰府。”合兰府，又作“合罗城万户府”。《明太祖实录》载：“辽东东宁草河千户所招降故元合罗城万户府校卒及鸭绿江东遗民凡二千六百八十六人，送至辽阳，诏以衣粮给之。”[271] 此“合罗”即合兰。“合兰府”当是“合罗城万户府”的简称。其管辖范围，大抵南起高丽定州长城，北至青州（北青）北边的咸关岭一带。辽、金以来，当地就是东女真部落较密集的地区，元廷曾设都达鲁花赤监管之。[272]

海阳万户府。海阳又作海洋，与泰伸（大伸）、的遏发，合称三海洋。《龙飞御天歌》注曰：“海洋，地名，在今吉州。自海洋北行五十里至泰伸，自泰伸东行六十里至的遏发。海洋、泰伸、的遏发三处各有猛安，其俗谓之‘三海洋’。”[273] 海洋一带也是东女真部落较集中的地区，分布有较多的猛安（千户）、谋克（百户），元廷当设有统领这些猛安、谋克的万户府，即海阳万户府。因此，《高丽史》一再提到“海阳万户弓大”[274]“海阳万户金同不花”[275]“海阳万户土音不花”[276] 等，而《朝鲜李朝太祖实录》还记有“三海阳达鲁花赤”金方卦及其子三善三介。[277] 这些海阳万户，当是海阳万户府的主官。

除以上提到的奚关、合兰、海阳三处万户府外，《元史·地理志》还载有分布于松花江下游的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孛苦江五个军民万户府。这五个万户府，早在水达达路从开元路分出来之前就存在了。连地处偏远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较落后的松花江下游，都设有五个军民万户府，那么在原东夏中心地区，即今牡丹江、绥芬河、图们江三江流域，当地社会发展较先进，女真人户较密集，也当设有多个军民万户府，可是文献缺载，大概是史家遗漏了。万户府属下为千户所、百户所，如前面提到过的奚关总管府所属水银千户所和失怜千户所。《明太祖实录》又记载：“故元鲸海千户速哥帖木儿、木答哈千户完者帖木耳、牙兰千户皂化，自女直来归。”[278] 据考，鲸海，当指今日本海，《中国历史地图集》将鲸海千户所定在今俄罗斯滨海边区的约色河流域；牙兰，金代作雅懒或耶懒，《高丽史》作押兰，在今俄罗斯滨海边区塔乌黑河流域；[279]木答哈千户所，地址不明，从其与鲸海千户所、牙兰千户所一道“自女直来归”看，它们之间相距不会太远。据《朝鲜李朝太祖实录》卷2记载，故元曾在朝鲜半岛东北部地区的参散、秃鲁兀、洪肯、哈兰、大伸、都夫失里、海童、阿沙、斡合、阿都哥等处，皆设有千户所；而《朝鲜李朝太祖实录》卷1还载有“南京等处五千户所”。由此观之，跟东夏政权所设猛安、谋克一样，元廷也设置了相当的千户、百户。女真的猛安、谋克，元代虽改称千户、百户，但其内部结构并无多大变化。

