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加缪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是的，我开始撰写自己的作品时，有一个确切的计划：我首先想表达否定。用三种形式：小说为《局外人》，戏剧为《卡利古拉》，哲理为《西西弗神话》。[……]但是[……]我知道人不能生活在否定之中，这点我在《西西弗神话》的序言中说过；我准备表现肯定，也用三种形式：小说是《鼠疫》，戏剧是《戒严》和《正义者》，哲学论是《反抗者》。”由此可见，他的作品可分为两个系列：一是“否定”系列，通常称为“荒诞”系列，代表作为《局外人》，作者表达的是对荒诞的认识，即对人的状况毫无意义的认识；二是批评界所说的“反抗系列”，代表作为《鼠疫》，作者认为，不应该仅仅认识到人的生活毫无意义，而应该在这些作品中表达反抗和行动的价值，表达反抗中人们的团结一致以及人们会找到的自身尊严。因此，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从表现清醒却又孤独的意识，转而表达对斗争群体的一种确认。
《局外人》发表于一九四二年，是加缪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当时正值大战期间，作者又几乎默默无闻，这部作品很可能迅速被人遗忘，但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小说的读者越来越多，被誉为佳作，作者则被称为创新作家。
这部小说是加缪最著名的作品。在此之前，他曾试图创作小说《幸福之死》，因认为并不成功，故生前没有付梓，到去世后才发表。《幸福之死》内容大致如下：一个青年名叫帕特里斯·梅尔索，杀死了富裕的残废老人，并成功制造假象，使人误以为老人死于自杀。然后回忆凶杀前两天的情况，展现梅尔索平庸的生活。该书第二部中，他追求财产带来的幸福生活，却身患凶杀那天染上的疾病，在小说结尾死去。《局外人》跟《幸福之死》只是稍有相似之处，如次要人物塞莱斯特和埃玛纽埃尔，还有主人公的姓梅尔索（Mersault），即mer（大海）和soleil（太阳），《局外人》中则改为默尔索（Meursault）。
《局外人》篇幅不长，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是他在枪杀阿拉伯人前的生活，即自由人的生活，以日记的形式来记叙；第二部是他被捕后对自身的回顾和认识，主要以回忆和内省的形式展现。主人公则从第一部中一个无辜者的客观看法，转为一个被告和罪犯的主观看法。
小说的书名“局外人”表示主人公的主要特点，即孤独和独特。默尔索没有突出的个性。这种人物自福楼拜以来并不罕见，加缪也像福楼拜那样，使默尔索具有社会职业，介绍他过去的生活，并使他具有某种心理状态和常用口头语。因此，他并不像罗伯-格里耶的某些人物那样抽象，而是有一定厚度。他的看法和言词只是显得客观，而实际上却充满主观的评价，而且往往是在贬低，有时甚至是夸张的讽刺，如对街上行人的描写，以及对预审法官的描写等。
然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默尔索的表现前后明显矛盾。例如，他跑到车站以赶上长途汽车时显得十分笨拙，而在水里游泳却像优秀运动员，在追赶卡车时则毫不犹豫，而且一跃而上。又如，他在塞莱斯特的饭馆吃晚饭时看到一矮小女子坐在他餐桌旁，并说“很快就把她置之脑后”，然而却花了一页的篇幅对这一陌生女子进行描写。同样，默尔索显然应该不喜欢跟别人接触，就像塞莱斯特在法庭审判时说的那样，但星期天整个下午，他却一直在观察街上的行人。
因此，默尔索一方面是有文化的成年男子，雷蒙和萨拉马诺老头都向他请教，他的老板则要提升他去巴黎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却多少有点幼稚，称自己的母亲为“妈妈”，对巴黎的印象只有：“很脏。有鸽子和阴暗的院子。那里的人都皮肤洁白。”
另外，默尔索没有确定的身份，他既是他自己，又像是别人。于是，他就不断提出他身份的问题。例如，在法庭审判时，他担心他们会“错把一个人当做另一人来审讯”，而在年轻的记者对他注视时，他“感到我在被自己观看”。这种身份的失却也在他狱中把铁饭盒当镜子照时显现出来：“我觉得自己模样严肃，即使我对着饭盒微笑也是如此。我摇晃面前的饭盒。我对着饭盒微笑，但显出的仍是严肃而又忧愁的模样。”其他人也使默尔索肯定了这种想法。例如，在审判时，检察官把他枪杀阿拉伯人跟第二天将审判的杀父案一视同仁，他的律师则不让他说话，他因此理所当然地作出下列反应：“这又是在把我排除在案件之外，把我完全消除，并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取而代之。”并提出疑问：“那么，到底谁是被告？重要的是被告。我有话要说！”
