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中国历代监察制度与权力牵制

一、监察制度与权力牵制同步产生、发展

监察是跟权力同步产生的。为什么这么说？从理论上讲，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对立统一的发展。马克思曾经讲过，只要有一种思想存在，就必然有另一种与它相对立的思想产生。

1．萌芽时期

大家都知道，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开始的，原始社会大家共同地从事简单的生产，共同地消费，没有多少剩余产品，那个时候古人类的生活水平可以说是极其低下的。当时食物很少，古人为生存而猎杀动物，北京人追动物一直追到北冰洋，这说明当时猎取食物，维持最低的生命需要，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所以原始人共同生产，没有什么剩余产品，也不可能有私有的观念。

但是到原始社会后期，情况就不一样了，形成很多部落，部落酋长开始有支配权，他有可能利用这个权力把一部分东西据为己有，但同时另外一种思想也就产生了，就是如何制止他据为己有，相应的措施随之产生。

清代乾嘉学者写了很多的文章来考证明堂到底是什么。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认为明堂也就是原始部落酋长开会的一个会议厅，就像我们现在的会议大厅，是这么一个机构，在明堂里面可以议事，哪一个酋长如果做了损公利己的事，就可以对他提出批评，到后来，就在这个明堂里放一个鼓，叫登闻鼓。古代还是原始的民主，对哪一个酋长有意见，认为哪一件事情处理得不公，都可以到明堂里面去击鼓，请大家来进行评议。登闻鼓发展到后来，成了放在县衙门口的一个很大的鼓，到秦汉的时候，一直到明清，这个登闻鼓一直放在县衙的门口。当然，后来在演变过程中，随着腐败，这鼓也失去它原有的作用了，你击这个鼓不让你进去，为什么？大家知道一句话：“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除了登闻鼓以外，更值得我们回味的是华表。在天安门前有两个华表，好多人都不知道它们是干什么用的，有年轻人曾经问我，这是不是国家的象征？其实它们不是国家的象征。牧惠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华表的沧桑》，讲天安门前的华表的来龙去脉。华表的来历很早，古代称为诽木。在众人议事的地方竖一块木头，木头上面要放一块横的板，这个样子有一点儿像中午的“午”，所以又称为午木。那横板上有时候要装饰一点儿图案，看上去像一朵花，古代“花”跟“华”两个字是相通的，所以演变到后来，就变成了华表。

在华表的横板上面是可以写字的：对某人有意见，国家应该如何治理，都可以写在上面。实际上它最早是起监察作用的。但是到秦汉以后，华表被从议事的地方搬到宫廷里去了，这样它的作用就消失了。到宋以后，华表又被从宫廷里面搬到宫廷外面去，一直沿袭到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安门前面的两个华表，当初的意义完全丧失，变成了一种装饰品，而且演变成一种权力的符号。但是在一些文人心目中，华表还是非常神圣的。明成祖朱棣是从建文帝朱允炆手里夺权的，杀人无数，其中有一个知识分子叫方孝孺，非常有名，他很惨，被杀了以后，株连十族，家族被杀了几百口人。他的弟弟临死之前，曾经写了一首诗送给他：“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鹤，旅魂依旧到家山。”就是说一千年以后，我的忠魂还是回到家乡。从这里看，华表在方孝孺以及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心目里，确实变成了国家的一种象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监察制度到后来有名无实，成为一个符号。

2．监察制度与权力牵制的发展

夏朝，进入了阶级社会，但夏、商、周三代的监察权力建制仍然处于雏形阶段。《周礼》里面个人的执掌规定非常具体，包括监察。当然，当时的监察未必像《周礼》写得那么具体，那是儒家把它理想化的产物。

战国的时候规定，要对高官，包括丞相的权力进行监督，丞相如果纳贿受金，他的手下人要被处死刑，一般老百姓贪污黄金一镒（二十四两），不处死刑而受处罚。这里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丞相严重贪污了，不处死刑，叫别人去代过，反映出儒家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念，“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战国时的《法经》已经深刻打上了“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政治烙印，这对后代有很深远的影响。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杂文，叫《月下谁敢追萧何》。我说萧何如果贪赃枉法，跟晚上月下强盗杀人放火本质上是一样的，强盗你可以去抓他逮他，谁敢月下去追萧何呢？历史上的萧何确实有问题，他也受贿，买了很多田产，这里面有贪污腐败行为，但是谁敢去处理萧何？

