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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过程中常见的
错误做法与谬论

第一章/CHAPTER 1
被思维病毒控制的羊群

里约热内卢传来了一些罕见的新闻。一种传染性疯病正在圣保罗肆虐，其严重程度甚至堪比欧洲人在中世纪遇到的黑死病。恐慌的居民们纷纷逃离，抛弃了他们的家园，放弃了他们的土地。他们说，一种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吸血鬼在追捕他们、占有他们，像对待牲口一样统治他们，并在他们睡着的时候杀死他们吸血。

——居伊·莫泊桑，《奥尔拉》

1996年6月18日：多么美好的时代！随着新千年愈来愈近，美国的和平与繁荣看起来也蒸蒸日上。冷战已经结束了。世界贸易空前开放，我们开始花钱购买商品和创意，而不是耗费千万亿巨资建立相互摧毁的武器系统。几十年来，美国财政第一次出现了盈余。银行利率只相当于15年前的一半。生产力和收入都在增长，而失业率和通胀率却可以忽略不计，就在几年前，人们还不敢想象这么好的情况。电脑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家庭生活。生物科技革命和信息高速公路正在启动。家长们有理由期望他们的子女活到一百岁以上。差不多有5000万人在使用互联网。很多投资者通过投资科技股而变得富有，企业也发现投资新项目更容易赚钱。千百万人的经济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惬意，生活标准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人们对改善生活的前景充满乐观情绪。未来景象看起来一片大好。

我打开CNBC网站，查看财经新闻。我手上的一只科技股涨了15%！我给经纪人打电话，让他卖掉一半股票。现在我有钱付孩子们的学费了。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开始发言了。他说，芯片和软件的科技突破极大提高了生产力。他说自己看不到任何理由，经济发展将会出现停滞。在他的言论刺激下，道指涨了120点。我向他在屏幕上的身影致敬，原因只有一个，他的发言让我感到非常开心。

接着，电视台主持人开始采访一位从1987年就开始做空市场的悲观派基金经理。这位经理又发表了一通老调：“市场估值已经高得离谱了……股息回报赶不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道指在1995年上涨33%的基础上，今年又上涨了9个百分点，对于平均一年的涨幅来说，已经够多了。”可是，如果把股息分红也重新投入股市的话，从1979年到现在，美国股市的复合收益率已经达到了1200%。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点失望，他也活该失望，从1987年开始就一直和市场对着干，注定要完蛋。他没有提到利率的下降，没有提到留存收益率的翻倍，也没有提到现在回购股票的资金相当于支付的股息。他也没能拿出证据，证明股市涨幅高于平均水平之后就一定会下跌。只要他拿出笔纸来算一算，就会发现股市在一年上涨之后，第二年继续上涨的概率是53%；一年下跌，次年上涨概率是52%。涨年次年的涨幅略高于跌年次年的涨幅。

1996年12月6日：起床之后，我打开了早六点的商业新闻。大灾难来了。昨晚美国股市闭市之后，格林斯潘发言说：投资者已进入“非理性繁荣”状态。亚洲和欧洲市场随之跳水。

我身上突然一阵痛苦的抽搐。美联储主席就好比市场的父亲。如果市场留意到了他的发言，如果投资者开始担心他会提高交易保证金比例，那么市场就有可能倒在他的巨足之下。

单独看他的话，并没有太多不祥之兆。这甚至都不是他在国会的正式发言，只是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晚宴后，有关货币政策历史的谈话。我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他的原话：

哪些价格会影响我们的货币政策呢？当然是现在正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它们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基本数据。但是未来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呢？更重要的是，对未来股票、房产或其他收益性资产等商品和服务的报价呢？这些价格的稳定与否对经济的稳定与否，是不是也至关重要呢？

很明显，持续的低通胀意味着未来更低的不确定性，更低的风险溢价意味着价格更高的股票和其他收益性资产。在过去，我们可以看到股票市盈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反比关系。但是当非理性繁荣过度推高资产价格时，当它们突然遭遇日本过去十年那样意外的持续紧缩时，我们怎么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那样的话，我们又该如何权衡这些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呢？

评估资产负债表中的变化，特别是资产价格的变化，必须成为研究制定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天闭市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在回归正常。道指盘中大跌144点之后反弹，最终收于6382点，跌了55点，不到1个百分点。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快就变得胆小如鼠了呢？好奇怪，只是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而已，或许是某个神经受到刺激了，或许是我们某些微妙心理受到了小小的干扰，却能让最逍遥的人变得忧郁，让最勇敢的人变成懦夫。