对于女真诸部，元廷仍实行“各安土著”[280] 和“随俗而洽”的政策。所谓“各安土著”，就是元廷承认女真诸部各自领有的地域，所设总管府、万户府、千户所等，既是地方行政区划，又是该管部落或部族的居住区域，仍有分土而守之意。在此原则下的女真人户，一般也要他们附着土地，不让随意迁徙，因为他们要负担国家赋役，故《元史·地理志》也称之为“钱粮户”。元朝政府每年向女真人户征收粮食、布匹、毛皮等实物税，如《元史》载：“开元等路饥，减户赋布二匹，秋税减其半；水达达户减青鼠二，其租税被灾者免征。”[281] 此秋税即征粮食。差役也较繁重，如造船、采炼、猎捕、驿道供役等，尤其是签军应役，屡见于《元史》：中统四年（1263），于女真水达达及乞烈宾地合签镇守军，“令亦里不花签三千人，付塔匣来领之”[282]；至元四年（1267），又“签女直水达达军三千人”[283]；至元八年（1271），再“签女直水达达军”[284]；等等。因此，元朝政府对女真人户的控制，要求也较严格，至元九年（1272），曾“拘括开元、东京等路诸漏籍户”[285]，当然包括那里的女真人户；至元十六年（1279），又规定“女直水达达军不出征者，令隶民籍输赋”[286]。在元代，女真人户也有民户和军户之分。这不仅见诸《元史》等文献，也为考古资料所证实，早些年曾于阿什河一带、金上京旧址，出土了至元十五年（1278）“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之印”和至正十五年（1351）“镇宁州诸军奥鲁印”各一方。[287] 前者直接注明“民户”，后者所称“奥鲁”，也见于《经世大典序录》，即“军出征戌，家在乡里曰奥鲁”。[288] 可见，民户和军户皆附着土地，由专门机构管理。所谓“随俗而治”，其“俗”是什么？当包括社会组织、社会制度以及语言、文字、衣冠、发式、婚嫁、丧葬、饮食等文化习俗。元代，留居故土的女真人，仍操女真语，行用女真文，衣冠、发式、婚嫁、丧葬、饮食等习俗也没有多大变化。这些方面的特征，皆作为女真的民族本色而保持下来，仍起到凝聚本族的作用。就女真社会组织来说，可分为血缘和地缘两个系统，前者为个体家庭—家族—宗族—姓；后者为村寨—部落—部落联盟。这两个系统相互依存，前者寓于后者。由若干个家庭或家族组成一村寨，再由若干个村寨组成一部落，最后由若干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其中，姓已非血缘组织实体，而宗族虽跨村寨、跨部落地存在着，但其原有社会职能已被削弱。各部大小酋长皆世袭。元廷对女真诸部实行“随俗而治”的政策，即不触动其原有的社会结构及传统文化，委任部落大小酋长为万户、千户、百户等，他们“皆世其官”，沿袭女真社会本来的发展进程。

水达达路。《元史·地理志》载：

“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土地旷阔，人民散居。元初设军民万户府五，抚镇北边。一曰桃温，距上都四千里。一曰胡里改，距上都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有胡里改江并混同江，又有合兰河流入于海）。一曰斡朵怜，一曰脱斡怜，一曰孛苦江。各有司存，分领混同江南北之地。其居民皆水达达女直之人，各仍旧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故设官牧民，随俗而治，有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以相统摄焉。”[289]

据考，此称“合兰府水达达等路”有误。谭其骧先生曾指出：通检《元史》纪、志、表、传及元代其他记载，水达达往往与女直连称，或作“女直水达达”，或作“水达达女直”，但绝无与合兰府连称者；虽屡见水达达路，而“水达达”上却无冠以“合兰府”者。[290] 其实，合兰府与水达达路当分指两个不同地区的行政区划，合兰府在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一带，即《元一统志》提到的“开元城西南曰宁远县，又西南曰南京，又南曰合兰府，又南曰双城”中的合兰府；水达达路在今东流松花江及黑龙江中下游，所谓“分领混同江南北之”地。元初此两地皆属开元路辖境，又同为女真分布区域，故《元史·地理志》的作者误将合兰府置于水达达路之上。关于水达达路从开元路分出的时间，史无明确记载，一说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稍前，因为这年六月，《元史·世祖本纪》有“命女直水达达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风船”的记事。此所谓“女直水达达”，似已为地方行政机构之名，不过文中省略一“路”字；[291] 一说当在皇庆元年（1312）稍前，因为这年始见“水达达路”之名，即《元史·五行志》载：“皇庆元年六月，大宁、水达达路水，宋瓦江溢，民避居亦母儿岭。”水达达路曾是开元路的组成部分，其地缘、族缘相通，两者的关系相当密切。

