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与袁绍：不得不说的秘密
都知道袁绍和曹操是死对头，但从历史上看，曹操与袁绍早年的关系却是很紧密的。在这方面史书有很多记载，年轻时，他们二人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比如张邈、许攸、陈琳，这些人都是他们很早的时候就认识的。有一年，袁绍的母亲在老家去世了，曹操曾专程跑去吊丧。袁绍的老家在豫州刺史部汝南郡的汝阳县，即今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当时曹操在洛阳求学，要去汝阳少说得走上好几天。作为朋友，曹操写封信慰问一下就可以了，大不了派个家人送上丧仪也算是很给面子了，而曹操此种举动说明他们的关系很铁。但是，这一趟远行似乎没给曹操留下多少好印象，他一路风尘仆仆，受尽颠簸，到了地方却发现根本没人招待，只能混到乌泱乌泱的人群里，吃、住恐怕都成了问题，严重地被冷落了。其实袁绍倒不是故意怠慢曹操，而是因为来吊丧的人实在太多太多，袁绍想跟每位来宾握一下手都做不到。
这不是夸张，因为袁家办丧事，“会者三万人”，这当然是很大的排场，那时没有飞机、高铁，不通高速公路，出一趟远门多么不容易，像汝阳这样的县，总人口通常也只有几万人。袁绍和他的弟弟袁术虽然沉浸在丧母的悲痛中，但看到这么多人来捧场，心里还是难掩激动和骄傲。曹操是个高度敏感的人，爱热闹，怕被别人冷落，但现在只能站在人群中看热闹了。
跟曹操结伴而来的还有一个人，是曹操的朋友王俊，比曹操大几岁，与曹操、袁绍相比他后来基本上默默无闻。曹操和王俊挤在人群里，曹操个子本来就不高，要看清楚还得踮起脚跟，他越看越生气，突然对身边的王俊冒出了一句：“为乱魁者必此二人也！”王俊听了有些吃惊，谁知道曹操的话还没完：“不先诛此二子，乱今作矣！”“二子”当然指的是袁绍和袁术。王俊这才认真地盯着曹操看了看，忽然明白了曹操话里的含义，王俊悄悄地对曹操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能济天下于危亡的，恐怕除了你再没有别人了！”二人相视而笑。
曹操和王俊的对话被皇甫谧记载到《逸士传》中，不过这多半是玩笑话。曹操与袁绍相差十岁左右，说是一代人，年龄差得有些多，算成两代人又比较勉强，曹操和袁绍的关系有些不太好定位。后来曹操的儿子娶了袁绍的儿媳妇，看来曹操自认为跟袁绍还算是一代人；但再后来曹操又让另一个儿子娶了袁绍的孙女，又差了辈分。曹操少年时代不好好学习，喜欢东游西逛，“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作为当时洛阳城两位知名的“富二代”，曹操与袁绍很早就打成了一片，袁绍是“带头大哥”，曹操是“跟班小弟”。
有一次，曹操跟着袁绍去看人家结婚，看到新娘漂亮，就动了歪念头。到了晚上，他们二人偷偷潜入人家园中，瞅准时机，大喊道：“有小偷，有小偷——”这家人赶紧都跑出来看，趁这个机会，袁绍让曹操到新房里去劫新娘，为了效果更加逼真，还给了他一把匕首。曹操一向都执行袁绍的命令，还真去了，并且顺利得手，把新娘劫了出来，但出来时却迷路了，袁绍不慎跌到一堆枳棘里，动不了。眼看人家追过来了，曹操急中生智，喊了一声：“偷儿今在此！”袁绍急了，噌的一下子从枳棘堆里蹿了起来。有人怀疑这件事是假的，袁绍和曹操再无赖，作为两个“高干子弟”，也不可能直接去干抢人的事吧。其实，他们所谓的抢新娘只能理解为恶作剧，把人抢去，让人家受受惊吓，之后讨点儿喜酒喝，以此取乐而已。
还有一次，曹操和袁绍玩崩了，袁绍派了一名刺客要杀曹操。刺客到了曹操的卧室外，隔着窗户玩了把飞剑，但是低了点，没有刺中。曹操估计下一次刺客会调整高度，所以剑来得会高一点，于是把身子尽量往下贴，结果剑果然又飞高了。后面这件事就有点悬乎了，要么也是恶作剧，是想吓一吓曹操，要么兄弟二人后来又合好了。
上面说的这两个故事，在真实性方面有些可疑，这是因为，曹操和袁绍虽然相识很早，但二人年龄相差较大。曹操出生于汉桓帝永寿元年（155），袁绍生年不详，一般认为他生于汉质帝本初元年（146）。袁绍和曹操的家世都很显赫，一个是“四世三公”之家，一个是炙手可热的大宦官之家，他们倒是能玩到一块儿，只是由于年龄上差异较大，所以早年袁绍带着曹操玩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曹操与袁绍的交往应该是他们都长大成人以后的事，至于具体是什么时间，史书没有进一步记载。
一对亲兄弟何以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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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袁绍与曹操，再来说说袁绍与袁术。他们本是一对亲兄弟，都出身于汉末汝南郡袁氏家族。东汉汝南郡袁氏家族兴起于一个叫袁安的人，他本是一名为人敦厚的基层官吏，他的祖父袁良是一名学者，以研习《孟氏易》而出名。书香门第令人羡慕，但那个时候做学问并不吃香，袁良很有才，也很勤奋，却只做到县令。袁安从小跟着爷爷学习经学，不仅学问好，而且“为人严重有威，见敬于州里”。
袁安的官运也不行，只担任了县里的功曹，这个职务负责官吏考核工作，相当于县人事局局长。有一年冬天，袁安家乡一带发生了严重雪灾，“大雪积地丈余”，很多人没有吃的。手里有些权力的官吏都会想办法收取贿赂以求活命。一天，县令冒雪出来巡察，走到袁安家门口，发现屋外的雪地上没有一点儿脚印。县令叹了口气，以为这个老实的书呆子已经饿死了，就吩咐人去收尸。进屋一看，发现袁安还没死，剩下一口气。县令问袁安为什么宁死也要困于家中，袁安回答：“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宁可饿死也不肯麻烦别人，这种精神感动了袁安身边的人，袁安的事迹传开了。
袁安被树为官员的典型，朝廷号召全国各级官吏都向他学习，“袁安困雪”也成为一个典故。袁安因此被举荐为孝廉，走上新的仕途。袁安先后担任过阴平县长和任城县令，所任职的地方，官吏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永平十二年（69）楚郡发生谋反案，朝廷认为袁安很有能力，就任命他为楚郡太守，前去审理此案。袁安到任后，不搞严刑逼供，而是平反冤假错案，前后释放了四百多人，受到社会上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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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明帝永平十四年（71），袁安被征召担任河南尹，在任10年，其间政令严明，廉洁奉公，袁安因此名重于朝廷。汉章帝建初八年（83），袁安升任太仆，成为部长级高官。汉章帝元和三年（86），袁安接替告老还乡的第五伦担任司空，次年又接替桓虞担任司徒，司空、司徒都是三公之一，袁安成为袁氏家族的第一位三公。
关于袁氏为何能突然发迹，另一个解释是他们家祖坟的“风水”好，这件事记录在《后汉书》里。据《后汉书》记载，袁安的父亲去世时，母亲让袁安去访求安葬地。袁安在寻找墓地的过程中，在路上碰见了三个书生。书生问袁安去哪里，袁安把找墓地的事告诉了他们，书生于是指了一处地方，对袁安说：“把你的父亲葬在那里，你们家族将会世代担任上公。”袁安正诧异间，三个书生不见了。袁安更感到奇异，于是把父亲就葬在了那个地方，结果其家族从此兴盛起来。《后汉书》还记载，袁安的妻子死得比较早，葬在了家乡。到袁安临终时，给儿子们留下遗言：“我担任朝廷重臣，按制度当陪葬于帝陵，不能归葬家乡。你们的母亲已先葬于家乡祖坟，我死后就不要再麻烦给她迁坟了，就让她葬在家乡吧！”袁安的儿子们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愿，没有迁移母亲的墓。以上两件事有点玄奥，被认为是袁氏能发迹的重要原因，虽然它们都记录在史书里，但这些都属于迷信，是袁氏发达后人们附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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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汉，如果能做到三公的高位，就拥有了开府的特权。开府，指古代少数高级官员有权建立府署并自选僚属，汉朝时三公、大将军可以开府，汉末局势混乱，一些将军也获得了开府资格，一般称为“开府仪同三司”，也就是按照三公的标准组建办事机构。以司空为例，其分管九卿中的宗正、少府、司农三卿，司空府的属吏包括“长史一人、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四十二人”。也就是说，在司空府，有一个七十二人组成的庞大办事机构，而这些人均由司空本人自行聘任。
