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寅恪精选集（套装共6册）
- 陈寅恪
- 47067字
- 2021-03-17 15:30:03
论《再生缘》
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及长游学四方，从师受天竺希腊之文，读其史诗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远胜吾国弹词七字唱者，然其构章遣词，繁复冗长，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绝不可以桐城古文义法及江西诗派句律绳之者，而少时厌恶此体小说之意，遂渐减损改易矣。又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做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尔。
关于《再生缘》前十七卷作者陈端生之事迹，今所能考知者甚少，兹为行文便利故，不拘材料时代先后，节录原文，并附以辨释于后。
《再生缘》第二十卷第八十回末，有一节续者述前十七卷作者之事迹，最可注意，兹移写于下。至有关续者诸问题，今暂置不论，俟后详述之。其文云：
寅恪按，所谓“《再生缘》，接续前书《玉钏缘》”者，即指《玉钏缘》第三十一卷中陈芳素答谢玉辉之言“持斋修个再生缘”及同书同卷末略云：
及同书同卷结语所云“今朝玉钏良缘就，因思再做巧姻缘”等而言。故陈端生作《再生缘》，于其书第一卷第一回，开宗明义，阐述此意甚详，无待赘论。所可注意者，即续者“可怪某氏贤闺秀，笔下遗留未了缘。后知薄命方成谶，中路分离各一天。天涯归客期何晚，落叶惊悲再世缘”之语，盖《再生缘》在当时先有流行最广之十六卷本，续者必先见之，故有“可怪”之语。其后又得见第十七卷或十七卷本，故有“后知”之语，然续者续此书时，距十六卷本成时，约已逾五十年。距第十七卷成时，亦已四十余年（说详下）。虽以续者与原作者有同里之亲，通家之谊，犹不敢显言其姓名，仅用“某氏贤闺秀”含混之语目之，其故抑大可深长思也。
陈端生于《再生缘》第十七卷中，述其撰著本末，身世遭际，哀怨缠绵，令人感动，殊足表现女性阴柔之美。其才华焕发，固非“福慧双修”（见下引陈文述题陈长生《绘声阁集》诗。此四字甚俗，颐道居士固应如是也。一笑），随园弟子巡抚夫人之幼妹秋谷所能企及，即博学宏词文章侍从太仆寺卿之老祖句山，亦当愧谢弗如也。兹特移录其文稍详，不仅供考证之便利，兼可见其词语之优美，富于情感，不可与一般弹词七字唱之书等量齐观者也。
《再生缘》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首节（坊间铅印本删去此节）云：
同书同卷第六十八回末节（坊间铅印本删去此节）云：
据作者自言“羁旅愁人绝塞边”及“日坐愁城凝血泪，神飞万里阻风烟”，又续者言“后知薄命方成谶，中路分离各一天。天涯归客期何晚，落叶惊悲再世缘”，是陈端生之夫有谪戍边塞，及夫得归，而端生已死之事也。检乾隆朝史乘及当时人诗文集，虽略有所考见，但仍不能详知其人其事之本末。今所依据之最重要材料，实仅钱塘陈云伯文述之著述。文述为人，专摹拟其乡先辈袁简斋，颇喜攀援当时贵势，终亦未获致通显。其最可笑者，莫如招致闺阁名媛，列名于其女弟子籍中，所谓“春风桃李群芳谱”者是也（见文述撰《颐道堂诗选》卷二二《留别吴门诗》及此诗中文述自注）。然文述晚岁，竟以此为多罗贝勒奕绘侧室西林太清春（顾春字子春，号太清，实汉军旗籍也）所痛斥，遂成清代文学史中一重可笑之公案。今移录太清所撰《天游阁集》第四卷中关涉此事者于后，非仅欲供谈助，实以其中涉及续《再生缘》事，可资参证也。其文如下：
寅恪按，文述所为，虽荒唐卑鄙，然至今日观之，亦有微功足录，可赎其罪者，盖其人为陈兆仑族孙，又曾获见端生妹长生。其所著《颐道堂集》《碧城仙馆诗钞》及《西泠闺咏》中俱述及端生事。今移录其文于下：
陈文述《颐道堂诗外集》卷六（国学扶轮社刊《碧城仙馆诗钞》卷九）载：
又《西泠闺咏》卷一五云：
上引陈氏两书皆关涉端生及其夫范某之主要材料，两者内容大抵相同，而《西泠闺咏》较为详尽。今考定此等记载写成年月，并推求其依据之来源，更参以《清实录》《清会典》《清代地方志》及王昶《春融堂集》、戴佩荃《苹南遗草》、陆耀《切问斋集》等，推论端生之死及范某赦归之年。固知所得结论，未能详确，然即就此以论《再生缘》之书，亦可不致漫无根据，武断妄言也。《西泠闺咏》卷一五《咏端生》诗之前，其第六题即为“绘声阁咏家秋谷”者，其诗中既有“香车桂岭青山暮”之句，其序中复载“归叶琴柯中丞”之语。琴柯者，绍楏之字（可参《湖海诗传》卷四〇、《两浙轩续录》卷一六、《晚晴簃诗汇》卷一〇八等书、《叶绍楏小传》）。李桓《耆献类征》卷一九六《疆臣类》卷四八载绍楏本末颇详。绍楏于嘉庆二十二年由广西布政使擢广西巡抚，二十五年被议降级解职，其次年即道光元年病卒。然则《西泠闺咏》此节必成于嘉庆二十二年任巡抚以后，始得称绍楏为“中丞”，“中丞”者，御史中丞之简称，清代巡抚兼带右副都御史之衔名，故习俗以“中丞”称巡抚。据此，则文述咏陈长生之诗，距其全书完成之时代，不能超过十年之久也（《西泠闺咏》作者自序所题年月为道光丁亥闰五月，即道光七年也）。以通常行文之例言，长生应列于其姊端生之后，今不尔者，殆文述咏长生诗既成后，始牵连咏及端生，遂致列姊于妹后耶？若果如是者，则文述咏端生之诗，其作成之时亦当与道光七年相距甚近也。此点关涉《再生缘》续者之问题，俟后更详论之。至其称杨芳灿为“杨蓉裳农部”，则芳灿因其仲弟授甘肃布政使，援引道府以上同祖以下兄弟同省回避之例（参《清会典事例》卷四七“吏部汉员铨选亲族回避”等条），已由甘肃外职改捐员外郎，在户部广东司行走。其时至少在嘉庆三年以后（见《碑传集》卷一〇八赵怀玉撰《杨君芳灿墓志铭》）。若更精密言之，则至少在嘉庆六年文述与芳灿在京师相识以后也（见下引芳灿《送云伯·序》）。文述咏端生之诗作成时代颇晚，又得一旁证矣。
关于文述题《绘声阁集》诗四首，其第二首最关重要，置后辨释。其余三首依次论证之。
第一首诗
第一首中最关重要者，在文述初次得见陈长生年月，并文述见长生是否多次等问题。此等问题可取两事即（一）文述初次随阮元入京及第二次会试入京之年月，与（二）长生于此两时间适在北京，有遇见文述之可能，参合推定之于下。
杨芳灿《芙蓉山馆文钞》卷二《送陈云伯之官皖江·序》略云：
又《颐道堂文钞》卷一《颐道堂诗·自序》略云：
又《颐道堂诗选》卷一五略云：
寅恪按，文述第一次至京为嘉庆三年，出京为嘉庆四年。第二次至京为嘉庆六年，出京为嘉庆十一年正月，第二次即文述所谓“居京师者五年”是也。第一次在京之时间，虽远不及第二次之长久，然鄙意文述之获见长生实在第一次。所以如此推论者，文述为人喜攀援贵势，尤喜与闺阁名媛往还。长生为兆仑孙女，本与文述有同族之亲，况以袁随园女弟子之声名，叶琴柯编修夫人之资格，苟长生此时适在京师，而文述不急往一修拜谒之礼者，则转于事理为不合矣。至于长生适在北京与否之问题，可以依据叶绍楏历官及居京之年月推定之也。
《耆献类征》卷一九六《疆臣类》卷四八《叶绍楏传》略云：
