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学文献东传与日藏词籍
- 刘宏辉
- 3379字
- 2020-11-30 10:51:58
第二节 “汉字文化圈”视野下的日本填词与词论
中国古代各种文学样式在“汉字文化圈”内传播、接受,继而吸引文人创作,形成了“汉字文化圈”独特的文学景观。词这一文学样式也同样如此,中国自不必说,“宋之词”有“一代文学”之称[9],词在朝鲜、越南、日本等地也开花结果,构成色彩斑斓的域外词。在日本填词方面,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是集大成之作,其搜罗日本词之丰富、评价之精到,至今仍然是难以超越的。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日本词,多取自该书。另一方面,随着词在日本的普及,词论也产生、发展起来。在“汉字文化圈”视野下,日本的填词与词论都有鲜明的特征。
一 日本词的总特征
嵯峨天皇御制《渔歌子》被视为日本填词的开端,日本填词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千余年中,不断有词作者涌现,因此日本词的总量并不少。但目前尚无《全日本词》可供参考,只能通过《日本填词史话》列举的日本词来探究日本词的总体特征。概括而言,日本词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酬赠唱和之作极多。首先,日本填词的开端即是追和之作。包括嵯峨天皇在内的日本宫廷文人追和张志和《渔歌子》是日本填词的开端,这种追和意味着日本词的诞生是一种文字的模仿。其后兼明亲王的《忆龟山》也是追和白居易的《忆江南》。可以说,早期日本词是在追和模仿中国词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其次,不少日本词人以唱和方式开始尝试填词,既有文人之间的唱和,也有追和中国词的尝试。如《日本填词史话》提及的加藤明友、林罗山一家都是通过唱和的方式尝试填词的,林罗山有《郁金香·和加藤敬义斋题柳下双游骑画》《更漏子·和加藤敬义斋秋思》《江城子·和敬义斋江城子》;林春斋、林梅洞也有同调同题的次韵之作。神田喜一郎论道:“罗山、春斋、读耕斋的父子三人,都有和加藤明友之作的次韵之作……也可以想象出词之唱和,在当时文坛上是极一时之盛。”[10]除了日本文人之间的唱和,追和中国词也是非常盛行的。如读耕斋的《点绛唇·冬景》“次韵苏叔党”、《忆秦娥·咏雪》“次张安国韵”、《满庭芳·警世》“次东坡韵”等[11]。不少中国著名词作,往往出现追和的日本词。连极难次韵的姜夔的《暗香》《疏影》,也有森槐南、森川竹磎等日本人的次韵之作。再次,日本填词的兴盛与文人之间酬赠唱和密切相关。词作为文人交游的“羔雁之具”,其大量产生也是自然而然的。大致而言,日本填词史上有三次填词的高峰,三次高峰都以文人的酬赠唱和为标志。第一次是“填词的复兴”,以加藤明友与林家一门的唱和酬赠为代表。第二次是幕府末期至明治中期,代表是长三洲领导的“香草社”。该社以指导填词为宗旨,社员们依韵填词、互相唱和,芜城秋雪评论道:“竹田翁忧于我朝无词余遂有《填词图谱》之著。菅茶山、赖山阳等诸先辈亦未得填词之格。先生故设 ‘香草社’以督填词。”[12]神田喜一郎认为:“三洲创设香草社,极力鼓吹填词,从明治十年(1877)前后开始,到三洲逝世的明治二十五年(1892)这大约二十年间,虽极其短暂,但却是日本填词史上的黄金时代。”[13]从香草社的活动及其词作可以看出,酬赠唱和是日本填词黄金时代到来的重要因素。第三次高峰以明治词学三大家森槐南、高野竹隐、森川竹磎为代表。填词酬唱为三人交往的重要方式,如森槐南作《金缕曲》二首寄高野竹隐,“此二词为槐南、竹隐酬唱之开端”[14];二人不断以填词角逐,词艺亦得到飞速提升。高野竹隐与森川竹磎未谋面时已经有诗词酬唱,如竹磎寄赠《洞仙歌》,小序云:“高野竹隐见寄五绝句,赋长短句一阕以却寄,竹隐又号铁生。”[15]此后二人不断书信往还,寄词唱和。而槐南与竹磎有师生之谊,又是姻亲,二人填词酬答也极为频繁。可以说,明治词学三大家是在酬赠唱和中主宰词坛的。
