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东传日本词学文献的价值

东传日本词学文献的价值，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具有文本的文献价值；二是有助于考察词在日本的传播接受情况。

从文献角度来说，黄仁生指出：“从理论上说，日本历代输入的汉籍在中国都应有同版书保存传世，但由于历次战乱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使中国大量的书籍焚毁失传，而其中却有相当数量的书目在日本保存有原刻本或翻刻本。”[64]这当然是就刻本而言，此外如名家批注本，即使国内存有相同版本的书籍，因为名人批注之存在，使得东传之书籍也有了重要的参考价值，更不用说其他写本、孤本。东传日本的词学文献的价值也是如此，我们以词学大师唐圭璋编纂《全宋词》为例，一窥日本所存词学文献的价值。

唐圭璋从《词学季刊》创刊号开始，陆续发表宋词辑佚之作；而自《词学季刊》第1卷第3号发表《全宋词编辑凡例》起，开始系统地清理宋词文献、编纂《全宋词》。“仅以一人之手完成如此巨著，定需要极大的辛劳，想来其他支持者提供的协助也一定不少。实际上，唐圭璋在编纂旧版《全宋词》时，确曾在国外寻求协助者，广泛调查日本所存的文献。”[65]

立命馆大学词学文库藏有日本词学大师中田勇次郎旧藏书物，其中有多封唐圭璋、夏承焘、吉川幸次郎诸先生往还的信函、文稿，颇为珍贵。唐圭璋致中田氏书信二封写于其编纂《全宋词》的过程中，内容主要涉及词人考订、词作辑录以及日本词学文献的查阅，这对我们了解《全宋词》的成书过程及域外词学文献的利用情况颇具参考价值。现在先将第一封书信转载如下：

中田勇次郎先生大鉴：

拜读大示、欣慰之至，所指陆敦信、莫少虚、陆永仲、李长庚四则，尤感 高谊。陆敦信见《花庵词选》、莫少虚见《梅苑》，向皆不知其名，今得先生发明，亦大快事也。惟据《洞霄图志》云：“陆凝之，字永仲，号石室，余杭人。”似可与《咸淳临安志》互订也。又李长庚，字子西，但据陶梁《词综补遗》云：“李子酉，号冰壶。”尚不知孰误。弟辑《全宋词草目》，罅漏颇多，尚望先生不吝赐教，兹有询者数事：

①贵国贞亨初所刻《事林广记》内有宋人佚词，吾国无此书，便乞先生代查一过赐寄可乎？吾国《蕙风簃随笔》中录得五首，度其他必仍有也。

②吾国明人之《喻世明言》，惟贵国有之，其间或仍有宋人佚词，亦仰望先生见示。

③吾国曹元忠云：汲古阁所景《梅苑》，归诸贵国岩崎氏，不知视今李祖年刻本《梅苑》为何如？先生亦得见此书否？

琐费清神，感荷无极，天涯比邻，幸希不弃。

此请

箸安

弟唐圭璋上 七月十九[66]

信函收件人中田勇次郎（1905—1998），号有庐，书斋名心花室。因遵从汉人名多为三字习惯，藏书印为“中田勇”。中田勇次郎是日本知名的书法研究者、词学家，书法研究著作有《中国书法理论史》《日本篆刻》等；其词学研究成果也颇丰富，他最早将张惠言《词选》译介至日本，编选有《历代名词选》，词学研究著作有《读词丛考》等。

这封书信落款只写有月日，但信封中有邮戳，时间为廿四年七月二十一，即此信写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其时中田勇次郎正在京都大学求学，在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等教授指导下研究宋词，他的毕业论文即以《两宋词人姓氏考》为题。

唐圭璋谓“大示，欣慰之至”，应该是得见中田氏书信或文稿，从而留意陆敦信、莫少虚、陆永仲、李长庚四位词人的信息。到写作这封信为止，我们可以看出唐圭璋对以上四人尚未细究，《词学季刊》刊载的《全宋词初编目录》《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中未见陆敦信、莫少虚、李长庚三人姓名[67]。中田氏的《两宋词人姓氏考》中附录的《〈历代诗余〉两宋词人姓氏补遗》中已著录有“陆蕴”“莫将”“陆永仲”“李长庚”。[68]《花庵词选》卷八收录有陆敦信《感皇恩·旅思》一首，《梅苑》卷七收录有莫少虚《木兰花·十梅未开》十首、卷八收录有《独脚令》一首，然而二人均以字行，未见名讳及籍贯。《宋史》卷三百五十四：“陆蕴，字敦信，福州侯官人。”[69]《江西通志》卷六十七：“莫将，字少虚，分宁人。”[70]在中田氏的提示下，唐圭璋重加考订，其后的《两宋词人占籍考》福建省下录有：“陆蕴，侯官”；而修订后的《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已经补充了莫将的信息：“莫将字少虚，宋宁州人……有词见《梅苑》。”[71]

