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文论[20]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一直面对一个难以突破的问题，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如何融通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把两种“马克思主义文论”看成是对立的、截然不同的理论系统。要有效破解这一问题，就要回到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从理论源头开始考察，并考察其如何衍变为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今天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如何突破既有的樊篱，生成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论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必须要直面和回答的问题。本文从现代性深层的矛盾与对话两个维度深入透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现代性”演进过程中的对峙与融通；从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学术共同体”的角度来论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性弥合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学术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自觉；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是超越时代和历史的。本文的这种研究试图从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来看待作为学术研究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以期助力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一直面对一个难以突破的问题，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如何融通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把两种“马克思主义文论”看成是对立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理论系统。要有效破解这一问题，就要回到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从理论源头开始考察，考察其如何衍变为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今天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要突破既有的樊篱，生成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论域。我们试图从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来看待作为学术研究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以期助力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对话与会通，关键在于捕捉到我们时代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课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资源都将被激活，并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以一种内在生成的方式实现对话与融通，并将获得一个具有生发性的思想视野。

一 “中马文论”与“西马文论”：现代性深层的矛盾与对话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本质的抽象概括，也是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现代文明的根本依据。现代性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哲学表达，而现代化就是现代性的铺展和演绎。如果和传统社会相比照，现代化就意味着历史的断裂、观念的颠覆和制度的重构。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都经历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既有明显的先进性、进步性，同时也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深层矛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在两种社会传统和社会形态下凝铸而成的，深受两种文化和文明的影响和浸染，现代性深层的矛盾与对话就成为其题中之意。我们可以说：“现代性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视域，也是它们的理论对象，对现代性的理解形成了风格独特的中西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21]这实际上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代性内涵。从现代性这个维度上来讲，“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既有共同的理论和思想基础，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二者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生成的思想渊源、现代性意义获得、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基本特征的认识，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方案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但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和践行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尤其是在接受的时代语境和接受态度，以及对现实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马克思主义文论有着民族的和历史的普遍共性，但同时也体现出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有着自我的特殊性，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现时代多样性的体现。正是基于这样的一致性，才能有望实现两种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对话与融通。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中西两种社会现代性的深层矛盾，即在理论与现实背景、对现实所起的作用、对待现代性的基本态度等方面的明显差异。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形成和发展与现代化中国道路的选择休戚相关。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将持续地受其指导和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22]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不仅是过去、现在，而且将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将指导和影响着世界的发展。中国现代历史孕育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也以文学理论的方式对这个历史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作了有效的反思、批判与重构，可以说这个时代让马克思主义文论获得了现代性品格。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场域，也是其批判与反思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可以说是对现代性发难的始作俑者”[23]。诚如有学者所言：“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在于它对现代性作出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24]这也契合20世纪初中国革命的现实，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文艺理论原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开始就是应中国的社会实际命运而生，它绝非一种单纯的文艺理论现象。强调文艺对现实的介入，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富生机的部分，不应以强调文艺自身规律为由，对之进行忽视、漠视、消解甚至否定。”[25]这就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早期历程进行学术研究，从而在现实语境层面发现中西文论的异同。就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关注现实这一层面而言，其关注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一种坚持文艺应该以艺术的方式关注现实，另一种强调文艺应该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关注现实。前一种体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后一种更多的是对现实政治的拥抱。譬如李大钊强调，应“视诗人作者为人生之导师，为预言家，为领袖”[26]。这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27]，有着明显的不同。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由于理论发生的历史语境的不同，从而导致对一些基本命题的认识和看法有所不同。譬如关于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问题。文艺要反映现实，要写出现实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要用艺术的方式将这种思想的美好表现出来。马克思在批评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时说，作者“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28]。恩格斯在1885年的一封信中也明确说，作家的思想情感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29]显然，马克思、恩格斯都主张将现实的指向消融在艺术的自然表达之中。对此，马尔库塞就认为，艺术绝对服从现实“这个美学上的绝对命令，是由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概念推衍出来的。这个概念，实质上并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构想，而是被纳入另一种僵化的框架之中”[30]。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艺术真实混同于生活真实，这也导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诟病和怀疑。客观而言，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文艺方面的言论，另外也出于革命宣传工作的需要，文艺自然和革命现实直接联系起来了。对此，李大钊就明确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创作的文学。”[31]但是，事实上新派文学就出现了“过于认定小说是宣传某种思想的工具，凭空想象出一些人事来迁就他的本意，目的只是把胸中的话畅畅快快吐出来便了，结果思想上或可说是成功，艺术上实无可取”[32]。这就说明，中国革命早期的文学理想和文学现实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并没有高度的契合。作为指导文学创作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下，既呈现出内在的矛盾性、不可通约性，又有着强烈的本体对话诉求。马克思主义文论正是通过文学艺术对现实的深度介入，不断彰显出理论的生命力。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今天仍然能够影响世界文学艺术创作的原因所在。