三公可以自行聘任属吏，相当于本职行政权力外还拥有一项重要权力：人事权。通过这项权力，三公可以大量培植自己的势力，那些被招揽来的人就称为三公的“门生故吏”。在“门生故吏”眼中，聘用自己的人不仅是长官，还是政治上的启蒙人和领路人，聘任者与被聘任者会结成一种特殊的政治血缘关系。袁氏连续四代人都当过三公，在位时间加在一起近百年，他们所开的“府”一个接一个，聘用过的人不计其数。这些人互相勾连，相互关照、提携，形成特别的政治团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得到关照后转任朝廷或地方高官，从而织成一个庞大的政坛关系网。
袁绍的父亲袁逢、叔父袁隗都担任过三公，那时袁家同时有两个“府”。袁绍的继父袁成虽然没有担任过三公，但也非常有能力，跋扈将军梁冀把持朝政期间对袁成都礼让三分。袁成的名声很大，当时社会上流传“事不谐，诣文开”的顺口溜，袁成字文开，这句顺口溜的意思是“事情摆不平，就去找袁成”。袁氏出来的高官一个接一个，他们聘用的属吏一茬接一茬，这些人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袁氏故吏”，在当时他们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很多人都以能成为“袁氏故吏”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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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与袁术本是亲兄弟，他们的父亲名叫袁逢，跟袁成是兄弟关系。袁成死得早，袁逢就把袁绍过继给了袁成，以继承家业。古人更注重亲属之间的法律关系，袁绍一旦过继给叔父，袁成就成为袁绍法律上的父亲，袁逢是袁绍血缘上的父亲。袁术本是袁绍的亲弟弟，但袁绍过继给袁成后，袁绍就成了袁术的堂哥。
这兄弟俩关系一直不好，原因是袁绍的生母不是袁逢的正妻而是妾，袁术的母亲则是正妻，一个是庶出，一个是嫡出，二者差别很大。古人认为，正妻为嫡，正妻所生的儿子谓嫡生、嫡子，即正宗之意；妾所生的儿子谓庶子、庶出，庶是旁支的意思。古代有立嫡、立长的规矩，一般来说嫡出的子嗣才有继承家业的资格。史书上还有一种说法，说袁绍的生母起初连妾都不是，只是一个丫鬟，因为跟主人发生关系，有了孩子，这才被收为妾。可能袁术的母亲对袁绍的母亲很不友好，这直接影响到袁术对袁绍的态度。
但袁绍能力比袁术强，始终压着他，名气比袁术大，交的朋友比袁术多，官做得也比袁术大，袁术对此一直不服气。总之，袁绍、袁术兄弟二人关系不是很好，《汉末英雄记》记载，袁绍被提拔为侍御史的时候袁术担任尚书，袁绍不愿意比袁术职位低，就以生病为由求退。袁术也经常拿袁绍的出身说事，甚至在给公孙瓒的信里公开宣称袁绍不是袁家的后代，这些事情导致了兄弟二人日后决裂。
关东联军起事后袁绍被推为盟主，袁术也只得在大哥的旗帜下发展，但从内心里说，兄弟二人早年间形成的心理阴影仍然存在。进入群雄逐鹿阶段后袁绍的发展速度更快，他占有关东联军盟主的优势，通过连哄带骗，夺取了冀州牧韩馥的地盘。在此过程中，袁绍与公孙瓒有过合作，袁绍表示只要公孙瓒肯帮忙，夺下冀州以后就给公孙瓒分好处，但袁绍事后食言，公孙瓒不满，就与袁术联起手来暗中对付袁绍。公孙瓒在幽州发展，与幽州牧刘虞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袁绍为了反制，也与刘虞联手对付公孙瓒。袁术本来也想联合刘虞，结果公孙瓒在中间挑拨使坏，刘虞与公孙瓒又成了对头。这样一来，分别以袁绍和袁术为核心的两大阵营就形成了，双方又分别加入了曹操和陶谦的阵营。
关东联军解散后，董卓见好就收，主动退往长安。讨董原来是一面旗帜，大家虽然各怀目的，但好歹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现在目标没有了，只剩下内讧。袁绍、袁术两大集团形成后，你攻我、我攻你，袁绍与公孙瓒之间的界桥之战、曹操两次南征徐州之战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扑朔迷离的曹操杀吕伯奢案
在关东联军起事前夕，围绕曹操还有一些故事，其中一个是杀吕伯奢全家案。与董卓决裂后，曹操与袁绍、袁术同时逃出了洛阳，他们逃亡的方向不一样，袁绍往北面的冀州，袁术往南面的南阳郡，曹操往东边的陈留郡。陈留郡的郡治在今河南省开封市，袁绍、曹操的老朋友张邈在陈留郡当太守，曹操去投靠他。曹操走得急，没有带上夫人卞氏和曹丕，甚至连个招呼都没有来得及打。曹操不知道家里人会不会遭到董卓的报复，所以离开洛阳时心情差到了极点。曹操是一个人跑出来的，身边没有人，遇到事情不能照应，也没人商量，不过这还在次要，关键是遇到事情身边没有证人，因此才闹出了杀害吕伯奢全家这一桩说不清楚的公案。
从洛阳往陈留郡，交通十分便利，曹操走的是当时的东方大道，中途路过成皋、荥阳、中牟等地。路过成皋附近时，曹操突然想起这里有一个老朋友叫吕伯奢，于是就到他家串了个门。吕伯奢不在家，他的儿子和几个朋友想抢曹操的马匹和财物，结果被曹操发觉，亲手把吕伯奢的儿子等人杀了。但这件事还有一个版本，说曹操到了吕伯奢家，吕伯奢不在家，他家的五个儿子热情地接待了曹操，但曹操因为是逃命出来的，疑心很重，怀疑吕伯奢的儿子要杀他，于是先下手为强，亲手杀了包括吕伯奢儿子在内的八个人。一件事，有了两个版本，不过它们都还不是流传最广的版本，最具知名度的版本是：曹操到了吕伯奢家，吕伯奢不在家，吕伯奢的儿子热情地接待了曹操，曹操听到食器相撞发生的声音，以为是兵器相击，此时他正在跑路，疑心很重，以为吕伯奢的儿子要杀自己，于是把他们全杀死了。事后还说了一句曹氏名言：“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上面这三个版本一个比一个具体，让人仿佛身临其境。但问题是，曹操如果真干了这件事，而当事人又全部被他灭口的话，又是谁把这件事记下来的呢？答案只能是曹操，这也有可能，有人喝高了，会说“想当初兄弟我怎么怎样……”曹操喝高了，也许会把这事说出来，但是像后两个版本那样生动鲜活，除非曹操是二百五，否则即便喝高了他也不会说出来的。所以，正确答案只能是：第一个版本或许存在，且转述者是曹操本人；后两个版本压根不可能存在。第一个版本出自王沈的《魏书》，第二个版本出自郭颁的《魏晋世语》，第三个版本出自孙盛的《杂记》。这三本书的成书顺序是：《魏书》最早，《世语》稍晚，《杂记》最晚。最晚出的《杂记》对细节记录得反而最详细和生动，这是奇怪的事。
屡有曹操屠城的记载但不是真相
关于曹操喜欢杀人，历来非议比较多，其实曹操并不是一个像董卓那样喜欢滥杀无辜的人。人们印象中的曹操是一个冷血和残酷的人，其中的原因，除了吕伯奢这件事外，还与史书里屡次提到曹操屠城有关。
第一次记载曹操屠城是在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当时曹操的父亲曹嵩等在徐州境内遇害，“阖门皆死”，徐州牧陶谦有重大嫌疑，身为兖州牧的曹操立即决定发兵攻打徐州，以报父仇。可还没等他动手，也不知是不是做贼心虚，陶谦先出了兵，来攻打曹操。面对敌人的多路进攻，曹操以偏师对抗陶谦主力，而将主力向敌人之侧翼发动进攻。战事从这年秋天拉开，曹军一路顺风，势如破竹。曹操亲自率领的这一路一口气拿下兖州境内十几座被陶谦占领的城池，直逼徐州境内的战略要地彭城，逼着陶谦从右路撤军。陶谦亲自来战曹操，双方在彭城进行了激战。
古代称中国为“九州”，这“九州”里就有徐州，徐州是一个大的行政区划概念，东汉末年的徐州是全国十三个州之一，包括今天江苏省大部、山东省南部以及安徽省、河南省的一部分地区，而今天的徐州市在当时称为彭城。彭城是座古城，城池四周虽然被大小不等的丘陵、高地所环绕，但交通却十分发达。东汉时有一条起自洛阳的东方大道，其基本走向在前半段大约沿着现在的陇海铁路，后半段大约沿着现在的京沪铁路，彭城就是这条大道上的交通枢纽。
彭城周边还有泗水、汳水在此交汇，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大兵团交战的理想战场。在曹操兵临彭城的四百年前，刘邦和项羽曾在此有一场大战，结果刘邦完败，项羽险些把刘邦生擒。但是，曹操与陶谦的彭城之战没有楚汉相争时打得那么惨烈，战事也呈现一边倒态势，曹军大胜，陶谦所部有近万人被杀，陶谦撤军，向东退到郯县。对于这场大战，《三国志·武帝纪》里只有十六个字：“秋，太祖征陶谦，下十余城，谦守城不敢出。”同书的陶谦传与此大体相同，只是多了十个字：“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后面这一句翻译过来，大意是：被杀死的有上万人，尸体使泗水都要断流了。
翻遍早期的正史，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载也只有这二十多个字。可是后来，不知道哪位史家把“万数”有意或者无意地改为了“数万”，事情就有点儿不一样了。到了司马光的笔下，这件事已经演变成了下面的模样：“遇操至，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之不流……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一次活埋了几十万人，简直是骇人听闻，但这并不是真相。由于史料缺乏，还不太清楚这件事是如何从陈寿版演变到司马光版的。在较早一些的汉桓帝时期，彭城国（公元88年，汉和帝以楚郡置彭城国）全部人口是四十九万人，当时全国人口是五千多万。经过黄巾起义、自然灾害、战争屠杀，到再晚一些时候全国人口已锐减到一千多万，此时彭城国的人口想必也已大为下降。曹操一边打仗，一边派人四处出击，把彭城国全国的人都抓到一块，然后全部活埋？真的匪夷所思。