中田氏所据《咸淳临安志》卷六十九云：“陆维之，字永仲，一名凝之，字子才，号石室，余杭人。”[72]唐圭璋在这封书信前，已著录有：“陆凝之，字永仲，号石室，余杭人。高宗朝，以布衣召见，辞不赴。有词见《洞霄图志》。”[73]《洞霄图志》卷五“陆石室先生”条载：“陆维之，字永仲，一名凝，字子才，余杭人。”[74]可以看出唐圭璋从《洞霄图志》引录时已校改过。两书所载名讳不同，故先生言可以互订也。

中田氏毕业论文《两宋词人姓氏考》载：“李长庚，字子西，宁远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号冰壶，见《宋诗纪事补遗》四十四。”[75]而陶樑《词综补遗》卷十五录有李子酉《玉楼春》一首，姓名条下载“号冰壶”[76]。“西”与“酉”形近，两书所载不同，故唐圭璋称“不知孰误”。

以下三条乃是唐圭璋编辑《全宋词草目》过程中，请托中田氏查阅日本相关的词学文献。《全宋词草目》是《全宋词》成书前最为重要的一份目录，有按时代先后和笔画顺序排列的两种排印本，由国立编译馆印行。今结合此书信及刊行后的《全宋词草目》来笺释唐圭璋所询三事。

唐圭璋所云日本贞亨初所刻《事林广记》，乃受况周颐的影响。况氏《餐樱庑词话》“宋代曲谱”条云：“日本贞亨初，当中国康熙初。所刻《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吾国西颖陈元靓辑。”[77]但据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知此书原刊时间为元禄十二年（1699），况氏或据书前贞亨元年序言定为贞亨初所刻。唐圭璋引录时，或许尚未留意况氏另一则笔记，《餐樱庑词话》“《事林广记》多雅故珍闻”条云：“《群书类要事林广记》，西颖陈元靓编。康熙三十九年版行于日本。（彼国元禄十二年。）”[78]这条笔记录有《满庭芳》三首、《鹧鸪天》《水调歌头》共五首词，而《蕙风簃随笔》中未见辑自《事林广记》之词，或者这里的“蕙风簃随笔”乃泛指况氏著作。唐圭璋下一封书信已明言《餐樱庑词话》所引诸词，说明两份书信之间，唐圭璋曾细阅况氏《餐樱庑词话》。

至于《喻世明言》一书，唐圭璋所指乃是明天许斋刻本，国内不存，但日本内阁文库有收藏。《全宋词》的参考书目中的“话本、小说类”未载，可知其中并未有新的宋词发现。《梅苑》一书之具体情况，唐圭璋致中田勇次郎的第二封书信有详细说明，亦将唐圭璋手写信件转载如下：

中田勇次郎先生雅鉴：

读八月五日手示，快慰无似。多累代钞《事林广记》中之词，亦至感歉。陈元靓为宋末元初人，可信也。惟《十万卷楼丛书》所刊《岁时广记》为四十卷，作四卷，盖误也。所钞九词，东坡《判词》,《西湖志余》曾见之。张魁《判词》,《中吴纪闻》谓是仲殊词，究未知孰是也，吾友赵万里辑仲殊《宝月词》引之，惟谓《事林广记》不注撰人，则非是也。判僧奸情《江南竹》一首，《留青日札》载之，惟作方国珍词。其僧名竺月华，亦非法聪也。先生所举九词见癸集卷十二、卷十三，但吾华况蕙风《餐樱庑词话》引其戊集亦有《满庭芳》《鹧鸪天》等词，先生可勿须钞也。又谓卷八有《音乐举要》，论谱字颇详。又谓卷二《文艺类》有言宫拍，与白石词颇可印证，则此书信可宝矣。李祖年《梅苑》系自印分送者。现渠已死，无从问得。坊间如有发见，当购奉台端。《静嘉堂书影》已见过，惟无《梅苑》耳。赵万里以二百金，自贵国写真，可以假弟。则此本可以见到，至快意也。又《皕宋楼藏书志》卷一百二十载陈经国《龟峰词》一卷，又载陈人杰《龟峰词》一卷，后者《四印斋所刻词》已印出。惟前者则无从得见也。令师有一知己在静嘉堂，务恳托之钞得。钞值若干，当寄奉也。闻诸桥辙次为静嘉堂文库代表者，或径托渠可乎？贵国专究词学者（或文艺者），尚乞见示地址。此次分笔画《词目》印成，将再乞贵国学人指教也。弟仅知盐谷温在帝大，他不知也。匆此敬上，并请著安。