水达达路是因水达达而得名。这个“水达达”，是泛指东流松花江及黑龙江中下游临江滨水而居、以渔猎为生的诸部族，并不是某一部族的专称，其中主要有女直水达达和乞列迷水达达两大部分。女直水达达，或作水达达女直，是元代水达达的主体部分。至元二十年（1283），元廷“立海西辽东提刑按察司，按治女直水达达部”[292]。这里提到的“海西”，以“海西江”得名，系指今牡丹江口以西的东流松花江段地区，是女直水达达较集中的地区，元廷力图加强对此地区的控制，设置了海西辽东提刑按察司及其他地方军政机构。早些年就在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金上京遗址发现了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造蒙古巴思巴文“管水达达民户达鲁花赤之印”一方，这就表明当时该地区居有相当数量的水达达民户。据《札剌尔公神道碑》载：“女真旧土有水达旦万户府，兵民乏食。廷议赈以衣粮，有司废格不下，群诉于前。亟令追所侵匿以给之，人赖以全者众。”[293] 引文提到的“女真旧土”，大概就是指故金上京地区，这里为故金肇兴之地，曾称“内地”，属女真故土，而且地踞南北通道，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所以元初在此设置水达旦（水达达）万户府，作为经略水达达地区的基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水达旦万户府跟松花江下游那五个军民万户府似乎有所不同，前者是军、民分治，有军户、民户之分，后者则是军政合一，兵寓于民；前者的“有司”很可能是朝廷派遣的流官，因而出现“冗员”的现象，皇庆元年（1312）三月，朝廷就“省女直水达达万户府冗员”[294]，而后者的万户、千户、百户等大小官员，皆由当地部落大小酋长充当，他们的职位是世袭的。可以说，这个水达旦万户府，或许就是水达达路的前身。

《元史·地理志》所载水达达路之五个“军民万户府”，皆分布于松花江下游，其治所“相次沿江”，斡朵怜在今牡丹江口左岸上方的马大屯，胡里改在今牡丹江口右岸下方的喇嘛庙，桃温在今黑龙江省汤原固木纳古城，脱斡怜在今黑龙江省桦川宛里古城，孛苦江在今黑龙江省富锦西南古城，“其居民皆水达达女直之人”。《开元新志》称此水达达女直为“生女直”，载曰：“其脑温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谓之生女直，受野人所辖，略事耕种，土俗居处，稍类建州。”[295] 这里，将今东流松花江看作脑温江（今嫩江）的延续，其“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段，当为今松花江下游，这里的水达达女真人被称为“生女直”。所谓生女真“受野人所辖”，是就朝廷对生女真的管辖方式说的，系指他们受本族酋长的管辖，“随俗而治”而已；所谓“略事耕种，土俗居处，稍类建州”，是说生女真的经济生活，以渔猎为主兼事农耕，在习俗方面则与建州一带的女真人有些相同。从松花江口沿江而下，一直到散鲁江（散鲁温，今黑龙江下游左岸萨尔干湖畔萨尔布屯），还是生女真，即女真水达达的分布区域，可以说，散鲁江是女真水达达与乞列迷水达达的分界地。

乞列迷，又作乞烈宾、吉里迷、吉烈灭、吉烈迷等，系指黑龙江下游一个以渔猎为生的部族集团，是水达达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元代有关乞列迷的记事，始见于中统四年（1263），即《元史·兵志》载：“女直水达达及乞烈宾地合签镇守军，命亦里不花签三千人，付塔匣来领之。”此镇守军，是元初由当地部族组建的军事机构。乞烈宾即乞列迷。前面说过，女直水达达与乞烈宾同为水达达中的两大部分。两者的分界线当在撒鲁温一带，其西属女直水达达，其东属乞烈宾。又据《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元年（1264）十一月，“征骨嵬。先是，吉里迷内附，言其国东有骨嵬、亦里于（干）两部，岁来侵疆，故往征之”[296]。骨嵬、亦里干两部在今库页岛，早先已内附的吉里迷在大陆黑龙江口一带。头年于“女直水达达及乞烈宾地合签镇守军”，就是为这次征骨嵬做准备。可以说，吉里迷当属于乞烈宾（乞列迷）。《开元新志》将散鲁温往下滨江而居者统称之为“乞列迷”，载曰：