曹操远程奔袭，此时曹军参加彭城战役的充其量也就两三万人。现在，攻破彭城后，曹操下令大家先不要打扫战场，也不忙追击敌人，交代大家干一件更重要的事：每个人分给十多个从敌占区抓来的士兵和老百姓，请大家把他们领到泗水河谷里活埋了，干不完活不给吃饭！即使被抓来的人已提前捆好、绑牢，即使将要被活埋的这些人也愿意配合，完成这项任务所涉及的工程量也是巨大的。现在经常组织集体植树劳动，种树先要挖坑，一般挖成一米长、一米宽、一米深，这个工作量，每个人一次也只能挖一两个树坑，没有半天时间都干不完，累得腰酸腿疼手起泡。坑杀男女数十万口，这得是多大的工程量？但由于司马光的权威，很少有人动脑筋想想，使得这样的说法在后世很流行。
曹操没有屠过彭城，但有人会不信，因为史书关于曹操屠城的记载并不止这一处，还有其他的屠城，比如屠柳城，这该怎么解释呢？屠柳城的事是这样的：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力排众议率主力北征乌桓。这是曹操打得最悬的一仗，但他的运气特别好，在白狼山取得大捷，斩乌桓传奇首领蹋顿，随后率军直捣乌桓大本营柳城，这个地方在现在的辽宁省朝阳市境内，曹操在此未遇到大的抵抗，将柳城占领。
曹操占领柳城后，《三国志·武帝纪》里有一句话：“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古人写文章是没有标点符号的，问题于是出现，这句话联起来读的意思是：“斩杀蹋顿以及有名号的乌桓各王以下投降的胡人、汉人共计二十多万人。”对于北方草原上生活的民族来讲，二十万绝对是一个极大数字，意味着数座乃至数十座聚居地的毁灭或一个部族的灭绝。但是这句话也有另一解，就是在中间加一个标点符号：“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意思是：“斩杀蹋顿以及有名号的乌桓各王以下，投降的胡人、汉人共计二十多万人。”只杀了一小部分部族首领而已，二十多万胡人、汉人投降了。胡人，是对当时乌桓、鲜卑、匈奴等北方各族的统称。
有没有这个逗号看来差别很大，意味着二十多万条生命是死还是活，也意味着曹操有没有屠柳城。翻开现在出版的大部分版本的《三国志》，中间都有这个逗号，也就是说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曹操没有在这里干屠城的事。但也有人认为中间不该有这个逗号，曹操在柳城又杀了二十多万人。在各种史论中，“屠柳城”的记载仍然经常可见。曹操手下有个文人叫缪袭，出生较晚，因此没有列入“建安七子”之列，但与七子齐名。曹丕称帝后，缪袭用汉代短箫铙歌之乐旧曲十二支，改成新名字重新填词谱曲，其中有《楚之平》《战荥阳》《获吕布》《克官渡》《定武功》《屠柳城》《平南荆》等，以记曹魏之功。《屠柳城》一曲唱道：“屠柳城，功诚难，度越陇塞路漫漫。北逾平冈，但闻北风正酸。蹋顿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詟海外，永无北顾患。”连自己人都不避讳屠过柳城，更增加了屠柳城的真实性。
其实这是误解，对曹操而言，利用乌桓人比灭绝乌桓人更符合自身战略利益。《三国志》乌桓传记载得很清楚，白狼山之战后，曹操命在乌桓人中有一定影响的阎柔整合乌桓各部，阎柔将幽州、并州一带的乌桓部落统领起来，多达一万多个部落，曹操命阎柔逐步把他们内迁，并抽调青壮年组成少数民族兵团，仍由乌桓各级部族首领统率，随同曹操南征北战，乌桓军队打出了名气，“由是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
假如曹操下令屠柳城，与他后来的政策就严重不符。而且，假如他平白无故欠下了乌桓二十多万条人命，即使阎柔再能干，想把一万多个乌桓部落整合起来，还心甘情愿地跟随曹操打仗，那也是不可能的事。至于缪袭的曲子，除非他脑子进了水，敢拿大屠杀当丰功伟绩歌颂，否则不可能取名叫作《屠柳城》。看他写的这首诗，主要内容也是表达北征的艰难，以及取得的功业，没有渲染屠杀的意思。所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首曲子被人篡改过。在这次回师的路上，当曹操率大军行进到易水时，代郡乌桓单于普富卢、上郡乌桓单于那楼等人亲率部族首领前来祝贺曹军大捷，并表示愿意归降，这又一次证明了曹操屠柳城的不可能。
陈宫“捉放曹”的故事没有发生过
京剧里有个传统剧目叫《捉放曹》，说的是汉末时期曹操被董卓控制的朝廷通缉而逃出洛阳，在中牟县被守关军士所擒，县令陈宫认出这是通缉犯曹操，但没有声张，而是有感于曹操的忠义将其释放，并与曹操一同逃走。二人走到成皋，发生了上面提到的曹操杀吕伯奢事件，在小说和戏剧里，曹操杀害吕伯奢全家时陈宫也在场，根据戏剧化的描写，曹操不仅杀了吕氏全家，还放火把村子也烧了，以毁灭证据。陈宫见曹操心毒手狠、枉杀无辜，十分懊悔，于是乘曹操熟睡之际离开了他。
史书记载的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曹操当年的确当过朝廷的通缉犯，逃亡的路上也的确路过了中牟县且被人抓住了，但这些事都与陈宫无关。史书上说抓住曹操的是一个不知名的亭长，大概这位亭长工作责任心比较强，来往的可疑人物都要认真盘问，结果撞上了曹操，于是把曹操带到了县里，交给县令。这时候通缉曹操的文书已经到了，县里的功曹一眼认出眼前这个人就是通缉犯曹操，但没有声张，而是悄悄向县令说情，县令把曹操放了，曹操躲过一劫，最后逃到了陈留郡，在陈留郡太守张邈的帮助下起兵反抗董卓。中牟县功曹和县令可能没有想到，他们无意间处理了一件事关历史发展进程的大事，如果他们不放过曹操而是交给朝廷，曹操的生命估计就要结束了，但是这两位东汉末年的基层官吏并没有留下姓名。
虽然没有陈宫版的“捉放曹”，但陈宫的确与曹操有很深的渊源。在曹操早年事业起步过程中，陈宫发挥过重要作用。历史上的陈宫字公台，是汉末兖州刺史部东郡东武阳县人，关于他早年的事迹，史书记载不多，只说他“刚直壮烈，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接”，也就是在少年时期就广交朋友，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力，属于兖州的地方实力派。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兖州刺史刘岱在与青州黄巾军交战时战死了，兖州群龙无首，为了让家乡少受战火涂炭，陈宫出面联络了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物色新的州政府长官，最后把目标锁定在曹操身上。
曹操那时事业刚刚起步，自从参加讨伐董卓的活动后，曹操遇到了很多挫折，后来在袁绍的支持下就任东郡太守。东郡是陈宫家乡所在的郡，也归兖州刺史部管辖。陈宫亲自去东郡拜见了曹操，对他说：“兖州现在没有首领，我自告奋勇说服州中的众人，迎接阁下到州中，将来凭借这里夺取天下，成就霸王之业。”陈宫回去后又游说州中的官吏和士绅，在他的推动下大家也纷纷表示同意，就这样曹操就任了兖州牧，正式跻身割据群雄的行列。所以，尽管没有陈宫“捉放曹”的故事，陈宫在曹操事业起步阶段仍然立下了特殊功劳。
“拥曹”的人变成了“反曹”急先锋
陈宫是兖州本土派代表，他力推曹操为兖州牧，主要想法是引进一个强人来保卫自己的家乡，在他的眼里曹操就是一个强人，袁术被曹操打败了，陶谦也不是曹操的对手。但曹操在兖州站住脚后，陈宫逐渐不怎么喜欢曹操了，因为曹操不仅是强人，而且太爱“惹事”。曹操就任兖州牧以后，兖州的战事仍然不断，跟袁术打，跟陶谦打，跟黑山军、青州黄巾军打，有人打上门来，当然要自卫还击，这是应该的，但在陈宫这些本土派看来，把敌人打跑就行了，不必追击，而且有些仗可以不打，比如南征徐州。在兖州本土派看来，这种出击毫无意义，而且存在极大风险。
前方的仗一旦打起来，后方就要供人、供粮，而这些工作曹操通常都会交给陈宫等人去办。陈宫感到给家乡人民造成了负担，思想压力很大。曹操打仗为的是自己的事业，为什么让兖州人为他付出代价呢？陈宫想不明白，有些后悔了，后悔不该拥立曹操做兖州牧，于是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曹操赶走，他的这个想法与陈留郡太守张邈不谋而合。
张邈是曹操的老朋友，曹操起兵还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曹操入主兖州，张邈同样给予了支持，二人的关系挺不错。曹操征徐州，出发前专门叮嘱夫人卞氏，如果自己出事，就带着孩子们去投靠张邈，这种以家室相托的情谊说明张邈在曹操心中很有分量。曹操对张邈以诚相待，但张邈的心态却有些复杂。过去曹操在张邈的帮助下才有了立足之地，在张邈眼里曹操不说是下属，最少也是平级，但曹操现在出任兖州牧，反而成了张邈的上级，张邈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更重要的是，张邈与曹操之间还有一个袁绍。张邈、曹操与袁绍都是早年的好朋友，但张邈性情耿直，逐渐对心高气傲的袁绍产生了反感，而袁绍也对张邈有所不满，二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张邈眼里曹操和袁绍的关系一直很亲密，有不少风言风语甚至传到了张邈耳朵里，说袁绍秘密给曹操下达了指令，让曹操收拾张邈，张邈担心曹操顶不住袁绍的压力迟早会向自己动手，于是为了自保，产生了先向曹操下手的念头。张邈是陈留郡太守，这是兖州下面的一个大郡，陈宫是兖州的地方实力派，在兖州深耕多年，人脉广、影响大，这两个人都想把曹操从兖州赶走，而曹操对此却浑然不知。曹操第二次南征徐州时，张邈、陈宫突然在背后动手，兖州全境叛乱，八十多个县里只有三个县还在曹操手中，曹操差一点儿就彻底翻船了。
