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成功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之中，促进了贸易的规模扩张。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经过四十余年的调整，制度安排日臻完善。那么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对中国的贸易利得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书将在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的框架下，试图全面系统地考察出口退税在企业层面、行业层面的资源再配置作用，以及出口退税与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之间的关系，以此揭示出口退税对中国贸易利得影响的内部机制。

结合Melitz（2003）为代表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以及Dixit和Grossman（1982）的连续生产理论，本书将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特征纳入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之中，通过数理模型考察出口退税政策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待检验的理论假说。本书不仅考察了出口退税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即出口退税的企业层面资源再配置作用），还深入分析了出口退税对市场扭曲的影响（即出口退税的行业层面资源再配置作用），并考察了出口退税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机制，从而完善了出口退税政策的理论研究，拓展了垄断竞争模型框架下的贸易政策研究视角，构建了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与全球价值链模型之间的理论桥梁，并从整体层面衡量和分解出口退税政策的贸易利得。

本书的主要观点：第一个是在两国对称的模型下，出口退税政策在整体层面促进生产率的进步。具体而言，出口退税政策提高了进入本国市场的生产率门槛，降低了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门槛，尤其是在中高技术行业样本中发挥了正向的企业间资源再配置的作用。第二个是出口退税政策减少了市场扭曲的资源误置作用，发挥了行业层面的资源再配置作用。采取双重差分方法克服了潜在的内生性之后，出口退税政策发挥了行业资源再配置作用，特别是对出口市场的优化作用更为明显。第三个是出口退税政策推动出口企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转移。2004年的出口退税改革带领出口企业向价值链的上游移动，并且随着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升高，出口退税的企业层面资源再配置作用逐步升高，而行业层面的资源再配置作用逐步减弱。第四个是出口退税改善了我国的贸易利得。具体而言，出口退税提高了本国的人均产出、改善了产品种类效应；降低了全球价值链矫正的贸易条件、减少了产品的差异程度。出口退税带来贸易利得的改善绝大多数是由生产率效应带来，进一步肯定了出口退税的资源再配置作用。

基于以上的主要结论，本书的政策建议包含两个部分：一是进一步优化出口退税政策，推进我国对外贸易的科学发展。本书的实证结果证明，出口退税制度的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的资源再配置作用存在重大意义和合理性。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在长期实践中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就整体而言，出口退税的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的资源再配置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中国在参与世界贸易时获益，就这个角度而言，出口退税政策的成绩是肯定的。同时，出口退税政策应当注重引导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改善价值链位置矫正后的贸易条件，从而进一步提升对外贸易的贸易利得。

二是完善市场环境建设，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本书的研究发现，市场扭曲与行业平均生产率、部门间生产率差距成反比。因此，降低市场扭曲，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改革一盘棋的思路下，既推进出口退税政策自身改革，又与国家其他各项改革协调，降低市场上各项资源的扭曲配置，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积极加入到国际市场之中。

关键词：出口退税；资源再配置；生产率；全球价值链位置；贸易利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