“乞列迷有四种，曰曩家儿、福里期、兀剌、纳衣。性柔刻贪狡，居草舍，捕鱼为食。不梳刷，着直筒衣，暑用鱼皮，寒用狗皮，腥秽不可近。以溺盥洗。父子不亲，夫妇无别，不知揖拜。不识五谷六畜，惟狗至多，乘则牵扯拽把（爬）犁，食则烹供口实。婚嫁娶其姊，则妹以下皆随为妾。死者刳腹焚之，以灰骨夹于木末植之。”[297]

这里，有关乞列迷四种的风土习俗的记载较为详尽：其经济生活，是“捕鱼为食”“不识五谷六畜，惟狗至多，乘则牵扯拽爬犁，食则烹供口食”；在居住方面，是“居草舍”；在发式上，“不梳刷”，既不剃发，也不编发；在衣着方面，“着直筒衣，暑用鱼皮，寒用狗皮”；在婚嫁上，“娶其姊，则妹以下皆随为妾”；在丧葬方面，“死者刳腹焚之，以灰骨夹于木末植之”。这些习俗，若与女真社会习俗相比较，且不说金代已进步了的女真人，就是辽代的生女真，也是很不相同的。显然，这种文化习俗上的诸多差异，表明乞列迷与女真并不属于同一民族。当然，仅凭一些习俗来区分族属也是片面的，所以，即使乞列迷四种之间是有着某些共同的习俗，还是不能说明他们属于同一民族共同体。一直到清代晚期，爱国学者曹廷杰曾前往黑龙江下游考察，他在记述当地民族分布时写道：“自伯力下至阿吉大山，曲折约一千二百余里，沿江两岸居者，皆剃发黑斤，即赫哲喀剌也”；“自阿吉大山下至黑勒尔，约八百余里，沿江两岸居者，称不剃发黑斤，亦曰长毛子，即额登喀剌也”；“自黑勒尔顺江至海滨，约六百余里，沿江两岸居者通称济勒弥，即济喇敏也，亦杂费雅喀、奇勒尔二部”。[298] 可以想见，早在元代，黑龙江下游，即散鲁温以下至海口，就滨江分布着四个属于通古斯语族和古亚语族的部落或部族，他们沿江而居，在不梳刷，以捕鱼为生、穿直筒衣、养狗并用为挽畜等习俗上有着共性，时人称之为“乞列迷四种”。看来，“乞列迷四种”就是这样一个杂通古斯语族和古亚语族诸部的族群。

水达达路管辖下的居民，除水达达外，较著名者还有吾者（又作兀者、斡者、斡拙），清代作乌稽或窝集，原义为“森林”，引申为“林中人”，称兀的改或兀狄哈。他们游猎于大山老林，以射猎为生，活动地域相当广阔。作为部族之称，有时泛指，有时专称，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延续一贯的部族。元人往往将黑龙江中、下游的少数民族分为吾者和水达达两大部分。有关吾者的史事，《元史》记载不多，据《元史·木华黎传》载，世祖时，作为木华黎玄孙的硕德，“尝言辽东斡拙、吉烈灭二种民数为寇，宜遣近臣谕之。帝方难其人，佥曰：‘惟硕德元勋世胄，可使。’帝深然之”。[299] 此事，《鲁国公札剌尔公神道碑》则载：“辽阳女真之东，斡拙、吉烈灭二族之人数入寇内地，宜遣亲臣设驿以通之。”[300] 引文提到的斡拙即吾者，吉烈灭即乞列迷，所谓“辽阳女真之东”，是指黑龙江下游。《金史·地理志》载：“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301] 吉里迷即乞列迷，兀的改即吾者，他们分布于金东部封疆外，即黑龙江下游。据《元文类》卷41 引《经世大典序录》载：成宗大德元年（1297），“吉烈迷人牙乞称，骨嵬贼与不忽思等，欲以今年比海冻，过果夥，虏掠打鹰人，乞讨之”。所谓“打鹰人”，即负担捕海东青之役的兀者和吉烈迷人。不久，有吉烈迷百户兀观吉等来归，元廷“移文管兀者、吉烈迷万户府收管”。此兀者即吾者，吉烈迷也就是乞列迷。可见，还在大德元年之前，元朝就在黑龙江下游设置了管兀者、吉烈迷万户府。到顺帝时，由于不堪捕海东青之役的苛扰，“吾者野人及水达达皆叛”[302]。叛乱平定后，元廷“立吾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儿分之地”[303]。哈儿分，又作合里宾或哈儿宾，在黑龙江下游阿纽依河口附近。显然，此万户府是“管兀者、吉烈迷万户府”的重建和扩展。后来，明朝沿袭元代旧制，曾一度设置过“兀者野人、乞列迷、女直军民万户府”[304]。这反映了兀者、乞列迷、女真三者的毗邻依存关系。