寅恪按，叶绍楏与陈长生从何时起同在京师，乃一复杂之问题，详见下文第二首诗中考辨织素图绘成之时间一节，今暂不置论。惟可断言者，嘉庆三年文述初次随阮元入京时，长生必已在京师，因绍楏已任职翰林院编修，长生自必随其夫居都城也。文述第一次于嘉庆三年随阮元入京，四年又随元出京。文述往谒长生，当即在三年初次入京之时，而赋此四诗当更在谒见之后，谒见与赋诗并非同时。颇疑文述止一度晤见长生，其题《绘声阁集》四律，实非以之为拜谒之贽，不过晤见之后，追写前事，呈交长生夫妇阅览者。观诗中“记取城南坊畔宅，春明初拜画帘迟”之语，可以推见也。又若文述得见长生不止一次者，则以碧城仙馆主人性好招摇标榜之习惯推之，必有更多诗什，赋咏其事，而不仅此四律而已也。或者文述当日所为，长生夫妇已有所闻知，遂厌恶畏避，不敢多所接待耶？诗中所谓“碧城醒我游仙梦”者，碧城仙馆文述自号也，其诗集即取以为名。“绣偈吟君礼佛词”者，长生曾作礼佛词六首，刊入《随园女弟子诗选》（卷四）中，早已流行，文述盖见之久矣，绝非长生以己所著诗集示之也。
第三首诗
第三首盛夸长生夫家女子能诗者多。文述此所取材，究从叶氏《织云楼诗合刻》，抑从袁简斋《随园诗话补遗》卷三“吾乡多闺秀，而莫盛于叶方伯佩荪家”至“陈夫人之妹淡宜（此语有误，辨见论第二首诗节）亦工诗”等六条（《随园诗话补遗》所以多谬误者，盖由简斋身殁之后，补遗方始刊行也。简斋殁于嘉庆二年。参《碑传集》卷一〇九孙星衍撰《袁枚传》）转录而来，虽难确定，但今以沈湘佩《名媛诗话》卷四“《织云楼合刻》为归安叶氏姑妇姊妹之作”条考之（前南京国学图书馆总目所载，《织云楼诗合刻》仅有周映清《梅笑集》一卷，误作“笑梅集”，及李含章《蘩香诗草》一卷，皆云“嘉庆刻”。又孙殿起《丛书目录拾遗总目》卷六有《织云楼诗合刻》，其中亦止此两集，但云“乾隆间刊”。岂此数集合刻先后陆续刊行耶？抑书目记录有误耶？寅恪未见合刻全书，故不得已而依沈书也），知叶令昭即苹渚（文述诗作渚苹）所作在附刻中，则可推定文述实已及见《织云楼诗合刻》，或更参以《随园诗话补遗》，盖文述此四首诗本为谒见长生之后追记前事而作，前论第一首诗已及之矣。既是追记之作，则可取关涉长生夫家闺秀之材料，杂糅而成，并非长生以其夫家闺秀之诗集出示文述，此又可断言者也。至于“碧浪苹香一水涯，韦郎门第最清华”者，可参戴璐《藤阴杂记》卷三所载“湖州碧浪湖建万魁塔”条，此条即涉及叶绍楏。文述于《西泠闺咏》卷一三《湖上咏周映清李含章叶令仪陈长生周星微》诗“碧浪湖波浸晚霞”（文述此诗序中述叶氏《织云楼诗合刻》，仅及此五人，而不及令昭。《西泠闺咏·自序》题道光丁亥，即道光七年，时代颇晚。据此可知文述叙叶氏《闺秀诗集》，去取实不依据一种材料也）及同书卷一五《绘声阁咏家秋谷》诗“画舫莲庄碧浪遥”之句亦皆指此而言也。又据光绪重修《归安县志》卷五《舆地略》卷五“水门碧浪湖”条及同书卷八《舆地略》卷八“古迹门白苹洲”条，则碧浪湖白苹洲之地为叶氏家园所在，文述所咏固甚切实，而叶令昭之字苹渚及戴佩荃之字苹南，皆与此语有关，非仅用古典矣。
第四首诗
第四首第七句“仙郎纵有凌云笔”，固通常赞美绍楏之泛语，然据上引《耆献类征》卷一九六《叶绍楏传》，知绍楏以翰林院编修于嘉庆三年二月大考二等，五月充日讲起居注官。六年五月充云南乡试正考官，八月命提督云南学政。九年差竣回京。在此时间绍楏实为文学侍从司文典学之臣，故诗语颇为允切，可推见此四诗当是嘉庆三年至十年间之作。“江上微波秋瑟瑟”之句，即后来文述于《西泠闺咏》卷一五《绘声阁咏家秋谷》诗所谓“微波吟煞夕阳桥”者也。
总之，此等诗皆足征文述未尝与长生有何密切往来，详悉谈话之事，要不过以族弟之资格，一往谒见而已。故文述所记长生姊端生事，当必从他处探访得知，非出自长生口述，其记端生事及梁德绳续《再生缘》事，或过于简略，或有错误，实无足异也。
第二首诗
第二首乃四首诗中最有价值，又最难确定者。兹先论其不甚重要及易解释之句。“纱幔传经慈母训”者，据端生长生之祖陈兆仑所著《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显妣沈太宜人行述》略云：
又同集附兆仑侄玉绳所编《年谱》“乾隆十五年庚午”条下云：
寅恪按，汪起岩不知何名，道光十五年修《云南通志》稿卷一一九《秩官志》载：
疑是此人。盖上堉颇有先后任云南省首府云南府及大理府知府之可能也。端生长生之文学，与其母有关，自不待论。即《再生缘》中孟丽君、苏映雪、刘燕玉、皇甫少华等主要人物，皆曾活动于云南省之首府，当亦因作者之外祖曾任云南省首府知府，其母或侍父宦游，得将其地概况告之端生姊妹，否则《再生缘》中所述他处地理，错误甚多，而云南不尔者，岂复由于“慈母训”所致耶？“鸳牒香销冷玉钩”句下文述自注云：
寅恪按，《紫竹山房文集》卷一八《先府君先妣沈太夫人合葬墓志》略云：
及同书同卷《先祖府君祖妣秦太夫人合葬墓志》云：
然则庆生乃端生之妹，长生之姊，似亦与端生长生同为玉敦嫡室汪氏所出。庆生早死，他种材料未见此事，唯文述此诗及之，此亦可注意者也。玉敦侧室施氏有无子女，尚待详考。至于《国朝杭郡诗辑续集》卷四三有《陈淡宜都中寄姊》七律一首，其小传云：
但其诗全同于叶佩荪次女令嘉字淡宜答淑君姊之什（参《织云楼诗合刻》及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五二《闺秀类》）。长生为佩荪长媳，淡宜为佩荪次女，吴振棫见《随园诗话补遗》第三卷有“陈夫人之妹淡宜”一语，因有不确之记载。《随园诗话》之误或由于刊写不慎，遂致辗转认小姑为小妹，殊可笑也。辨释第二首诗中易解者已竟，兹请次论其难确定者，即陈端生卒于何年及范某以何年遇赦获归。此两事之时间相距至近，可以取其一事之年月，以推定其他一事之时代也。
此诗中最有价值记载为述及陈端生婿范某之案，但所述全同于《西泠闺咏》卷一五《绘影阁咏家□□》序中所言，而《西泠闺咏》转较此为详，是《西泠闺咏》之文亦较此为有价值也。此两记载虽不能确定文述何年所写，鄙意《西泠闺咏》之记载写在端生已卒，范某已归之后，时代较此首诗为晚，自无问题。至此首诗中文述自注涉及端生范某者，初视之，似在端生未卒之前。细思之，当亦在端生已卒，范某已归之后。何以言之？范某一案，如下文所引材料，知为当日最严重事件。无论文述作诗不敢言及，即敢言及，亦为长生所不喜见者，而文述自不便牵涉及之也（织素图乃陈长生、戴佩荃闺阁挚友间绘画题咏之事，不可以出示外人者。戴璐《吴兴诗话》不录长生挽佩荃两诗中涉及织素图之一首，殆亦由诗语过于明显故耶）。今此首诗八句中即有两句涉及端生，可依此推论，作诗之时，端生已死，范某已归。此案既无问题，诗语涉及，亦无妨碍。此点正与陈桂生请王昶为其祖诗文集作序之事，同一心理，同一环境。俟于下文详辨证之也。
陈端生之卒年虽甚难确定，然有一旁证，得知端生至少在乾隆五十四年秋间犹生存无恙，可据下引材料，推测决定也。
戴佩荃《织素图次韵》诗云：
又陈长生挽戴苹南（佩荃）诗云：
上引戴佩荃陈长生之诗，当载于《苹南遗草》。寅恪未见原书，仅间接从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第二编第四章所引得知。
又戴佩荃之父戴璐所著《吴兴诗话》卷一二略云：
《清国史列传》卷二八《大臣传次编》卷三《赵佑传》（参光绪修《杭州府志》卷一二六《人物类·名臣·四》略云：
李元度《先正事略》卷四二《文苑类·窦东皋先生（光鼐）传附赵鹿泉先生（佑）传》略云：
钱仪吉《碑传集》卷八五朱珪撰《湖南布政使叶君佩荪墓志铭》略云：
寅恪按，参合上引材料，可以解决三个问题：（一）戴佩荃逝世之年月；（二）戴佩荃之《织素图次韵诗》作成时间；（三）织素图中之织素人为何人。请依次论之于下：
