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献典籍东传的附属品（平安时代至五山时期）

由于缺乏确实的文献记载和可靠的实物资料，中国文献典籍东传日本的最早年代已难确考。但由于词产生的年代较晚，加上词学文献东传日本的年代在日本已有可信的书面记录，所以，词学文献的东传有迹可循。

一 较早传入日本的词

“樱边觱篥迸风雷，一脉嵯峨孕霸才。并世温馗应色喜，桃花泛鳜上蓬莱。”这是夏承焘写于1973年2月的《题域外词》七绝七首之一[90]，后收入《瞿髯论词绝句》之中。稍后吴无闻为这首绝句所作的解题云：“日本词学，开始于嵯峨天皇弘仁十四年（823）《和张志和渔歌子》五首，一时宫廷贵族和者甚多，是为日本词学开山。上距张志和原作，仅后四十九年。”[91]嵯峨天皇的五首词作既为和张志和《渔歌子》而作，则《渔歌子》在弘仁十四年（823）之前传入日本当无疑问。夏承焘另一首论词绝句《张志和》亦云：“谁唱箫韶横海去，扶桑千载一竿丝。”这两句诗“高度赞扬张志和的词篇‘横海’东播，传至日本，为彼邦词学开山”[92]。

据神田喜一郎考证，张志和《渔歌子》作于大历九年（774）秋天，约经半个世纪即传入日本，其东传速度之快，让人惊叹。神田喜一郎进一步推测云：“大概是入唐的朝廷使者中有某一风流文人，他将当时在中国最新流行的作品带回到日本。”[93]因此可以说，遣唐使在中国词传入日本的过程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在嵯峨天皇仿作《渔歌子》、有智子公主和滋野贞主奉命唱和之后，兼明亲王又有效仿白居易《忆江南》之作。田能村竹田写于文化纪元（1804）清明前一日的《填词图谱序》曾误把兼明亲王当成日本的填词鼻祖，他在序中说：

宋人以为词者诗之余也，诗既为文章中之一途，又以余称之，最戋戋者也哉。况于本邦，固为无用物耶。士人不敢专攻其业，殆束阁焉。然于古人中要之，有前中书亲王《忆龟山》之词。盖王夙好文学，才藻典丽，罹时不淑，退隐西山，掩关却扫，因制此词，寄调《忆江南》也。读之辞致凄婉，世与《菟裘》诸赋并传，当推以为我邦开山祖也。有祖无传，尔后绝响一千年于兹。[94]

兼明亲王的《忆龟山》十分有名。神田喜一郎指出：“这个《忆龟山》的题下有 ‘效江南曲体’，这显然是指白乐天的《忆江南》。白乐天《忆江南》词一共有三首，我想其中特别是以下两首乃是亲王填词的蓝本。”[95]既然是效仿白居易的《忆江南》，说明白居易的词作当时也已经传入日本。今查《忆江南》三首位于《白氏文集》卷三十四，而《白氏文集》在白居易生前就已经流传至日本。

兼明亲王为醍醐天皇的皇子，而在醍醐天皇之前的宇多天皇时期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有“《白氏文集》七十”“《白氏长庆集》廿九卷”的著录[96]。《白氏文集》七十卷本成书于唐会昌二年（842），白居易《白氏集后记》云：“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97]《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于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可见白居易词作随其别集流传至日本也非常迅速。孙猛在考察《白氏文集》在日本的流布及影响时提及“昌平三年（900），菅原道真献菅原家三代诗文集于醍醐天皇，天皇撰《见右丞相献家集》诗，注曰：‘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云云”[98]，可见当时《白氏文集》在宫廷中影响甚大，兼明亲王《忆龟山》之作，也是《白氏文集》在日本影响巨大的一个例证。

除了《忆江南》之外，白居易其他词作，也自然而然地随着《白氏文集》的东传而进入日本，如卷十八的《竹枝词》四首、卷六十四的《杨柳枝词》八首等。

二 五山时期传入的词学文献

日本五山时期，填词可以说基本中断了，前文所引田能村竹田“有祖无传，尔后绝响一千年于兹”可以说是五山时期填词衰微的诠释。关于五山时期日本填词衰微的原因，神田喜一郎云：“在我国五山僧侣里面没有出现此类高僧，或许应该归功于生活在岛国里的人们度量狭小吧。”[99]关于这一点，中本大评论道：“但是填写竹枝词、相互交换艳诗的本国禅僧，不太可能因为词的卑俗、堕落而排斥填词”,“不能认为填词本身在禅林会受到不当评价，词的受容应当还有别的因素存在。”[100]这里所说的因素，当然包括禅僧们能够读到的东传日本的词学文献。松尾肇子《五山禅林中词的受容》[101]一文曾从诗话、类书、词籍等方面探讨五山僧能够阅读到的词学资料。在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对五山时期传入日本的词学文献作一梳理。