二 “中马文论”与“西马文论”主体性弥合：构建新的“学术共同体”

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论如何实现主体性弥合，从而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是重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意义框架的重要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不可避免地与西方的资本现代性纠结在一起，它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大背景下不断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以其理论的深刻性和前瞻性在中国现代文艺创作实践中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在场”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代性批判并没有直接指向现代性理念本身，而是深刻分析了文艺实践与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复杂联系，并且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代性理念与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消极作用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可以这样说，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代性批判理念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道路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也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不断地证明着这一理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内涵应该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佩里·安德森所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以及阿尔都塞学派开启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内涵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各个时期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在西方现代社会的演进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具有明显的西方“现代性”。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三个重要时期的特征概括为“古典主义的或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位”,“‘非正统的规范’的 ‘具有自我风格的批判的相位’”和“批判古典主义的新的相位”。弗朗西斯·马尔赫恩所归纳和概括的这三个重要特征很好地诠释了在西方社会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的更新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是在历史的螺旋式前进中展开的，在这个展开过程中逐渐剥离了“19世纪宇宙论的调子”，也包含了“批判”的因子，最终以“科学”的决绝姿态吹响了“回归马克思”“保卫马克思”的号角。这种回归其实质是要“回归那种最终必须与马克思著作中大量异质的内容及其嗣后无力的评论相脱离的历史科学”[33]。这就要求我们对马克思文本原像和思想原像进行必要的回溯。“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考证、解读、分析和再阐释，其目的是思想，可以说，思想原像是一切研究范式的最终指向。”[34]我们只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像进行不断的哲学追问，才能把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和独特性揭示出来，才能澄明马克思哲学的内在的历史原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原像和历史原像是中马和西马文论思考和研究的逻辑基点。正是在这一逻辑基点上，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出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两种发展流脉。不管是中马文论还是西马文论，思想原点和逻辑原点是相同的，价值旨归也有着一定的内在相似性，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看成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可能别有洞天。

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主体性弥合问题。如何有效地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有机融通，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整体性研究的关键所在。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我们可以从革命性、科学性、现代性三个维度上展开弥合性研究。这种研究的意义旨归就是将两种马克思主义文论看成是一个整体性存在，当然既要看到其共通性又要充分考虑其客观上的差异性。“共通性”是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基础，而“差异性”恰恰又是最富张力的、最具有创新性的学术生长点。对“差异性”的充分重视和展开研究，为两种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性弥合提供了学理依据。革命性、科学性、现代性这三个维度，是弥合性研究展开的三个层面，也是实现主体性弥合的必由之路。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根本理论特征是以文艺实践活动为基础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革命性表现在它决绝的批判精神和态度鲜明的政治立场。革命问题，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核心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革命性内涵在于它把唯物辩证法作为理论思辨和文艺实践的根本方法，不把任何现存事物看成是神圣的、永恒的、不可侵犯的，不盲目迷信任何事物，不对任何谬误让步。诚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言：“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35]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内涵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现在面临的革命，不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而是“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相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秩序来说，也是革命”[36]。我们的文艺实践就应该反映这种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讲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现实存在，让文艺真正成为时代的镜像。