我走到我家附近的河边，看着拖船和游艇划过。在夕阳下走了一小会儿之后，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感到焦虑和难受。我赶快回到家里，查看电脑屏幕上的股价。我为什么担心呢？难道是有什么记忆片段跑出来，扰乱了我的神经，让我心情低落吗？难道是CNBC的主持人在播报分析师们降低评级时的皱眉，抑或是她新剪的短发打搅了我的心神？我们周围的每一种事物，我们有所耳闻的每一件事，我们遇到却没有详加辨别的每一种想法，都会对我们和我们的身体产生一种快速、出乎意料而又难以描述的影响，并通过它们对我们的想法乃至人生产生影响。

1997年2月25日：比尔·克林顿总统居然请财大气粗的竞选赞助商进入白宫的林肯卧室！白宫发布了一份超过800人的名单，克林顿将邀请他们在林肯当年签署奴隶自由宣言的房间里过夜。根据CNN委托的一项研究，这些包括好莱坞明星大腕在内的贵客们，光在1995年和1996年，就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捐赠了至少540万美元。制片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捐了336023美元，MCA公司总裁卢·瓦塞尔曼捐了225000美元。他们这种恶俗的做法让人心烦意乱。

1997年3月3日：一场危机正在远处渐渐展开。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似乎抢走了泰国在电子产品出口市场中的份额。泰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大幅下滑，银行深陷房地产投资的坏账之中，泰铢贬值的预期也愈加强烈。今天，泰国股市一度暂停银行股的交易。一种无边的不安笼罩了我，好像这些新闻中蕴含了恐怖的威胁似的。我在走廊里踱来踱去，心乱如麻，有一种难以抵抗的恐惧感。

1997年7月8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使用互联网发布探险号飞船从火星发回的图片，创造了一个互联网点击流量纪录：一天被点击4600万次。这是对20世纪科学进步成果的伟大展示，让我的心里不由飘飘然。

1997年8月21日：我眼睁睁看着东南亚市场崩盘了。泰国政府今天承认，他们为了避免泰铢贬值，借了230亿美元，救市却没有成功。泰国政府一共有890亿美元国外债务，其中有400亿美元将于明年到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也都陷入了困境。这些国家的股市一落千丈，利率飙升，境外资金飞速逃离。

我刚去看医生回来，因为我失眠了。他说我的心率偏快，神经过度紧张，但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不良症状。他建议我进行一个疗程的治疗。

这一天晚上，我挣扎了两三个小时才睡着，却又陷入了一场噩梦。我感觉到自己在床上睡觉……还能感觉到有人在靠近我，看着我，触碰我，爬上我的床，跪在我的胸口上，用他的双手掐住了我的脖子，用尽全力想要把我掐死。我在梦里力不从心地挣扎。然后突然醒了，全身颤抖，大汗淋漓湿透了全身。

1997年10月15日：我完全康复了。我在格林斯潘的“非理性繁荣”讲话之后买入的微软股票，已经涨了73%。

1997年10月20日：我打开电视，看到司法部对微软发起了反垄断诉讼。太奇怪了。为了把电脑革命普及到消费者身边，微软比其他任何公司做得都多。难道成功也是一种罪吗？

当晚大约10点钟，我回到了卧室。一进屋，我就迅速锁上门，插上了门闩。我在害怕什么呢？

1997年10月27日：香港股市的动荡恐慌席卷了全世界。在美国，道指跳水550点之后市场暂停了交易。价值投资者大卫·德雷曼说：“投资者终于意识到市场估值过高了。”

1997年10月28日：在纽约彭博新闻社的办公室里，我坐在椅子上仰着头。纽约分社主任肯·科恩坐在我对面大声开玩笑说：“维克多·尼德霍夫破产了！”

1998年4月30日：艰难时刻终于熬过去了。沃顿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杰里米·西格尔刚刚介绍了他的新书《股史风云话投资》，书中指出，在过去两百年里，去除通胀因素之后，股市的年均收益率为7%，是债券投资的两倍。在去年10月份的黑色星期一之后，道指上涨了28%，微软的股价上涨了40%。我的心又踏实下来了。