弟唐圭璋上 八月廿日

两封书信经芳村弘道、萩原正树注释，文献所指已十分明晰。若将唐圭璋两封书信中提及之日藏词学文献作一梳理，则有：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刊本《事林广记》，明天许斋刻本《喻世明言》，静嘉堂文库《梅苑》《龟峰词》等。值得注意的是，从两封书信也可以看出，况周颐、赵万里诸词学大家也十分重视存于日本的词学文献，况氏收藏有和刻本《事林广记》，也可看作是日刻汉籍的回流；赵万里则斥二百金影照静嘉堂文库《梅苑》，唐圭璋编纂《全宋词》参照书目里有《梅苑》，注有“汲古阁影宋抄本，赵万里先生照片，又楝亭十二种本，又武进李氏圣译楼排印本”[79],“赵万里先生照片”可以与书信所指相互印证。另外，唐圭璋赠送日本学人之《全宋词草目》，也是中国词学文献东传的方式，即前一节所述之赠送一途也。

以上仅为唐圭璋编纂《全宋词》中利用之东传日本的词学文献，已可略窥日本所存词学文献的价值。此外，日藏各种稀见的书籍中散见的词学资料价值也颇大，如王兆鹏、萩原正树就曾依据黄仁生所著《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提供的线索，寻检出日本所藏若干稀见明人诗文别集所载词183首[80]，其后周明初又续有补录[81]，从中也可概见日本所藏文献中散存词学资料的价值。本文第六、第七两章所考述的日本所存词籍丛编两种，其文献价值也值得重视。

另一方面，梳理词学文献东传日本之过程，也可考察日本读者对词的接受情况。正如一本书的刊印次数能反映该书的受欢迎程度一样，和刻本汉籍也能够反映一部东传日本之汉籍在日本受欢迎的程度。这里以明徐师曾《文体明辨》为例，此书在日本有宽文六年（1666）京都伊东氏刻本；同时又有《文体明辨粹钞》二卷的刊刻，且分别有宽永年间（1624—1644）刻本、宽政六年（1794）补刻本；此外还有《文体明辨纂要》三卷，葵华书屋刻于明治十一年（1878）[82]，虽然此为日本人著作，但仅从题名即可知受到《文体明辨》之影响。因此可以说《文体明辨》一书在日本是很受欢迎的。又因为此书传入日本的时间颇早，难怪神田喜一郎要对号称博学的林门一家未关注此书感到失望：“以《文章辨体》为基础，徐师曾编纂的《文体明辨》等，在罗山的时代也从海上传到日本，于宽文十三年（1673）曾翻刻出版；此书的附录中有《诗余》部，载有详细的词牌平仄图谱。但博洽的林家一门的人们，谁也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知识，实在令人难以想象。”[83]

毋庸讳言，在江户时代以前，日本学人对词的认识水平十分有限。东传至日本的词学文献，除了零散于各类书、地理书、韵书之类的词作之外，极少有词集东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里所录“歌词类”及所言“百家词”[84]均不见有东传至日本的记载，现在能查阅到在江户时代以前东传至日本的，恐怕只有苏轼的词集。五山僧侣爱读的收录有词话的典籍中，多载有词人纪事。可以说，从东传词学资料来看，词话里的“纪事”一种，在日本较受欢迎。

江户时代早期，随着《花间集》《草堂诗余》等词集的传入以及《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包含填词知识的典籍的传入，日本迎来了填词的复兴时代[85]。而江户时代以贸易输入为主的大量词学典籍的输入，也为明治填词高峰的到来作了充足的文献准备。[86]

东传至日本的词学文献，要走进日本一般读者的世界，离不开翻译。我们也可以从日本学人翻译的中国词学典籍中，窥探一般读者的喜好。以翻译中国词作成果最为突出的花崎采琰、中田勇次郎为例，他们所译大部分词作，以婉约抒情一派为主。这反映出，神田喜一郎所担忧的明治以前词坛只知浙西词派的状况，大正、昭和以来出现了转变，被常州词派斥为浙派末流的无寄托的咏物词在日本的受众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