陈宫、张邈发动叛乱，还拉上了吕布。吕布不是跟董卓跑到长安去了吗，怎么会出现在兖州呢？这个事放在后面再去说。陈宫、张邈、吕布联手，的确给曹操带来很大麻烦，但曹操很顽强，迅速回师，跟对手展开艰苦较量，用了一年多时间，一点儿一点儿扳回了局势，最后消灭了张邈。吕布、陈宫无法在兖州立足，只得率残部南下徐州。这时，徐州牧陶谦去世，刘备接掌徐州，吕布、陈宫投靠刘备，之后又反客为主，将徐州占领，吕布自任徐州刺史，陈宫成为吕布身边最重要的谋士。
吕布夺取徐州，从自身角度看是很成功的，也是不容易办到的，陈宫在此过程中一定贡献了不少计谋，只是史书没做详细交代，反倒有一场针对吕布的叛乱活动被史书详细记载了下来。这场叛乱发生在建安元年（196）六月，一天深夜，吕布手下的将领郝萌突然反叛，当时吕布住在下邳城内的刺史府，经过一番激战，郝萌不敌，逃回自己的军营，负责留守的曹性发现异常，与郝萌对战，被郝萌砍掉了一只胳膊，但郝萌随后被吕布派来的援军斩首。
有人抬着负了重伤的曹性来见吕布，吕布问曹性：“郝萌为何突然反叛？”曹性回答：“这是袁术背后指使的！”吕布又问：“还有哪些人被袁术收买了？”曹性回答：“还有陈宫！”吕布听了万分吃惊，当时陈宫也在场，听到了曹性的话，陈宫的脸一下子红了，这个反应，连旁边的人都看到了眼里。但吕布没有发作，也没有追问陈宫，只当没听见，安慰曹性一番，让他下去养伤。曹性的话不可全信，但也不能不信，吕布这时应该对郝萌反叛事件做一次彻底调查，如果真的涉及陈宫，那就要果断处置。我们经常说“用人不疑”，但一定要记住后面还有一句“疑人不用”，受到怀疑的人，一定不能再重用，否则就会吃大亏，但吕布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把这件事压了下来。
有人认为上面这个记载不可靠，或者认为这是曹性故意栽赃给陈宫的，事后吕布对这件事再未提起过，让这件事变得有些神秘。其实这件事是有可能的，陈宫追随吕布，但不是一个人来的。从兖州出来时陈宫还带着不少人，这些人都是兖州子弟，陈宫是他们的一面旗帜，兖州就在徐州的北面，但他们却回不去了。推测一下，陈宫也许向吕布提出过“打回家乡去”的建议，但吕布对曹操占领下的兖州已毫无兴趣，更不会为此冒险。此时陈宫的心迹也许正与当年决定背叛曹操时一样，他考虑的不是个人，而是如何把这些家乡子弟带回去，所以为此不惜铤而走险。
危难时刻袁绍帮曹操渡过难关
张邈、陈宫、吕布等人在兖州发起叛乱，使曹操腹背受敌，情况十分危急。曹操最后还是挺过了这一关，其中的原因，除了曹操沉着冷静的应对外，袁绍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曹操参加关东联军时，别人都有官职、头衔，曹操却被朝廷通缉，什么都没有，还是袁绍以车骑将军身份“表奏”朝廷，给了曹操一个奋武将军的头衔。那时候，曹操也可以像其他人那样独立发展，彻底摆脱袁绍的控制，比如像袁术那样，但曹操这一时期运气不怎么好，接连遭受挫折。先是在汴水之战中失利，关东联军其他各路人马消极避战，但曹操积极性很高，带着自己招募来的几千人就去打董卓，结果惨败，曹操自己差点儿死在战场上。接着，曹操想东山再起，跑到南方去募兵，到了扬州刺史部的丹阳郡，好不容易募来几千人，但半路上遇到了兵变，几千人跑了大半，只剩下几百人。这时关东联军已经解散了，酸枣那里已经没有什么人，曹操手里只有这几百人，生存都是问题，迫不得已，曹操只好跑到袁绍那里。袁绍接纳了曹操，在袁绍的心里，曹操过去是小兄弟，现在依然是，袁绍把曹操当成手下来看。
曹操在袁绍身边待了至少一年多，袁绍后来表奏曹操为东郡太守。东郡属于兖州刺史部，在冀州的南面，袁绍的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北，而东郡以及兖州的大部分地区在黄河以南，袁绍让曹操当东郡太守，其实是让曹操帮自己抢地盘。这是一个艰巨且危险的工作，但曹操接受了东郡太守的职务，离开袁绍南下。曹操这时的身份仍然是袁绍的下属，不仅袁绍这样看，当时的很多人也都这样看。
不过曹操这时突然时来运转，先是荀彧脱离袁绍来到曹操身边，让曹操如虎添翼，接着兖州刺史刘岱在与青州农民起义军交战中战死，兖州群龙无首，众人推举曹操当了兖州牧，曹操逐步占有兖州，跻身割据群雄的行列。但在此之后，曹操仍然听命于袁绍，二人不分彼此，这从一件事就能看出来：荀彧从袁绍那里转投曹操，但袁绍事后并没有追究；荀彧有个哥哥叫荀谌，在袁绍手下效力，袁绍也没有为难他，这就是因为在袁绍眼里曹操是他的手下，辅佐自己跟辅佐曹操都是一回事。还有一点也可以说明袁绍与曹操之间的这种关系：曹操首次南征徐州遇挫，第二次再征时，曹操觉得自己力量不够，于是向袁绍求援，袁绍二话不说，当即派将领朱灵率三营人马助战，三营不是现在的三个营，当时每营约有5000人，三营就是1.5万人，支持的力度不小。
后来曹操和袁绍翻脸，袁绍讨伐曹操时让陈琳写了一份著名的檄文，里面透露了不少有关曹操的信息，一条说曹操几次陷入危机，都是袁绍出手相助，曹操才得以躲过灭亡；另一条说汉献帝后来从长安东归时，袁绍自己正受制于公孙瓒无法脱身，所以派人前往曹操那里传达自己的命令，让曹操去保护銮驾。按照这里的说法，就连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都是袁绍下的命令，这件事应该不完全是虚构的，袁绍把派到曹操那里传达命令人的名字都写在了檄文里，意思是说，不信可以去查证。
这些情况都说明，在曹操与袁绍决裂之前，很长时间里曹操是以袁绍属下的身份出现的，曹操打的是袁绍的旗号，接受袁绍的任命和援助，这些都是事实。只是曹操后来发展得越来越快，实力逐渐上升，慢慢地已经可以和袁绍并驾齐驱了，尤其是“奉天子以令不臣”后，曹操在政治上更加有利和主动，这才与袁绍彻底决裂。
刘备是汉室宗亲却不是“刘皇叔”
张邈、陈宫、吕布起兵反对曹操，失败以后，张邈被杀，吕布、陈宫在兖州待不下去了，只好南下投奔徐州，徐州本是陶谦的地盘，但此时徐州牧换成了刘备。刘备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人，属于“汉室宗亲”，追溯刘备家的族谱，可以推到西汉初年的中山王刘胜。汉朝由高祖刘邦所建，刘邦的第四个儿子刘恒是汉文帝，汉文帝死后，第五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接汉景帝班的是他的儿子刘彻，也就是汉武帝，刘胜就是汉武帝的异母兄，被封为中山王，封地是中山国，相当于一个郡，属冀州刺史部。
刘胜的日子本过得很自在，但弟弟刘彻继位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刘彻推行中央集权，不容各封国分治坐大，颁行推恩令削其势，也就是将各封国分为若干小国，由诸侯王的子孙依次分享封土，地尽为止，封土广大而子孙少的则“虚建国号”，仅保留一个名义。推恩令强制实行，各诸侯王不服但也无奈。这项政策到了中山王刘胜这里却遇上了麻烦，不是他不肯分国，而是无法操作，什么原因呢？刘胜的儿子太多，分不过来。根据史书记载，刘胜有一百二十多个儿子，中山国再大也无法分成一百二十多个小国来，最后只有五个儿子被封为侯国，刘备的先祖倒还算幸运，是这五个人里的一个，名字叫刘贞，被封为陆城侯。但刘贞在陆城侯的位子上并没有待太久，后来因罪被夺了位，之后以平民身份到涿郡居住，这是刘备祖籍地在涿州的由来。
通过以上回顾，可以看出刘备的先祖自刘贞起就不再显赫了，那还是在西汉，是两百多年前的事。现在是东汉，天子虽然也姓“刘”，但前朝的“刘”分量自然不足，刘备一家与普通百姓没有两样。东汉末年这样的人很多，他们虽然姓“刘”，却享受不到任何特权福利，有的人日子过得还不如普通人家。当然，他们中间也有出类拔萃或较高知名度者，如刘表、刘焉、刘虞、刘馥、刘繇、刘岱等人，刘备后来靠着自己的努力，也成为其中一员。
刘备的爷爷名叫刘雄，还算是个有能力的人，曾在外地当过县令。刘备的父亲叫刘弘，在刘雄活着的时候家境还好，但到了刘弘家境就衰落了，而且刘弘在刘备很小的时候就生病死了。刘弘只有刘备这一个儿子，他和母亲一起生活，日子过得相当拮据，母子俩靠“贩履织席为业”，也就是做小生意贩卖个鞋子或者织席子挣点儿钱。汉代普遍瞧不起商人，有的商人家资巨亿社会地位一样不高，像刘备母子这样的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在当时地位更为低下，所以从家世上说刘备没有任何显赫之处，甚至不如平常人家。
都知道刘备是“刘皇叔”，但史书里其实从来没有这个提法，这个说法最早来自《三国演义》。《三国演义》说，刘备来到许县，见到汉献帝，把自己家世一说，大家都是一个大家族的，彼此都感到亲切，汉献帝马上跟刘备叙起了家谱。双方共同的谱系可以从汉景帝开始算起，《三国演义》的这一段写得很细，大概是为了增加可信度，几乎把双方每一代人的名字都提了一下，最后发现刘备比汉献帝长一辈，“帝排世谱，则玄德乃帝之叔也。帝大喜，请入偏殿叙叔侄之礼”，但“刘皇叔”是小说虚构的，真实的是情况是，如果从汉景帝开始往下数，汉献帝刘协是他的第十四世孙，而刘备是汉景帝的第十九世孙，刘备比汉献帝低了五辈，所以任何一部严肃史书都不敢说刘备是“皇叔”，这只是小说为强化戏剧冲突而设置的一个情节。