（一）东传日本诗话中所见词话，如《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后集日本都有藏本[102]，且均曾为神田香岩的容安轩所藏，神田香岩之孙神田喜一郎自幼即熟读此书，并在《五山文学与填词》中广泛称引。此书传至日本的时间难以确考，但是日本五山时期抄物中常有引用，如惟高妙安（1480—1568）的《诗学大成抄》就多处引用，另外月舟寿桂（1470—1533）注释的《锦绣段抄》中也引用过《苕溪渔隐丛话》。《苕溪渔隐丛话》中有许多词话，唐圭璋曾将其辑录出来，题为《苕溪渔隐词话》，收录在《词话丛编》中，[103]这些词话随着《苕溪渔隐丛话》的东传，在五山僧人中广泛传阅。

《诗人玉屑》一书，日本有五山版，“五山版同中国的传本相比较，卷二十一《中兴词话》的门目颇多，同时在 ‘禅林’、‘诗余’等门目中可见到各种各样的填词。”[104]王仲闻亦评论云：“宽永本独完整无缺，除 ‘中兴词话’一门为他本所无以外，卷二十、卷二十一中 ‘禅林’、‘闺秀’、‘诗余’门亦有多则为他本所无，洵佳本也。”[105]前文所引《诗学大成抄》中也有引录《诗人玉屑》的内容。和刻本中所多出的“诗余”部分，包括柳永、王安石、苏轼、秦观、贺铸等人的词话，李清照的《词论》亦在其中。李清照《词论》中有对南唐李氏君臣以及北宋主要词人的评论。

此外，五山时期的抄物中尚能举出《诗话总龟》 《西清诗话》等诗话名目，但因为这些诗话被《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以及其他类书如《诗学大成》等转引，这些诗话本身是否已东传至日本难以确考。阅读这些诗话的日本禅僧，对中国的词人以及词林纪事应该能有大致的了解。

（二）东传日本笔记、小说中所见词学资料，如《冷斋夜话》《剪灯新话》等

《冷斋夜话》日本有五山版、江户初刊古活字本、正保本等[106]，此书在日本禅林中颇为盛行。然而此书主要以论诗为主，但间有词作，如卷八录有“刘野夫长短句”。反而是《苕溪渔隐丛话》中所引录《冷斋夜话》的内容多涉及词，如前集卷五十六收录有多首苏易简、黄庭坚、秦观等人及惠洪自己的词作。[107]《冷斋夜话》既有五山版，则其时已东传至日本。

《剪灯新话》是元末明初瞿佑所编，这本书在朝鲜李朝之初以及日本五山时期都有流传，在朝鲜有金时习依据《剪灯新话》的翻案小说《金鳌新话》[108]，而日本五山僧亦曾读《剪灯新话》[109]。此书中不少言辞艳丽的填词都随着此书的东传而至日本。

（三）东传日本韵书、类书、地理类书籍中所见词，如《韵府群玉》《全芳备祖》《方舆胜览》等

《四库全书总目》称：“元代押韵之书，今皆不传。传者以此书为最古”“世所通行之韵，亦即从此书录出。”[110]可见《韵府群玉》之价值。也许是因为学习汉文音韵以及创作诗词的需要，日本人对中国这一类韵书十分看重，不仅大量输入，且时有翻刻。《韵府群玉》于五山时期传入，《经籍访古志》载：“‘《韵府群玉》二十卷，元椠本，求古楼藏。' ‘又旧版本，宝素堂藏，体式行款一与前本同，即覆刻元本者，考板式，当是应永前后所刻者矣’。”[111]可见元本《韵府群玉》从中国传入以后大受欢迎，应永（1394—1427）时代前后，日本继有覆刻之本，可见此书在日本流传较广。《韵府群玉》中引录不少词学资料，如苏轼《西江月》中的词句“不与梨花同梦”,《烛影摇红》《感秋庭》等词牌，“张三影”等词林纪事。[112]