商代因为有文字记载，所以现在研究殷商史的学者对商代的政治制度很清楚。殷商也有一些防止腐败的措施，但是还很不完备。严格讲起来，中国的监察制度跟权力牵制要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才比较健全。秦朝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个监察网，这对抑制官吏腐败起了约束作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要说简单，一句话就能概括，就是台谏制度。所谓“台”就是御史台，“谏”就是谏官，御史是监察百官的，谏官是对皇帝进言的，也可以说是对皇帝进行监督的。御史大夫从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就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有正式的御史大夫纠察弹劾百官，下面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等，这是中央。在地方呢？县令既是地方行政的一把手，但同时也行使监察权。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从秦朝来看，监察权和行政权还是纠缠在一起的，没有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

汉承秦制，御史制度得到加强。御史在汉代最高可以做到副丞相，已经是很高的级别了，有时候可以代皇帝起草诏书、命令等，所以地位相当特殊。汉代一度御史的权力甚至超过丞相，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西汉的张汤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酷吏。他这个人很有意思，我看可以说是汉朝司法界一个早熟的天才，借用鲁迅的话讲，他也是一个卑劣的天才。据《汉书·张汤传》记载，张汤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家里的老鼠偷了一块肉，吃了不少，剩下的就拖到老鼠洞里去了。张汤大怒，拿起铁锹把老鼠洞刨开，把老鼠抓出来，然后历数老鼠的罪状，还一本正经写了判决书，判决老鼠死刑，对老鼠实施剐刑，千刀万剐。我看童年张汤心里就非常残忍。后来他做了高官了，权力很大，超过丞相，搞严刑峻法，极其惨无人道。

中国历史上有一些酷吏，完全离开封建社会的法制轨道，搞法外法，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张汤最后被大名鼎鼎的朱买臣设计了一个政治圈套让他钻进去，他走投无路，自杀了。大家都看过京剧《马前泼水》，说的就是朱买臣和他的妻子崔氏的故事。

从汉代监察制度比较好的经验来看，主要一点是建立刺史制度。刺史跟一般的御史不一样，他不干别的事，就做单纯的监察官，他的官俸比较少，只有六百石，但是他可以对官俸二千石的郡守进行弹劾。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史上以小制大、以内制外，都是皇权制度下进行监察操作的很重要的原则。有人写文章，曾经系统地研究过，就是从秦汉到明清，御史基本上都是没有超过七品的，但是有很多御史就是不怕死，甚至超过自己的权限，不是监督郡官，而是监督六部，有少数御史越权，对皇帝进行进谏，这个情况也是从汉代开始的。

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御史也好，刺史也好，是监察别人的，他们的权力坐大了怎么办？这也必须权力牵制，就是对御史、刺史、监察别人的人也必须进行监察，对他的权力加以约束。所以历史上就说“纠视刑狱，审录冤枉”，这对司法机构本身的权力起了一种牵制作用，减少了司法腐败。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措施，譬如说提倡并实施监察人员互纠，所有官员皆有权对监察机构及其官员进行举奏弹劾。我想这些措施对维持监察机构的纯洁性、与其他监察机构保持均衡和有序的状态，对维护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显然是有利的。

监察制度在汉代已基本定型。在以后的漫长历史时期内，有所增减，名称经常有变化。

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三省制。三省制是将国家政务机构分成三个部门，一个是中书省，一个是门下省，一个是尚书省。它们有分工，“中书主受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施行”。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封驳”制度，这在世界监察史上都是很特别的，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制度。皇帝下一个诏书，门下省如果认为不妥，可以把它封驳，也就是把皇帝下的命令挡回去。所以门下省看起来作用很大。历史上封驳到底起多大作用呢？确实有个别皇帝比较开明，能够接受——既然大臣说我的命令不合适，那我就不施行了。唐朝的封驳最有成效，在李世民、武则天执政时，尤为成功。封驳不仅可以封还诏书，甚至可以涂改诏书，在诏书上批示。这是唐朝社会开放、宽容、包容的时代特点的产物。

唐宣宗有个大将军叫李燧，唐宣宗认为这个人很好，德才兼备，要任命他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岭南节度使。当时皇帝的诏书已经发下去了，给事中萧放（给事中是官名，一直至明清都有，职位是很低的，到明清变成六科给事中，也就是现在的处级干部，最低的还有没达到七品的，现在讲就是正科级的干部。给事中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相当特别，后面说到明清的时候还可以再说说这个事）说这个诏书不能下达，李燧有很多问题，任命他到岭南去担当重任，绝对是不合适的，并列举种种理由。皇帝当时正在听音乐，宫女乐队正在演奏，他正在欣赏。萧放的话，他听进去了，觉得这个任命确实不合适，但是叫别人都来不及，便赶紧当场叫一个伶人骑快马去把诏书追回来。宣宗初年，李藩担任给事中，对诏书的不妥处，即于诏书末端批上意见，退还。类似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还能找到一些，这就是封驳。