刘备十五岁左右到著名学者卢植那里求学，卢植不仅是学者，还是名将，是东汉镇压黄巾起义的三位主将之一。刘备的这次求学经历虽然只有两三年，却非常重要，开阔了他的视野，奠定了他的做事格局和知识基础，也让他结识了同在卢老师那里求学的公孙瓒。
刘备结束这段学业后回到涿县家里，没有什么具体事可干，既不能像曹操那样有条件去洛阳太学继续深造，也不能像同学公孙瓒那样有门路能在本地官府中谋取一官半职。当时宦官专政，政治一片黑暗，像刘备这样的人没有太多的发展机会。在刘备履历中这段日子并不短，大概有五六年，史书对刘备这一段经历只记载了三个字：“合徒众。”也就是聚集了一帮人，非官非商，整天在一起，既不打家劫舍，也不效命官府，能挣钱的时候就挣点儿，没事时就喝酒，反正就那么混着，说得好听点儿叫自由职业者，说得难听点儿就叫混混。天下承平时代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但在乱世里他们就可能成为强人，他们不差体力，也不差胆量，只差机会。
在这帮人里刘备和两个人最情投意合，一个是关羽，一个是张飞，他们都跟刘备一样，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讲出身、门第的汉末时代，他们没有太多的晋升机会，而原有的社会秩序正一点点被打破，他们可能已经预感到机会的来临，所以主动走到一起，等待机会的到来。
至于“桃园三结义”，这个情节在史书里没有记载，最早出现于元朝《全相平话三国志》。虽然也叫《三国志》，但它是说书艺人的讲话底本，是《三国演义》的源头。“结义”这个情节虽然是民间艺人创造的，但从史书的记载看，刘备和关羽、张飞的关系的确相当密切，他们很合脾性，《三国志》说他们“恩若兄弟”，平时他们三人寸步不离，“寝则同床，食则同器”。还有一本叫《华阳国志》的书，说刘备让关羽、张飞做他的“御侮”，类似警卫员或保镖。关羽、张飞和刘备私下里是兄弟，不分彼此，但在公开场合二人就以警卫员或保镖的身份跟随左右，刘备坐着，他们就站着，十分恭敬，有时一站就是一天。所以，尽管“桃园三结义”在史书里没有记载，但这种事是可能发生的，或者说，即使没有结义这样的形式，他们三个人的关系也同于异姓兄弟。
刘备事业起步阶段不算太顺利。他参加过朝廷讨伐黄巾军的军事行动，因功被任命为县尉、县丞一类的小官，后来又去投奔了老同学公孙瓒，被任命为平原国相，相当于一名郡太守，在群雄逐鹿时代，刘备还只能算一个三四流的角色，与他心中的远大志向相比差了很远。刘备真正走到历史的前台，成为与袁绍、袁术、曹操这些人并驾齐驱的一线人物，始于陶谦让徐州。
陶谦“让徐州”是明智选择
徐州牧陶谦是汉末群雄之一，他小时候是个“问题少年”，但有一天突然悔悟，专心向学，并学有所成，逐渐成长为朝廷高级官员。借助黄巾起义造就的机会，陶谦长期割据于徐州，成为群雄中实力较强的一个。正在向外扩张实力的兖州牧曹操视陶谦为对手，曹操借父亲曹嵩等家人死于徐州境内这件事向陶谦兴兵讨伐。
汉献帝兴平元年（194）春天，曹操再次南征徐州，陶谦拼死抵抗，在刘备帮助下终于躲过了一劫。曹操虽然撤了兵，但陶谦却受到惊吓，一病不起。陶谦此时六十多岁了，自知来日无多，所以开始安排后事。陶谦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陶高，一个叫陶应，但陶谦不想让他们接班，这两个儿子也没有当官。陶谦并非淡泊名利，只是他经历得多也看得多了，深知权力是诱惑也是陷阱，如果自己的儿子能力平平，把权力交给他们等于害了他们。陶谦是明智的。徐州经过两次战火，已经遭受了严重破坏，曹操的大军注定还会再来，陶谦更不会把这样的烂摊子交给儿子，他在寻找更合适的接班人。
陶谦手下倒是人才济济，但他把所有的人都打量了一番，觉得都不满意，有的人名气很大但实际能力不足，有的人有一定的雄才，但人品方面又不放心，最后陶谦想到了刘备。陶谦跟刘备交往倒不深，刘备来徐州也很晚，但据陶谦观察，刘备这个人雄才大略，手下人马虽然不多但战斗力很强，让刘备主持徐州事务，陶谦觉得比交给其他那些人更放心。想好以后，陶谦把别驾麋竺叫来，告诉他自己可能不行了，徐州今后的大事，只能交给刘备了。做完这番交代陶谦就死了，时年六十二岁。
《三国演义》里有一段“三让徐州”的故事，是说陶谦向刘备让贤的：“一让”是说刘备率军驰援徐州，与曹军的于禁所部打了一仗，小试锋芒，徐州危机暂缓。陶谦接刘备入城，盛宴款待，在席间主动提出把徐州让给刘备，刘备闻言愕然，坚决推辞。刘备写信给曹操，希望他以国家大义为重撤走围困徐州的人马，恰好这时吕布攻打兖州，曹操便顺水推舟，接受刘备的退兵建议；“二让”是说陶谦见曹军撤走，徐州转危为安，又设宴庆祝。饮宴结束后陶谦再向刘备让徐州，刘备仍坚决不受。陶谦推让再三，见刘备仍坚决不受，于是安排刘备驻扎小沛，众人也都劝刘备留下，刘备这才同意；“三让”是说不久陶谦染病，越来越重，派人以商议军务为名把刘备从小沛请来，躺在病榻上当面又让徐州。刘备说可以让陶谦的二位公子接班，陶谦说他们的才能皆不能胜任，刘备还是辞让，陶谦便以手指心而死，丧礼结束后，徐州军民极力拥戴刘备执掌徐州，关羽、张飞也再三相劝，刘备这才接受。
“三让徐州”的描写虽有大量虚构，但基本事实却是有的，那就是割据一方的陶谦临终前不想自己的子孙再陷入纷争，宁愿他们做一个普通的人，过普普通通的生活。权力虽然是众人追逐的目标，尤其是乱世，但实力不仅意味着荣华富贵，也意味着自己和家族的安全，所以很多人不惜一切手段争权、夺势，有的刀兵相向，有的用尽机心，人性的残暴、贪婪和无耻都在这个过程中充分暴露。权力也容易让人膨胀，容易让人误入歧途，对于那些没有雄才也没有大略的人来说，手握重权反而会招来灾祸，陶谦不让能力平平的儿子接班，这一点比其他那些割据者更明智。
吕布再次反水杀董卓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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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雄混战的焦点逐渐集中于冀州、兖州、徐州等“关东”地区，除袁绍、袁术、曹操、公孙瓒、刘备这些人，吕布也加入进来，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吕布原来随董卓去了长安，他是怎么“重返内地”的呢？这要回溯一下历史，之前关东联军讨伐董卓，董卓发现打不过关东联军，所以退到了长安，继续挟持汉献帝和朝廷，过起了逍遥自在的日子。忠于汉室的大臣们不愿意董卓逍遥自在，发动了几次暗杀行动，但都失败了，最后在司徒王允的策动下，吕布杀了董卓，天子和朝廷暂时摆脱了军阀的控制。
说到吕布再次反水杀董卓，人们马上会联想到王允的“连环计”以及“风仪亭”“吕布戏貂蝉”等故事。“连环计”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三十五计，大意是说“一计累敌，一计攻敌，两计扣用”，也就是计中有计，让敌人防不胜防。三国时代，为人所熟知的、最经典的“连环计”有两个，一个是庞统在赤壁之战时向曹操所上的“连环计”，导致曹操大败，另一个就是司徒王允对董卓、吕布所使的“连环计”，导致董卓被杀。后面的这个“连环计”出自《三国演义》第八回，大意是：王允将貂蝉私下许配给吕布，又派人接待董卓，将貂蝉送给董卓，并且告知吕布是董卓接貂蝉回府，择日将与董卓完婚。后貂蝉在董卓和吕布之间离间，使两人相互猜忌并且结下怨仇，吕布最后杀掉了董卓。
上面这段情节在史书中并没有记载，甚至也没有提到过貂蝉这个人。貂蝉在历史上知名度很高，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但这个人物是虚构出来的。具体到王允，史书里也没有关于他策划“连环计”的内容。至于另一个“连环计”，也就是庞统给曹操所上的“连环计”，史书同样没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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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王允没有上演“连环计”，但他密谋除掉董卓的行动仍然是惊心动魄的。在策反吕布之前，王允等一批忠于汉室的大臣曾多次发起了针对董卓的刺杀行动，除了王允，这些人还包括杨瓒、荀攸、郑泰、何颙、种辑、伍孚、士孙端、华歆等，他们的秘密行动至少有过三次，虽然没有“连环计”有名，但斗智斗勇以及紧张激烈的程度也都值得一提。
王允等人一开始想先抓兵权，由王允出面向董卓提出一项建议，任命杨瓒为左将军，尚书仆射士孙端为南阳郡太守，让他们领兵由武关道攻击袁术。王允等人的想法是，如果董卓同意，他们就假装讨伐袁术，趁机控制武关道，然后放袁术由此道进入关中。但董卓这时的战略是防守，能守住就行，对主动出击没兴趣，这个计划泡汤了。
抓兵权不成，有人等不及了，伍孚决定铤而走险。一天，伍孚内穿小铠，外套朝服，怀里藏把刀来见董卓。谈完事，趁着跟董卓并行之机，伍孚突然拔刀直刺董卓。董卓是行伍出身，身手也不错，躲过了这一刺，伍孚随后被董卓的卫士拿下。董卓气愤地说：“你小子想造反不成？”伍孚道：“你我不是君臣，何来造反之说？你这个乱国贼子，我恨不得诛杀你，将你车裂于市以谢天下！”伍孚随后被杀。