东夏遗人的活动及流向东夏撤藩后，其领地隶属于开元路及后来的水达达路，东夏遗人——东部女真人也就成为这两路管辖下的居民。在元朝统治下，东部女真人遭受蒙古统治者的压迫、奴役和剥削。他们要缴纳沉重的赋税，负担名目繁多的徭役，每遇天灾人祸，尤其是战乱袭来，女真百姓即陷入流离失所境地，在死亡线上挣扎。

随着元初对黑龙江中下游经略的深入和扩展，元廷不断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设置级别较高的军事机构，以镇抚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上的少数民族部落。据《元史·兵志》载，还在世祖中统四年（1263），元廷就命令在女直水达达及乞烈宾地合签镇守军，“命亦里不花签三千人，付塔匣来领之”[305]。这支由女直水达达和乞烈宾（乞列迷）水达达组建的镇守军，则由蒙古将领统率以镇守其地，具有“以夷制夷”的意图。又《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元年（1264）十一月，“征骨嵬。先是，吉里迷内附，言其国东有骨嵬、亦里于两部，岁来侵疆，故往征之”[306]。骨嵬，又作苦兀或苦夷，库页岛上的原住民，即爱奴人；亦里于，“于”为“干”之误，为通古斯使鹿部之一。为了加强对黑龙江下游的控制并往征骨嵬，元廷于奴儿干地方先后设置了征东招讨司和征东元帅府。[307] 经过多年的备战和周密部署，直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十月，元廷决定出兵征伐骨嵬，“诏征东招讨使塔塔儿带、杨兀鲁带以万人征骨嵬，因授杨兀鲁带三珠虎符，为征东宣慰使都元帅”[308]。翌年十月，即“遣塔塔儿带、杨兀鲁带以兵万人、船千艘征骨嵬”[309]。元军此次较大规模的征伐，迫使骨嵬降服。

