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夏档案的发现与整理研究现状

第一节 西夏档案的发现与遗存

西夏档案的发现与遗存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收录或摘录在西夏及其之后历朝编纂的传世汉文西夏史籍中的文书档案；另一部分即出土于西夏故地的汉文、西夏文及其他文字档案，这部分档案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是研究西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宗教等最为珍贵的档案，遗存在俄罗斯、英国、日本、法国、中国等多地。为了让世人了解西夏保留下来的各种载体和文字档案，本书简单地勾勒西夏档案的发现与遗存，为学界提供了解和检索利用的便利。

一 传世汉文西夏史籍中的档案

宋、元、明、清诸朝编纂的汉文西夏史籍中收录了大量的西夏档案，这部分西夏档案已被有关西夏学专家、学者进行了一些总结和研究，最为主要的代表性成果是《西夏通史》[1]《传统典籍中汉文西夏文献研究》[2] 等著作。本书对汉文西夏史籍中收录的西夏档案进行系统性归纳和总结。

（一）宋人编纂的史籍中收录的西夏档案

众所周知，由于传世的西夏档案史料较少，目前研究西夏档案主要依靠宋朝学者所编的史书中收录的西夏文书档案。

1.李焘撰《续长编》520卷，是一部研究北宋史极为重要的文献，所载西夏史料也最为丰富，后人编辑的西夏史书多取材于此。其中收录有如李德明《遣使修贡表》、元昊《于宋请称帝改元表》、乾顺《于保安军请和牒》等文书档案约20篇。

2.曾巩撰《隆平集》，多记载西夏习俗和制度；王稱撰《东都事略》，记载西夏立国前后至北宋末与宋朝有关的史事。这是宋人为西夏作传的两部史籍，书中采撷史料较早，且“信而有征”。[3]

3.在宋朝学者文集中收录有不少的西夏档案史料，尤其是那些出任过西北边疆或参与处理西夏问题的大臣的文集最为珍贵。例如，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张方平《乐全集》、余靖《武溪集》、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等。

4.在宋朝学者笔记中收录有比较多的西夏档案。例如，沈括《梦溪笔谈》、司马光《涑水纪闻》、魏泰《东轩笔录》等。

5.在宋朝学者编纂的类书中收录有西夏档案史料。例如，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等。

6.在宋朝学者编纂的政书中收录有西夏档案。例如，彭百川《太平治绩统类》等。

7.辽、金史籍如《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都有西夏档案的记载。

（二）元人所撰“三史”中的西夏档案

元代脱脱等主持修撰的《宋史》《辽史》《金史》，其中撰有《夏国传》《西夏记》《西夏传》。这“三史”中比较集中、系统地收录有西夏与宋、辽、金往来的大量西夏档案史料。“三史”虽然修于元末，但它主要取材于宋、辽、金三朝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史籍，宋、辽、金的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失传，因此，“三史”中保存的西夏档案史料就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西夏灭亡后，元代西夏人（唐兀氏）的活动主要见于《元史》及大量的元人文集与有关著述中，较重要者如《蒙古秘史》、柯劭忞《新元史》、虞集《道园学古录》等。

（三）清人编纂汉文史籍中的西夏档案

清代学者在搜集、整理、编纂西夏档案史料方面成绩比较显著，代表性史籍有以下几种。

1.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这是现存宋代史料最重要的一种，特别是其中《兵》《方域》《蕃夷》等门类，保存了一些西夏档案史料。

2.周春撰《西夏书》15 卷，成书于清嘉庆九年（1804），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用纪传体记述西夏历史的汉文西夏史书。在取材上，大量采集各正史及宋人史籍、笔记等，范围较宽。在体例上，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分析独具见解。[4] 目前，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西夏书》。“《西夏书》原书没有最后定稿，传世本也非《西夏书》原书原貌，是一个残本，卷数存11卷，《西夏书》的卷数完整的应该是15 卷，其编修者只可能是周春一个人。”[5]

3.吴广成撰《西夏书事》42卷，大约成书于道光初年，是编年体史书。本书采唐以下诸史、文集、稗官野史中西夏记事，排比成书。起于唐中和元年（881），讫于宋绍定四年（1231），一代西夏史事已具梗概。道光六年（1826），丁晏在《西夏书事》上的朱笔题记就对《西夏书事》的价值进行了比较中肯的评价：“吴西斋沿其绪论，缉为《纪事》一书，备详本末，附考异同，虽编年系月，举纲分目，意仿朱氏史例，实则杨氏《长编纪事本末》体耳。蒐罗荟萃，不谓无功。惟表明书法，几几居卷帙之半。学既近迂，书复夺主，从来无此体例也。然纪载西夏事迹者也，世无更详于此者，亦讲史学家所宜必备，正未能以此弃置耳。”[6] 有道光五年小岘山房初刻本及1935年北平文奎堂影印本。