1998年4月31日：一个月之间，世界陷入了混乱。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恐怖分子同时在美国大使馆引爆炸弹，死亡人数超过250人。恐怖分子奥萨马·本·拉登宣称，他们将在“任何地点”继续对美国的打击。第二天，克林顿总统下令对藏身阿富汗的本·拉登展开以牙还牙的报复行动，还攻击了位于苏丹的一座神经毒气工厂。但是本·拉登却侥幸逃脱，苏丹政府也提出抗议，坚称该工厂只是一家制药厂，并不生产神经毒气。就在三天前，克林顿在电视上承认自己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有“不正当关系”。一个高级陪审团正在调查他是否在法庭上撒谎。在美国发动攻击前，一部好莱坞大片《摇尾狗》上映，剧中被性丑闻缠身的美国总统为了转移注意力，悍然发动了一场战争。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事情，俄罗斯上周贬值了本国货币，债务出现了违约。为了清醒一下头脑，我到中央公园散步，拐入了一个人迹罕至的绿荫小路。我身上突然传过一阵痛苦的战栗，我感到一股莫名其妙的恐慌，不由加速了脚步。我感觉好像有人在跟踪我，他似乎就在我的身后，离我越来越近，近得几乎能摸到我。我猛然回头，路上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我回到家查看股市行情，道指下跌了512点。四天之内，累计下跌12%。这一年，所有股指都在下跌。

1998年9月28日：在八九月份，一些规模很大的对冲基金损失了数十亿美元。资本曾达48亿美元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净资产跌得只剩4亿美元，被迫从14家银行紧急求援36亿美元。如果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出现违约，金融系统就可能出现崩溃，一时间，整个市场风声鹤唳。量子基金、欧米茄基金、老虎基金都损失惨重。恐慌的公众开始抛售银行股票。号称华尔街之王的高盛公司，不得不取消了原本计划在今天进行的新股发行。国会里一片喧哗，叫着要管制对冲基金。噩梦里的那些恐怖幽灵，现在几乎每晚都在我的窗外飘荡，我似乎能听到它们阴森森的冷笑。

今晚我去纽约大学参加晚宴，听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亚瑟·李维特的一场演讲。李维特说，基金经理们与他们的审计员串通一气，在财务公告上造假，从而诱骗市场资金，抬高他们手中股票的价格。他警告公司主管们要管理好公司的内部秩序。不要再勾销重组费用、未来运营开支和“正在进行的研发费用”，好让今后的收益更光鲜；不要再隐藏盈利，好在以后效益不佳时做弥补；不要再有发货之前的订购数量；不要再潜心琢磨在普遍会计原则之下，可以撒多少谎。

听演讲的律师和会计们放下刀叉，开始记笔记。

我突然觉得不寒而栗。一个可怕的神秘声音似乎在大笑，我总觉得它是在嘲笑李维特。

1999年5月5日：这真是《摇尾狗》中的剧情吗？美国8月份轰炸的苏丹制药厂老板提起了赔偿诉讼，美国政府表示不会受理该诉讼。

1999年8月2日：大规模的财务欺骗每周都在曝光。美国信孚银行因为挪用休眠客户资金弥补开支，被罚款6300万美元。胜腾集团、利文特公司、麦克森公司、来德爱公司和尚彬公司等大公司都陷入了丑闻。针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出的罚单，卡罗尔·J. 卢米斯在《财富》杂志撰文说，这种案件的连续发生表示“存在大规模的会计腐败，黑幕即将被揭开”。她指出，1994年《华尔街日报》以头版新闻的形式，揭露杰克·韦尔奇在通用电气公司“创造性使用重组费用和存款”，以此使盈利好看，之后报社就接到其他公司的电话说：“这也能上头版？正常公司都这么干。”

她在文章中写道，“最终可能得有人进牢房。”我发抖了。噩梦幽灵似乎在笑，它变得更大了，好像从这些丑闻中得到了营养，就像细菌会在污泥和黑暗中滋长一样。

1999年11月22日：我订阅的《财富》杂志今天寄到了。无聊之下，我读了其中一篇文章，这是沃伦·巴菲特在7月、9月的两次演讲稿，演讲是在小规模但极具影响力的科技企业家和风投资本家聚会上发表的。一股阴影似乎笼罩了整个房间，而我开始颤抖。这位伟大的投资家说，如果他活在1903年，一定会为资本家提供一项击毙奥维尔·莱特（译者注：飞机发明者）的服务。巴菲特说：“从1919年到1939年间，美国大约有300家飞机制造商。其中存活到现在的却屈指可数。”他疯了吗？还是我疯了？空中交通难道不是极大促进了旅行和商业吗？航空工业难道不是美国出口额最大的工业行业吗？然而就是这位全世界最受敬仰的投资家，却告诉人们投资创新产业是得不偿失的。

