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看过两次英超比赛的现场,两次都有阿森纳队。一次是在2002年,一家赌博公司邀请,去伯明翰看莱德杯高尔夫球赛,中间有一天,从伯明翰开车去利兹,看利兹对阿森纳的比赛。下午的阳光从云层中透过来,三五成群的球迷慢慢向埃兰路球场聚拢。赌博公司的经理,向我们介绍在球场门口如何投注,花两镑买一张彩票预测一下比分,他当时雄心勃勃,以为不久就能在北京工体门口也开这样一个足球投注点。第二次是去老特拉福德,曼联的赞助商宇舶表邀请,除了记者,还有几位花大价钱买了手表的VIP客户,在包厢里吃饭,有签名球衣相送,有曼联名宿作陪,那场比赛,温格先生被罚上了观众席,他在观众席上向裁判摊开双手的形象广为传播,身后的曼联球迷发出阵阵嘘声,后来那张照片被人P了一次,温格身后曼联球迷的人头都被狗头替代,也就是所谓“曼狗”。我当时就在教授身后,觉得他的样子好帅。
回想这两场比赛,我好像更喜欢在埃兰路看的那场球。因为球迷氛围更好,中场休息的时候,看台走道上的球迷都手捧一杯啤酒,厕所里也弥漫着啤酒味儿,小便池是金属制造,直接镶嵌在墙里,似乎是怕愤怒的球迷将小便池拆下来。利兹大比分失利,主场球迷对裁判和客队表现出更大的愤怒。也就是说,那场球有一种略为粗野的危险气息,相比之下,曼联的那一场有点儿温文尔雅。
尼克·霍恩比在《极度狂热》一书中说,一场好的比赛,要让你沉醉、难忘,应该具备七种特征。一是进球越多越好;二是裁判糟糕的判罚,你支持的球队是受害者,但还不至于因此而丢掉比赛,义愤填膺是看球的重要情感体验;三是喧闹的观众;四是下雨湿滑的场地;五是对方罚丢了点球;六是对方队员吃了红牌,下半场胶着之时对方吃到红牌是最好的;七是某种“不道德事件”,足球机构和记者总会呼吁球队将注意力放在比赛上,但球迷没必要听从道德训诫,场上不出现点儿幺蛾子,一场球就显得过于平淡。
霍恩比这个说法,值得再琢磨一下。第一条,进球,可以算是对足球技战术的要求。第二条,要有骂裁判的机会,比赛中要有“错误”判罚,球迷们要感受到不公,要因此发泄。第三条,观众要足够闹腾,死忠球迷的chant始终在上空回荡,球员在场上的动作能得到观众的回应,这才是好的舞台效果。第四条,特殊天气会带来独特的视觉体验,英国的雨雪天气多,要求队员更拼命,这也算是一种比赛态度。第五条,对方罚丢点球,在球场中除了胜利的喜悦,还需有幸灾乐祸来助兴,幸灾乐祸是一种有益健康的情绪。第六条,对方球员在下半场胶着时被罚下,这是一种“天助我也”的感受;第七条,场上球员吵架、打架,观众在外围大声叫骂,这就是赤裸裸的攻击性。七条中,有四条完全是情绪化——痛斥裁判不公、幸灾乐祸、天助我也的自信、仇视与攻击性。有两条也偏重情绪——观众要看得投入,要闹腾,雨雪天气让球赛在审美上更具吸引力。
霍恩比对好比赛七要素的总结,是他在记述阿森纳和诺维奇的一场比赛中写到的。那场比赛1989年11月4日在海布里进行,阿森纳以4:3获胜。《极度狂热》这本书就是霍恩比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看球笔记。那是“英超”之前的事情。霍恩比当时住在伦敦郊外,他的主队是阿森纳。不过他很快就接受到了“球迷归属地”的教育。霍恩比住的地方叫梅登赫德,雷丁队是离他最近的俱乐部,球队主场榆树公园离他家八英里,海布里离他家有三十英里。1972年足总杯第四轮,雷丁主场对阿森纳,霍恩比想,去雷丁买一张票比跑到北伦敦容易,他买了票,在开赛前九十分钟就进场,结果碰到雷丁球迷一家人,他们戴着蓝白横条的围巾,和霍恩比聊了起来。雷丁球迷说话有口音,也不愿意像伦敦人那样说话,霍恩比跟他们说话,也装出工人阶级腔调。雷丁球迷问他,你住哪里啊?霍恩比回答,住在梅登赫德。雷丁球迷说,你住的地方离雷丁只有四英里啊,你不应该支持阿森纳,你应该支持你当地的球队。霍恩比说,我住的地方离雷丁有十英里。他要用距离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是雷丁球迷,但这个解释说不通。他说,这是我青少年时代最丢脸的时刻,我希望阿森纳为我复仇,击败这支三流球队,把这些自命不凡、愚蠢乏味的球迷打成一堆烂酱。
英格兰足球文化——文化这个词用在这里非常别扭——姑且这么用着吧,其根基就是互相仇视。利物浦球迷从小就会被教育仇视曼联和埃弗顿,桑德兰球迷要恨纽卡斯尔,热刺要恨阿森纳,这里面有历史原因,比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一百多年前的利益之争。但我总觉得,相互仇视并不需要什么理由,球迷需要无理由的、作为文化传统的相互仇视。霍恩比在书中写到,有一次阿森纳迎战曼联,背后有个球迷总是对着因斯学猴子叫,霍恩比回头看,发现那是个盲人球迷。一个盲人球迷为什么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对种族主义说不,这是个持续几十年的话题了。然而,对种族歧视的反击也可以演变成另一种仇视,2012年2月,曼联主场对阵利物浦的那场比赛,解禁之后的苏亚雷斯拒绝跟埃弗拉握手,曼联获胜之后,埃弗拉全场飞奔庆祝,跑到苏亚雷斯面前又蹦又跳。一年后,曼联获得二十冠,埃弗拉庆祝之时拿起一支手臂模型,嘲笑苏亚雷斯的“咬人”,仇视——报复性的庆祝——嘲笑式的庆祝,这个梁子持续两年,也就变成了“双红会”中的典故。