在元初深入经略黑龙江下游、库页岛以及东征日本的过程中，临近前线的东部女真，他们承担的赋税、签军及各种徭役皆非常繁重，诸如签军，从中统四年（1263）到至元八年（1271），数年之间，见于《元史》记载的，仅女直水达达签军就有三次之多。[310] 其时，征骨嵬就动用了一万兵力，加上地方镇守军及护送运输粮饷等物质的队伍，就合并成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其中女真兵，尤其是东部女真兵占有相当的比例。造船。黑龙江下游地区与骨嵬（即库页岛）之间，隔有赛哥小海（即鞑靼海峡），风急浪高，因而征骨嵬是渡海作战，必须大量船只，出兵时就出动了战船千艘。此外，江河航运也需要大批船只。至元二十一年（1284）四月，朝廷“命开元等路宣慰司造船百艘，付狗国戍军”[311]。所谓“狗国”，系指黑龙江下游饲养狗并用作挽畜的乞列迷水达达部落，当地戍军即镇守军。翌年（1285）六月，又“命女直水达达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风船”[312]。连续两年，朝廷一再命女真造船，工役急迫、繁重，以致有官员上奏朝廷：“今百姓及诸投下民，俱令造船于女直，而女直又复发为军，工役繁甚。”[313] 可以说，征东元帅府属下所需船只大都是在女真地区，尤其是女真水达达地区建造的。设驿。元代驿站，蒙语称“站赤”，设于交通要道，称为驿道。驿站分陆站和水站，而陆站又有马站、牛站、狗站、车站、轿站、步站之分，交通工具因地制宜。各站之间里距不等。每一驿站由若干站户组建，形成聚落，他们受田耕种，“复其地，不输租”，但要为来往使者提供乘传和饮食，并承担种种劳役。世祖至元年间，元廷先后在东部女真地区设置驿道多条，一是从西祥州（今吉林省农安万金塔古城）向东南通往唆吉（今吉林省敦化附近）的驿道。至此，驿道分为两路：一路正东微北至永明城（今俄罗斯滨海地区海参崴），一路正东南至合懒府（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二是从西祥州东北行通往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征东元帅府的驿道。这条驿道途经松花江中下游，直至黑龙江下游近海口，是辽阳行省内路途最长的驿道，其中有牛站和狗站之别，由合里宾（又作哈儿宾，在黑龙江下游阿纽依河口）往上为牛站驿道，往下为狗站驿道，两者合而为一。驿道的开辟，沟通了东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加强了朝廷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不仅可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而且便于官员往来、军队调遣、粮饷转运以及当地部落缴纳土贡和蒙古统治者对海东青等物的索取。在蒙古统治者的压迫剥削下，沿途站户疲于应役，负担极重，生活越来越贫困不堪了。

到了元代后期，东北女真地区跟国内其他地区一样，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愈益激化起来。蒙古统治者以游猎为乐，苛求猎鹰海东青，[314] 强迫黑龙江下游的吾者、乞列迷、女真水达达等族捕捉并进献之，成为当地百姓难以承受的一项苦役，他们不堪烦扰，相继掀起反抗元朝苛政的斗争。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二月，黑龙江下游发生了“吾者野人叛”[315] 的事件，到至正六年（1346）四月，吾者野人的反抗斗争进一步扩大，由黑龙江下游扩大到松花江下游，所谓“辽阳为海东青烦扰，吾者野人及水达达皆叛”[316]。这场边陲少数民族起义规模不小，元军万户买住奉命往讨，被义军杀死，引起元统治者的惊恐；五月，继派火儿忽答前往镇压，也未获成功；七月，元廷即命太保伯撒里为辽阳行省左丞相，前往镇压起义。翌年四月，又以通政院使朵郎吉儿为辽阳行省参知政事，“讨吾者野人”[317]。这场起义一直延续到至正十三年（1353）才被元朝镇压下去，《元史·顺帝本纪》载：“辽东搠羊哈及乾帖困、术赤术等五十六名吾者野人以皮货来降，给搠羊哈等三人银牌一面，管领吾者野人。”[318] 当时，地处松花江下游的五个军民万户府，皆卷入这场战乱。很有可能，脱斡怜、孛苦江两万户府同时被义军毁灭，或因附从叛乱被元廷撤销，而斡朵怜、胡里改、桃温三万户府是效忠朝廷的，并参与了元军镇压叛乱的行动，所以这三个万户府被元廷保留下来。然而，这时候元朝在农民大起义浪潮的冲击下，风雨飘摇，大厦将倾。