伍孚死后，大家没有退缩，很快又制订了新的刺杀计划，王允以及另外两名三公黄琬、荀爽在暗处，何颙、郑泰、种辑、荀攸、华歆等人都参加了。这个计划是什么，史书没有记载，只说这个计划提前暴露了，郑泰、华歆侥幸逃脱，何颙、荀攸等人被捕，何颙在狱中不堪酷刑，最后自杀。何颙是汉末一个了不起的人，跟袁绍、曹操、荀彧都是好朋友。
上述三次计划均告失败，从伍孚到何颙，士人们付出了惨重代价，却对董卓无可奈何，尤其是第三次计划的失败，使士人们的有生力量几乎全部丧失，现在只剩下王允、荀爽和黄琬这几位了，他们最年轻的也在五十岁以上了，再靠暗杀、兵变已经无法达成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王允才冒险接近和策反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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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允等士人秘密谋除董卓，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吕布，在大家眼里吕布是董卓的嫡系，深得董卓信任，不可能反对董卓。同时，对于吕布之前杀丁原投靠董卓的行为大家也比较反感，认为彼此不是一路人，所以王允等前面三次计划谋杀董卓，都没有吕布的参与。
计划一再失败，王允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想到了吕布。一个原因是，王允和吕布都是并州人，王允的老家是并州刺史部太原郡，吕布的老家是并州刺史部五原郡，有同乡之谊，那时候身在异地的人家乡观念非常强，更容易接近。另一个原因是，王允大概也观察到吕布到长安后思想上有一些微妙变化。吕布投靠董卓后，曾经死心塌地为董卓卖命，吕布率兵与反对董卓的孙坚作战，董卓携朝廷西去长安，吕布负责断后，在董卓授意下把洛阳一把大火给烧了，应该说，吕布投奔董卓初期，是打算跟着董卓好好干的，因为吕布还等着董卓死了自己能接掌权力。
但到长安后吕布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与董卓之间渐渐产生了隔阂。史书没有提到貂蝉和“连环计”，但说了两件事，认为这两件事促成了吕布与董卓的最终翻脸：一件事情是，董卓曾经为某件小事和吕布闹翻，情急之下拔出手戟朝吕布扔去，幸亏吕布身手好，躲过了，事后吕布主动承认错误，董卓的气也消了些，吕布则在心有余悸之下对董卓增添了许多不满心理；另一件事情是，董卓让吕布负责自己的保卫工作，吕布可以经常出入董卓的内室，时间长了，吕布跟董卓的一个侍婢有了私情，吕布很担心这件事最终会被董卓发现，心里很紧张。
上面这两件事都记录在史书里，真实性问题应该不大，但问题是，吕布下了那么大的决心、付出了那么多的牺牲投奔董卓，因为这两件小事就放弃之前的努力，这说服力似乎并不足。这两件事只是诱因，但不是吕布再次“反水”的主因，什么是主因呢？
主要原因，其实是形势的变化。吕布到了长安，这里更靠近凉州，完全是凉州军的天下，并州军实力本来就弱，到长安后他们的作用和地位都下降了，凉州军有许多将领实际上看不起吕布，有个叫胡轸的凉州军将领甚至曾对外扬言要杀吕布。凉州军内部实行的是“扁平化”管理，胡轸这样的将领有一大把，他们只对董卓负责，吕布根本不能驾驭他们，现在不能，将来更不能，吕布之前大概幻想过董卓会帮自己一步步树立威信，但现在看来那只能是空想。吕布的理想破灭了，这是他下决心与董卓决裂的根本原因，恰在这时一些反董力量也在悄悄拉拢吕布，双方一拍即合，于是促成了吕布第二次向自己的顶头上司反戈一击。
吕布对董卓起了杀心，但董卓还毫无觉察，对吕布仍然很信任，这种信任表现在，董卓仍然让吕布负责自己的安全保卫工作。从这一点上看，董卓这个人做事有些粗糙，对身边的人观察不细，连事关生死的事都马马虎虎。吕布既然负责董卓的贴身保卫工作，那下手的机会就不难找了，汉献帝初平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王允、吕布等人密谋下，董卓被吕布亲手刺杀于长安未央宫。史书记载，那一天本来是阴天，董卓被杀后瞬间变得晴朗，“日月清净，微风不起”。
王允杀大学者蔡邕的隐秘动机
董卓死了，消息传出后，压抑已久的人们终于扬眉吐气，长安城里到处是载歌载舞的人群，人们举行了盛大的狂欢活动，有人卖掉了珠宝首饰和漂亮衣服，换来酒肉进行庆贺。但是，也有人内心较为复杂，著名学者蔡邕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时，情不自禁地当众叹息了一声。
当时王允正好也在场，当即呵斥蔡邕：“董卓是国之大贼，几乎使汉室倾覆。你身为汉臣，理应同仇敌忾，怎么能因个人受到董卓际遇而忘记了大节！今天诛杀有罪的人，你反而感到难受，是不是跟他们是一伙的？”王允命令把蔡邕抓起来押在廷尉处审理，蔡邕在狱中写信向王允认罪，愿意像司马迁一样承受黥首刖足之刑以求保全一命，让自己能够完成正在写作的当朝国史《后汉纪》，但王允坚决不答应，最后，东汉末年最知名的大学者之一、与宦官集团坚持不懈斗争数十年的蔡邕就这样死在了长安，死时六十一岁。
董卓这个人向来飞扬跋扈，不把人放在眼里，整天说杀就杀，但对蔡邕尚且礼遇有加，王允为什么不容蔡邕呢？史书里有个说法，王允也是在冲动之下做出的决定，不久就后悔了，马上派人去制止，但没有来得及，蔡邕已经被杀了。这个记载大概是想为王允开脱，或者也觉得王允杀蔡邕这件事不好理解，找个说法。其实，王允对杀蔡邕的决定是不会后悔的，他的意志十分坚决。有人认为蔡邕一向受到董卓的厚遇，王允早就看不惯了，或者出于内心的正直，或者出于一些嫉妒心理，总之这是王允执意杀害蔡邕的根本原因，一声叹息只是借口。但这个说法也较为勉强，董卓也厚待王允，相比蔡邕，董卓更加信任和重用王允。
王允坚决杀蔡邕其实另有原因，这个原因还是蔡邕自己提醒王允的。蔡邕提到写史赎罪，这让王允下意识想到了司马迁，王允大概会想到，当朝的历史如果由蔡邕来写，会写成什么样？最近一两年来，王允之所以深得董卓信任，自然说过不少违心的话，干过不少违心的事，这些事史书没有记载，但一定有不少，当然这些事一般人是不太清楚的，可蔡邕和王允一样，都是董卓身边的红人，知道的应该不少，如果让蔡邕写史，王允的形象算是彻底毁了。所以，在王允看来蔡邕必须死，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蔡邕的一声叹息，这只能算虚晃一枪，真正的理由没法说出口。
貂蝉、赤兔马和方天画戟的史实与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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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是三国时代一流猛将，他本身也是参与逐鹿的群雄之一，吕布虽然是一位失败的英雄，但在后世他的知名度很高，围绕吕布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如貂蝉、赤兔马和方天画戟。
貂蝉这个人物在史书里没有记载，最早始见于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在《三国演义》里被进一步渲染。在这些作品里，貂蝉是司徒王允府里的丫鬟，目睹奸臣董卓篡权，月下焚香祷告上天，希望为主人分忧，恰巧被王允撞见，于是收为义女，定下“连环计”。王允先把貂蝉许给吕布为妻，又献予董卓为妾。貂蝉嫁给董卓后，又对吕布保持暧昧，周旋于二人之间，吕布不乐。一次，吕布和貂蝉在凤仪亭相会，貂蝉哭诉被董卓霸占之苦，吕布愤怒，却被董卓撞见，董卓抢过吕布的方天画戟要刺吕布，吕布逃走，从此二人生疑。王允趁机说服吕布，铲除了董卓，随后貂蝉成为吕布之妻。吕布败亡前貂蝉再次出场，吕布白门楼被杀后貂蝉不知所终。
才貌双全、能歌善舞、舍生取义，这是貂蝉留给大家的印象，所以她深受人们的喜爱，于是有人对她的身世进行了许多“考证”。关于貂蝉的出生地，至少有四种说法：一是永年，来源于当地民间传说；二是临洮，来源于《三国志平话》；三是米脂，来源于陕北民谣和传说；四是忻州木耳村，来源于元杂剧。但是，传说、平话、民谣、杂剧都属文艺作品范畴，不能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史料，所以这些说法不足为信。
据史书记载，董卓确实有过一个奴婢，吕布跟她有过私情，但并没有说这个婢女就是貂蝉。董卓死后，婢女后来是否成了吕布的妻子，也不太好说。也有人坚持认为这个婢女就是貂蝉，她后来正式成为董卓的小妾，现在甘肃临洮有个貂蝉墓，有人推测说貂蝉作为董卓的小妾，死后就葬在了董卓老家。这看起来有一定合理性，但仔细推敲也就能发现其中的错误，董卓的老家确实是临洮，但汉末的临洮是今甘肃省岷县而不是现在的临洮县。
在古代姓氏中也没有姓“貂”的。貂是一种动物，蝉是一种昆虫，汉代皇帝的侍从官员们帽上经常装饰这两种东西，所以“貂蝉”合称，当时，貂蝉一般借指达官贵人，有的说是宫女中的一种女官，总之它不像人的名字。迄今为止，唯一和貂蝉接近的史料来自一本叫《汉书通志》的史书。这部书是给《汉书》作注疏的，作者是谁、成书何时均不详，该书已散佚，只在其他典籍的引用中才能看到。《汉书通志》有一条记载：“曹操未得志，先诱董卓，进刁蝉以惑其君。”曹操在尚未成事时想诱惑董卓，让他丧失斗志，给他献上了美女刁蝉。