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封驳制度存在的象征意义恐怕是大于实际意义，表示皇帝如何的英明，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同样一个皇帝，在这个时期他可以接受封驳，但在另外一个时期，他权力膨胀了，或者昏昏然，他就不接受封驳。在明代我看没有一个皇帝是真正接受封驳，清朝也是如此。但是这个制度还是存在，所以任何一个制度都在变化，要看实际内容。归根到底，制度是要人去施行的，可以施行也可以不施行。为什么不施行？不同时期都有它种种原因的。

到了明清以后，监察制度本身比原来要丰富得多了，因为封建社会向前发展，它的政治制度也在不断地完善，像“监官遵守条款”“监纪九款”，甚至“监司互相监督法”，其规定都是相当具体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的法制建设，监督机制的设置，至少从条文上面或者说从表面形式上看，是越来越丰富了。近代的观念跟古代当然完全不同，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进行认真反思，要到民国以后。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长期生活在西方，对西方的监察制度做了深入研究。1906年他在日本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讲，不主张在中国搞三权分立，主张“五权”，把监察、考试这两个权力单独独立出来。他说这个监察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固有的，而西方没有，应该把它加大。考试即对官员的考核，在明清有非常具体的规定，叫京察、大计。孙中山甚至认为英国的考试制度是从我们这里学的，为什么要照搬它的呢？所以他不是很简单地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而且他提出“权能分立”，人民的权力跟政府权力平行来走，现在研究法制史的人仍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当然，孙中山先生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前辈，他的许多想法也是矛盾的，既有封建的烙印，也反映出资产阶级的不成熟性以及不彻底性。比如孙中山很厌恶人家叫他“万岁”，他从国外回来，大家到码头欢迎，叫他“中山先生万岁”，他当场就制止，说皇帝才叫万岁，怎么叫我万岁？但他到北京以后，跟袁世凯有一个对话，他叫袁世凯万岁。我想这反映出他思想里还有另外一种东西。袁世凯这个人值得叫万岁吗？孙中山很重视对权力要加以分制，权力监督，他这时已经有了权力制衡的观念。但是他个人的权力也是不受约束的。当时的革命党，是从华兴会、兴中会等带有民间秘密结社性质的组织慢慢发展过来的，所以孙中山的思想也受这种帮会的影响。他曾经做了一个规定，所有党员都要绝对服从他，而且早期国民党的老党员，每一个都要打手印的，必须要绝对服从孙中山，而孙中山不受任何人监察，这就反映了他思想的矛盾性。

革命元老吴玉章先生的回忆录里有一段话是值得注意的，说的是孙中山在临死之前，对这个问题是有所反思的，他认为个人的思想不能凌驾于整个党的思想之上，全体党员的思想绝对是超过个人的。

中国的监察史很早就有人研究。我记得有一个元老叫高一涵先生，他20世纪30年代就专门写过这样的书。中国古代官制复杂多变，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很有必要。

3．谏官制度的发展

下面再说一说谏官制度的发展。谏官也称为言官，职责是“讽议左右，以匡君失”，主要是对皇帝进行讽议，可以用各种方式。如给他讲个历史故事，以古讽今，把历史故事编在一起，请他看一看。明朝杰出的改革家张居正编过《帝王图鉴》，这本书是将历史上的腐败皇帝、亡国皇帝辑为一册，以供皇帝借鉴。张居正这个时候已经做了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他为什么编这本书？实际上他是起了一个谏官的作用。这本书现在还在。实际上张居正是利用特殊的身份，对皇帝起另外一种进谏的作用，以古讽今，教育皇帝。