（一）戴佩荃之夫赵日照之父赵佑者，当时最有名之八股文专家。佑之为人，似未必真能知赏善吟咏，工绘画，从事于八股家所谓杂学之才女。其所著《清献堂集》诗中有涉及佩荃及日照者，大抵为乾隆五十六年五十七年之作，其时苹南已逝世二三岁矣。兹节录其诗于下：
《清献堂集》卷二《伤介妇戴示日照》诗云：
又《示九弟俌并熙煦辈》诗云：
（诗略）
又《舟中还寄示诸弟示煦照》诗略云：
寅恪按，赵鹿泉止书佩荃之姓，而不著其名，盖遵内讳不逾阃之古义，其为人为文之拘谨，可以概见，然而才女之名字遂坐是湮没不彰矣。据戴璐《哭佩荃》诗序（寅恪未见《秋树山房集》，仅从阮元《两浙輶轩录》卷四〇《闺秀类·戴佩荃传》所引戴璐《哭女》诗序及其他间接材料得知），谓佩荃“书体尚丰硕，似非夭相，而不永其年”。寅恪未得见佩荃之书，不知其体势如何，然苹南为湖州人，其地与颜鲁公赵子昂有关涉，又生值乾隆时代，清高宗书法摹拟右军，而失之肥俗，一变明末清初董字渴笔瘦体之派，上行下效，相习成风，苹南之书法当受此环境熏习者也。鹿泉殆以苹南书法与当时翰苑台阁之体，有所冥会，若出之男子之手，尚可作殿廷考试之白折小楷，以供射策决科之用，遂亦颇加赞赏欤？否则苹南必不敢轻率请求抄写此老学究之家翁所赋试帖体之诗句也。今史乘地志于鹿泉诸子，唯日熙一人略具事迹，而日照之名仅附见于《吴兴诗话》及《两浙輶轩录·苹南小传》中。夫以妻传，如“驵侩下材”之于易安居士者，可谓幸矣（寅恪颇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而以后人翻案之文字为无历史常识。乾隆官本楼钥《攻愧集》中凡涉及妇人之改嫁者，皆加窜易，为之隐讳。以此心理推之，则易安居士固可再醮于生前赵宋之日，而不许改嫁于死后金清之时，又何足怪哉。至顾太清之主易安年老无改嫁之事者，则又因奕绘嫡室之子于太清有所非议，固不得不借此以自表白，而好多事、不识时务之陈文述，反赋诗招摇，宜遭致其痛斥也）。日照元配沈氏，或者苹南母沈芬之侄女，俟后更考。戴茀堂记录挽其女苹南之诗颇多，而不及鹿泉之作者，或以未曾得见，遂至漏书，或虽得见，而以亲家翁之句为未工，因不载录于其诗话耶？
据《赵佑传》，乾隆五十四年佑以江西乡试正考官授江西学政。佩荃随佑赴江西任所，不久逝世，此即《吴兴诗话》卷一二所谓“随翁鹿泉先生西江使署，未几殁”者。陈长生挽诗第一首云：“桂花香满月圆初，惊说乘风返碧虚。”吴超亭挽诗云：“尊章泣月惊秋到。”沈冲之挽诗云：“秋月满轮人遽去，西风卷幕客重来。”杨拙园挽诗云：“仙游正值月团圆。”是佩荃殁于乾隆五十四年秋季也。
（二）《随园诗话·补遗》略云：
寅恪按，陈长生寄外诗为何时何地所作，此点关涉考定长生与戴佩荃何时同在北京，而戴佩荃能作《织素图次韵》诗之问题。据上引《叶佩荪传》，知叶绍楏于乾隆四十四年中式举人，又据清代史乘，如《清实录》《东华录》等书，知自乾隆四十四年即绍楏乡荐之年，至乾隆五十八年即绍楏成进士之年，其间共有六次会试，此六次会试，凡有举人之资格者，皆可应试。绍楏之以回避，两次不能入闱，究在何年？今依次逆数而考定之。绍楏于五十三年丁母忧，不知其母卒于何月，虽五十四年有闰五月，然以常情推测，恐五十五年春闱，绍楏仍在母忧中，自不能应会试。五十二年会试，绍楏可以应试，盖虽应试，而不得中式也。据《绍楏传》，知绍楏在乾隆五十年由举人于四库馆议叙，授内阁中书。此时其父佩荪已前卒，其母尚健在。以常情论，绍楏全家当在京师，而长生此时亦必在京，不必作寄外诗也（袁随园编《续同人集》卷一三《闺秀类》载，陈长生金陵阻风侍太夫人游随园作七律一首，此诗必作在乾隆五十三年绍楏母李含章逝世以前。同卷又载《寄怀随园十绝句》第一首云：“先生高隐卧烟萝，三径盘桓七十过。”据《碑传集》卷一〇七孙星衍撰《袁君枚传》，知简斋卒于嘉庆二年，年八十二，然则乾隆五十年简斋年七十岁。长生作《寄怀随园十绝句》时，必在乾隆五十年以后。综合推计之，当是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叶佩荪卒后，绍楏等扶柩回籍，安葬之后，再返北京，因途中阻风金陵，李陈姑妇二人，因得游随园赋诗。至于长生作《寄怀随园十绝句》时，则疑在其过金陵见简斋之后，大约为随夫叶绍楏供职京师之期间也。然耶？否耶？姑记于此，更俟详考）。四十九年会试绍楏可以应试，因佩荪此年春间，亦已在北京请于四库馆校书自效。佩荪虽卒于四十九年九月，而会试之期在春季，故绍楏可以应试，但已应试而未中式耳。四十五年四十六年两次会试，绍楏皆可应试，此两年其父佩荪适任外官，不在京师。长生当随侍其翁姑于外省任所，故长生寄外诗中所谓“看花人又阻春闱”，及“莫道闺中儿女小，灯前也解忆长安”等语，即指此两次，绍楏虽在京，而以回避不能应试言。自四十七年后，佩荪绍楏父子已同在京师，长生断无他往之理。然则织素图之绘成，必在四十七年以后，至五十四年秋间戴佩荃逝世以前。以佩荃卒年仅二十三岁之一点推测，虽天才如佩荃，恐亦不能作此图太早，大约此图绘画之时间，距佩荃逝世前不甚久，即距乾隆五十四年秋季以前不远也。长生之父玉敦与戴佩荃之翁佑，同为杭州人，同举乾隆十五年庚午乡试，佑之八股文复为长生祖句山所称赏（见《紫竹山房集》《陈句山先生年谱》“乾隆十五年庚午”条）。佩荃之父璐与长生之夫绍楏又同为湖州人，当此时两家在京，往还必颇亲密，观戴璐《吴兴诗话》卷一二述及长生夫妇，可以推见，否则佩荃无由作《织素图次韵》诗也。
（三）织素图者即取《孔雀东南飞》乐府诗“十三能织素”之句，及《晋书》卷九六《列女传·窦滔妻苏氏传》“滔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之意，绘画而成。观戴佩荃《织素图次韵》诗“分明锦字传苏蕙”“讵将远萝到金微”“十三学得厌弹筝”等语，可以为证。然则此图中之织素人必为女性，而其夫又以罪谪边，自不待言矣。与此图中女性相关涉，得直指为即是图中织素人者，止有三可能之人。第一可能者为陈长生，然长生之夫为叶绍楏。绍楏一生事迹，今可考知者，颇为详尽。绍楏既无戍边之事，则长生非图中之织素人可知。第二可能者，为戴佩荃。赵佑之子可考见者有日熙、日煦、日照三人。佩荃之夫日照，其事迹虽不详，然据上引赵佑《清献堂集》卷二《舟中还寄示诸弟示煦照》诗，知乾隆五十八年鹿泉作此诗时，日照并未远去，则其人实无戍边之事。吴超亭挽佩荃诗云“苏姬才薄锦文回”，及沈冲之挽佩荃诗云“芳龄正好图团聚”等语，虽似日照亦有陈端生婿范某戍边之嫌疑者，然沈冲之挽诗又云“西风卷幕客重来”，则日照既能重来，必无远谪之事，大约佩荃卒时，日照不在侧耳。至陈长生挽佩荃诗云：“尺幅生绡点染新，十行锦字为传神。而今留得清吟在，说与图中织素人。”诗中“十行锦字”即锦上之回文，“清吟”即佩荃《织素图次韵》七绝三首。今佩荃虽还归天上，而“清吟”犹留在“人间”，故长生可说与同在人间之织素人，即告以佩荃逝世之消息。一死一生，取与对比，暗用李义山《重过圣女祠》诗“上清沦谪得归迟”之句，寓意尤为沉痛也。由是言之，织素图中之织素人，必非戴佩荃，又可知矣。第三可能者，以普通消除递减之方法推之，则舍陈端生莫属。若是端生，则佩荃长生诸诗中所用古典皆能适合，自不必赘论，而佩荃“淡妆不逐画眉新”之句与《西泠闺咏》卷一五《绘影阁咏家□□》诗序中“屏谢膏沐”之今典更相符会也。所可注意者，即佩荃诗中“西南渐有声”之语。依通常解释，温飞卿《池塘七夕》诗云：“月出西南露气秋。”（见《才调集》卷二）及《七夕》诗云：青锁西南月似钩。”（见曾益谦、顾予咸、顾嗣立等《温飞卿诗集》注四）苹南诗中“西南”二字出处当是从温诗来，与下“永夜”句固相适应，而“七襄”句更暗寓七夕离别之意（飞卿七夕诗云：“人间离别水东流”），尤为巧妙也。然寅恪于此尚不满足，姑作一大胆而荒谬之假设，读者姑妄听之可乎？陈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十五回首节云：“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传。”又云：“岁次甲辰春二月，芸窗仍写《再生缘》。”考道光十五年修《云南通志》卷一二〇《秩官志》二之一二《官制题名》十二《国朝文职官姓氏》三《临安府同知栏》载：