曹操献的这个刁蝉，姓的是“刁”，这条记载虽突兀，也没有其他史料为佐证，但毕竟出现在史书而不是文艺作品里，可信度相对高一些。董卓到洛阳后，曹操改任骑都尉，曹操在董卓手下做过事，有过接触，在政治上曹操是反董卓的，史书记载过曹操以前曾秘密行刺大宦官张让，说明曹操曾是一名激进青年。投董卓所好，给董卓献上美女来迷惑他，并以此接近董卓，这种事曹操有可能干出来。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有多个版本，最流行的版本是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除貂蝉外其他三个人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貂蝉是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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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貂蝉，再来说说赤兔马。
在吕布杀董卓之前，赤兔马还没有出现在史籍里，这一点与小说及民间故事不一样。吕布杀董卓不久，董卓旧部反攻长安，吕布于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夏天从长安突围，只带着一支数百人的队伍由武关道前往南阳郡，投奔在此驻扎的后将军袁术。袁术收留了吕布，但时间一长双方发生了矛盾。当年董卓杀了袁氏全家，吕布认为自己为袁家报了仇，是袁术的恩人，理所应当接受袁术的感谢，但袁术不这样认为，慢慢地，吕布要粮要钱，袁术都不给了。吕布不高兴了，纵容部下在袁术的地盘上闹事，袁术则暗中策反吕布的人。吕布不敢在南阳郡待下去，只好离开。
河内郡太守张杨也是并州军出身，吕布早年与他有交情，于是去投张杨。张杨是念旧情的人，尽管自己也有困难，但还是收留了吕布一行。只是，河东郡离长安较近，吕布到达后，在长安控制着朝廷的凉州军旧部听到风声，马上给张杨发来公文，要他捉拿吕布，张杨的手下看到长安那边开出了很高的赏金，也想把吕布杀了换赏钱。吕布提前知道了消息，主动找到张杨，对他说：“我跟你是老乡，你把我杀了其实不划算，不如把我押到长安，可以得到李傕、郭汜的封赏。”张杨本人其实并不想为难吕布，听他这样一说，就放他走了，吕布只得另谋出路。
吕布最后跑到冀州投奔袁绍，袁绍内心里也不太喜欢吕布，但当时袁绍正缺人手，所以对吕布的到来给予热情欢迎。冀州的西侧是活跃在这一带的张燕领导的黑山军，他们公开支持袁绍的对手公孙瓒。黑山军擅长游击战，又占据着绝佳地理位置，频频对袁绍进行袭扰。袁绍给吕布增加了一部分人马，让吕布专门对付黑山军。黑山军的主力是一支数千人的骑兵，战斗力很强。针对他们的作战特点，吕布让部将成廉、魏越等挑了几十个身手好的人，由自己亲自率领，骑上快马组成一支突击队，专门冲击敌人的核心区，拿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会儿“闪电战”，一会儿“斩首行动”，他们来如疾风、去如迅雷，无人能挡，打得黑山军大败。吕布和他骑的一匹赤兔马都在此战中出了名，《曹瞒传》记载说，当时流传着一句话：“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打仗最厉害的人是吕布，最好的战马是赤兔马，这句话迅速传开了。
三国有几匹名马，曹操的绝影、刘备的的卢，都很知名，但名气最大的，就是吕布的这匹赤兔马，它的名字除出现在《曹瞒传》里，《后汉书》《三国志》也都提到过，《三国志》称它为“赤兔”，红色的兔子；《后汉书》称它为“赤菟”，这个“菟”字上面有个草字头，指的是一种淡红色的花，古人也把老虎称为“于菟”，《后汉书》里说的“赤菟马”就是红色的、像老虎一样威猛的马，这个说法比“红色的兔子”看起来更贴切。
赤兔马虽然曾在史书里出现过，但后来的下落没有再被提及。至于说吕布死后曹操把它送给了关羽，直到关羽死时仍然骑着它，这个说法不仅没有史料依据，而且不符合常识。战马出生一个多月后就可以觅食，一年后称为“一岁驹”，两岁多发育成熟、骨头封闭，达到最佳骑乘年龄，这种状态一般只能保持十年左右，之后循环系统变差、关节开始肿胀，进入暮年期。如果这匹马是吕布杀丁原前夕董卓送给吕布的，它当时至少两三岁了，吕布骑着它到被杀整整十年，假如后来又到了关羽手里，关羽死时赤兔马就已经三十岁左右，即使还活着也驮不动关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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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貂蝉是传说，赤兔马也与大家的印象有很大不同，那么与吕布有关的另一件物品——方天画戟怎么样呢？它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呢？
在人们的印象中，吕布平时使用的兵器就是方天画戟，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著名的“辕门射戟”的故事，这件事发生在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当时吕布已经到了徐州，袁术派纪灵带领步骑共三万多征讨驻扎在小沛的刘备，刘备向吕布求援，吕布手下多数人认为不能管，因为刘备始终是个隐患，关羽、张飞和赵云都是一流猛将，现在名为朋友，日后定是对手，不如借袁术之手将刘备除掉。
吕布不同意这种看法，“严步兵千、骑二百，驰往赴备”。由于所带人马比纪灵少得多，所以不能来硬的，吕布于是“屯沛城外，遣人招备，并请灵等与共飨饮”。在这次宴会上，吕布“令军候植戟于营门”，然后向大家宣布：“诸君观布谢戟小支，中者当各解兵，不中可留决斗。”结果吕布一发“正中戟支”，纪灵等皆惊，说“将军天威也”，于是罢兵。
有人据此认为，吕布此次所射的就是“方天画戟”，并认为它是吕布平时使用的兵器，但这是不对的。戟是一种长杆兵器，头部有月牙形弯刀，可刺可砍，两边都有月牙刀的叫方天戟，只有一边有的叫青龙戟。从杠杆原理上说，戟的重量在头部，是一种费力杠杆，只有力气大的人才使得动，因为这个原因，戟慢慢变成了一种仪仗用兵器，有时在戟杆上还装饰各种花纹，称画戟。
也就是说，所谓“方天画戟”就是戟杆有装饰花纹、前部左右都有月牙形弯刀的武器，这种武器非常不实用，平时只是营中用来作摆设的。比“方天画戟”更实用的兵器是矛，这才是吕布常用的兵器，《后汉书》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卓将至，马惊不行，怪惧欲还。吕布劝令进，遂入门。肃以戟刺之，卓裹甲不入，伤臂堕车，顾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诏讨贼臣。’卓大骂曰：‘庸狗敢如是邪！’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
在这段记载里，有矛也有戟，吕布使的兵器是矛，但李肃却先以戟刺董卓，为什么李肃用的是戟呢？这正是由于戟不是实战兵器，多用作仪仗、摆设，董卓的卫队里平时就有戟，李肃属“就地取材”。既然只是仪仗用的，那平时就不会经常保养，实战中戟就有些不好用，所以李肃用戟没有杀死董卓，最后吕布用矛将董卓刺死。作为董卓的“卫队长”，吕布平时拿着的应该是他最趁手的兵器，由此推断，吕布平常使用的兵器应该是矛。
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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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允、吕布在长安除掉了董卓，但随后董卓旧部展开反攻，王允被杀，吕布逃出了长安，汉献帝以及朝廷继续被凉州军阀控制，这种情况又过了一年多。到兴平二年（195），凉州军阀发生严重内讧，互相攻伐，汉献帝在忠于汉室的一些大臣的保护下东归，一路上历尽了艰险，最后于这一年十二月底到达一个叫大阳的地方，即现在山西省平陆县境内。虽然甩掉了凉州军阀的追击，但汉献帝和朝廷依然面临生存危机，中原地区已经陷入群雄混战的局面，今后何去何从仍然是未知数。
过了年，次年的正月初七，汉献帝下诏改年号为建安，开启了建安时代。汉献帝给各地有实力的人写诏书，让他们到大阳来迎驾，这些人包括刘表、陶谦、刘虞、刘焉、袁绍、袁术、吕布等，但没有人肯来，袁绍派人来看了看，也没了下文。其实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首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形势和汉献帝所处的位置。
汉献帝当时待的大阳属于河内郡，在群雄逐鹿局面中这里属于“三不管”地带，虽然有一个河内郡太守张杨，是当年并州刺史丁原的部下、吕布的老战友，但他能控制的地方只在河内郡郡治怀县一带，河内郡以及相邻的河东郡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武装力量，大部分是黄巾军余部，互不隶属，互相征伐，一片乱局。各地比较有实力的人，包括刘璋、刘表、刘虞，离这里都太远，贸然派兵去大阳，并没有多少胜算。