《全芳备祖》是南宋陈景沂所编的一部关于“花果草木蔬”的大型类书，文献价值极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全芳备祖》书前提要云：“北宋以后特为赅备，而南宋尤详，多有他书不载及，其本集已佚者，皆可以资考证。”[113]此书较早传入日本，并保存较完好。[114]杨守敬、董康等人日本访书时曾注意到此书的价值。《全芳备祖》录存有大量填词资料，关于其体例，《静嘉堂秘籍志》云：“其例每一物，分 ‘事实祖’、‘赋咏祖’二类，盖仿《艺文类聚》之体。”[115]实际上乃有三类：“事实祖”“赋咏祖”“乐府祖”，其中“乐府祖”收录有词，如“蓼花”的“乐府祖”收录有《行香子》词一首。[116]

《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为南宋祝穆所编的地志书，《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惟于名胜古迹，多所胪列，而诗赋序记，所载独备。盖为登临题咏而设，不为考证而设。名为地记，实则类书也”[117]。此书主要有祝穆原刻本及其子祝洙增补重订本。“国内图书馆现藏宋元本《方舆胜览》，均属于祝洙重订之本，而且明代之后，再未见刊刻”[118]，而祝穆原刻本则保存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此书传入日本亦在五山时期，在五山时期的抄物中常见称引，如前文所引惟高妙安的《诗学大成抄》已见此书名；另外在室町时代（1392—1491）的日记中也有此书的记录，如相国寺鹿苑院荫凉轩历代轩主的公用日记《荫凉轩日录》中有“元，《方舆胜览》”的记载[119]。《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东传日本之原刻本书后附有《今具引用文集于后》，其中有“乐府”类，共收有五首词：朱文公《水调歌》词严州，苏文忠《定风波》词宾州，秦少游《海棠桥》词欎林，《步蟾宫》词扬州，苏文忠赠晁倅《点绛唇》词扬州。[120]

韵书和类书之所以在日本大受欢迎，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诗僧作诗的参考需要，“在目前文库和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书中，元刊本和五山版中最为常见的便是《韵府群玉》《古今韵会举要》《韵镜》等韵书和《古今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等类书。结合上述翻刻本多为集部的事实，可以认为这些书籍曾作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僧侣吟诗时的参考书。”[121]这些韵书与类书中经常收录有词，即如这里所举《翰墨全书》，收录有不少元人词作，厉鹗曾据此补录《元草堂诗余》中收录的元代词人作品[122]。值得注意的是，《翰墨全书》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亦可考得，室町时代相国寺瑞溪周凤撰有日记《卧云日件录》，里面有不少关于书籍的记事，其中长禄二年（1458）正月八日的日记载瑞咲云以一把折扇换得一部《翰墨全书》。[123]

（四）东传日本总集、别集中所附词，如《中州集》《藏叟摘稿》等

《中州集》是金元间著名学者、诗人元好问编辑的一部金代诗词的总集。此书也在五山时期传至日本，日本有五山版。《蓬左文库骏河御让本目录》载：“《中州集》，金元好问，室町时代覆元刊（五山版），有红笔批点。”[124]由此可知元刊本至迟在室町时代已传至日本。《中州集》的元刊本附录有《中州乐府》一卷，《古诗文要籍叙录》云：“据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及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记载，《中州集》现存的最早元刊本，大概是元武宗至大三年庚戌（1310）的平水进德堂本，这个本子十卷，附有《中州乐府》一卷，首题《翰苑英华中州集》，卷末有 ‘至大庚戌平水进德堂刊’牌记。”[125]《中州乐府》集金代填词之大成，其东传也必然促进日本学人对词的认识。

《藏叟摘稿》为善珍的别集，其中也收录有词。神田喜一郎指出：“收集善珍这些填词的《藏叟摘稿》，在中国是遗佚之书，因此在《全宋词》中也没有收录，所以对于善珍填词这一事实，便谁也不知晓。当然，作为这种程度的填词，不管是谁，稍有一点风雅嗜好的人，大抵都会作几阕。所以善珍的作品不过是偶尔传下来的也说不定。《藏叟摘稿》在我们日本有古老的五山版，在江户时代初期又出版复刻本，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126]《藏叟摘稿》在日本有五山版，并且有复刻本，说明其有一定的影响力。

总集、别集中附录有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王兆鹏《宋代文学传播探原》一书对两宋词集版本有详尽考述，其中对诗文别集中所附词亦有详细的探究。[127]因此，可以说，只要这些总集、别集传至日本，则其中所附的词学资料也随之东传。在五山时期传入日本的别集中所附词，可以例举的还有司马光《增广司马温公全集》里的“乐章”，如《西江月·并序》《踏莎行·寄致政潞公》等；黄庭坚《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此书的第五十卷“乐章”收录有黄庭坚的词；[128]陈与义著，刘辰翁评《简斋诗集》，其中收录有《无住词》一卷；[129]等等。这几种别集在日本五山时期传入，在五山僧人中传阅较广，特别是苏轼、黄庭坚，被喻为日本餐饮中的“味噌、酱油”，两人之词作，也应被广泛阅读。