马克思主义文论是时代文艺实践的产物，是对实践经验的抽象、概括和总结。文艺实践理论的升华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变化、科学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可以说，文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观点，也是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科学性在于，它力求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揭示自然界和人类文艺实践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具体表现而言，首先，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科学性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时就批判地继承了人类的全部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19世纪上半叶人类的思想精华；其次，作为科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着文艺实践，有着最为可靠的历史材料和科学知识为支撑，是对人类文艺实践全面而深刻的反映；最后，以文艺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往往最能直面时代发展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让其理论永远葆有活力，成为科学真理。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代性问题，本文在第一部分论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现代性深层的矛盾与对话的时候有着较为翔实的阐释。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有着共同的理论源头，但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背景下也出现了发展性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才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整体性存在，我们应该有效地弥合这种人为的“裂隙”，当然我们也不能遮蔽这种发展性差异。本文在这里提出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论主体性弥合，是一个问题域。至于如何有效地弥合，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专文论析。我们应该以一种更为包容、开放、整体性的视野来看待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这样才能真正激活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才能真正助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上一个新的台阶。

三 “学术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自觉

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以共同体理念来糅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价值要素，并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价值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两个层面进行阐释和论析。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以西解中”或者“以中解西”的“单向格义”，我们必须自觉地寻求一种合乎人类共同发展需要的学术策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自觉。卢卡奇说：“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 ‘信仰’，也不是对某种 ‘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深化。”[37]卢卡奇的这一观点为作为“知识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提供依据。“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方法和平台，而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方式在这个平台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是我们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阐释的根本问题。”[38]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应该更加自觉地聚焦一些原点问题和生发性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应该从一些基本向度上展开，即是不是建立在全面地阅读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基础之上？是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内在的批判？是不是弱化了唯物主义本体论、方法论特性？是不是对超越理论和实践的“差异中的统一”进行的内在的批判性研究？这种思考才是真正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自觉。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都致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这是两个学术体无可置疑的共同点。它们的不同点可能在于，“出发点不同，阐发的概念不同，建立的理论不同，进而实现的理论诉求不同”[39]。正是基于这样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才成就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丰富性存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大致形成现代性、民族性与原创性三条思路”[40]。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代性话题有效地参照了西方话语，是借鉴西方话语来解决和阐释中国文艺实践问题。当然，在具体操作时“水土不服”的情况时有发生，也往往出现“偏离”“错位”，甚至失当。民族性和原创性就是在反思西方话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的情况下提出的，但是这种强调往往矫枉过正，有失偏颇。我们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看成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既是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自觉，也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自我”深化，也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研究任务和价值关怀的一次重新设定。这可能也是未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重要学术生长点。

关于“共同体”，鲍曼有一个诗意的描述：“‘共同体’意味着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41]我们套用鲍曼的说法，可以这样表达，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意味着的并不是我们已经获得了研究成绩和拓展了研究空间，而是我们热切希望重新拥有一种整体性视野，拓宽研究思路，超越“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研究旨趣。一是它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看成是两个平等的“学术存在体”，并从平等的角度理解和研究这两个“学术存在体”。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互文性视野。二是从“相互依存”的关系角度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这种视角既是辩证的，也是共生的。三是以“学术共同体”为聚焦点，让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一个新的地基上获得价值生长点。这一价值基点的真正意义在于，让两种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他者”与“自我”的对象化参照中，克服缺点，不断创造新的超越，从而获得一种新的价值自觉。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也就是舍勒所说的“共契关系”。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一次重大深化，它是一种新的“主体性”研究观念的确立。

以“学术共同体”为关联点和切入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代语境中将实现内在的会通，并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使这种理论真正成为惠及人类的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力量。黑格尔从“自我”与“他人”互为前提的辩证关系这一角度提出的“相互承认”理论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黑格尔说，每个人只有“通过他的对方才是他自己”[42]，作为他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43]。我们只有将两种马克思主义文论置于这样一个思考逻辑之中，才能突破中国式或者西方式的逻辑范畴，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人类主体同一性经验的理论抽象。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应该立足于当代人类生活的现实语境，应该以一种批判性的态度，创造性地转换现实生活中的东方与西方、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与矛盾，从而推动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学术共同体”理论资源的生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相通的基础上获得一致的思想视域，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成为当代人和当代社会发展的富有启示性的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进行真正的可能性对话，实现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自觉。