吕布这时已取代刘备占有了徐州，董卓是吕布杀的，汉献帝对吕布最有期待，所以也给吕布写了诏书，但吕布回复汉献帝，说如果自己有实力倒是愿意去，但现在打了败仗，自身难保，“军无畜积，不能自致”，长途远行需后勤保障，他没有，所以去不了。汉献帝理解吕布，虽然吕布没来，但汉献帝仍晋升吕布为平东将军，其爵位晋升为平陶侯。汉献帝还专门派使臣去给吕布颁印绶，但使臣路过山阳国境内时把任命书弄丢了。
除客观条件上的困难，各地实力派们心里也有其他一些考虑，主要是利弊方面的权衡。有利的地方，当然是控制了天子和朝廷既落了护驾有功的名，也掌握了一定权力，但不利的地方也有很多，比如：把天子接来，但又无法和谐相处的话，就会事事掣肘，反受其累；朝廷现在也是一个包袱，单就后勤保障就是个大问题，现在粮食比什么都紧缺，已经有价无市；天子的身边还有一些有实力的武装，如韩暹、杨奉、董承、张杨等几股势力，他们护驾的积极性不高，但要把天子从他们控制下接走，这些人也未必甘心，到时候又是麻烦事。正是基于以上主客观方面的考虑，这些实力派们对迎驾这件事表现得很冷淡。
从史书记载的情况看，汉献帝没有给刘备和曹操专门写诏书，为什么呢？因为曹操当时虽是兖州牧，但在世人眼里曹操并不是独立的，他是袁绍的手下，汉献帝觉得给袁绍打了招呼就等于通知曹操了，不必专门再发一道诏书。后来曹操“挟天子”成功，袁绍反而过来抢功，说曹操的行动是他下的命令，其实不能完全认为是强词夺理。至于没通知刘备，是因为刘备之前知名度太低，拿袁术的话说“天下未闻有刘备”，而陶谦与刘备之间的权力交接朝廷也未必认可，加之徐州随后又发生变故，吕布取刘备而代之，刘备退往小沛，地位已变为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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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最有实力的几个人中，袁绍离大阳最近，河内郡太守张杨表面上也听袁绍的，所以这里算是袁绍的地盘，袁绍派手下谋士郭图到大阳走了一趟，名为朝贡，其实是观察观察天子一行的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郭图到大阳看了看，没说什么，走了。回去后，袁绍召集大家讨论要不要把天子接过来，郭图倒是倾向于迎驾的，在他看来汉献帝此时已走投无路，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有可能落入他人之手，比如袁术，或者刘表，甚至是吕布和刘备，那将对袁绍集团更加不利。所以郭图向袁绍报告此行情况时，建议把汉献帝一行接过来，接到袁绍的大本营邺县。
袁绍手下最重要的谋士之一沮授也劝袁绍迎接汉献帝，他对袁绍说：“将军一家几代人辅弼朝廷，累世倡导忠义。现在朝廷遇到困难，宗庙毁坏，各州郡嘴上说起兵是为了行仁义，而内心里真实的打算是如何灭了别人，没有人考虑皇帝的安危和百姓死活。现在冀州初定，可以迎请大驾来邺县临时安都。到那个时候，就能以天子为旗帜号令各地的实力派，谁不服就收拾谁，谁还能打败我们？”沮授的这段原话里有“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所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沮授发明的。
但是，郭图、沮授的建议遭到不少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汉室凌迟，为日已久，现在要重新振兴，那是多么困难！现在各路英雄据有州郡，个个人多势众，正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为王。如果迎接天子到自己身边来，以后干什么事都要先请示报告，如果听天子的就削弱了自身的权力，不听天子的就是违命，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主意。”一般认为，这些反对迎请天子的言论看起来有些目光短浅，因为它只看到眼前的一点，没有着眼长远，结果让袁绍错失了一次好机会。但是，反对者的观点并非全无道理，“挟天子而令诸侯”固然风光，也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大家都看到天子是一个“奇货”，掌握天子就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谁反对自己形同于反对朝廷。可问题在于，当今天子不是三岁孩童，已经举行过加冠礼，按道理应该亲政而不是当摆设。况且当今天子刘协聪明英智，经历很多坎坷曲折，得到了历练，面对凶残的董卓和强悍的凉州军都无所畏惧，有勇有谋，这样的天子可不是能被轻易玩弄于股掌之上的。
遇到事情，你向天子汇报不汇报？不汇报，有人说你专权。汇报了，天子一高兴，来个指示什么的，执行不执行？执行，当然是不可能的。不执行，那就会跟天子发生冲突，奸臣的罪名就背定了。如果敢加以谋害，那就更惨了，不管你以前多么英名盖世，也不管你确实做了多少好事，你都将登上历史的恶人榜，子子孙孙都不能翻身。所以看似妙手，却容易下成臭棋。把天子接来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么真心实意地拥戴天子，当一名汉室的忠臣，要么横下心去，甘背历史的骂名，否则天子这个烫手的山芋还是不碰为好。
此外，还有两个原因让袁绍放弃了迎天子的打算。一个是客观困难，袁绍那段时间挺忙，袁绍、曹操联手灭掉了张邈，惹恼了张邈的好友臧洪，臧洪原是袁绍手下，被袁绍任命为东郡太守，结果他在东郡的东武阳起兵反对袁绍，袁绍大怒，亲自去攻，攻了一年多没能攻下；袁绍的北边还有强敌公孙瓒，袁绍确实抽不开身。另一个原因是袁绍对汉献帝感情不深，汉灵帝有两个儿子，袁绍支持的是刘辩，汉献帝刘协是在董卓支持下上的台，为此事董卓与袁绍才公开决裂的。之后，袁绍一再质疑刘协的血统，还谋求另立一位天子，这些都不是秘密。以上这两点，也促成了袁绍对迎天子一事采取了装聋作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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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天子而令诸侯”这句话是沮授说的，曹操这边也有类似的话，是曹操的谋士毛玠说的，不过人家说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挟天子”和“奉天子”，一字之差体现了态度和情怀的不同，区分的是水平高低。
曹操手下也有不少人反对迎接天子，理由跟上面那些群雄的担心顾虑差不多，但毛玠坚持迎接，理由是：“现今国家分裂，君主流离，民众饥饿流亡，朝廷缺乏储备，百姓没有安定的生活，这种状况难以持久。袁绍、刘表虽然人多兵强，但都没有长远考虑。用兵之事合乎正义才能取胜，所以应当拥戴天子以命令那些不肯臣服的人，大力发展农业，积蓄军资，如此霸业就可以成功了！”在这段话里，毛玠有一句原话就是“奉天子以令不臣”。
对毛玠的意见，荀彧坚决支持：“当年晋文公因为接纳周襄王而使诸侯影从，汉高祖东讨项羽时因为给被项羽杀害的义帝服丧而深得人心，这是天子的号召力。之前将军您虽然力所不及，但仍然派使者到长安朝贡，说明您心在王室，有匡扶天下的素志。现在天子蒙难，百姓忧愁，如果奉主上以从民望，这是大顺；秉至公以服天下英雄，这是大略；扶持大义以招引天下俊杰，这是大德。天下虽然也会有不服的人，但必然成不了大气候，区区韩暹、杨奉又能怎样？我们如果不能早做决断，一旦其他人抢先一步，我们后悔都来不及了！”毛玠、荀彧二人观点相同，但出发点有所侧重，荀彧对汉室和天子的感情更深一些，是站在大义的立场上去说的。
曹操接受了二人的看法，决定迎接天子。无论是“挟天子”还是“奉天子”，曹操控制天子和朝廷后，带来的好处立竿见影，他可以用天子的名义发号施令，任命官职，谁不听话就讨伐谁，占据了道义的高地，真正做到了“以令不臣”。同时，还有许多人才冲着朝廷和天子而来，这些人才都成了曹操的重要财富。然而这样做也并非没有代价，在某种程度上说，代价还十分沉重。
之前袁绍手下反对迎接天子的那些顾虑，后来在曹操的身上切切实实都发生了。汉献帝并不是一个傀儡，或者说他不完全甘做傀儡，为此汉献帝也有过抗争，以后陆续发生的董贵人事件、伏皇后事件，就是双方斗争激烈化、表面化的结果。虽然汉献帝的抗争是徒劳的，但这些事对曹操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产生了很大杀伤力，曹操在汉献帝和天子最困难的时候出手相助，拯救了天子和朝廷，但最后却在历史上落下了“奸雄”的骂名，这大概是“挟天子”的负面效应吧。
总的来说，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这一步在当时情况下走得是对的，带来了很多好处，促使曹操进一步崛起。但在之后，曹操未能及时统一天下，“奉天子”的时间有些长，麻烦也就出来了，双方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虽然不能说“奉天子”是一个败笔，但由此也确实给曹操带来了许多困扰，影响到曹操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