巴菲特没有说他有没有考虑分红、合并、收购、更名等因素的影响，没有说那些早期飞机制造商是否破产了，他也没有提供投资收益率的具体变化数据，来支撑他不看好投资航空工业的断言。他提到的这个行业，确实投资收益率很低。但在1903年，其他很多行业看上去都朝气蓬勃，比如制药、制表机、包装食品等等，正因为这样，从那时起到现在，一个世纪来的股市平均投资收益率高达1500000%。

我很惊讶，巴菲特这种观点居然得到了大量的赞扬与崇拜。亚马逊网站创始人杰夫·贝佐斯让他手下的所有高管都学习这篇演讲。

玛丽·巴菲特写的《巴菲特法则》一书说，巴菲特把股票看作杂货铺里的商品，或许是过分地追求投资安全，只有打折的时候才会买。他拒绝投资科技题材的成长股，因为他不懂它们。他不会去花时间学习，辨别哪些新科技值得投资，而是直接拒绝它们。

解救这种消极主义的解药，就是对个体创造力的信仰，坚信人们能通过互惠互利的交换改善他们的处境。这种信仰与相信科技创新不断进步的信念相结合，就能让人把股票看作一种绝佳的投资。

人们到处都在准备庆祝新千年的到来，而我却始终想着将巴菲特的特立独行以及他对企业活力的怀疑。

我上床就睡着了，两个小时后被惊醒了。想想看吧，一个正在睡觉的人醒来发现自己胸前插了一把刀，他意识到自己即将死去，却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啊！谁能理解我这恐怖的噩梦呢？我必须摆脱这种困扰。

1999年12月31日：又到了华尔街发奖金的时候，丰厚的奖金堪比国王的财富。据彭博社报道，摩根士丹利的互联网分析师玛丽·米克得到了1500万美元奖金。所罗门·史密斯·邦尼的一位电信业分析师杰克·格鲁布曼也许会拿到1000万美元。至少有5000位银行家、分析师和交易员能拿到100万美元以上。

彭博社还报道说，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在这一年市值突破了1000亿美元，超过了希腊全国的GDP。如果微软股价继续保持过去十年的增长速度，每年增长59%，到2010年，比尔·盖茨的财富将会超过美国的GDP。

在这一年，每一个与股市相关的行业都红红火火。富达投资的共同基金财产达到了创纪录的1万亿美元，投资银行为互联网公司募集了2400亿美元资金。纳斯达克指数从10月19日到现在上涨了51%。

所有都很好，非常好。不过我还在思考阿尔伯特·杰伊·诺克在《多余人的回忆录》中对19世纪末的描述。诺克引用了屠格涅夫在《克拉拉·米利奇》中的一段来描述那个时代：

阿拉托夫曾梦想自己住在一个大庄园的宅邸里，自己则是庄园的主人。后来，他果真买了这样一座庄园宅邸。他继续想，“这很好，非常好。但是罪恶也正在滋生！”他旁边是一位小个子，他的管家；

这位管家一直在笑，哈着腰，想要给阿拉托夫展示新房子和庄园里是多么的井井有条。“这边请，这边请，”管家不断重复着，说每一个字都带着微笑，“请看看吧，每一件属于您的东西都是如此兴旺！看看那些马，多么好的马！”阿拉托夫看到一排好马，它们都站在马厩里，背朝着他，它们的鬃毛和尾巴都很漂亮。但当阿拉托夫靠近时，这些马就把头转过来了，敌意地露出牙齿。“这很好，”阿拉托夫暗想，“但是罪恶也正在滋生！”“这边请，这边请，”管家又在啰唆，“请您来花园看一看，看您那些苹果多好。”那些苹果确实长得很好，又红又圆，但是当阿拉托夫扭头看的时候，它们就枯萎掉了下来。“罪恶正在滋生！”他想。“这里是小湖，”管家轻声说，“您看它的水面碧蓝光滑，里面还有一条金色的小船，您要不要到船上去？它自己漂过来了。”“我可不想到船上去，”阿拉托夫想，“罪恶正在滋生！”但他还是上了船。在船底缩着一只类似猴子的小动物，它把爪子伸进了一个装满深色液体的玻璃瓶里。“请不要拘束，”管家在岸边喊道，“这条船没有终点，这是死亡之船。祝你好运！”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似乎为每个人提供了满足希望的鼓励，”诺克写道，“社会制度的所有声音混合起来，形成了阿拉托夫的管家嘴里的阿谀奉承。”