虽然如此，默尔索并不要求自己有某种个性，相反，他始终声称他跟大家一样：“我想要对他声明，我跟大家一样，跟大家完全一样。”反之，其他人也都跟他一样：“既然我只会有一种命运，既然成千上万的幸运儿像他一样自称是我的兄弟，[……]其他人也是这样，有朝一日会被判处死刑。他也是，他会被判处死刑。如果他被指控杀人，只因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泣而被处决，这又有什么关系？”
然而，对这个自相矛盾的人物，既不能进行心理学或现实主义的分析，也不能进行象征主义的分析，甚至不能跟现代小说中常见的毫无个性的人物相提并论。因此，这个“局外人”可说是无法分类。
显然，《局外人》建立在自然和社会对立的基础之上。一九五五年，加缪在该书美国版序言中写道：“书中的主人公被判死刑，是因为他不会玩这种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社会的局外人，他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游荡于社会的边缘，游荡在他私人生活的郊区，孤独而又淫荡。”他跟外界社会的关系还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他不知道社会的准则，甚至还加以拒绝，二是他跟自然环境保持着深厚的关系。正如加缪在上述序言中所说：“《局外人》讲述一个人的故事，此人没有任何英雄姿态，却同意为真实去死，读到这个故事，对这点就不大会看错了。”
弄虚作假的游戏在书中反复出现。在谈到对他的审讯时，默尔索说：“我已在书里看到过类似的描写，觉得这些如同游戏一般。”他在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故事作出结论时也说：“不管怎样，我认为这旅客有点咎由自取，认为决不应该弄虚作假。”默尔索不仅否定社会的这种游戏，而且不愿意做这种游戏。他拒绝老板的提议，不想去巴黎的办事处工作后说：“我不想扫他的兴，但我觉得没有理由要改变我的生活。”在玛丽提出要跟他结婚后也是如此：“她于是指出，结婚是一件大事，我回答说：‘不是。’”然而，他这种态度并不是对社会准则的故意挑衅和拒绝，而只是一种确认，并且总是带有一种考虑，那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事物。社会认为对人和事物可以有确定无疑的看法，但他默尔索关心的却是真实，因此总是迟迟不作出自己的判断。
社会准则产生了一系列人人都要遵守的礼仪，不管是葬礼和审判都是如此，甚至连言语也有准则可依。检察长的话是陈词滥调，根本不考虑被告的具体情况。至于默尔索的母亲死后大家对他的慰问，似乎大多是为了尊重社会习俗，而不是出自内心的真实感情。因此，同样的行为会因当时的需要而具有不同的含义。如养老院门房在死者遗体前抽烟无关紧要，但默尔索在母亲遗体前抽烟，却成了不可饶恕的罪名。
由此可见，这个社会看待事物，只是依据社会的准则，有时还会毫不犹豫地违背这种准则。例如，养老院院长明知默尔索把母亲送进养老院是因为无法负担她的生活费用，却在审判时确认他母亲曾责备他把她送进养老院。在法庭上，门房指责默尔索不想跟他母亲的遗体告别，但实际情况却是：“我想马上看到妈妈。但门房对我说，我先得去见院长。”两者一对照，这社会的真实面貌也就暴露无遗。
默尔索跟社会的关系总是有点不大顺畅，相反，他跟自然环境却是十分融洽，特别是跟水，因为水跟愉悦和爱情联系在一起：“海水凉快，我游泳开心。我跟玛丽一起游得很远，我们都感到两人动作协调，心满意足。”即使是常常使他感到无法忍受的阳光，有时也使他感到十分舒服：“她[玛丽]靠着我躺了下来，她的身体和太阳所散发的这两种热气，使我睡着了一会儿。”因此，每当加缪谈论默尔索对真实的渴望时，他就把这个人物跟太阳和自然环境联系起来：他在这部小说美国版序言中说：“默尔索[……]贫穷而又不加掩饰，喜欢不留下阴影的太阳。他并非缺乏敏感，而是因执着而有一种深深的爱，喜爱完美和真实。”还说：“他像石头、风或大海那样存在于阳光之下，而这些事物永远不会撒谎。”
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他称为“追求真实的殉道者”，读者特别是当时的读者也把他视为“反英雄”。在这世上，他仿佛处于流放之中，并保持自己的习惯，跟别人对他的期待完全不同。然而，他自愿流放，却并不是隐士，而是跟人们经常接触，有许多人也想跟他做伴或成为他的朋友，他们是塞莱斯特、埃马纽埃尔、萨拉马诺、雷蒙、马松……跟玛丽相遇和相恋也说明他对外界的关注。通过这个人物，加缪想要提出人有与众不同的权利。而默尔索的与众不同和别具一格，也恰恰清楚地揭示了这个社会在道德、宗教和司法方面的种种偏见。