官制的设置。秦朝开始有谏大夫，东汉称为谏议大夫。唐代的谏官制度最为完备，历史上出现了好几位能够向皇帝进谏而且起到一定作用的著名谏官。大家都知道有一本书叫《贞观政要》，就是唐太宗在贞观年间，跟魏徵和其他人的对话，实际上也是进谏的一种记录。唐太宗用非常残酷的手段通过“玄武门之变”上台，我看有些史书里面的说法上可能有一些问题，觉得唐太宗执掌政权以后，国家经济发展了，就不去谴责他个人的道德行为，我看是不妥的。“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不但把他哥哥、弟弟杀了，而且把这两家五百多人统统都杀光。这个是应该加以谴责的，不能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他这个皇帝胜利了，而且后来是个好皇帝，起过杰出作用，那就不去谴责他夺权时候的残暴行为，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有些历史人物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常常没有留下记载，他的内心活动别人怎么知道呢？但是有些皇帝的心理活动通过他的所作所为是可以分析出来的。李世民后来为什么那样纳谏，表现得特别谦虚？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上台的时候不光彩，他有一种自卑心理在起作用。李世民确实把好多意见都听进去了，而且表现得诚惶诚恐。他喜欢玩一种鸟，有一次正在斗鸟玩鸟，结果魏徵来了，他很害怕，怕魏徵滔滔不绝地给他进谏，就把鸟放在袖笼里，结果魏徵跟他说东说西，一两个小时过去了，那只鸟就闷死在袖笼里。所以魏徵走了以后，李世民就很不高兴，但他不发作。这样的事情很多。

现在我们看《贞观政要》以及《唐书》里面其他的记载，好多好的建议李世民确实是吸取了，比如说减轻农民的负担，减少征伐，不要随便就开战，都听进去了，所以唐朝经济才能发展。到后来，魏徵死了，没有人对他进谏，唐太宗又有些膨胀了，去打高句丽，结果损失很大，造成国家财政严重的危机，所以他后来退兵回来以后，很感叹，说魏徵要是在世，我怎会做这样的事？可见魏徵这些人对他的进谏确实起了作用。

武则天，在许多人印象里是一个太狠毒的女人，自己的儿子、女儿都可以杀的。但是你不能小看她，她有纳谏的器量，我看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武则天，别说政治上的一些进谏，有一些御史、大臣，对她进谏的内容甚至都涉及她的隐私，让她很丢面子的事，武则天并没有动怒。大家都知道，武则天有几个面首，薛怀义、张宗昌、张易之等。过去都把武则天看成一个很淫乱的女人，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这是一种男权思想。在封建社会，男的皇帝可以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女人当了皇帝，她找了几个面首，就等于男的找了一个皇后几个妃子，这算什么？所以不能因为这个就把她看成一个淫乱的女人。但是在唐朝，大臣、御史们是绝对不能容忍这个事的，所以不断向她进谏。当时有一个宰相，进宫门的时候碰到薛怀义，上去就给他两耳光。你想，打了武则天的情夫，那还了得？薛怀义马上去报告给她，武则天不但没有说这个宰相，而且还说，你以后别走南门，你走东门就碰不上这个宰相，不就没有这种事了吗？我想这要多大的雅量！

还有人给她上书，说你已经有好几个面首了，怎么现在又想找别人呢？当时有一个尚食监头头儿，简单说，就是御厨房主管，叫柳模，居然给武则天上书，说他儿子皮肤很白，美须髯；长史侯云更说自己阳具雄伟，堪充内廷供奉，可以为她服务，诸如此类。大臣朱敬则就上书，说她已经有了几个情人，怎么还这样搞？武则天不但没有怪罪他，还说“非卿闻此言”，意思是说“不是你的话，别人谁也不会说这个话”，还赐给他绸缎百匹奖励。人是非常复杂的，武则天有她很不好的方面，但是她掌权五十年，绝非等闲之辈，她的政治雅量我看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宋代著名清官包拯先后做过御史、枢密副使等官，常常起谏官的作用。宋仁宗有一项任命，他不满意，反反复复进谏，距离很近，喷了宋仁宗一脸的唾沫星，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宋仁宗没有发脾气，接纳了他的意见，收回成命，这很不容易。

又比如说明太祖朱元璋，他以谁为师呢？他以汉高祖刘邦为师。朱元璋有一种流氓气，他掌权以后，我看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而且产生了严重后果，就是对大臣剥夺权力而且加以诛戮，所以后来朱棣向建文帝夺权，建文帝打了四年就打败了，为什么？朱元璋执政时期，功臣骁将、有威望号令天下的人都没了。