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看成一个“学术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性思维方式和理论原则的体现，也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及“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的思想在文学理论中的具体表达。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面对人类社会实践的思想理论，其思想丰富而博大，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一些文艺学可以建构自身本体论的思想原点，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际上就是对这些原点的发掘、开拓和展开，从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进程看，人类学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或文化批评以及经济学的艺术生产批评，可以说就是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点形态的几个基本思想原点。从任何一种原典出发都可以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44]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都是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原典出发，在不同的文艺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学术共同体”。这一“学术共同体”所蕴含的“关系理性”视域，在经过批判性反思和创造性转换之后，成为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自觉和价值超越的重要思想资源。

余论：超越时代与历史的“学术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人类文艺实践发展过程中凝聚的理论精华，既是历史的又是未来的。我们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就要挖掘其潜在的知识取向、权力话语和动力机制。我们可以从地缘与学缘、观点与方法、内部与外部三组概念来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所引发和折射出的学术史问题。[45]地缘观念所形诸的“中国”与“西方”其实是一种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学术版图构造，往往会造成“基于地缘因素所形成的另一种压抑”[46]。这里所说的“学缘”,“是指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传统与学术资源被广泛分享，人们在深入地理解、探讨、交流、对话时所形成的一种学术联结”[47]。马克思主义文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学术联结”关系构建起“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存在的基础并不是某种同一的信仰或一致的立场，而是植根于不同面相的反思、不同话语的对话。”[48]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同一的信仰，但在思想的历史演化发展中，在与具体社会发展实践的契合中出现了一些偏差，甚至是“方向性”的偏差，但反思的哲学立场和寻求不同话语对话的努力是一致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可能。

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我们的态度往往是全盘肯定和接受，或者决绝地拒绝。造成这样的现象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一些重要学者的主要观点提出的具体背景缺乏深入的了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术传统较为陌生。二是我们对所谓的“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中心主义”“帝国审美心态”“观点中心主义”等缺乏必要的反思和批判。三是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深入程度不够，缺乏系统地甚至细致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本身的一些观点、问题与方法具有学理性的研究和阐释。这就造成了批评时表现出的浮泛与偏激，肯定时如获至宝，激动不已。面对这样的研究状况，我们应该确立正确的研究立场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应该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价值不仅取决于自身，也来自它的接受者。可以这样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意义的生成在于我们对它的认知和接受。我们应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以“整体性”推进的方式来面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个“学术共同体”，并从全球视野和地方视角两个层面予以观照，这实际上也是“观点”和“方法”的“共谋”。这种“共谋”是一种解构策略，目的是超越历史与时代的认知局限，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看成是一个自足的“学术共同体”。

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我们应该突破地理疆界，淡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界限意识，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来重新定位，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全球化语境下，打破学科内部壁垒，进行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顺应这一趋势，既坚持“独立传统”，又寻找“多元发展”，在“古今”“中西”历时、共时交错中生成新的知识秩序。我们可以借助西学背景和本土传统的内外融合，重新思考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意义组合和知识板块构成，思考西学背景和本土传统如何有效对话，如何在共同的学术史中被建构和被叙述。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立场”，同时也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提供了“中国方案”。这种方案是对历史和时代的双重超越，是中国学术话语权和“在场性”的真诚表达。

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看成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一些关联性问题，尤其是现象背后的一些“元问题”是该学科得以进一步拓展的问题域。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关联性研究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局限性。这种关联性研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由于研究史料的缺失、研究能力的不足往往容易出现“强行关联”问题。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缺乏溯源性意义探寻，未能将两者之间的真正“关联点”找出来，是一种表面化研究。二是未能正确地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研究者往往主观上将这种影响事实悬置，这种关联性研究是不可靠的。三是一些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主观上放大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造成关联的不对等和逻辑建构的虚假混乱，研究意义虚无化。

总之，要真正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就应该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看成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在这一大的学术框架内整体上推动学术研究的纵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已经内化成了我们的知识和方法，甚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学术研究的“思想方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对中国现代革命演进过程中文艺实践的理论抽象，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结晶。我们将两种马克思主义文论融通，看作一个整体性“学术共同体”。这样既能突破认知上的“警戒”，又能生成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论域，从而真正激活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