（五）东传日本之词集，如《注坡词》《花间集》等

《注坡词》据传在南宋时已传至日本，大道一以《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目录》“露字号”中著录有“《注坡词》二册；《东坡长短句》一册。”[130]此目录“都是大道一以亲手笔录的传本，此目录所著录的书的大半，据说是普门院的开祖圣一国师于四条天皇的仁治元年（1240）从宋朝带回来的”[131]。《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注坡词》二卷，仙溪傅干撰。”[132]此书的刊刻在绍兴初，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五“注书难”条云：“绍兴初，又有傅洪秀才《注坡词》，镂板钱塘。”[133]至于《东坡长短句》一册，不知是否为刻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的曾慥辑刻本《东坡先生长短句》。[134]此两种都在刊刻后的百年内东传至日本，一方面可见苏轼词在宋代颇为流行，甚至引起禅僧的注意；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五山时期僧侣成为书籍东传的重要媒介。

《花间集》是五代时期后蜀赵崇祚所编纂的词选集，此书传至日本时间颇早，且先后有不同版本传至日本。五山僧人横川景三编有《花上集》一书，收录二十位五山诗僧的各十首七绝诗。半陶子为该书作序云：“小补（按：横川景三之号）师标题曰《花上集》，盖拟昔人《花间集》。花而分字言之：花上，从草；人近于廿，作者廿人，取义在此。”[135]这一段序文可以看出五山僧人曾读到过《花间集》。《花间集》收录的艳丽词作，促进了日本填词之风的盛行。另一种《花间集》的汤显祖评本在江户时代传入日本，说详后。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词论亦凭借总集东传而至日本，如明吴讷编纂的《文章辨体》。作为明代文体学代表的总集之一，《文章辨体》外集卷五有《近代词曲》，收录有不少词作。需要指出的是，东传至日本的为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刊本，《蓬左文库骏河御让本目录》著录有：“《文章辨体》，明吴讷，朝鲜古活字版（嘉靖三四宣赐本，有补写）, 50卷（外集5），二二册。”[136]“骏河御让本”为德川义直藏书，源于其父德川家康旧藏，据此可推知《文章辨体》嘉靖刊本当在五山末期传入日本。另外神田喜一郎亦考证云：“根据罗山年谱，知道他曾于庆长九年（1604）读过明代吴讷编纂的《文章辨体》，此书的外集中，有以《近代词曲》为题的填词的平仄图谱。”[137]这里所指的，应当是《文章辨体》的嘉靖刊本。

三 第一时段东传日本词学文献的特征

这一时期传入日本的词学文献整体而言具有附属性、偶然性的特点，而在词学文献的内容上则表现出单一性的特征。

所谓附属性，指的是词学文献随着类书、总集、别集等形式传入，本身并非是书籍传播的重点所在。以上类别中，大部分书籍中的词所占比重不高、重要性也不大。如《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如此大规模的一部书，竟只录有五首词。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时期传入日本的词学文献，大多数都是书籍传入的附属品，日本的读者有条件读到词，但是对词认知的程度十分有限。惟高妙安《诗学大成抄》中有一段对词的认识：“‘雨过池塘，十里芰荷香’非诗，为词。词者，歌之类。与诗不同，词的字数不定。”[138]可以看出，即使有较高汉学素养的诗僧，其对词的了解仍十分有限，仅从字数上对词有粗浅的认识。

虽然苏轼词集在这一时期传入日本，但这有较大的偶然性。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有“百家词”，据王兆鹏《宋代文学传播探原》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的词集版本考，南宋词集版本众多，《注坡词》以及《东坡词》传入日本，得益于苏轼的知名度以及与禅林的亲密关系，这与白居易别集传入日本有相似：一方面白居易诗在中晚唐时期有巨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白氏与日本遣唐使之间的交往。

这一时期传入日本的词学文献的内容大多数是词人逸事，特别是诗话、笔记中的词学资料多围绕苏轼、黄庭坚、惠洪等名人展开。这些纪事对词人在日本禅林的影响力是有巨大帮助的，但对于日本人对词的理解却无多少实际的助益。但是我们仍可以从五山时期的抄物中感受到诗僧对词虽未有深入的了解，却充满兴趣与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