则端生之父玉敦，在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二年四年间，曾任职云南。《随园诗话补遗》卷三载陈长生“闻家大人旋里”云：“去郡定多遮道吏，还山已是杖乡人。”即玉敦解任归杭州时所作，大约在乾隆五十二三年，长生寓京师时也。颇疑端生亦曾随父往云南，佩荃诗所谓“西南渐有声”者，即指是言，而佩荃题诗之时间，亦当在玉敦任职云南之时，复可推知矣。然则端生所谓“浙江一省遍相传”者，意谓十六卷本之《再生缘》，浙江省已遍传，而云南则尚未之知也。寅恪更进一步怀疑佩荃诗所谓“七襄取次报章成”者，即指端生在云南所续之第十七卷《再生缘》而言。盖《再生缘》前十六卷“浙江一省遍相传”，则佩荃必早已见及。佩荃与长生交亲往还，当又在长生处获见端生续写第十七卷，故诗中遂及之耶？其所谓“女手掺掺劳永夜”者，疑指端生自述其撰前十六卷时，“向阳为趁三年日，入夜频挑一盏灯”（见《再生缘》第十七卷第六十八回末节）。写作甚勤，入夜不息。此佩荃读第十七卷末节，已可知之，或又从长生处得悉其姊往日撰著之勤，因并有“劳永夜”之语欤？至于端生续写《再生缘》第十七卷在甲辰年，即乾隆四十九年。此年端生居浙江抑寓云南，虽不能确言，鄙意此年端生似已随父玉敦赴云南，其所谓“白芍送腊”“红梅迎春”等句，若“白芍”取譬“白雪”，与“红梅”为切当之对句，则亦不过词人形容节物惯用之语，未必与当地真实气候相符合（可参下文论《再生缘》开始写作年月节中“岁暮”之语）。但寅恪曾游云南，见旧历腊尽春回之际，百花齐放，颇呈奇观。或者，端生之语实与云南之节物相符应，亦未可知也。兹姑著此妄说，更待他日详考。
假定陈端生于戴佩荃作《织素图次韵诗》时尚生存者，则至何年始不在人间耶？此答案可以陈玉敦不肯以其父兆仑之诗文集出示他人之事，及兆仑之孙玉万之子桂生请序家集于王昶（即玉敦不肯出示之人）之年，两点推求之，虽不能中，亦不甚相远也。
王昶《春融堂集》卷三八有陈句山先生《紫竹山房诗文集·序》一篇，其文虽不著年月，但下有朱吉人《春桥草堂诗集·序》一篇，略云：“余以乾隆庚午（十五年）识君于吴企晋璜川书屋，文酒之会最密。呜乎！自与吉人定交，迄今四十余年，同游诸君少长不一，皆莫有在者。”则自乾隆十五年下推四十余年，当为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即作《春桥草堂诗集·序》之年。《紫竹山房集·序》排列相连，当是同时或相距至近之时间所作也。今取《春融堂集》所载《紫竹山房集》之序文，与陈桂生所刊《紫竹山房集》首所载兰泉之序文，互相比较，发现颇有不同及删削之处。兹节录陈氏所刊《紫竹山房集》首之王序，并附注春融堂本此序之文于下，而略其不关重要者，读者若察两本序文之同异，即知其中必有待发之覆也。
《紫竹山房诗文集》载王昶序略云：
寅恪按，《湖海诗传》及《湖海文传》之编选人王兰泉，其人为乾隆朝词宗，本与陈句山雅故，序中“辱有牙旷之知”一语殆非夸言。兰泉修《西湖志》于杭州，玉敦为其地主（此韩君平所谓“吴郡陆机为地主，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地主”也）。及官云南布政，玉敦又为其属吏。兰泉之索观句山诗文，自是应有之事。以常情论，玉敦必非于兰泉个人有所嫌恶，而深閟固拒，一至于是者，其中必具不得已之苦衷及难言之隐。兰泉当时或不尽能了解其故，遂于序中犹言及之，盖尚未释然于怀也。玉敦既不肯以其父之诗文示兰泉，十余年后，桂生何忽转以其祖全集请序于兰泉？此中必有重大变迁。鄙意此十余年间，句山集中所当避忌隐讳之事，已不复存在，故可刊布流行。又请序于兰泉者，即借以解释前此玉敦深闭固拒之旧嫌也。陈文述《西泠闺咏·咏端生》诗序中言，“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是端生之卒与范某遇赦之时相距不远。范某既遇赦，则句山集中诗文仅牵涉端生之名者，自已不甚重要。今观《春融堂集》所载紫竹山房序文，知兰泉当日所见之稿本，其诗文卷数多于刊本，则桂生所删削者，必甚不少。其所删削者，当与端生婿范某之名有关也。范某之案在当时必甚严重，以致家属亲友皆隐讳不敢言及，若恐为所牵累，端生事迹今日不易考知者，其故即由于此也。
陈端生之卒与范某之赦，两事时间距离甚近，故可依兰泉作序之年，推测范某遇赦之期，又据范某遇赦之期，更可推测端生逝世之年也。兰泉《紫竹山房集》序言“十余年来殊以为憾”。《蒲褐山房诗话》又谓“桂生来京师，始以全集见示，并乞序言”。则从兰泉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修《西湖志》于杭州之时算起，历十余年，兰泉与桂生两人同在京师，即此序作成之时，亦即范某赦免之后，其时上距端生逝世之年，当不甚久，此可依次递推而得之者也。
王昶《春融堂集》附严荣编《述庵先生年谱》“乾隆五十四年”条下略云：
“五十八年”条下略云：
“五十九年”条下略云：
“六十年”条下略云：
“嘉庆元年”条下略云：
“四年”条下略云：
“十一年”条下略云：
《碑传集》卷三七阮元撰《王公昶神道碑》略云：
《耆献类征》卷一九七《陈桂生传》略云：
据上所引，自陈玉敦于乾隆五十三年由云南返杭州后，王兰泉共有三时期在北京。第一次为乾隆五十四年至五十九年（此期间自五十八年四月出京回籍修墓，至十二月回京，此短时期可以不计）。第二次为嘉庆元年（兰泉于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抵京，距除夕止数日，故此年可不计）。第三次为嘉庆四年。
第三次桂生正在湖北任职知县，甚少机会至北京请兰泉作序也。
第一次若从兰泉乾隆四十七年在杭州修《西湖志》算起，至乾隆五十七年或五十八年或五十九年，已十一、十二、十三年。兰泉序中“十余年”之语，自是可通。又桂生既“由优贡生考取教习，期满引见，以知县用。嘉庆元年三月拣发湖北”。光绪修《清会典事例》所载乾隆间制定优监事宜，未甚详备。今取同书中同治间制定优贡事宜，并参以乾隆间制定拔贡事宜及官学规章等，综合推计，以考定桂生到京之年月。
《清会典事例》卷三八五《礼部学校优贡优监事宜》略云：
同书卷三八四“礼部学校拔贡事宜乾隆元年”条略云：
同书卷三九四“礼部学校八旗官学乾隆八年”条略云：
寅恪按，桂生至迟在乾隆五十七年末，必已到北京，自有于五十七年或五十八年或五十九年请兰泉作序之可能。然桂生此时既未决定往湖北，似不必请兰泉作序，借以求其介绍于湖北疆吏如毕沅辈也。
抑更有可论者，吾人今日观此等礼部规定之具文，苟证以当时八旗官学之实况，即了然于官僚政治，凡所粉饰，多设科条，自矜整饬，不过供干禄求荣者之利用耳，良可叹也。