4.张鉴撰《西夏纪事本末》36卷，卷首附西夏地形图和职方表，是传世西夏史籍中唯一的纪事本末体断代西夏史。本书辑录宋、辽、金、元诸史中有关的西夏档案史料，自西夏兴起至衰亡，每卷一事，述其本末。以单行本和丛书本两种方式传世，传世者均为雕版印本，其单行本主要有光绪十年（1884）江苏书局刻本、光绪十一年（1885）金陵书局刻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海书局刻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海捷记书局石印本及光绪二十九年（1903）文盛书局刻本。[7]

5.清末民初，集西夏档案史料之大成者首推戴锡章编撰《西夏纪》28 卷，为编年体史书。该书以陈昆《西夏事略》为本，辅以吴广成、张鉴、周春等书，采撷宋元以来有关史籍及西夏文物、文字研究成果编纂而成，征引文献300 余种。有1924年北京京华印书馆铅印本。

综上，汉文史书中的西夏档案史料，“一般说来都是从本朝角度出发，记录与西夏发生关系的史事，不外是和平时期的朝聘、交往和冲突时期的仇杀、战争。对西夏的政治制度、社会阶级结构、生产力水平等方面，记载很少，或语焉不详，这是利用汉文史籍中西夏史料时感到的最大不足”。[8] 故必须借助于西夏文档案和出土档案对西夏进行全方位研究。

二 西夏故地出土档案的发现与遗存

西夏出土档案的发现，来源于西夏考古文物和文献的出土、考释及刊布。为了方便了解西夏故地出土档案的情况，我们将西夏出土档案的发现分为五个阶段进行简述。

（一）西夏故地出土档案的第一次发现与遗存

西夏档案发现的第一人是清代进士出身的著名学者张澍（1776—1847）。他在《养素堂文集》卷十九《书西夏天祐民安碑》一文中详细叙述了西夏碑的发现及西夏文字的识别过程。

嘉庆九年（1804），张澍在家乡武威养病时与友人同游武威城内北隅清应寺。该寺在前凉时名为宏藏寺，唐天授元年（690）改为大云寺，西夏时改为护国寺。后因塔寺中有许多神灵感应故事，故西夏又称感应塔，因感应塔倾斜而进行重修，西夏重修后立有《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据记载，寺中有碑亭一座，碑身被砖砌封闭。后因张澍的坚持才将砖墙拆开，发现这是一块西夏时期的碑刻，后人称为“西夏碑”，张澍称其为“天祐民安五年之碑”。这块碑阳面为西夏文字，阴面为汉文字。这就是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西夏档案——石刻档案。“西夏碑的发现揭开了识别西夏文字的序幕，为研究西夏文字、书法及碑刻艺术、宗教文化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9] 同时，也为研究西夏档案提供了最为原始的第一手资料。该碑现藏武威西夏博物馆。

（二）西夏故地出土档案的第二次发现与遗存

西夏出土档案的第二次发现可说是西方国家探险队多次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文化盗掘。

首先是俄国的科兹洛夫探险队两次对黑水城的掘获。第一次是自1908年3月19日开始为期一周的发掘；第二次是自1909年5月22日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发掘。“从1908年4月1日到13日，在黑水城进行考古发掘，挖到的物品有书籍、信函、纸张、金属钱币、饰物、器物、日用品与佛事用品等。所有物品装载10箱（每箱约16公斤）准备运往俄国。科兹洛夫把关于黑水城发掘的情况和重要出土文书如汉、藏、西夏文佛经的写本、刻本及文书等打成邮包”，通过蒙古邮驿寄往俄京圣彼得堡，交给皇家俄国地理学会，请其尽快鉴定。鉴定结果是黑水城遗址的价值很大，然后由俄国皇家学会指示科兹洛夫等“放弃深入四川考察，立即返回黑水城，要不惜人力、物力和时间对黑水城遗址作进一步发掘。1909年6月，科兹洛夫率队又返回遗址……考察队分成两组，一组考察街区遗址，一组在城里发掘，还在城外远近处进行勘察”。经过勘察以后，科兹洛夫“决定发掘城外距西城墙约400米处位于河床右岸的一座高约10米的大佛塔。他们在佛塔中发现了大量文献和文物，这就是后来享誉海内外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的主体。……从6月12日到20日，发掘佛塔的工作进行了9天。……从该佛塔中发掘的文书数量，据科兹洛夫档案中记载共装载了40驼，计2.4万卷”。[10] 黑水城档案运抵俄京圣彼得堡，现藏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据西夏学专家研究介绍，“从20年代到60年代经过前苏联学者两代人的整理编目，在60年代出版的已考订书目中，收录的西夏文遗书已有8000 多个编号，包含了8090件文献，其中西夏文世俗著作60种，佛经370种”。[11] 可谓数目惊人，文物档案价值珍贵。

