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施故里催生越红（序二）

2012年11月10日，浙江大学茶学系在紫金苑校区举行60周年庆典，我也受邀参加这次活动。这次活动上我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来自上海、北京、福建、云南、四川、贵州和浙江省内的校友，不约而同地提起我在2011年第4期《茶叶》杂志上发表的《诸暨茶事纪实》一文，并表示赞赏。大家普遍认同诸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浙江省第一批绿茶改红茶的示范县，它不仅为红茶改制工作做出了榜样，而且大胆创新，成功研制第一代畜力、水力揉捻机和第一代茶叶烘干机；还建设了一座得到中国茶叶总公司资助、年初加工能力5000担的诸暨山口茶厂，为满足当时外贸出口需求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60年5月，组织上安排我陪同苏联专家贝可夫到诸暨考察。贝可夫是苏联驻上海的茶叶质量评级师，价格由他决定，原级验收还是降级进货对茶农影响重大。贝可夫在诸暨的考察中，现场参观了山口茶厂的越红工夫加工设施并考查了毛茶质量，同时还对毛茶进行开汤审评，对越红工夫加工中的每一道工序都认真观摩，不断地提出问题，陪同人员一一做出了解答。贝可夫还参观了原城南公社大面积丰产高产茶园，检验采茶标准。最终对诸暨加工的越红工夫茶质量表示肯定和满意。在离开诸暨时，他对我说：“我住在上海，如有茶叶出口贸易方面的问题，欢迎你们找我研究。”并伸出大拇指连连称赞越红工夫茶。

在我的工作记忆中，诸暨的茶产业一直全省领先，诸暨也在第一批跨入全国18个5万担茶叶生产基地县行列。到20世纪70年代末，诸暨拥有12.6万亩茶园，年产量超过10万担，名列浙江第4、全国第6。改革开放以后，诸暨在全省率先全面落实茶园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茶叶经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善于把握政策导向，结合诸暨实际，制订切实可行的措施。20世纪80年代中期，茶叶经营体制深陷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交叉旋涡之中，加工茶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农商两部门的职能转换、产品质量与市场价格的摩擦、基础投入与生产要素的相悖，出现了当时俗称的“茶叶大战”。由于成本与价格倒挂，当时的商业收购部门缺乏大局意识，在茶叶产区出现“茶香人穷”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时任诸暨市茶叶技术推广站站长陈元良同志，写了两篇题为《论诸暨茶叶的起落》和《论我市的茶叶质量问题》的调研报告，论点明确，数据翔实，观点鲜明。我仔细阅读以后，给他提出三条建议。一是调整茶类结构，综合利用资源。在引导发展名优茶生产的同时，开拓已经恢复的国际红茶市场，利用诸暨传统的加工优势，帮助农民将产品直接投入国际市场。二是抓好茶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主动与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对接，引进和推广茶资源综合利用的先进技术，探索茶资源深加工的途径。三是引进和推广茶园管理机械化新技术，把机械化修剪、机械化采茶的新技术摆上议事日程，以减轻劳动强度和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对茶叶加工机械分期分批更新换代，以降低能耗和提高制茶质量。陈元良同志按照我提出的建议及时向上级部门做了专题汇报，得到了他们的重视和支持，最终采取了占领行业竞争战略制高点、引领同行业换位思考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