尽管如此，朱元璋却很赏识一个人，叫解缙，他是明朝非常有名的才子，六七岁的时候对联就做得很好了。在朱元璋连续制造大的政治冤狱以后，朝臣都噤若寒蝉，解缙居然给朱元璋上了一个万言书，历举他的这些倒行逆施，这些内容解缙集子里都有，《明史》里也提到，朱元璋居然没有问他罪，虽然他没有收回成命，但也丝毫没有责备解缙。就此而论，朱元璋还不失为一个很有雅量的政治家。而且朱元璋晚年有反思，他认为自己在执政初期杀了那么多人，用炮烙、剥皮等酷刑，这是最残忍的，这些做法不妥，后辈子孙一律严厉禁止再用这些酷刑。这一点，我认为他还是不错的，他有所反思，有所总结，不像有些皇帝到临死都不肯承认自己有半点错误，看来朱元璋还不失为封建社会的一个好的政治家。

魏忠贤是个很坏的宦官，但是历史现象是复杂的，不能说魏忠贤干的一切事都是坏的，他也做过几件好事。紫禁城内的建筑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明朝人建立的，那里面的河道，供水、排水系统，都是在魏忠贤主持下修好的。又如苏州织工起义，魏忠贤经过慎重考虑，反对皇帝派人镇压，确保江南继续稳定。现在有些人常常把历史简单化，这不对。

雒于仁的进谏，在明朝的历史上，甚至在古代监察史上，也是很特别的。他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奏疏内容现在保存下来，《明史》内有，别的文献也有，给万历皇帝扣了一个帽子，说你这个人是好酒、色、财、气。当时是封建社会后期了，皇帝君权至高无上，被神话了，所以明朝有的大臣上奏疏，看到皇帝就非常害怕。有一个大臣，皇帝说你要说什么就说吧，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出来，结果都尿了裤子了，浑身发抖。君臣隔膜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呢？就是皇帝成了神了。雒于仁居然敢说万历皇帝好酒、色、财、气，历数他的罪状。

大家知道，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所以现在就留下一大悬案，就是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成天待在宫里干什么呢？总不能成天二十四小时跟妃子、宫女鬼混。现在这成了一桩千古疑案了。有一个野史笔记记载，万历皇帝是吸鸦片烟的。非常可惜，“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专门开了一个批斗会批斗万历皇帝，然后一把火把万历皇帝的遗骸通通都烧光了，接下来突然天降暴雨，把万历皇帝的骨灰冲得干干净净。要是遗骸现在还在，非常简单，就可以进行化验。所以万历皇帝本来在历史上留下个人的两个疑案：他是跛子，走路一瘸一拐的，这也使他不愿跟大臣多见面，《明史》绝不会记载这个事的，但是有笔记里这样记载，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1963年、1964年的时候，我们社科院考古所曾经做了这项工作，把万历皇帝的遗骸拿出来，整理好，然后仔细测量，测量的结果证明他确实是瘸子，有一条腿是短的。本来要做的第二个实验就是看他到底有没有抽鸦片呢，但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个工作，“四清”来了，“文化大革命”来了，就没做成。“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文物工作者一点儿万历的遗骨都找不到，万历皇帝有没有抽过鸦片烟，也就成了千古之谜。

万历皇帝这个人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皇帝，但是雒于仁居然给他上这么道奏疏。万历要杀他，好几个大臣到深宫里去，给皇帝上奏疏。万历皇帝说，我眼神不好。他耍赖，就是不看。然后就发脾气，说我肝不好，最近调养刚好一点儿，他居然上这个奏疏，说我好酒、色、财、气。他为自己辩护，说自己没搞酒、色、财、气。这几个大臣说雒于仁这个人如何忠心耿耿。万历皇帝终于没有杀他，以后把他赶回老家了。

我举这几个例子，是用来说明古代的谏官制度，归根到底要取决于人的施行，多数的谏官没勇气也没胆量正面对皇帝的一些严重失误的政策去进谏，但是也有少数人，这些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他们敢于进谏，在一定范围内纠正了皇帝的一些错误的决策，对于维持当时政权的稳定、社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好的作用。

但总体来讲，中国古代的谏官对皇帝进行的监督，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下面也还要说到，这就涉及皇权制度。再好的一项官制的设置，随着人的变化也能变成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譬如说御史，本来是很好，官虽说不大，可以监督百官，但到了明朝，有的御史纯粹变成马屁精，变得阿谀奉承、藏污纳垢、同流合污。

二、历代权力牵制的历史作用及局限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都是一分为二的，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古代的监察制度以及权力之间的互相牵制，在历史上应该说无疑地起过积极作用。为什么？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个文明指的是什么？那无非就是指的物质文明，还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在古代主要是农业生产，精神文明主要是文化。如果没有这两项，那我们这个文明就成了空中楼阁。