第二次为嘉庆元年，此年距乾隆四十七年兰泉在杭修《西湖志》时已及十五年，与兰泉“十余年”之语符合，固不待言。其最可注意者，即桂生于嘉庆元年三月以知县拣发湖北一事。通常之例，拣发之省份，虽出自上命，实则亦可由己身志愿，预为选定。故桂生表面上，以嘉庆元年三月拣发湖北。实际上，在此数月以前，早已预为往湖北之计矣。但桂生以一候补知县之资格，分发湖北，若无高级长官之知赏，恐将久滞宦途。依昔日社会情形，往往请托当时显要之与疆吏有旧者，为之介绍推见，桂生出身不过一优贡生耳。虽出自名家，亦工书法（光绪间修《杭州府志》卷一二六《人物名臣·四》胡琨撰《陈桂生传》云：“学二王书，晚益工，政声多为书名所掩云”），然其时句山逝世既久，其祖平日交谊笃挚者多已零落。就当日湖北一省之长官中，其能与桂生之升沉荣辱发生关系者，为湖广总督及湖北巡抚等人而已。兹检嘉庆元年前后任湖北巡抚及湖广总督之汪新毕沅传碑等，节录之于下：
《耆献类征初编》卷一八四《疆臣类·三六》载清国史馆《汪新传》略云：
同书同卷张云璈撰《汪公墓志铭》云：
《紫竹山房文集》卷九《女史方芷斋诗集序》略云：
王昶《春融堂集》卷五二《毕公沅神道碑》（参《碑传集》卷七三）略云：
寅恪按，桂生家本与汪新家交好，其祖兆仑与新之夫人家交谊尤笃。兆仑于乾隆三十五年夏秋间尝借寓汪氏在京住宅，桂生当亦随其父祖居此（详见下文论端生撰《再生缘》节中）。故桂生宦游湖北，汪新必不至略不照拂。然汪新已于乾隆六十年五月受命巡抚安徽，虽经惠龄奏请留办军需，未曾离省，然直至嘉庆元年六月，方始正式改授湖北巡抚。当桂生在乾隆六十年末或嘉庆元年春初，预备以知县拣发湖北之时，汪新之去留尚不能预料。此事在桂生心中，汪氏虽可依恃，而不甚确定者也。故此时桂生若往湖北，舍巡抚外，则最有关系者，莫过于湖广总督矣。当日任湖广总督者为毕沅。秋帆乃乾隆朝宏奖风流之封疆大吏，亦尝与陈句山有一日之雅（见《紫竹山房诗集》卷一二《送毕秋帆殿撰沅赴巩秦阶三路观察任》诗），然句山与秋帆之关系，远不及其与芷斋芍陂之密切，而桂生与秋帆又年位悬隔，当无深厚之交谊。职此之故，桂生当日在京求一与秋帆关系密切之人为之介绍者，实舍兰泉莫属。观兰泉所撰秋帆碑文中，兰泉自述其与秋帆之关系，明显如此。盖两人同隶江苏，同年乡举，同任军机处章京，又同任陕西外职，历年颇久，平时交好，最为亲密（文酒之会如《湖海诗传》卷二二《毕沅诗选》载《集听雨篷小饮》诗，可见一例）。秋帆身后，其子孙以隧道之文属之兰泉者，非无因也。由是言之，桂生之请兰泉序其祖之诗文集，表面视之，虽颇平常，然察其内容，恐不甚简单。后来汪毕虽逝，而桂生卒由湖北守宰，致位通显，则此一序甚有关系。通习古今世变之君子，不得不于此深为叹息者也。然则兰泉于嘉庆元年二月即出都，其在京时间虽似短促，此时桂生既定计往湖北，实有请兰泉作序之必要。故鄙意嘉庆元年为兰泉作序最可能之年，而是年之前，端生已卒，范某已归，从可知矣。
桂生请兰泉作序之年，当以嘉庆元年为最可能，已如上所论。但范某赦归之年，即端生逝世相近之年，则似距嘉庆元年较前，而与乾隆五十五年甚近。何以言之？范某非遇赦不能归。依下文所引《清高宗实录》，范某乃以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案获罪遣戍，自此年以后至嘉庆元年，清室共有高宗八旬万寿及内禅授受两大庆典，范某皆可援此等庆典邀赦得归。据《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三四六略云：
则范某若以犯罪之年算起，亦可云已过十年。若以到遣所之地算起，则似尚有问题。然依通常之例揣测，当可从宽援引此恩诏赦归也。但据诏文，仍须咨部核议及奏请省释等手续观之，则范某因公文往复、程途遥远及经费筹措等问题，其归家，早则在乾隆五十五年下半年，迟则在五十六年上半年也。据陈文述云：“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倘使范某果援此八旬万寿庆典赦归，则端生之死当在乾隆五十五年或五十六年也。
若范某不能援引乾隆五十五年八旬万寿庆典赦归，则必可援引嘉庆元年内禅授受庆典赦归。何以言之？据《清实录·仁宗实录》卷一所载《嘉庆元年正月戊申朔太上皇传位庆典恩赦诏书》略云：
则此次赦罪之规定，较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庆典赦罪之规定，大为宽简。范某即使不能于乾隆五十五年下半年或五十六年上半年，援八旬万寿庆典恩赦获归，则必可于嘉庆元年邀授受庆典恩赦获归，此所以决定端生之年寿，不能超过嘉庆元年之理由也。据其祖句山《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冢妇行略》略云：
是端生生于乾隆十六年，下推至兰泉作序第一可能之年，即乾隆五十七年、五十八年、五十九年，则端生之寿不能超过四十四岁。若范某援乾隆五十五年清高宗八旬万寿庆典赦归，则端生之寿当为四十岁或四十一岁，鄙意此期限之可能性最大也。若自乾隆十六年即端生生年下推至兰泉作序第二可能之年，即嘉庆元年，则端生之寿，不能超过四十六岁。鄙意端生之逝世，似不应迟至此年，而以在此前四五年为最合事理也。又据上引陈长生挽戴佩荃诗“说与图中织素人”句，知乾隆五十四年秋间佩荃逝世时，端生犹在人间，其年为三十九岁，则端生年寿不能少于四十岁。又如上述，端生之逝世，必在嘉庆元年以前，即四十六岁以前。则端生之年寿，无论如何，至少为四十岁，至多不能超过四十五岁，总以四十岁或四十一岁为最可能也。自昔才人多为短命，端生虽不至上寿，然犹及中年，未可谓甚不幸也。
桂生请兰泉作其祖诗文集序时，端生已死，范某已归，自不待论。至玉敦是否健存，今虽不能确知，但据《紫竹山房诗文集》卷首所载之顾光撰《陈兆仑墓志铭》，知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兆仑葬时，玉万已卒，玉敦犹存。又据同集首所载之郭麐撰《兆仑神道碑》文（此文作成之时距兆仑之葬为二十三年），止言兆仑孙春生桂生等，而不及玉敦，则此时玉敦必先卒无疑矣。假使桂生请兰泉作序时，玉敦尚健在者，范某之案既得解除，玉敦亦不必如前此之不肯以其父之诗文集示人及刊行也。又前已论及桂生当日请兰泉作其祖集序时，其持示兰泉之稿本，卷数较刊本为多。桂生所以删削之故，虽不敢确言，但必因端生婿范某之关系无疑。桂生既大加删削，则此集之刊布，纵使玉敦尚在，亦可不反对。或者桂生请作序时，玉敦已卒，而桂生更加删削者，岂由长生及其他亲友尚有不满意者在耶？《春融堂集》本所载序文亦不同于兰泉当日交付桂生之原稿者，殆以中多语病，致招陈氏亲友之非议，遂亦不得不重改定耶？
长生寄外诗云：“纵教裘敝黄金尽，敢道君来不下机。”自命不作苏秦之妇。观其于织素图感伤惓恋，不忘怀端生者如此，可谓非以势利居心，言行相符者矣。呜呼！常人在忧患颠沛之中，往往四海无依，六亲不认，而绘影阁主人于茫茫天壤间，得此一妹，亦可稍慰欤？
