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去之前，三嫂在大门口的田里挖了不少红薯。三个孩子把红薯藤用剪刀剪断，抹掉须须，装进撮箕。
我一见两个孩子吃力的抬着半撮箕红薯往家走，就上前帮他们提回家。三个孩子一齐向我说：“谢谢，谢谢你！”倒是让我有点儿吃惊，就同他们一起捡红薯。小何却坐在堂屋（客厅）玩手机。
三嫂做好饭菜端出来，见到这情形，说了小何几句，他才慢吞吞的走到田里，把红薯提回去。
第四天去二姐家。二姐的几个孩子都打工去了，她叫侄儿媳妇带着两个孩子帮她做什么活计。四个人四双眼睛盯着我看，看得我浑身不自在。
小何找个借口把我扯到一边，问我：“红包怎么办？如果那两个小孩给同我二哥三哥的孩子一样大的红包，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回去后要补钱给二哥和三哥的孩子才行。”我想了想说：“每个红包里拿出来十块钱吧。”
我做梦也没想到，小何转头就用土话告诉她们说我看不起人，把红包里的钱抠了十块出来。那个年轻女人见孩子拿到红包，马上拉着两个孩子走了！
等我明白上了小何的当，被他栽到坑里时，已经晚了！二姐推说不舒服，闻不得油气，请我们吃了一顿素饭素菜。
第五天去三姐家。她倒不作妖，客客气气的聊天、吃饭，然后把我们送到村口。四姐远嫁福建，上有老下有小，一时之间抽不出空赶回娘家。
直到第六天上午，我才见到老六。脸色白中带青的他在院子中间站着，我在堂屋门口站着，匆匆聊了几句。他向我和我父母道了谢，说他的病好多了，过几个月就可以下广东去打工了。因为老六的病有传染性，所以他住在家里的牛棚里，单独开火做饭。
小何带我去他们镇上的圩场，卖东西的人多，买东西的人却比较少。同样的东西，价格比桂林这边便宜得多。
第七天，小何本来还想去什么亲戚家显摆一下，我说：“这几天实在走得累了，你要去的话，自己一个人去吧！”他才作罢。
我拿出纸笔，把头天用的钱记个流水账。笔却怎么也不出墨，拆开一看，又还有半管墨。我在纸上画来画去，就是写不出字。无奈之下，我只好拉开抽屉，想找支笔先用一下。
抽屉里散放着几张身份证，我拿起来一看，如雷轰顶——那五六张身份证全都是小何一个人的！除了出生年份和照片不一样之外，地址什么的都是一样的，身份证号的出生年份也是每张一一呼应。
我想起之前小何说他们那里的派出所可以随意更改年龄的话，把这几张身份证仔细一看，从1975年~1981年都有。
真想不到，这混蛋竟然比我四哥还老！我四哥是1975年下半年生人，他比我四哥还大半岁多。
2002年夏天，“十年之约”到期时，我已经打算好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年龄方面是大小不超过三岁。相亲对象中有的人纯粹就是因为比我大超过三岁，就被我拒绝见面。想不到最终竟然被欺骗，落到一个比我大四五岁的男人手里头！我恨得牙痒痒，更加坚定了非离婚不可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