明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七月，遣将北伐。八月，攻陷大都，元顺帝北遁塞外。随着元朝被推翻，故元在东北的势力也分崩离析、相继瓦解。起初，明军北征，无暇东顾，直到洪武四年（1371）夏，明将马云、叶旺等才奉命率军从山东登莱渡海至辽东，攻占辽阳，明廷即设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总辖辽东军马，修治城池，以镇边疆”[319]。从此，辽东明军一方面扫除故元势力，另一方面也经略女真地区，主要是东部女真地区。洪武八年（1375），明军在击溃元将纳哈出的进犯后，乘胜经略鸭绿江和辉发河流域，招抚了大批故元军民，其中有不少女真人户。不久，明军进抵图们江流域及朝鲜半岛东北部地区，招抚当地的女真部落。洪武十三年（1380），明廷于辽阳设置了东宁、南京、海洋、草河、女直五个千户所，以安置归附的女真人和高丽人等。其中南京和海洋二千户所，前者安置的是从南京（今吉林省延吉市附近）内迁来的女真人，而后者安置的是从海洋（今朝鲜咸镜北道吉州）内迁的女真人，故以名之。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辽东东宁、草河千户所招降故元合罗城万户府校卒及鸭绿江东遗民凡二千六百八十六人，送至辽阳，诏以衣粮给之”[320]；八月，又有“故元遗民一百四十八人自黄城来归，诏给以衣粮，俾屯田于析木城”[321]。合罗又作合兰或曷懒，合罗城万户府即元代合兰府，在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而黄城又作皇城，在今吉林省集安市。这就表明，明军沿鸭绿江中上游左岸支流而上，越过长白山南脉，进抵咸兴等地。明军对图们江以北地区的征抚，也颇见成效，其声势扩大到日本海西岸。进而绕过纳哈出势力沿牡丹江而下，招抚松花江中下游诸女真部落的任务，也就提上明廷的议事日程。洪武十五年（1382），故元鲸海千户速哥帖木儿、木答哈千户完者帖木儿、牙兰千户皂化等“自女真来归”，他们向明廷建议：“自佛出浑（今吉林省珲春）至乞列怜（即喜鲁林，今黑龙江省秦得利附近），皆旧所部之地，愿往谕其民，使之来归。”[322] 明廷即采纳他们的建议，“诏许之”。尽管速哥帖木儿等人的招抚活动不明，但也反映明朝要北上经略松花江乃至黑龙江中下游的意图。

明军势力在女真地区的扩展，迫使故元海西右丞阿鲁灰降明。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六年（1383）四月，当明太祖朱元璋得知阿鲁灰请降，他喜出望外，即派人奉敕谕之曰：“惟智者能知存亡之道，而决去就之机。今尔所守之地，东有野人之隘，南有高丽之险，北接旷漠，惟西抵元营，道路险厄，孰不以为可自固守。尔乃能率众内附，自非智者审势达变，计不及此。虽古之志士，何以过之，朕甚嘉焉。”[323] 阿鲁灰的辖区广阔，其中心地区当在松花江中游，控制着内地通往黑龙江中下游的通道，成为明军深入征略女真地区的障碍。他降明后，这一障碍排除，故元在女真地区的统治完全解体。洪武十七年（1384），居处松花江下游的兀者野人酋长王忽颜哥等来归；[324] 翌年，故元女真官员水银千户所百户高那日等来归。[325] 可以推断，这时居处牡丹江口一带的胡里改、斡朵怜、桃温等部也与明朝开始联系了，因而洪武十九年（1386）有胡里改部所属杨哈剌赴京，“蒙除三万卫百户职事”[326]。看来，此时明朝已有设置三万卫的打算，而“三万卫”之称就来源于故元胡里改、斡朵怜、桃温三万户。这就表明故元三万户已归附明朝。很有可能，杨哈剌赴京并非他自己的个人行为，而是作为三万户的使者前往京师联络归附事宜的，并充当侯史家奴所部的向导返回。洪武二十年（1387），明廷命大将军冯胜率大军征伐纳哈出，迫使他降服，这标志明朝在东北扫荡故元势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进一步深入经略女真地区创造了条件。当年十二月，就有“野人部将西阳哈等百三十四人自辽东来降”[327]。这位西阳哈，就是后来永乐初年所设兀者卫的首任指挥使，他是忽剌温女真（即海西女真）的主要首领之一。与此同时，明廷决定于牡丹江口附近的斡朵里（即斡朵怜）设置三万卫，随即命“指挥佥事侯史家奴领步骑二千抵斡朵里立卫”，后因“粮饷难置，奏请退师”。[328] 当明军撤还时，有“起发人民”之举，[329] 即招致斡朵里和胡里改等部女真人南迁。于是，斡朵里和胡里改等部女真人南迁到图们江一带，拉开了他们波浪式南迁的序幕。