文述于《西泠闺咏》卷一五《绘影阁咏家□□》诗序中言端生婿范某乃诸生，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又于《颐道堂诗外集》卷六（《碧城仙馆诗钞》卷九）题《绘声阁诗稿》四律第二首诗中文述自注亦言“端生适范氏，婿以累谪戍”。则欲考范某一案，必于乾隆朝乡试科场案中求之，因范某为诸生，不能关涉会试也。乾隆纪元凡六十年，举行乡试次数颇多，其与此案有关者，必在四十七年以前，三十九年以后，所以决定此后前两时限者，实有特殊人事之关系。观乾隆四十七年王昶在杭州修《西湖志》时，陈玉敦不肯以其父之诗文集示兰泉，即知范某之案必已发生于此年以前，此后一时限定于乾隆四十七年之理由也。所以知此案必在乾隆三十九年以后者，即因端生于《再生缘》第十七卷首节云“锦瑟喜同新好合，明珠早向掌中悬”及“未酬夫子情难已，强抚双儿志自坚”。则是端生结婚后一年即产一女，隔数年，又产一儿。其间或虽产儿而不育，要之，必有数年之间隔，否则不得用“早”字也。关于此点又须推测端生适范某之年月。端生于《再生缘》第十七卷中自言“庚寅失恃新秋月”，是其母汪氏卒于乾隆三十五年七月，而其父玉敦正在山东登州府同知任内也。又言“辛丑旋南首夏天”，据《紫竹山房诗文集》所附年谱，其祖兆仑卒于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而其父玉敦丁父忧，解登州府同知之任，其家因此南归原籍杭州也。端生为在室未嫁之女，依当时礼律，应服母丧三年，实即二十七个月，故端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除母服。又端生应服祖父服期年，故于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末除祖父服。但其父玉敦之除父丧，以乾隆三十八年有闰三月之故，应在三十八年闰三月末也。依当日社会情况言，钱塘陈氏既为士大夫礼教之家庭，除其婿范氏一方面有何问题，今难考知，可不计外，则端生结婚之期纵可勉从权变，或得在除其母汪氏服，即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之后，然总以其父玉敦除端生祖兆仑之服，即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末之后，方合礼法也。又据《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冢妇吴氏行》略云：
是端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除母服时，年已二十二岁，其父玉敦于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末，除其父兆仑服时，端生年已二十三岁矣。当时女子通常婚嫁之期，大抵不逾二十岁，端生婚期实已嫌晚，而非更别有不得已之故，不宜再延。故端生适范某之年月，至早在乾隆三十七年冬间，至迟亦不能在乾隆三十八年冬季以后也。若依当日社会风俗推论，要以乾隆三十八年玉敦除其父丧后，端生始适人，于礼法及情势为最妥便。职此之故，鄙意假定乾隆三十八年夏季至冬季的时间为端生适范某之年月，虽不能中亦不远矣。若端生于乾隆三十八年结婚，三十九年产一女，此后数年间复产一儿，则范某之案不能发生于三十九年以前，此前一时限定于乾隆三十九年之理由也。
今考清代史乘，乾隆三十九年后，四十七年前，共有四十二年丁酉、四十四年己亥、四十五年庚子三次乡试，而四十五年恩科顺天乡试适发生科场舞弊之案。此案《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及九月凡有五次记载（其第一次可参《清会典事例》卷三四一《礼部》五二《贡举整肃场规一乾隆四十五年谕》），其文颇繁，兹仅节录其最有关者，并附论释于下。忆二十余年前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编辑明清史料，见乾隆朝三法司档案甚多。当时未能详检，不知其中是否有与此案有关之文件。今此项档案卢沟桥事变后已不在原处，暂不能查阅。又故宫博物院清军机处奏钞上谕档中复有关于此案之文件，据司其事者云：“此项材料南运未返。”则其与《清高宗实录》详略同异如何，亦无从比较也。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一一三略云：
同书《高宗实录》卷一一一四略云：
寅恪按，端生之婿范某是否即范菼，今难确定。然乾隆三十九年以后，四十七年以前，三次乡试科场中，惟此次发生作弊之案。据高宗谕中“历年披阅各该抚奏折”之语，则是至少此年以前数年，未有作弊案发生，更可推知。此案中之范菼乃由陈七口供牵累，既与陈文述所言者相合，又其罪为发往伊犁，亦与端生婿之事相符。今未发见明确之反证，不得不暂假定范菼即端生之婿范某也。综观高宗屡次御旨，知其意在严惩穷究，广肆株连，并通谕全国，凡遇科试之期，负监临之责者，须引此旨覆奏，永为定例。则此案性质严重，一至于是。当日陈氏亲友惴惴畏避，若恐被其牵累，遂不敢略一涉及端生者，非无因也。
复次，清代江浙士人因长洲韩元少掇高科享盛名之故，往往喜用其名，以“菼”为名。“菼”既是单名，“范”亦非僻姓，则乾隆之时，江浙地域同称“范菼”者，当不止一人。今翻检当时史料，发现有一“范菼”者，其人乃陈兆仑交友范璨之子（见《紫竹山房诗集》卷三《书榜自注》，同书卷八《呈范侍郎奠文灿前辈》即送归禾中二首自注及《文集》卷八《湖北乡试录序》又《陈句山先生年谱》“乾隆六年辛酉”条。寅恪按，范氏之名及字，今所见诸种材料，往往不同。其名当以作“璨”为是，盖《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乾隆五年十二月戊戌”条及同书卷一八七“乾隆八年三月庚午”条，《清史稿》卷一〇《高宗本纪》“同年月日”条，《清朝进士题名碑》“雍正二年甲辰科姚璨”条，清国史馆《范璨传》《陆燿范公神道碑》等，皆作“璨”也。惟《清史稿》卷二〇八《疆臣年表》作“灿”，与本书《高宗纪》自相违反，殆吴廷燮撰表时未详察耳。《紫竹山房诗文集》及所附年谱引范氏之名共有三处，仅文集八作“璨”，余二处均作“灿”。至范氏之字，诸材料均作“电文”，而《紫竹山房诗文集》及所附年谱则俱作“奠文”，不似误写，未知何故，殊可注意。他若诸地方志于范氏之名往往或作“璨”，或作“灿”，以其取材不同所致，可不深论）。然其可能性固大，可疑之点亦多，兹略引史料稍辨释如下：
陆燿《切问斋集》卷一〇《资政大夫工部侍郎范公神道碑》（参王昶《湖海文传》卷五〇《陆燿文选》及《碑传集》卷三二陆燿撰《范公璨神道碑》）略云：
李桓《耆献类征初编》卷七六《卿二类·三六》载清国史馆《范璨传》略云：
范来庚《南浔镇志》卷二《建置志居第门》载：
光绪七年修《乌程县志》卷二三《寓贤》略云：