2000年1月5日：我当天在读进化论者理查德·道金斯的理论。他认为地球上最近出现了一种新的可以自我复制的实体，这种实体还处在新生期，但是其进化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生物基因。他称这种实体为“模仿的文化基因”（后文统一为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的例子包括曲调、创意、名言警句、服装潮流、制造工艺、建筑结构等。就像基因库里的基因通过精子和卵子进行跨个体传播一样，文化基因也以类似的方式在不同人的大脑之间传播，宽泛地说，也可以称之为效仿。如果科学家听到或者读到一个好创意，他就会把它传给同事和学生。如果该创意因此流行起来了，那就可以说它实现了自我传播。

一种强大的文化基因，就像是大脑中的寄生虫，它会像病毒控制宿主细胞的遗传机制一样，把大脑变成传播文化基因的载体。尽管道金斯说文化基因类似于“梦想”，但它不仅仅是虚无缥缈的概念。文化基因有确凿的生理证据，它改变了千百万人的神经系统。

三十多亿年以来，DNA是唯一的自我复制体。现在，文化基因成了新的自我复制体，并开始了它们自己的进化。就像基因的进化一样，优胜劣汰有利于那些能够利用环境壮大自己的文化基因。

我不敢相信，单纯一个想法就能有这么大的力量。文化基因的概念扰得我心神不宁。

为了摆脱这些烦人的思绪，我开始浏览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奥尔拉》，却看到了主人公与修道士的一段对话：

我们能看到大千世界的千百分之一吗？看这里，风是自然界最强大的力量。它能把人吹倒，把房子吹垮，把树木连根拔起，它能在海里掀起山一般的巨浪，摧毁海边的悬崖峭壁，打碎大轮船；它在杀戮，在呼啸，在叹息，在咆哮。但是你可曾见过它，你能否看见它？尽管看不见，但它依然存在。

2000年1月6日：我没有疯。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它了！纳斯达克100指数在创出世纪新高之后，在过去三天里跌了12%。让很多人赚钱的光纤股捷迪讯公司跌了20%。有传言说，乔治·索罗斯的对冲基金因为持有纳斯达克股票，损失惨重。

2000年2月17日：这种文化基因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到处都能听见它的声音，到处都能看到它的影子。当我观看格林斯潘在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发表经济状况演讲时，它就从格林斯潘的嘴里冒了出来。他首先说，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半个世纪以来最好的。但是随后，他又抛出一个惊人的理论，颠覆了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而这条原理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就好比物理学中的重力原理。他声称，市场财富创造的需求，可能会超过商品的供给速度，因为股市太高了：

无疑，芯片、激光、光纤和卫星技术的协同作用，为人们利用信息带来了重大突破。这些进步又极大减少了商业运营的不确定性和额外风险费用，从而减少了费用开支，提高了生产力。未来的光明大道似乎就在眼前。

……

问题在于，生产力的提高会创造出更加强劲的需求，可能会超出潜在的供给能力。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结构性的生产力增长，会相应提高人们对未来长期收入的预期。这不仅刺激了商业投资，也推高了股票价格和家庭资产的市场价值，从而创造了额外的购买力，然而与此同时，并没有额外的商品或服务被生产出来……既然消费和投资水平对资产价值敏感，股价增长的速度比收入快，其他条件不变，就会导致整体需求的增长，超过潜在的供给能力。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无限制地持续，因为供给量这个安全阀是有限制的。

……

进行必要的调节，让总需求的增长与潜在总供给的增长相符合，或许要借助于抑制国内需求。股市价值的增长，其效应就是持续支撑需求。

听了这段演讲，我大受震动，为了征询其他人的观点，我给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泽克豪泽发了一封邮件。泽克豪泽的工作主要是研究以公民为优先、民主与分散式配置资源的可能性。他给我回信说：

供给和需求都不会长时间扭曲。只要政府不干涉价格，短缺就总是个短期现象。理由很简单，就是价格会调节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

我想，格林斯潘之所以会担心供给短缺，是因为他不喜欢短期短缺的结果，或者说，他不喜欢价格上涨带来的均衡。但是，这当然是一种健康的反应，因为这是能够增加供给资源的唯一方式。不过，如果你最痛恨的是通货膨胀，就不会喜欢这种反应。

这有点类似于人们讨厌感染之后的红肿。但实际上，感染是我们体内的白细胞在与一些外来物作斗争。尽管这些白细胞也有副作用，但是它们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远大于坏处。所以，我认为价格机制是解决供需问题的利器，虽然它可能会带来一点点价格混乱。