到永乐时，明成祖朱棣上台后，他实行“藉女直制北虏”的战略，十分重视对女真诸部的招抚，广泛设置羁縻卫所。永乐元年（1403）十月，已居处图们江北的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来朝，即设建州卫，以阿哈出为指挥使。建州卫是首个女真羁縻卫分，这不只是因为阿哈出率部归附明朝较早，更由于阿哈出与朱棣的特殊关系。朱棣为燕王时就纳阿哈出之女为妃，两人是翁婿关系。因此，赋予建州卫特殊的地位，设“经历司，置经历一员”。明朝通过建州卫“招谕野人”。当时图们江一带的斡朵里部首领猛哥帖木儿和兀良哈部首领把儿逊等，皆是由阿哈出引荐而归附明朝的，明廷设建州左卫和毛怜卫领之。后来，从建州左卫析出建州右卫，从毛怜卫析出寄住毛怜卫。在明朝招抚东部女真的过程中，阿哈出及其后继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史家曾指出，阿哈出“招谕野人，其功独多”。[330]

建州女真就得名于建州卫，[331] 是以建州三卫和毛怜卫为主体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建州卫来源于元代的胡里改（火儿阿或兀良哈）部，而毛怜卫是其分支；建州左卫来源于元代的斡朵怜（斡朵里）部，而建州右卫是其分支。他们皆源出东女真，[332] 属东夏遗人。在一再南徙的过程中，胡里改和斡朵怜等部首先融汇了其他的东女真部落或成员。还在他们徙居图们江一带时，就与当地女真人关系密切，逐渐融汇起来。建州卫设置后不久，便有故元奚关总管府属下头目失加（又作时家）等加入建州卫，并奉命招抚同部落的女真人。[333] 永乐六年（1408），明廷将忽的河（噶哈里河支流）、法胡河（布尔哈通河支流）、卓儿河（布尔哈通河支流）、海剌河（海兰江）等处的女真部落并入建州卫，[334] 也是这种融汇的反映。与此同时，一些内迁辽东和向化朝鲜的女真人，又返回故土，相继加入建州卫分的行列。前者如明辽东叛军千户杨木答兀等率部“叛入毛怜”，逃归图们江一带，依附于建州左卫和毛怜卫。向化朝鲜而后“逃入本土”者更不乏其例，如曾跟随故元奚关总管府万户殷阿里等归附朝鲜的女真人，大都“越境流入东良北、建州卫等处”，或“逃入婆猪江”，[335] 等等。正统以后，建州三卫及寄住毛怜等卫先后迁居于长白山西南的婆猪江（今浑江）及苏子河一带，成为建州女真的主体部落。史称其地为建州，是建州女真集聚的中心地区，而毛怜本卫及部分斡朵里人仍留居今图们江流域，那里也是建州女真的主要根据地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人口繁衍，另一方面不断接纳外来成分，建州女真的分布扩大，其人户、村落或部落皆日益增加，所谓“东方诸夷之为卫所甚众，而建州领之，其名建州女真”[336]。建州女真西连辽东汉区，东与朝鲜为邻，相互往来较密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深受汉族和朝鲜族的影响，社会发展较快，是女真诸部中较先进的部分。明末，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崛起，他统一女真诸部，复兴女真民族，建立了“诸申国”即女真国，也号称金，史称后金。

[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90页。

[2]（元）脱脱：《金史》卷134《西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76页。

[3]（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6。

[4]（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0《熙宗纪二》。

[5]（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2《熙宗纪四》。

[6]（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靼款塞》。

[7]孟：《蒙鞑备录·征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