其次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的盗掘。科兹洛夫的发现轰动了世界学坛，因此，受科兹洛夫的影响，1914年5月27日，英人斯坦因深入黑水城，进行了为期8天的发掘，收获较大。斯坦因“将所获汉文文书230件、西夏文文书57件、元纸币1张等运回英国伦敦”，[12] 现藏大英图书馆。

再次是继科兹洛夫和斯坦因之后，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赫文斯定也分别在黑水城开掘，得到了一些西夏文献，现分藏法国巴黎图书馆和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

（三）西夏故地出土档案的第三次发现与遗存

这主要是中国考古专家对黑水城的专门调查和发掘。

198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并下拨专款，有组织、有秩序、有计划地由内蒙古文物考古所对黑水城遗址再次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调查、发掘。为此，内蒙古文物考古所经过1983年和1984年两次全面发掘，清理出大量的文书档案，“文书中有汉文、西夏文、畏兀体蒙古文、八思巴字、藏文、亦思替非字、古阿拉伯文等文种，计有3000余件”，今藏内蒙古考古研究所。[13]

以上三次黑水城档案文献的发现和遗存以西夏文为主，约占90%，汉文次之，现基本上收录在《俄藏》《英藏》《法藏》《中藏》等大型文献丛书中。还有部分因无法识别或残缺破损严重等种种原因而未收录其中，而且“在未登录的残卷中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社会文书，如买卖文契、借贷文契、户籍账册、军抄文书、告状案卷、官私书简等”，这部分西夏文文书有1000余号，这些“黑水城西夏文书不仅是深入研究西夏社会最难得的资料，而且由于与西夏同时期的宋、辽、金各王朝保存至今的社会文书极少，这批文书更具有时代的代表性”。[14] 这批西夏文文书目前已由西夏学专家史金波等考释、整理和研究，逐渐向世人公布。

（四）西夏故地出土档案的第四次发现与遗存

这是除黑水城地区之外的西夏其他故地发现的西夏档案及遗存。

1972年1月，甘肃武威张易乡小西沟岘亥母洞出土了一批西夏文、汉文档案，其中，有西夏桓宗天庆虎年的西夏文行草会款单、占卜辞，“另外还有许多西夏文草书，有的还有官印朱痕，可能都是文书，因字迹太草，不能辨认”，还发现了许多西夏汉文文书，如布告、光定二年西路乐府公文等。[15]

1987年5月，甘肃武威市缠山村群众在修复亥母洞时，发现了一批重要的西夏文契约，现收藏于武威博物馆。

1988—1995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专家对莫高窟北区进行了考察，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献残件，现藏于敦煌研究院。[16]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今宁夏银川附近的西夏京都地区也有重要发现。“1991年8—9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理贺兰县拜寺沟西夏方塔废墟时，发现了西夏文、汉文佛经、文书等40余种及雕版佛画、捺印佛像等。”[17]

（五）近年来，在西夏故地西夏档案的零星发现和遗存

除以上四次比较大的发现外，近年来，在西夏故地还有零星的档案发现。例如，2013年9月，河北邯郸大名县陈庄村出土了一方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所立，夏、汉文合璧的《宣差大名路达鲁花赤小李钤部公墓志》，“此墓志的发现增添了新的西夏文碑刻品类，是具有重要学术和文物价值的收获”。[18] 这些档案的发现在不断地丰富西夏档案的成分。

除此之外，还出土了数量不少的西夏前身党项族、西夏各民族农牧民及西夏灭亡后党项遗民的石刻档案，主要有墓志、碑刻、经幢、造像题记、摩崖等，数量也较为庞大。[19] 这些档案基本遗存于陕西省的榆林、靖边、吴旗等博物馆、文管所，还有内蒙古的乌审旗文管所，以及甘肃的武威、张掖、敦煌、酒泉等博物馆，包括宁夏博物馆、银川西夏博物馆，还有少量的碑石档案遗存于北京居庸关云台、河北保定莲池公园等。

以上发现和遗存从档案学的角度考察，数量上看虽然不是很多，但质量很高、价值很大，它涵盖了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为研究西夏以上诸方面工作有极高的凭证价值和参考价值，更为西夏档案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第一手资料。[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