经济学中一个最基本、最没有争议的原理就是，如果供给稀缺，对应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就会上升，直到需求得到满足了，价格才会下降。这种自然平衡的前提是人们是理性的，而且政府不能干涉。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将之称为“看不见的手”。如今，海恩在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中写道：“随着价格的下降或上升，人们会想要更多或更少的商品。”

现在我知道了，我可以预测到，理性的思考已经终结了。我们的灾难已经来了。我已经听到它来临的声音了，那种可怕的文化基因，它就在这里！

2000年3月1日：现在，那种文化基因正在复制，正在变异。我今天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报里看到了它。又是巴菲特！他说：“现在，股票投资者对未来回报的预期似乎有点盲目乐观。”

又是格林斯潘！今天，美联储公开了他们1994年会议的详细记录。在此之前，他们从未向公众公开过会议记录。1994年，他们决定在每次会议五年之后公开记录。

记录显示，格林斯潘及其支持者为能阻止一次可能出现的股市泡沫彼此鼓励赞扬。在1994年2月的一次电话会议上，格林斯潘对美联储制定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说：“我想，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粉碎了一次正在萌芽的股市投机行为。我们戳破了那个泡沫。”

太可怕了！股市什么时候成美联储的事了？根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1994年3月22日的会议记录，格林斯潘在第二个月又重复了他的说法。格林斯潘对委员们说：“1994年2月4日开会时，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要戳破泡沫。”（在之前一年，道琼斯指数上涨了18%，达到了3967点）

呃，我能想象出当时的场景。美联储官员们围着油光铮亮的会议桌，坐在豪华的大椅子上，小口慢啜恭顺的侍者奉上的热茶，听美联储主席开玩笑，一个个为他们对市场的胜利开怀大笑。

过去八个月联邦资金利率在不断上调,没有任何通货膨胀的迹象。现在一切都清晰了！美联储的老人们不想看到普通人在股市中赚钱，不想看到年轻企业家通过新科技冒险赚钱。他们特别不喜欢短线交易者，这些人被说成一天能赚成千上万，却连所买卖股票的公司业务都不清楚。那些老人们希望投资者都和他们一样是科班出身，最好各方面都和他们一样。在这个国家，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同样的投资盈利机会，但这个国家被一种精英人群的文化基因笼罩着。

我上床睡觉，做了一个噩梦。我感到有人在盗取我的生命，就像蚂蝗吸血一样从我的脖子里吸走我的生命。然后他吸饱了，站了起来，我醒了，感到精疲力竭、全身无力、彻底崩溃，一点也动弹不得。我丧失了自己的理性吗？发生什么事情了？在我思考的时候，思绪却漂移不定，好奇怪！

2000年3月14日：现在，这种文化基因的传播速度更快了，它已经到达了白宫和伦敦。比尔·克林顿总统和托尼·布莱尔首相呼吁私营公司立即公开他们采集的原始基因数据。“我们的基因组属于人类的每一个成员，”克林顿说，“我们必须保证，人类基因研究的效益不是以美元来衡量，而是以人类生命的优化来衡量。”在绘制人体基因图的竞赛中，塞莱拉公司差点击败政府团队，该公司老板克雷格·温特评论说：“这年头，商业化好像是件可怕的事情。”当天，美国股市生物科技指数暴跌了13%。

2000年3月21日：我只能麻痹无力地等待。我感到这种文化基因越来越近，对我虎视眈眈，居高临下地盯着我。美联储今天把利率从5.75%提高到了6%，称它“依然关心需求增长将继续超过潜在供给增长的问题，认为这将加剧价格增涨引起的不平衡，影响经济发展”。

2000年4月4日：托马斯·彭菲尔德法官昨晚裁定微软公司违法，代表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在该结果发布之前跌了349点，今天早上开盘又大跌575点，然后盘中剧烈震荡，最终奇迹般地收于4148点，只跌了75点。

一本重磅书上市了：《非理性繁荣》。其作者罗伯特·希勒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他创造了“非理性繁荣”这一极具传染性的短语，并在1996年将之传播给了美联储主席。

2000年4月28日：人们都认为纳斯达克已经没有任何泡沫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今天从索罗斯的公司辞职，他说他在科技股上损失了数十亿美元。他说：“我从未想到纳斯达克指数能在15天内跌35%。然而，在4月15日纳税截止期之前三周，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

