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上古三代贪贿的萌生

一、“大道既隐”，贪人出现

贪污贿赂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划分的社会而来，它植根于阶级剥削的土壤，可以说它是剥削制度的一种变异形式和补充。

原始社会共同生产，均衡地分配生活资料，人们没有私有观念，不知阶级为何物，人类处于纯朴自然的状态中，只有平等的观念，人人具有尽力于公益事务的道德，占有、私欲无从产生，更无所谓贪贿。历史发展到生产品有剩余、财富有初步的积累时，就发生了占有他人劳动成果、奴役他人为我劳动的情况。也就在这时，公益事务的管理者便逐渐变为国家的官吏，成为公共权力的执行者，而且公共权力为某一家族所世袭；为维持公共权力所需而征收捐税，又成为官吏中饱私囊的机会。于是，他们由社会公仆一变而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人。这时，部落间的战争带有掠夺财富的性质，把俘虏转化为奴隶；战争又加强了氏族、部落首领的权力，原始的人民武装也很快成为那种“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发展到第三次大分工，商品、借贷、债务一起出现，从而贫富分化，瓦解着氏族制度，社会转入已经包含着奴役和剥削因素的、父系家长制家族为主的阶段。这一切展示着文明史的到来，在中国，相当于“五帝”时代的后期。贪贿，发生了。

古人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描绘了这一历史大变迁的图景，《礼记·礼运》云：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就是原始社会的图景，基本上与历史科学所研究出的原始社会道德风尚相符。《礼运》篇接着说：

孔子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这就是私有制产生、进入阶级社会的情景。所谓“货力为己”“以功为己”“谋用是作”等，就是阶级剥削，也是贪贿产生的根源。

这时，社会终于有贪人出现了。而反对、惩处贪馋者的行动及其有关的伦理道德也随之产生。

早在黄帝时期，蚩尤作为他的对立面，就是一个“庶人之贪者”。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1]。往后出现了著名的“四凶”——帝鸿氏（一说即黄帝）的浑敦、少皞氏的穷奇、颛顼氏的梼杌和缙云氏（炎帝后裔，黄帝时任职）的饕餮。他们都被称为这四族的“不才子”，实际是这些氏族的首领。他们践踏德义忠信，崇尚恶行，这就是“大道既隐”的社会初期滋生的与氏族道德相反的人物。而饕餮这人正可顾名思义：“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2]这就是后世贪贿、暴敛者的形象。

当然这还不完全是后世那种严格意义的贪污受贿者，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国家机构和官吏。只是这种贪馋行为，本质上都是私有制的产物，是源和流的关系。阶级社会取代古老的原始氏族社会，是私有制和私欲取代纯朴生活、淳厚道德的一次变革。“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3]这是宏观地综论古代世界的历史，而在各民族中，这一转变的程度则有差别。而大体说来，上述的“四凶”人物的确具有这种特色。

这类人物及其行为，此后不断出现。相传尧的儿子丹朱也是个“不才子”，“惟慢游是好，罔昼夜雒雒（肆恶无休止貌），罔水行舟，朋（群）淫于家，用殄（绝）厥世”^[4]。舜任用“才子”如“八元”“八凯”，除去了“四凶”，取代了丹朱的权位，可以说这是贪贿与反贪贿的最早一次较量。当时也可能还一度恢复发扬了氏族社会的道德风尚，氏族制度还具有一定的传统力量。历史规律的发展，社会进入文明的门槛，那就是“三代”国家政权的建立，也就拉开了贪贿与反贪斗争的正式的舞台帷幕。

二、“三代”国家政权及其贪贿和反贪的特征

夏、商、西周，号称“三代”，正式形成了国家政权，建立了奴隶制王朝，王位世袭，就是“天下为家”的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具有自己的特点，即带着族落群体进入文明历史，氏族制残余未被完全破坏，没有完全以地域划分居民，而以家族或由之发展成的宗族构成社会基本单位，阶级划分在家族、宗族内部或统治族与被统治族之间呈现，各族的首领亦即各级政权的首领，在其上建立起来的王朝自然是“家天下”，而地方各级政权也可以说是一个个小的“家天下”，从而构成自上而下的统一的、专制的政体，到西周正式称作王、侯、卿、大夫、士这样的系列。

