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笑着对我说：“我16岁就已经没有娘家了！我劝你最好别要这个男人，他给不了你幸福。能够长久地守护你这种女孩子的男人，一定是百里挑一的男人。不然的话，你这么天真单纯，他没有能力护你周全。”
在东莞的工友，大多数是初中毕业，少数还是小学毕业。深圳的工友虽然大多数也是初中毕业，但是其中藏龙卧虎，有一部分曾经是尖子生或者学霸，只是被“重男轻女”的传统迫害，不得升学深造，流落他乡成为打工妹。
她们都不愿意再重返家乡，让自己的女儿重受二茬苦，再遭二茬罪。
她们殷切的希望我不要回家乡结婚，留在深圳找一个合适的，总比回农村好。
一面是父母亲和男朋友，一面是讲得来的朋友，我真的是进退两难！2006年的夏天，是一个闷热的夏天，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
公司在不断地发生改变。我刚进厂之初，一条生产线上二十几个QC位，每个人只要熟练掌握1/3的工位操作即可。
随着制造业竞争日趋激烈，公司要求每个QC必须熟练操作1/2及以上的工位。一些原本三个人做的工位合并成两个人的工位，甚至出现了两个工位“合二为一”的情况。
每个工位的操作时间也缩短了，新编了操作教程。同样的8个小时，要干更多的活儿了。
关内的最低月薪，由我刚进厂时的580元/月增加到650元/月，2006年7月起为810元/月。人工成本的上涨，公司渐渐地有些吃不消了！
风声越传越紧，公司在关外租了厂房，要搬到月最低工资较低的地方去。愿意去的人就跟过去，不愿意去的人公司正在想办法处理。我意识到，也许我在这个厂的时间也不多了。
在深圳这两年，除了工作之外，生活中有三件事对我影响颇大。第一件事已经说过了，第二件是关于我弟和鱼刺的故事。
富士康也经常加班。我弟为了早日还清我们三姐弟历年读书所积欠下来的巨额债务，在网上接了不少计件的活儿干。周末节假日自不必说，平时下班甚至加班后，也要咬着牙硬撑着干一些。
我们姐弟俩同在深圳这个城市两年，基本一个月见一次面，在一起吃一两顿饭，之后又各忙各的去了。
逢到我“长尾巴”(过生日）或者他“长尾巴”，那个月就会见两次面。偶尔有事情必须当面说清楚，才会见三次面，不过好像就两三次。
每次见面，我弟的两只眼睛里全是血丝，让人心酸心痛。他还从生活费中挤出钱来买许多专业书籍看，一买就是几百元、上千元。他说不努力就跟不上时代和行业的变化，在公司里想要升职加薪，也要通过各种内部的考核与评比。
我们姐弟俩在一起吃饭，吃得最多的菜是水煮鱼片，这又是一个令人忧伤的故事。
在一次聚会中，我一不小心被鱼刺卡住了喉咙，当场休克过去。在场的人，有的手忙脚乱的抢救我，有的在商量要不要送我去医院，有的却在讨论我是否是“饿死鬼”投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