2000年5月16日：美联储今天又把利率提高到了6.5%。这种文化基因是要摧毁一切吗？

2000年8月31日：我们欢天喜地迎接新世纪，第一年还没有过完，一切就变成了邪恶和恐惧。利率的增长阻碍了企业投资，千百万企业家和工人失业了。

从公司会议室里的规划会议，到普通投资者的桌边讨论，到处都是一片死气沉沉。

现在，这种文化基因已是无处不在。记者们翻开通讯录，寻找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长期不受待见的悲观主义者。这一类人的领袖是阿兰·阿贝尔森，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财经杂志《巴伦周刊》的明星专栏作者。还有两位新明星成了英雄：审慎熊市基金的卖空者戴维·泰斯和罗伯特·希勒，后者凭借鼓吹“非理性繁荣”和熊市思维、抨击高市盈率在电视节目中大受欢迎。

2000年12月6日：这种文化基因像病毒性传染病一样蔓延。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在美联储主席的巨大打击之下，纳斯达克指数已经从2000年的最高点跌了50%。唯一比纳斯达克指数还低的，是纽约尼克斯队的得分，该队的中锋帕特里克·尤因在没有抢到球的时候与队友打架。艾伦·格林斯潘和帕特里克·尤因都太傲慢了。他们要是互换一下位置，或许对大家都有好处。

2000年12月7日：我们送了格林斯潘一双12码的篮球鞋，建议他和尼克斯队的大中锋换位置。我们还送他一本《投机教父尼德霍夫回忆录》，表示友好。

2001年1月2日：我们收到一封邮件：“我在网上读了你的股市专栏，你说你将融资买入大量互联网股票，我很喜欢。我用手机给经纪人打了电话。我想说：‘给我买入某某、某某股票。’嘴里却在喊着，不是正常音量，而是用能吓到路人的大声喊着：‘给我全部卖掉！’”

2001年1月3日：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324点。那位清仓的读者输了。这种文化基因就像瘟疫一样，残酷追逐着所有遇到它和逃避它的人。没有谁是安全的。

2001年2月7日：美联储给我寄了一个盒子和一封信。信里说：“感谢您送给格林斯潘主席的运动鞋。不过，接受礼物有悖于我们的职业道德，因此我们将鞋和书都还给您。”

我们很想知道，格林斯潘在收到罗伯特·席勒教授的《非理性繁荣》时，有没有想过拒收，教授曾告诉过我们，他也送给了格林斯潘一本书。

2001年4月4日：当瘟疫席卷一座城市时，惊慌四窜的人们只会把疾病传播到其他地方。同样，市场也会出现类似的雪崩场景。从2000年3月24日见顶到现在，不过一年时间，美国股市已经跌了31%，蒸发了5万亿美元财富。这让我们感到自己如此脆弱，如此愚昧，如此渺小。但是，这正是这种文化基因想要达到的目的！

2001年8月31日：昨晚，我从焦躁不安的睡眠中醒来，听到一个恐怖的声音在房间角落里低吟：“你不能相信你自己，不能相信华尔街，不能相信那些职业经理人，不能相信你的股票经纪人，不能相信市场。”我打开灯，房间里空无一人。那声音消失了，角落里一个人影也没有。

2001年9月15日：罄竹难书的恐怖。9月11日，一群恐怖分子摧毁了世贸大厦和美国军事中枢五角大楼的一角。所有人都被震惊了，在恐惧面前不知所措。袭击破坏了下曼哈顿的通信线路，位于那里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无限期暂停了市场交易。所有航班和农用飞机都停在地面上。没有人想出门。在曼哈顿，仅有的几家继续营业的酒店、餐馆和剧院也门可罗雀。看来，在我们的大使馆遇袭之后，克林顿总统并没有收拾掉那些恐怖分子。

然后出现了一些可怕的走势图。洛斯保险公司报告称，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因为赌市场会下跌，损失了数亿美元。洛斯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劳伦斯·蒂什经常研究1929年的道指走势图和日本日经指数从40000点跌到10000的走势图。如今，道指和纳斯达克指数终于也出现了类似的走势。

2001年9月21日，早上：昨晚，小布什总统发表了一场演讲，被很多人赞誉为美国史上最好的总统演讲之一。他说，我们的悲痛已化为愤怒，我们的愤怒已化为决心；我们要把敌人带上审判法庭，或者把法律制裁带给敌人。在他的演讲刺激下，市场一度蹿高。但是，当天法国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事件。此时市场人心还是惊弓之鸟，这场爆炸一下就引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股市下跌。

我当时是做空看跌期权的，这几乎要置我于死地。而我的经纪人此时像是这种文化基因的帮凶，催我补充保证金。

2001年9月21日，晚上：啊！这种文化基因像人们奴役牛马一样奴役我们，我们成了它的牲畜、它的奴隶、它的美餐。太可怕了！然而，动物有时候也会反抗那些驾驭它们的人啊……

