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祖母病逝。1959年夏，大伯父高中毕业，他是当年广西高考的理科状元。
他一心想当空军飞行员，保卫祖国的蓝天。他和同班一个同学志同道合，两个人一起填报了某大学的飞行员专业。两个人的成绩合格，体检也合格，却卡在了政审这一关——他们都是富农子弟！
多年之后，老同学聚会，两个人提起此事，都引以为终身之遗憾！
大伯回到村里，当了一年民办教师，教了一年书，每个月大队付他18元或者20元(我记不清了）的工资。
祖父则被派到青狮潭修水库，活儿又重，定量的粮食又少，根本吃不到半饱，又累又饿，身上有点钱也买不到东西吃。
祖父饿急了，找个机会进了桂林城，想买点东西吃。因为拿不出单位或大队开的通行证明或者介绍信，非但拿着钱人家不卖东西给他吃，还把他抓起来关住了。那个时候的老百姓，还是挨管理得蛮严的，走到哪里都要打证明、开介绍信。
大伯父听说后，急忙找大队干部开了证明，把祖父接回家里。祖父心里真委屈——他真的是饿得受不了了，想买点吃的填填肚子而已啊！
1960年夏天，大伯用他攒起来的教书的工资，交了高考的试卷费。他在家一边教书，一边干活，一边复习，依旧是广西高考的理科状元。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大伯蝉联理科状元，是他一生之中的高光时刻之一，是他的荣耀与骄傲。大伯长叹一声，用慈爱的眼光看着兴奋的侄儿侄女们，欲言又止。
这一年，大伯父不再填报空军院校的飞行员专业，而是填报了广西大学化工系某专业，他也不再自信地把“服从分配”这一栏让它空着，而是认命地打了一个勾。
1960年，饥饿，饥饿，饥饿！在那个暑假，在大伯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两个月中，祖父已经饿得全身浮肿，手指一按，就是一个坑，半天恢复不了原状。他预感自己时日无多，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他对大伯说：“寿生，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到，不管我是死是活，你马上迁了户口上大学去，我死了也不用回来。进了大学，就有定量的口粮，最起码你不会饿死。万一我死了，你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是生是死，就听天由命吧。我们这一家人，能活一个算一个。你一定要听我的话，照我说的去做。一定要听话呀！”
大伯听到父亲这样说，捂着脸哭了。姑妈和我母亲放声大哭，最小的老四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看见哥哥姐姐们都在哭，他也哭起来，一家人哭成一团。
七八岁的我已经能够大致明白，大伯虽然才华出众百里挑一，但是他终究只是个白面书生，在大队教书能够拿到18元或20元一个月，如果是做体力劳动恐怕只能拿五六个工分一天。
他和每天拿三个工分的姑妈，两兄妹凭劳动，在村子里很难养活自己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弟弟。弟弟又三天两头生病生痛，还要花钱请医服药。这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也不大懂，却可以隐约体会得到，祖父说出那一番话，做出那样一个决定，是多么地痛苦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