古代生产力发展以及文化的发展，都是在封建的国家政权正常运作下，社会安定，才能产生的。国家政权怎么稳定？国家机器怎么运作？监察制度、台谏制度起了很好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权力的牵制，一个王朝可能很快就腐败了，就成了短命王朝，像走马灯似的，那天下就老是乱来乱去，社会怎么能安定呢？这就不可能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对历史的发展起过正面的、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而且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也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历史记录非常悠久，譬如印度的历史比我们还早，但他们的历史文献记载是断断续续的，不像我们是连续的。所以我国古代监察史的遗产，在世界监察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我们应该重视，很好地研究它。

这里要说到基本概念的问题：为什么只能叫它权力牵制，而不是叫权力分制，或者权力制衡？

因为古代皇权是不能分割的，没有政治分工，皇权无从制衡，谏官制度、御史制度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政治分工、权力制衡的观念都是英国早期的资产阶级在对封建主提出变革、向他们分权时候提出来的。现在很多书里要领使用不太妥当。皇权确实是不能分割的，皇权也不能让渡，所以在当时不可能对皇帝进行制衡，也不可能说有一个明确的政治分工，整个封建社会监督以及权力牵制都是在一个前提上面来进行的，就是皇帝制度。皇帝制度有几个根本性的东西：第一，皇帝是君权至上的，皇帝不受任何约束，他是至高无上的，尤其到秦汉以后，皇帝变成神了，天上下凡的神，怎么可以对神进行约束呢？第二，皇权是世袭的，家天下，一代代传下去，是嫡长子继承制，皇权绝对是不能分割的。皇权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别人实际上是不能过问的，无论是御史也好，谏官也好，不可能对这些根本的东西进行监察。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皇帝，包括杰出的皇帝，他们可能在一段时间里接受监督，但后来经济发展了，社会发展了，他们觉得自己权力大了，功劳大了，根本就不受任何人的监督，根本没法约束他们。

比如说，我前面说，明成祖朱棣是用非法手段从建文帝朱允炆手里进行夺权的。朱元璋实际上在晚年的时候有很多反思，他将功臣战将都杀光了，感到死了以后，交班成了大问题。由于朱允炆是嫡长孙，必须由他来继承皇位，但朱棣对朱允炆是个威胁。朱元璋感到朱棣在北京拥有重兵，很可能将来会谋反，于是在死前一个月，他手书了一个诏书给晋王朱，说打仗的时候，你要立在燕王马的右边。什么意思？就是要随时监视他，必要时用弓箭把他射死或者把他杀了。后来朱棣果然起来造反夺权，建文皇帝不知所终。朱棣夺了权以后，在朱元璋治国的基础上，社会发展了，经济发展了，国家发展了，在这一点上，历史肯定他是一个正面的皇帝。但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皇帝，都有一个坏毛病，可以说是通病，那就是只要江山坐稳，百姓有饭吃，马上就会头脑发热，不是穷兵黩武，就是好大喜功。朱棣也一样，他派了几万人到沙漠里面去讨伐蒙古，耗费了巨大的国力。

明成祖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遍访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国家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这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我发现，一些报刊的舆论导向是不切合历史实际的，一些人，包括搞明史的学者，在电视台里信口开河，以今铸古。考茨基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他有一本书叫作《基督教之基础》，说现实的政治家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以今铸古，按照今人的政治需要塑造古人。

郑和这个人当然是值得宣传，值得肯定的。肯定什么？第一，他确实是一个杰出的航海家。郑和航海比西方达·伽马要早七八十年，是中外航海史上的壮举。第二，现在多数人都没有指出来，就是在弘治年间，世界上已经开始掀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当时世界本来是彼此孤立的，但经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不断打通航道，把世界连成一片。虽然郑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先驱，这一点是要充分肯定的。

但从万历到现在，在宣传郑和时都存在两个倾向：一是神化，把郑和说成神；再一个就是把他圣化。所以现在报刊上有一些提法，我认为根本是不切实际的，说郑和是和平崛起的一个代表。郑和怎么是和平崛起的代表？永乐皇帝花了四年时间打败建文帝，杀了那么多人，这怎么叫和平崛起？而且《明史·郑和传》说得很清楚，“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向外国炫耀武力，这不能叫和平崛起。另外，《明史》记载很清楚，下西洋的动机就是追踪建文帝，朱棣怀疑建文帝跑到南洋去了。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要领是相当模糊的，当时也没有世界地图，世界地图最早是万历时候传教士传来的，从此才知道有几个大洲、怎么分布，但尽管如此，万历以后甚至清朝道光年间，很多人，包括一些有学问的大学者，对世界的认识仍然很模糊。所以永乐皇帝叫郑和下西洋，世界怎么样？他更弄不清楚了，有很大的盲目性。