寅恪按，陈兆仑与范璨既同朝雅故，复同乡里，门户匹对。范氏为秀水人，与端生外祖汪上堉同县，其家又寓乌程之南浔镇，与端生妹长生夫家叶氏同居湖洲。据端生《再生缘》第十七卷首节“更忻夫婿是儒冠”之语，复与贡生之资格相符及乡试科场有关，则范菼即陈端生之夫范某，其可能性甚大。但范璨既卒于乾隆三十一年末，而端生之适人，如上文所推论，当在乾隆三十八年，其时璨子菼已先璨卒，此可疑之点一也。又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一案，范菼始获罪遣戍，时间又更在三十一年范璨卒年之后，此可疑之点二也。说者或谓陆燿碑文菼已“先公卒”之语，盖有所避忌而改易，此固可通，然《再生缘》第十七卷首节端生自言“幸赖翁姑怜弱质”，则端生适范某之初，其翁仍健存，而范璨已卒于乾隆三十一年末，此时端生尚在闺中，斯岂可通耶？若欲勉强认定范璨之子菼即是端生之夫，则必须有两项假设。（一）陆燿“子二人，仪薰、菼，皆先公卒”之语，乃是讳改。考陆郎夫卒于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三日（见《碑传集》卷七三冯浩撰《陆君墓志铭》）。是此碑文作成之年月不能后于此时限。又考郎夫以母陈氏病，于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乞归侍疾。四十六年十一月丁母忧。四十七年十二月奉旨往山东办理运河堤务（见《耆献类征》卷一八三清国史馆《陆燿传》）。揆以通常情事，陆氏撰此碑文当在以母疾乞归居家时（陆氏此时实居浙江秀水，而不在江苏吴江，见冯浩撰《陆君墓志铭》。又范氏本秀水籍。《紫竹山房诗集》卷八“呈范侍郎奠文灿前辈即送归禾中”二首。其所谓“禾中”，即指秀水言也）。因范菼之案发生于乾隆四十五年秋季，上距陆氏之丁母忧，其间尚有一年余之久，可以受范璨孙墀之请，作此碑文。若陆氏自丁母忧至往山东时，虽亦有一年余之久，但在母丧中，恐不便受范氏之请，撰此碑文。又今陆氏所撰《切问斋集》，虽不编年月，而此碑文之后即接以“保德州知州钱之青墓碣”。此碣文乃燿任湖南巡抚时所作（《耆献类征》卷一八三清国史馆《陆燿本传》略云：“四十九年七月擢湖南巡抚。五十年六月卒”）。以篇章排列次序先后言之，则此碑文作成之时，下距郎夫之卒甚近。其在乾隆四十五年范菼案发生之后，更可推知。然则碑文之讳改，自是可能之事也。又依常例言，神道碑文之作自当在已有墓志铭之后。今检清代载籍，关于范璨身后之文，唯见陆燿所撰《神道碑》一篇，而未发见有墓志铭。岂范松岩实曾有墓志铭，乃其太亲翁陈句山所撰，后为陈桂生所删削，遂致不传耶？姑记此疑，更俟详考。（二）范菼既非璨之长子，自有出继之可能。如陈兆仑以其次子玉敦出继其弟兆嵋之事，即可为证（见《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仲弟眉山行略》）。果尔，则端生书中所谓之“翁”，乃菼出继之父，亦即璨之弟也。然欤？否欤？非所敢确言也。
至于《范璨神道碑》文撰者陆燿，其与陈端生父玉敦之关系，亦有可述者。燿与玉敦同于乾隆十九年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燿又于“三十五年八月选云南大理府知府，以亲老改补近省，十二月调山东登州府知府。三十六年调济南府知府”（见《耆献类征》卷一八三清国史馆《陆燿传》及《紫竹山房集》附载《陈句山先生年谱》“乾隆十九年甲戌”条）。则燿亦与玉敦同时同官山东登州。但史文简略，不知燿是否未到登州，即改调济南耳。若燿果一莅登州者，则玉敦虽于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丁父忧，然端生实于此年四月始返杭州（《再生缘》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首节“辛卯旋南首夏天”）。则燿之家庭如亦同在登州者，或尚可与端生相见。燿本为吴江人，吴江乃范璨原籍，即上引燿撰碑文中所谓“予于公为乡后学”者。燿于范墀为姻亲，虽不知始于何时，但陆范两家当早有交谊，而燿又与陈氏友好，岂端生与范菼之婚姻，即由陆氏所介绍耶？此乃大胆之妄测，殊不敢自信者也。
抑更可论者，范璨以乾隆三十一年卒，其年八十七。假定其在六七十岁间生子菼，则端生与菼结婚时，菼年当为三十余，而端生如上所论，已二十三岁。以当日社会婚嫁年龄常情推之，菼当是继娶无疑。璨有孙三人，孙女二人，不知其中孰是端生所生者，今亦不可考知矣。总而言之，未见陈范两氏家谱以前，端生夫婿问题实一悬案，不能满意解决也（寅恪初疑陈端生之夫范某为乾隆时因收藏《顾亭林集》获罪，议遣戍，而被赦免之范起凤。后又疑为乾隆间才女陈云贞之夫，以罪遣戍伊犁之范秋塘。搜索研讨，终知非是。然以此耗去目力不少，甚可叹，亦可笑也）。
至于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一案，其中获罪诸人，除范菼以外，亦略有可论者。此案主犯陈七必有真实之名，当时谕旨及刑部奏疏仅称“陈七”者，盖承办此案之法官不欲多所牵连，故遂隐去其真名，而径以排行之称谓着之公牍耳。陈七之名今既无可考，兹可不论。若恒泰春泰二人自是兄弟，高宗谕旨既言“削去旗籍”，又特改部议发往乌鲁木齐为发往伊犁，则此二人当是与乌鲁木齐有关之旗人无疑。勒善以不能禁约恒泰、春泰二人革职，则其人必是恒泰、春泰之家长。据此诸端推论，今于清代史料中，发现一勒福，颇合上列条件。然仍有疑义，尚待详考。兹姑引史料，略辨释之于下：
《耆献类征初篇》卷三二二《将帅类·六二》载清国史馆《勒福传》略云：
寅恪按，勒福本名勒善。清宣宗何以特改其原名，今不能详知。然其原名必有所避忌，自无可疑。其人既属吐鲁番驻防，又经乌鲁木齐都统长清保荐，似恒泰、春泰之由发往乌鲁木齐改为发往伊犁者，其理由或即在此。虽然，此勒福是否即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案中之勒善，尚难断定。因传言勒福于道光二十年，以年力就衰致仕。则此时其年龄必已老迈，可以决言。若上推至乾隆四十五年，其间距离已有六十年之久，故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案之时，其人之年龄至多亦当为二十岁上下，其所生之二子，至多亦不过数岁。纵此二子俱为“小时了了”之神童，然顺天乡试非神童特科，如此幼小年龄绝不能入闱应试。由是言之，恒泰、春泰必非勒福之子可知。但此勒福之子，其名为祥泰。以“泰”字为名，明是与恒泰、春泰为兄弟排行，否则天下恐无如此巧合之事也。颇疑恒泰、春泰乃勒福之侄，而非其子。谕旨中所谓不能“禁约子弟”者，乃泛指家长而言，非谓恒泰、春泰即其子或弟也。陶云鹤今无可考，惟有陶淑者，据《清朝进士题名碑》，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二甲二十九名为陶淑。其人乃江西南城县籍，虽名列等次颇高，然未入翰林馆选（参光绪修《江西通志》卷三二及卷三四《选举表》及光绪补道光修《建昌府志》卷七之四《选举表》，并《南城县志》卷七之二），以州县外职终老。此陶淑之仕宦年代甚合陶云鹤父之条件，但今所见史料殊为简略，不易决定此陶淑果是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案中有关之人与否也。详检清代史传，陶姓淑名者，固不止一人。然时代相当，其他条件亦符合而又不为女性者，实止有江西南城陶淑一人。兹节录地方志之文，略辨释之于下。
《南城县志》卷八之二《宦业·陶淑传》（光绪补道光修《建昌府志》卷八《人物宦业·下》，又可参《畿辅通志》卷一九二《宦绩·十》略云：
寅恪按，《陶淑传》中言其任保安州知州时“以事诖误”，而不明言其为何事。但据乾隆修《衡水县志》首载《陶淑序》（此序所署年时为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季秋）云：
道光修《保安州志》卷五《职官表知州》载：
嘉庆修《枣强县志》卷五《职官表·知县》乾隆四十九年任者凡四人：