第二,游戏试笔之作颇多。这一点与酬赠唱和有关联,词成为“羔雁之具”,因此其地位自然也低。日本文人虽然也有不少努力尝试填词,但更多将填词作为一种文字游戏,因此常常出现一个词人只尝试写过一二首词作的情况,像明治填词三大家这样努力从事填词的文人是极少的。就词作的题材而言,除了酬赠唱和,往往只是抒发个人情感,重大的题材仍喜爱用诗体表达。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词之格律较诗复杂,填词的难度也更大。如果以游戏心态填词,又不顾韵律,则填词仅成长短句之文字游戏。如大学问家林罗山的填词,神田喜一郎论道:“这阕《更漏子》,措辞之巧拙姑且不论,也不知罗山是以什么体式为准而作的,全然不入填词之格,简直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读了这些以后,对当时他们虽作填词,但是否掌握了有关填词的知识,则抱有很大的疑问。”[16]连林罗山这样的大家,填词都如此草率,其所处时代的填词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文人愿尝试新的文学样式,但限于水平,在试作一二阕之后,搁笔不复填词。如日本汉诗人竹添井井写有唯一的词作《满庭芳·燕京重阳》,对其作词的原因,“或者回想起曲园所赠的《采绿吟》而进行的试作”。另一方面,日本人对词的态度也比较冷淡,或视词为游戏之作,或视词为畏途。江户时代田能村竹田《填词图谱》的另一名字是“花月关情笔”,而且题名“戏纂”[17],其对词体的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而另外一些词论家则对词“敬而远之”,江户时代的山本北山在《作诗志彀》的“诗余”条中,强调词的格律复杂,建议日本人不可作词。[18]这代表了一部分日本人的态度。
总之,日本词总体上的这两个特征与词在日本的传播接受密切相关。由于词在日本受到冷落,词体在文人心中的位置并没有诗文高,所以以游戏文字之心对待填词也就不难理解了。而文人的好奇心、竞争心又使得他们努力尝试填词,在交游酬唱场合一决词艺之高低,因此酬赠唱和之词盛行。又由于长时间无词谱词律作为参照,而填词必须有所依凭,模拟追和中国词又是可行的方法,所以追和之作亦复不少。
二 日本词论的分期与主要特征
在“汉字文化圈”中,朝鲜半岛、越南的填词都不算发达,[19]日本填词也不兴盛,尤其是与丰富多彩的日本汉诗相比,无论是词人还是词作数量都略显单薄。填词的不发达必然导致词论的滞后,长期以来,日本论词资料既零散又贫乏。日本词学史上,仅有两三部词话;即使加上词律、词谱之作,其总量也极为有限。然而作为“外来之观念”,我们也必须充分考察并加以借鉴。
综合日本词论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将日本词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平安朝至江户中晚期田能村竹田《填词图谱》的诞生,为词论萌芽、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一阶段论词资料极少。在五山僧人抄物、文集、诗话随笔中,偶尔会有一些涉及词的资料,但都比较零散。如禅僧惟高妙安在《诗学大成抄》中说:“‘雨过池塘,十里芰荷香’非诗,为词。词者,歌之类。字数不定,与诗不同。”[20]《罗山文集》也有关于《草堂诗余》的评论[21],《读耕斋文集》有《书花间集后》等论词文字。[22]第二阶段从江户中晚期到明治年间,为词论的丰富繁盛阶段。这一阶段,除了产生了《填词图谱》《词律大成》等词学专著外,词话、论词绝句、词作评点等批评方式也逐步成熟。这些词论成就的取得,与填词黄金时代的到来是密切相关的,词在日本得到普及,则读者众多,评论者也就自然而然增多了,如《日本填词史话》中有“槐南的词话”“竹隐的论词绝句”等章节。第三阶段是20世纪。这一阶段词论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代表人物有青木正儿、中田勇次郎、青山宏等学者。[23]不得不承认,这一阶段的日本词论并没有太多创举,这与汉学在日本的逐步衰落也是紧密相关的。
纵观日本词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日本词论呈现论题狭窄、观点滞后的特征。日本词论主要围绕词之格律展开,无论是词的常识、诗词之辨,还是填词指导,都围绕韵律展开,甚至可以说,日本词学史的大部分是日本词律学史。如山本北山《作诗志彀》中的“诗余”、三浦晋《诗辙》中的“诗余”等诗话中的词论都是围绕词的音律来说的。用于指导填词的《填词图谱》、订补《词律》的《词律大成》的中心是词之格律,森川竹磎《词法小论》、中田勇次郎《唐五代词韵考》、萩原正树的词谱研究也都是属于词律的范畴;而日本填词不发达的原因之一也是词之格律复杂,必须先讨论词之格律问题,才能带动填词的繁荣,从而进一步促进词学批评的繁荣。观点滞后当然是相对于中国词学史而言,中国的很多词学论题,如诗词之辨、南北宋之争、词之婉约豪放风格、词之流派、清词中兴等,在日本引起的讨论都极为滞后,甚至连明治词学三大家尚且未闻常州词派之词论,难怪神田氏也对日本词学之滞后而感到遗憾。[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