郑和带的不是商队，《明史》上记载是两万多人，那是一个庞大的舰队，怎么能叫和平友好使者？他们在国外打了好几仗，把人家国王都抓过来了。有人说郑和是平等贸易的先驱，这尤其不妥，因为他从事的是朝贡贸易，是赏赐。他带了大量的金银绸缎，不计成本、价格，白送。那些小的国家的国王当然也回赠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高档奢侈品、消费品，有的是动物，但主要是香料。这些香料多得没法处理，后来永乐皇帝觉得财政上是个巨大的包袱，大臣发工资的时候，一大半发香料。从洪武到成化年间，中国产的白银一共三千万两，郑和七下西洋，政府的财政拨款加在一起是七百万两，没有全用完，但是花掉了六百万两。你想，一百多年间生产的白银一共才三千万两，七下西洋居然花了六百万两银子，国家的财政几乎都要崩溃，所以当时的左侍郎夏元吉，是反对下西洋的，加上别的原因，如他也反对讨伐蒙古，认为国家财政难以承受，永乐皇帝就把他抓起来了，抄他的家。这个人是真正的清官，除了皇帝赏赐的一点儿东西以外，只有几身布衣服，还有瓦罐，非常清廉。永乐皇帝一看，也很吃惊，说他家里怎么都是布衣瓦罐呢？所以皇帝权力膨胀后，绝对不接受进谏，再好的进谏也不听。永乐皇帝死了以后，太子赶紧把夏元吉从牢里放出来，问国家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夏元吉提出几条建议，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下西洋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实行国家财政紧缩政策。

近代宣传郑和是从梁启超先生开始的，辛亥革命前，他在东京写文章，说郑和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人，为什么？因为他比达·伽马他们航海还早。但他接着提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郑君之后无第二个郑和，达·伽马之后有千百个达·伽马？他这个问题，我认为很简单，郑和下西洋是朱棣一手制造的政治泡沫，完全不顾国家财政负担是多么沉重。我举永乐皇帝这个例子，就是说明，他还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但也听不进进谏，郑和下西洋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民国年间也有种种立法，但说到底蒋介石这个人，是有严重的封建烙印的，他就是拒绝监督，尤其抗战以后。蒋介石抗战有功，有人向他献九鼎，把他神化，他觉得自己好像是神乎其神了，从此更加不接受别人监督。蒋介石有句名言，叫我看也是臭名昭著的名言，他说舆论算什么呀，我拿一百万美元去办几张报纸，要什么舆论有什么舆论。当然历史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胡耀邦在1985年有一个讲话，强调舆论导向的重要，说国民党垮台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舆论失控了，它控制不了舆论，当时民主的舆论多高涨啊！

蒋介石逃往台湾以后，不断进行反思，为什么在大陆失败啦？有讲话，还专门写了文章。他有的话我认为是不值一哂的，说国民党失败，是因为杀人太少！他杀的人还少吗？如果靠杀人多政权就能维持，那我们现在还是秦王朝。为什么？秦始皇吞并六国杀了多少人？那么庞大的一个军事政权，最后怎么样？政治一腐败，垮了，轰然倒塌，二世而亡。所以蒋介石这样说是绝对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他有篇文章，说“我自己很清廉，从来不贪，我们之所以失败，有几条，比如说，就根本不应该跟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后来苏联跟中国共产党勾结在一起了”。还有更荒唐的，说“东北我们不应该派兵去，在抗战胜利以后，应该把它交给联合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话尤其是不通之至。所以他始终没有反思到点子上来。

2004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华民国反贪史》，作者是青年学者邱涛，这本书的序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员陈铁健先生写的，很精辟。