英超的全球转播,会让全世界的球迷看到每一轮比赛的每一场球。2020年6月,英超“重启”之后的第一场球,谢菲联客场对阿斯顿维拉,鹰眼系统居然漏掉了一个进球,门线附近的七个摄像头都被球员给挡住了,球迷们可以从gif图看到,可以从几十秒的短视频中看到。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下,再看霍恩比的这本书,免不了会有点儿不满足,他说的那些球赛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对那些比赛,我们并没有共同记忆。然而,这本书的可贵之处,也在于霍恩比写的是他的个人记忆,离婚的父亲带着他去海布里,小孩子在球场上找到归属感,上大学的霍恩比成为剑桥联队的球迷,他不得不学会降低自己对球队的要求,不再求胜,希望能有一个进球,而后又要接受残酷的连续失败——接连有三十场比赛不能获胜。足球与女友的关系——为什么同年龄的女孩就比男孩显得要丰富一些呢?不是球迷的人,总觉得要从足球中获得某种提升——比如足球促进了亲子关系,比如从足球中悟出了什么人生道理,可球迷都知道,足球就是足球,看球就是情绪化的、粗野的、带着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带着攻击性,球迷去看球,可不是为了去净化,甚至也不是为了去宣泄,那就是度过星期六下午的一种方式,或者阳光明媚,或者阴雨绵绵,大家聚在一起,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本身就充满了仇视、粗粝、天不遂人愿、不公,还有狂喜。
足球读物向来是英国书店中一个专门区域,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球星自传,球迷渴望谈论比赛,也愿意看到球星的故事。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结束的时候,亨特·戴维斯给英格兰队写了本书,那时候的球星还没经纪人,随便写一个授权书,同意接受采访并由戴维斯写书,戴维斯采访了十九个人,稿费自己拿一半,另一半分给那十九人,每个队员最终到手一百镑。当时,球员平均周薪是二百英镑。到2006年的某一天,戴维斯接到电话,出版商问他是否有兴趣给鲁尼写本传记,鲁尼刚满二十岁,就签约出版五卷本的传记,从中拿到五百万英镑收入,莫扎特和达·芬奇在二十岁的时候也没做到这一点。霍恩比在书中写到了1970年世界杯上的巴西队,也写到了1968年曼联首次获得欧洲冠军杯。1968年,有一位叫阿瑟·霍普克拉夫特的记者写了本书叫《足球人》,而后他进入电视行当,一直做编剧,他把《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改编成电视剧。2011年,英格兰足球名记西蒙·库珀出了本书,也叫《足球人》,他说他十六岁开始写足球,给地方报纸写了篇古力特的特写,后来再也没兴趣写球星专访了。他说,我得忍受那些经纪人推三阻四,好不容易约上一个球星,他坐在你面前也说不出什么来。有关足球,温格或许能说出一些让你受益的东西,但一个球星说不出什么来。但是,也只有西蒙·库珀这样的记者,能把一场新闻发布会写出花样来,比如鲁尼曾经和埃弗顿队的主教练莫耶斯一起参加赛前新闻发布会,他打开桌上的一瓶矿泉水喝,莫耶斯提醒他,“用杯子喝”,鲁尼看了他一眼,接着用瓶子喝水,据说这就是鲁尼离开埃弗顿的前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霍恩比的这本《极度狂热》,看到一个作家讲述他的足球故事。当他说到海布里的时候,那就是提到一个圣殿。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过海布里的谢幕,看到过酋长球场的启用,看到过阿森纳的不败纪录,也看到过这个不败纪录如何被曼联终结。这都是英超时代的事,霍恩比所讲述的是英超前史,但也由此让我们看到足球的传承,作为一种生活,足球在英格兰得到了最深入人心、最丰富,同时也是最商业的展现。
苗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