道指今天跌到了8235点，我预测市场将会大幅反弹。

2002年1月8日：道指现在是10150点，形势一片大好。在此反弹过程中做空的人亏得一文不名，就像在1997年持有泰国银行股票的我一样。但是这一次，我是多头，不是空头，盈利的是我，输家是那种文化基因。它把自己摧毁了。它已经死了。

2002年3月9日：在我看早报的时候，一行新闻标题吸引了我的眼球：《巴菲特：“当今市场非盛宴”》。我继续读下去：“‘我们对这些股票保持谨慎，因为我们对这些股票未来十年的总体前景持保留态度。’巴菲特在他写给股东的年报里写道：‘芒格和我都相信美国的经济会越来越好，但是当今的股价预示着投资者的未来收益不会太高。’”

不，不，不！毫无疑问，那种文化基因没有死！它什么时候才会死？只有到人们意识到他们必须独立思考、必须为自己负责的时候，只有到人们相信自己的创造能力的时候，只有到人们相信自己能够活得更久、更好的时候，只有人们愿意借钱给那些有好创意的人的时候，它才会死。

2002年3月31日：从去年世贸大厦遇袭到现在，股市已经从最低点上涨了20%。或许那种文化基因和它所带来的黑暗终于结束了。

2002年7月23日：我太伤心了，完全不想起床。我通过睡觉来躲避那种文化基因，现在只要我醒着，它似乎就要主宰我。我在去年9月份的大恐慌之后买入了股票，在出国之前忘了卖。等我几个月之后回来时，却发现它们已经大幅缩水。我感到恐惧，深深的恐惧。

2002年9月10日：明天是9·11事件一周年纪念日，每个人都在担心可能会有更恐怖的事情发生。或许是一颗有辐射性的炸弹？标普指数上涨了10点，收盘点位尾数是911。纽约今天的彩票中奖号码是911。所有理性的人都会说这是巧合。但是也许我们过分理性了。或许这只是那种文化基因留下的签名。

2002年9月17日：在20世纪90年代繁荣的灯红酒绿下，隐藏了无数可怕的罪恶故事，如今它们正在渐渐浮出水面，被检举人和媒体曝光。美国企业界的年轻明星、泰科公司的CEO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被裁定与其财务主管合伙诈骗了公司6亿美元。根据该公司自己的文件，科兹洛夫斯基光是在意大利撒丁岛为他妻子举办生日晚会，就花了公司100万美元。在生日晚会上，有一排持剑斗士列队迎宾，一位侍者把苏红伏特加倒入一座小男孩冰雕的嘴里，再从小男孩身下流出。科兹洛夫斯基邀请了几位泰科公司的主管，就把这场晚会列入了公司开支。

那种文化基因喜欢这种事情。我能听见它在刻薄地冷笑。

2002年10月2日：今年以来，难得有一周时间没有爆出新的内幕交易、虚假盈利信息或者在公司高管眼皮底下光明正大发生的诈骗案。从2000年初到现在，美国司法部已经针对公司诈骗公开了400多起调查，以公司犯罪的名义起诉了500多人。安然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和泰科公司的CEO、首席财务官一样，戴着手铐出现在了法庭上。世通公司的前控制人当庭认罪曾经造假账，伪造了50亿美元的利润，他将面临五年的刑期。如今被调查的分析师比写报告的还多，再也没人相信那些报告了。

环球电讯、世通公司、安然公司，这些都曾是1990年代的金股，如今却纷纷破产。这些新闻滋养了那种文化基因。我感到它在长大，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大胆。它把股市当作自己的食粮。看着那些数字，我就头疼。纳斯达克指数：从2000年上半年的高点到2002年10月4日跌了3908点。道琼斯指数：从11700点跌到了7528点。

表1.1 文化基因的时间表

啊，我现在终于彻底明白了。那种文化基因自始至终都知道，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持续乐观之后，没人能受得了一场衰退。在市场终于下行时，它不希望有任何卖空者还能保留偿付能力。现在，证券市场及其交易成了过街老鼠。

20世纪90年代蒸蒸日上的势头一去不返，留下了一个真空。维克多·弗兰克曾说：“人类不像动物，没有外在驱动和内在直觉告诉他必须怎样做。和之前时代的人相比，人们也不再依靠传统和价值观来决定应该做什么。结果，人们既不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有时候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相反，他想做别人做的事情，而这不过是盲目模仿；或者做别人希望他做的事情，这又是极权主义。”我深深地担心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