他说：“回顾中华民国历史，导致一个政权兴衰的致命因素中，腐败是它的根本因素之一。最大的腐败，则是政治上的腐败：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极端专制主义。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并非不反贪污。然而，在军阀祸国和一党专政的黑暗统治下，法律监督、新闻监督、舆论监督、民众监督、分权制衡机制、监督机制等，一律被排除，或者名存而实亡。那么吏治之腐败，官场之贪墨，便如溃堤之洪水、下山之猛兽，一发而不可收。俗话说‘左手管不住右手’，自我监督云云只是一句好听的空话。在专制政权下，再好的良法，也会变异为恶法。治民而不治官，治下而不治上，官官相护，上行下效，便只能是‘无官不贪，有吏皆污’了。”他对中华民国历史进行了很好的回顾。我觉得，中华民国历史离我们很近，对我们可以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另外一个国民党的高官吴国桢去台湾后也在反思。他说蒋介石这个人非常清廉，绝对是不贪污的，他写一个字条就可以到银行提五百万元，他贪污干什么？但是蒋介石不反对别人贪污，尤其是不反对那些将官贪污，认为这些人贪污了，就很容易控制他们，操纵他们。这个观点我觉得蛮有意思。从历史上看，确实如此，有的皇帝甚至欣赏贪污，认为贪污的人对物质利益看得很重，政治上就没有野心。前边我说到萧何，萧何贪污，后来就变成一种政治掩护。因为黥布谋反，刘邦去讨伐，但不放心萧何，就派了个人偷偷去看萧丞相的动向怎么样。那个被派去的人跟萧何关系不错，就说你这个丞相死期不远了，萧何听了大吃一惊，说为什么？他说现在皇上要去讨伐黥布，对你相当不放心。萧何说我有什么办法？他说你要多买田地，甚至你可以贪污一些东西，这样让他看出你没有政治野心。结果萧何照办，用特权贱价买了土地，那些土地是可以抛售的。使者向刘邦汇报，刘邦闻之大悦，以为他好财了，对权力没有欲望，对他不构成威胁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有些人居然存心贪污，以表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中国历史上五花八门的事情很多，反贪可以变成政治控制的手段，而贪污居然也是自保的一种手段，这就充分显示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

中国监察制度的历史既然那么悠久，自然有好的经验可以吸取。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六科给事中这个制度里面得到一些启发？比方说，中央书记处能不能派出若干个特派员，他的权力可以大到对省委书记哪怕是政治局委员进行监督，直接进行限制，不是向哪一个人负责，直接向中央书记处负责？

在我看来，监察部、中纪委的权力还要进一步加大。西方发达国家权力制衡，你要说它有什么好的经验，那就是异体制衡，不是同体制衡。列宁生前有一个很好的设想，并且开始做了，设立两个中央委员会，双方权力是相等的，互相制衡。斯大林上台以后把这个体制取消了。

现在一些市的纪委书记，在市委里可以排到第四位、第五位，他有胆量去监督一把手吗？我以为不可能。我跟地方的一些纪委书记聊过天，我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监督一把手。

皇帝意识和草民意识是阻碍历史前进的阻力。现在有些一把手以皇帝自居，这种例子太多，大家比我更清楚。像胡建学印自己的语录，怎么没有人监督他呢？胡建学说：“做官做到我这个位子上，就没有人监督我了。”他不是土皇帝又是什么？程维高的秘书李真，在被枪毙之前，在监狱里接受采访，报刊上登出来，有一句话我印象最深刻，说：“我走到哪，就有人跟到哪，我上厕所小便，也跟到厕所里，恨不得替我小便！”这句话多肉麻、多荒唐。跟的人看中什么？无非是看中一把手程维高的权力，李真接近他就可以分割一部分权力，为所欲为。

从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来看，当前要说权力制衡，我看如何有效地监督各级单位的一把手，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附 识

国家图书馆有个不定期的讲座，叫“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由文化部、中国社科院、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三家联合举办。每次讲什么，请什么人讲，也由三家共同商定。我主编的《中国反贪史》出版后，很有影响，时任中纪委书记的尉健行同志，曾托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同志买十本《中国反贪史》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每人一部，后由历史所购买后，送院办公厅转交。2005年春天，国图请我去讲中国历史上的权力制衡，这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虽至高无上的皇权，也必须受到制约，否则我国不可能有五千年文明史。但我请教了理论家吴江（1918—2012）前辈，他说权力制衡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提出来的，我国古代的台谏制度，只能叫权力牵制。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我演讲那天，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同志及国家公安部部长、安全部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纪委书记马骏等同志，都来听了。我没有讲稿，后由国图根据录音整理成文，经我审定，收在公开出版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出版）中。现在将此文移作《中国反贪通史》序，我以为是合适的。历史是面镜子！愿我国能建立起真正的权力制衡，严格地依法治国，任何人、任何党派，都不能凌驾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即宪法之上。愿这一天早日来到，也终将一定来到。

王春瑜
2015年3月23日写于牛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