这样的社会特征和政权特征，造成了经济财政制度上的特点。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5]，是说王是所有土地、臣民的拥有者，这可以说成公有，实质则是一人的私有；其下各级名义上当然是天子的一部分，实际上他们所管辖之区，土地、人民也是属于各级政权的贵族首领的。因此，财产权利在这样的系统里界限不清，财政制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严格。自古以来很少有人指斥帝王的贪污问题。官员都是贵族，其报酬就是封给他们的土地、人民和奴隶及其以不同方式缴纳的生产成果，离开这些而以薪俸偿付其报酬乃是春秋后期开始的。这样，官府官员的贪贿行为，存在于人们心目中多半是以他们的侵占、享乐到了过分、放肆的程度。所以，这个时期，人们抨击、谴责的主要是淫逸奢侈、聚敛或“专利”的行为。这些行为事实上也不断发生，三代各朝的季世也因此而导致政权的覆灭。

夏禹一生勤劳节俭，“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到了第二代启，就开始贪图享乐。他变禅让为王位世袭制，便好声色，创制乐曲，在旷野演奏。^[6]到了第三代便发生了“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和“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7]等接连的败乱。《楚辞·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对此作了简练的概括。后来又有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德衰”^[8]。夏政权开始衰落。到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不堪”^[9]。记载他的虐政非常之多，《尚书·汤誓》中商汤指斥他“夏王率（遏）［竭］众力，率割夏邑”。百姓，当时指贵族宗亲；夏邑，指一般宗族民居。而今夏桀伤害到这类人、邑，那必然是穷尽民力，宰割天下，夏朝灭亡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后来周人说：“有夏诞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道）。罔丕（不）惟进（赆，财）之供，洪舒（荼）于民……叨（贪财）。（忿戾）日钦（崇尚），劓割夏邑。天惟时求民（之）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10]都是说淫逸与暴敛，致使夏朝衰落和灭亡。

商汤鉴于夏亡的教训，后人说他实行了“仁政”，如“网开一面”之类，其中记载了他意识到贪贿风气的严重性而能及早儆惕。当天旱时向天祷雨，他的祷辞不无忧虑地说：

政不节欤？使民疾欤？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宫室荣欤？女谒盛欤？何以不雨至斯极也！苞苴行欤？谗夫昌欤？何以不雨至斯极也！^[11]

这里的“女谒”指向后宫、贵妇求情以帮助成就某事。谒，后世称“干谒”，就是带着财礼见面。“苞苴”指礼品，即行贿的财物。“谗夫”，进谗言，也指贪馋者。祷词中提问六件失政之事，三项是贪贿问题。语言当是后人写入，事实应有根据，根据当是目睹夏末的败政难免不流毒于新朝。

商汤之后，太甲即“颠覆汤之典刑”，《尚书·伊训》《太甲》诸篇，相传均是伊尹训诰太甲的，指出“三风十愆”等淫乱之政，其中就有“好货”一项。到后期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离开祖乙的邢（或曰耿）都，其原因之一是旧都“奢侈逾礼”，贵族们奢淫成习。盘庚再三告谕，动员不愿迁都者。今存《尚书·盘庚》三篇，其中便有告诫：“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明言“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的人，要求在位者“无（毋）总于货宝，生生自庸”。说明奢侈、聚敛、贪冒之风严重，戒贪的思想很明确。迁都后，此风当有所收敛，不久乃有武丁“复兴殷道”的成效。

商末，帝辛（纣）是继夏桀之后第二个昏淫暴虐的帝王，史载他“好酒淫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12]。还有其他声色之乐，远贤用佞，等等。这样的聚敛，就会“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13]。他的朝廷上充满了“曾是掊克（剥削）”的人，“寇攘式内（用于内廷）”，而“敛怨以为德”^[14]。帝辛所重用的奸佞费仲、恶来，都是好利、善谗之徒，财贿当头，不顾其后。文王被囚于羑里监狱，周人设法求到奇珍异宝、美女、良马，通过费仲进献，纣王大悦，便释放了文王^[15]。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贿赂，而贪贿者竟利令智昏，放虎归山，终于自取灭亡。

武王伐纣灭商，立即“敬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从而使殷民大悦，这也可说是一次反贪冒聚敛的行动。

西周建政之初，周公等人以殷为鉴，反复论述为政要以正、勤、廉、俭为本，从而使政局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相对稳定。但贪贿之风在社会上不可能就此遏止。伯禽初封鲁，淮夷、徐戎来犯，即发军抵御，在誓师词中说道：“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赏）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踰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16]可见还是有抢掠马牛、臣妾的现象。

待到穆王时，编修刑法——《吕刑》，着重强调敬刑慎罚，坚持中正的原则，特别指出要防止“五过之疵（弊病）：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这五种执法受贿的行为。所谓“官”指有官位的，“反”指回报人的恩情，“内”指有内亲关系，“货”即送财物，“来”当为求，请求或赇^[17]。指出这些贪赃枉法者“其罪惟均”，即与在案的罪犯同罪。最后告诫说：“民之乱（治），罔不中听狱之两辞，无或私家于听狱之两辞！狱货非宝，惟府（取）辜功（事），报以庶尤。”意思是：治理好人民，没有不是公正听取诉讼双方陈述的，不要在双方讼词中捞取私财！要知道，从断案中得来的财贿并不是好宝贝，恰恰是取罪的坏事，将会以众人一样判罪来“回报”！