作为记者，加缪经常列席法庭审判。他坚决反对死刑，并在这部小说中借此对司法机关进行尖锐的批评。确实，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对审判的叙述缺乏真实性。例如，默尔索的老板不可能不出庭作证，他的律师以正当防卫为理由进行的辩护不可能如此之少，另外，在当时情况下，杀死一个阿拉伯人，也不可能被判死刑。
然而，整部小说的逻辑基础，恰恰就是这种非真实性及其真实效果的结合，而加缪的计划，也是对司法机关及其运行的一种审问。从这个角度来看，加缪妙就妙在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有罪是无可争议的，但被判死刑却理由并不充分。这首先是因为他被判死刑并不是因为杀人，而是因为他没有在母亲下葬时哭过。其次是因为审判是按照预先确定的仪式进行的，虽说毫无意义，却又必须遵守。法庭的审判通过默尔索的视角来描写。一方面，他在众人眼里是被告，但另一方面，他虽说被排除在外，“感到自己在此多余”，却是庭审的叙述者，从外面来观察对自己的审判。法官说的话使默尔索感到意外和困惑，而庭长对罪犯的辩护方法也弄不清楚。作者正是通过对庭审的这种描写，来对司法机关进行讽刺和批判。
《局外人》跟《西西弗神话》和《卡利古拉》同时写出，加缪也希望它们同时出版，并把它们称为“三部荒诞作品”，那么，是否可认为《局外人》是用小说来阐述《西西弗神话》中提出的荒诞哲学？荒诞的人物，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的基里洛夫，萨特《恶心》中的罗康坦，《卡利古拉》或《鼠疫》中的塔鲁，都有一种形而上学的追求，而默尔索却没有任何追求，也没有反抗，他的说话和行为也不是为了表明任何观点。正如加缪在《记事本》中所说：“跟指导神甫在一起时，我的局外人并没有为自己辩解。他是在发怒[……]另外请注意，我的人物并未前后不一。在这一章中如同在小说其他部分那样，他只是在回答问题。”
当然，在小说的末尾，默尔索称自己的一生“荒诞”，这也是这个词在小说中唯一一次出现。然而，加缪对我们说：“[默尔索]从不肯定任何事物。”（《记事本》）他的小说这样构思，是为了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并使读者提出各种问题，而不是作出一种现成的回答。对于读后会得出的结论，作者说：“结论：社会需要有人在母亲下葬时痛哭；或者是：你被判决，绝不是因为你所认为的罪行。另外，我觉得还会有其他十种结论。”《局外人》是一部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小说，因此不可能用来阐述任何一种哲学。
从字面上看，理解这部小说易如反掌。《局外人》中没有深奥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使用的是日常用语，有时还有儿童语言，没有罕见或疑难词语，句子往往借用口语体，总之，这文本显得一清二楚。人物也毫不掩饰地展现出来，似乎没有对我们隐瞒任何事情。
然而，这种看来简单的语言，却引起众多不同的评论，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疑问。例如，萨特认为作者是用虚构作品来表现《西西弗神话》中阐述的荒诞哲学，法国文学批评家罗朗·巴特把它看作“战后第一部经典小说”，另一些批评家则认为是新小说的预告。对这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借用默尔索的律师的话来评述：“全都对，又全都不对！”法国文学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在界定这部作品时也感到十分为难，认为它是一种“外聚焦的同故事叙述”（《叙事的新话语》），也就是说读者因书中使用第一人称而处于人物的意识内部，同时又因为人物无个性而处于其意识外部。由于对这种状况的描写极其矛盾，热奈特只好得出结论：“那我们就不作任何解释，让这种叙事含糊不清。”
对《局外人》无法进行分类，是因为它跟传统的文学准则都不相符，它一方面偏离这些准则，另一方面却又以矛盾的方式将这些通常互不相容的准则结合在一起，如地点和时间的表达以及叙述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