这既反映西周此时官府贪贿之风在滋生，也说明《吕刑》把防止贪贿明著于刑法，这在古代是不多见的，是值得注意的反贪举措。

事实上需要防止的这类枉法事件时有发生。西周中后期金文《匜》，铭记着一个下级臣吏牧牛与他上司即诉讼的案件。朝廷的伯扬父来断案，他判处给牧牛五百鞭刑外加罚金三百，还说这是减轻了。为什么牧牛败诉，理由是他是的下级^[18]，不问其他是非曲直。这就是典型的“惟官”一例。铭文中还看不出内里有无行贿的情节，即便如此，也是枉法的行为。

厉王“专利”而被国人放逐，是三代史上著名的事件。厉王重用好利的荣夷公，国人叫苦不迭。大夫芮良夫进谏，厉王不听，而且严厉控制言论，找来一个卫国的巫者监视国人的谤议，一旦发觉则加以杀害。人们敢怒不敢言，“道路以目”而已。厉王便沾沾自喜，告诉召公说：“吾能弭谤矣！”召公说，这样压制言论，太危险了！堵住人民的口好比堵塞川流，一朝冲决，会有灾难发生。厉王还是不听，这样持续了三年，国人一致行动起来，就把厉王赶走了。于是十四年内王位空缺，由周、召二公代行王政，号曰“共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都人民的起义，也是一次反贪贿暴敛的伟大义举并取得胜利。厉王专什么利，从芮良夫的谏言中推知，专的是山林川泽之利，即垄断经营，与民争利。也有可能是对经营山林川泽者施行苛税暴征，搜刮财富。芮良夫说：“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又说：“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民归附）鲜（少）矣！”^[19]可见事件相当严重。《诗经·桑柔》篇旧说是讽刺厉王的，有句说“大风有隧，贪人败类”，直刺“贪人”。该事件也透露了这个时期经济、财政形成了一定的制度，有了管辖的此疆彼界，能够显露贪利、专利的政策界限来。

宣王一度“中兴”，可是继承者幽王又是一个昏淫之君，把“赫赫宗周”断送了。幽王的身死国灭，除了贪图享乐、喜好声色、宠爱褒姒而废嫡立庶，招致申侯联合缯国和西夷、犬戎并力攻周的直接原因之外，也有一个亲近好利的权奸问题。他“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20]。大致是蹈了厉王的覆辙。王室专利的具体事实不详，而这一朝的卿大夫们贪利、肆欲，则在《诗经》里有不少记载。《小雅·十月之交》一般认为是讽刺幽王的，其中说到卿士皇父“彻我墙屋，田卒污莱”。他又“作都于向，择三有事，宣侯多藏”。既毁人田舍，往向地作都邑，又所选用的官员都是富有积聚（多藏）的人，而各地被聚敛、搜刮一空。《大东》篇云：“小东大东，杼柚其空。”东方的大小诸侯国被征敛得连织机上都空荡荡了。《大雅·瞻卬》云：“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这都是揭露、谴责这个时候高官贵族对人民的巧取豪夺，也都是一种反贪暴的呼声。西周政权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倾覆了。

三、早期倡廉勤及反贪贿的政治伦理

社会上有贪贿的发生和存在，就必然有反对和制止贪贿的行动，就有提倡清廉勤政、贬斥贪贿暴敛和骄奢淫逸的思想产生。这种早期的政治伦理，既是直接继承去古未远的原始社会道德遗风，也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贪贿淫逸危害之大，而且终究要受到事物发展规律的制约，小则身败名裂，大则国亡族灭。

相传虞舜曾对下属说：“夙夜惟寅（敬），直哉惟清。”并明确表示：“朕塈（厌恶）谗说殄（贪残）行！”还教禹要“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他的下属也有同样的议论，伯益说要“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色，罔淫于乐”；皋陶说要“直而清，简而廉”，“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21]。这些言论虽经后人辑录，但还应该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皋陶还总结出“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治）而敬，扰（顺）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实），强而义。”可谓一套完美的道德格言，还充满着辩证观点。当时有一首“喜起明良”歌（《尚书·益稷》），把君明臣良与君昏臣惰加以对比，也是一首最古的勤政诗歌，联系到帝舜去“四凶”，这首歌也就有一定的依据。

夏初太康失国而昆弟们编的《五子之歌》，说明淫逸享乐必然亡国丧身。^[22]成汤祷雨词儆惕贪贿奢侈和伊尹训太甲的“三风十愆”（均见前），以及太甲醒悟到“欲败度，纵败礼”的道理^[23]，均是戒贪淫的训条。

盘庚迁殷，教戒贵族在位者“无总于货宝”的同时，自己表示“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24]。就是说：我不任用好财贪货的人，我恭敬那为民营生者，只钦佩、叙用那种能养民、为民谋取安居乐业的人。

周人以务农著称，他们勤劳坚毅、艰苦创业和长期奋斗，才取代商朝而有天下。始祖后稷是培植农作物的能手和典范；公刘复兴后稷之业，一生“匪居匪康”；太王、王季都能“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25]。这一系列勤政敬业的美德，形成了周族的传统和特色。

入主中原之后，目睹商末王朝的贪贿腐化，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最高统治集团，积极总结经验、教训，并对此加以理论化。周公本人“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就是勤政典范。

武王从箕子手上接过“洪范九畴”，其中讲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尔）家，凶于而国”^[26]。成王封康叔于卫，地当故殷墟，需要儆惕染殷旧习，便加以教诫。在《尚书·康诰》中，周公说：“无康好逸乐，乃其乂（治）民。”对于“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于货，暋不畏死，罔弗憝（敦，伐）”，一再要求“用康乂民”，即治民使之安康，不要“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为了戒酒，特作《酒诰》篇，周公说道：“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至于帝乙……不敢自暇自逸。”只是到了他们的后嗣，“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痛）伤心”。《无逸》篇着重论述了要知稼穑艰难和小民的痛苦，历举商代中宗、高宗等贤君畏天命，知民隐（痛），不敢荒宁等，作为榜样。指出末代商王“生则逸”，只知耽乐，连寿命也短了。企求今后周王“无淫于逸、于游、于田”，耽乐“乃非民攸（所）训，非天攸若（顺）”的。

西周倡廉勤反贪淫的政治比前代做得更为充分，一直贯彻了很长时间，许多文献记载了他们反复要求贵族、官员“虔恭尔位”“靖恭尔位”“夙夜敬止”等；金文中诸如“虔夙夕”“貔（恪）夙夕”“奔走夙夕”“奔走畏天威”等文字也屡见不鲜；《诗经》里也多见“夙夜匪懈”“夙兴夜寐”“不懈于位”“无恒安处”等文字，一直要求做到“敬明乃心”“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达到真心诚意。

这类训诰，难说全是套语，它们比较深刻，也比较真诚。西周，尤其在其前期，保持了政治的相对改善和相对稳定，比前两代延续的时间也要长些。所以，西周奠定了我们民族伦理型文化特色，包括倡廉勤反贪淫在内，其历史影响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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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尚书·吕刑 》。

[2] 《左传·文公十八年 》。

[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页 。

[4] 《史记》卷二《夏本纪 》。

[5] 《诗经·北山 》。

[6] 《楚辞·问天》。参见闻一多《天问疏证》及游国恩《天问纂义》集录的有关记载 。

[7] 《尚书·五子之歌·序》《胤征·序 》。

[8] 《史记》卷二《夏本纪 》。

[9] 《史记》卷二《夏本纪 》。

[10] 《尚书·多方 》。

[11] 《荀子·大略》。又见《韩诗外传》卷四、《说苑·君道 》。

[12] 《史记》卷三《殷本纪 》。

[13] 《尚书·牧誓 》。

[14] 《诗经·荡 》。

[15] 《史记》卷三《殷本纪 》。

[16] 《尚书·费誓 》。

[17] 引文为《尚书·吕刑》。“来”字马融本作“赇”，《说文》：“赇，以财物枉法相谢。”但前有“货”，似重复。《尚书正读》乃以“求”解释 。

[18]参见洪家义：《金文选注释·匜》，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

[19] 以上引文、情节均见《国语·周语上》，事件发生次序按《史记·周本纪 》。

[20] 《史记》卷四《周本纪 》。

[21] 均见《尚书·舜典》《皋陶谟》《大禹谟》。后二篇为“古文”《尚书》，一般认为是伪书，但历来也有一批学者认为，虽经战国以下的人编录，但其中保留有古史资料，不能一概否定。本节择要采用。下同 。

[22] 见《尚书·序》，古文《尚书》载有歌的全文 。

[23] 《尚书·太甲中》（古文 ）。

[24] 《尚书·盘庚下》。肩：任用。生生：营生，谋生。鞠：养，育。叙：次第（录用）。钦：敬 。

[25] 引文均见《尚书·无逸 》。

[26] 《尚书·洪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