可知陶淑任保安州知州“以事诖误”，当在乾隆四十五年。既在四十五年，则是陶云鹤之父，又可确定矣。总而言之，此科场案发往伊犁罪犯四人中，恒泰、春泰本是驻防乌鲁木齐之蒙古族，当不工于代古圣立言之八股文及颂今圣作结之试帖诗（如戚本《石头记》第十八回“庆元宵贾元春归省，助情人林黛玉传诗”中林黛玉代倩作弊，为其情人贾宝玉所作“杏帘在望”五律诗，其结语云“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及第五十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暖香坞雅制春灯谜”中李纹、李绮所联“即景联句”五言排律诗，其结语云“欲志今朝乐，凭诗祝舜尧”等即是其例。又悼红轩主人极力摹写潇湘妃子，高逸迈俗，鄙视科举，而一时失检，使之赋此腐句，颂圣终篇。若取与燕北闲人《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回“开菊宴双美激新郎，聆兰言一心攻旧业”中渴慕金花琼林宴及诰封夫人，而行酒令之十三妹比观，不禁为林妹妹放声一哭也）。陶云鹤既为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进士陶淑之子，若范菼之父又为乐志堂主人，则云鹤及菼二人俱属科举出身之家庭，代倩作弊，颇为可能。所可注意者，勒善、陶淑以恒泰、春泰、陶云鹤之故，牵连获罪，而范菼之父未闻累及，其人必已早死无疑。即使范菼虽已出继，而此时其继父当亦亡故。然则范菼为范璨之子，虽未得确据，但就菼父不被累及一端言之，亦可旁证此案中之范菼，即是乌程县南浔镇乐志堂之少主人也。
兹论陈端生生卒年月及其婿范某事迹之可考者已竟，请论端生撰《再生缘》之年月及地点如下。
《再生缘》第一卷第一回云：
寅恪按，以上为端生自述其初撰《再生缘》之年月也。然未明言是何年，又止言“秋夜初寒”，亦不注明何月。据此书第九卷第三十三回云：
是从端生父玉敦赴山东登州府同知任期，逆数至前一年，即《再生缘》开始写作之年也。据端生祖兆仑《紫竹山房诗文集》附陈玉绳所撰《句山先生年谱》云：
然则乾隆三十四年前一年即三十三年，乃《再生缘》开始写作之年也。
开始写作之年既定，开始写作之月为何月乎？据《再生缘》第二卷第五回首节略云：
是第二卷开始写于乾隆三十三年仲冬十一月。但第一卷第四回末节云：
所谓“岁暮”者，实指冬季或即孟冬十月，否则第二卷明言开始写作于仲冬十一月，“昼短”即包含冬至之月，其前一卷绝无写于“岁暮”十二月之理也。故“岁暮”二字，不可拘泥误会。既是孟冬十月写成第一卷，则第一卷首节所谓“秋夜初寒”者，殆指季秋九月而言。据《句山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三年戊子”条下略云：
可知乾隆三十三年九月间，端生之祖母周氏及伯父或伯父之妾林氏等（玉万有妾林氏，即安生春生桂生之母。见《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冢妇吴氏行略》及卷一八《先府君先妣沈太夫人合葬墓志》）皆已回杭州。京寓中人少事简，而端生以长孙女之资格，平日所应担负之家务亦因之稍减，可以从事著作。其自谓“闺帏无事”乃是实情，故可推定《再生缘》开始写作于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也。
开始写作年月既定，开始写作地点为何处乎？复据《句山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四年己丑”条下略云：
又“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条下略云：
可知陈兆仑全家本居北京外廊营旧宅。乾隆三十三年九月，端生伯父随侍端生祖母率眷属先回杭州。三十四年正月，端生祖父又返原籍。同年秋间，端生父玉敦一房赴任登州。至三十五年五月兆仑率玉万等返京之后，不径回外廊营旧宅，而借寓汪芍坡（新）宅者，当由此时汪氏以户科给事中充江南乡试副考官，故兆仑等得于是年夏秋时间借寓汪宅。至于陈汪两家之关系，则汪芍坡与兆仑同是杭州人，其夫人方芷斋（芳佩）之父涤山（宜照）又为兆仑丱角旧友，观《紫竹山房诗集》卷一〇方涤山为婿汪编修（新）迎至邸寓七律，可以推见也。然则兆仑于乾隆三十五年九月迁回外廊营旧宅，其子玉万、玉敦两房皆已往山东（寅恪以为玉万、玉敦本为同胞兄弟，虽据《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仲弟眉山行略》，玉敦曾出继其胞叔兆嵋，仍是同祖兄弟。但此次兄弟二人，同官山东，据《陈句山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条，后又同官江南，其所以不回避同省者，盖由同知及知县之官秩皆在道府以下，与前引杨芳灿事例不同也），不复寓外廊营矣。但外廊营旧宅实是《再生缘》发祥之所，故为最有价值之地，盖端生撰《再生缘》自第一卷至第八卷即自乾隆三十三年九月至三十四年五月皆在北京外廊营旧宅。此宅是否即王兰泉《紫竹山房诗文集·序》中所指之宅，今虽不能确知，但序文中“入其家，衡门两版，凝尘满席”之语，恐能适用于兆仑在京所居之诸宅（兆仑在京所居之宅今可考知者，尚有粉房琉璃街、贾家胡同、铁老鹳庙巷、棉花胡同、虎坊桥等地。可参光绪修《顺天府志京师志》卷一四《坊巷·下》），其皆非宏丽，可以推知也。端生于《再生缘》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首节云“追忆闺中幼稚年”及“隔墙红杏飞晴雪，映榻高槐覆晚烟”，虽似指登州同知官舍而言，然“红杏高槐”乃北方所常见，本非限于一地，若视作描绘外廊营旧宅之语，则于久客长安，习知城南坊宅情况之人，更觉端生此言，亲切有味，亦不必过泥至认为止可适用于牟子旧邦（《再生缘》第十四卷第五十六回末节云：“锦绮装成牟子国”）景物之描写也。《再生缘》第九卷至第十六卷，写端生自乾隆三十四年八月中秋起至三十五年三月春暮止，在登州同知官舍内所写。此八卷约经七月之久写成，虽端生自云“前几本，虽然笔墨功夫久，这一番，越发芸缃日月遥”（见《再生缘》第十六卷第六十四回末节），其实依端生撰写第八卷以前之平均速度计之，并非迟缓。此不过词人才女感慨伪谦之语，读者不宜拘执也。或者端生此时早已见及其母汪氏之病渐已增剧，又己身不久亦将于归，人事无常，俗累益重，所以日夜写作，犹恐迟缓，其于《再生缘》第十七卷首节所谓“由来蚤觉禅机悟”者，殆亦暗示此意耶？此一段时期为端生一生最愉快之岁月。《再生缘》第十七卷首节所言“地邻东海潮来近，人在蓬山快欲仙”（“蓬山”盖兼指登州府蓬莱县。古典今事合为一词，端生才华于此可见一斑也），即端生于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续写《再生缘》时，追忆此时期生活之语也。兹不详述此时期每卷写作之年月，仅移录其第九卷开始写作时及第十六卷完成时之记载，略加诠释于下。
《再生缘》第九卷第三十三回首节略云：
又同书第十六卷第六十四回末节略云：
寅恪按，端生虽是曹雪芹同时之人，但其在乾隆三十五年春暮写成《再生缘》第十六卷时，必未得见《石头记》，自不待言。所可注意者，即端生杏坠春消、光阴水逝之意固原出于玉茗堂之“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句，却适与《红楼梦》中林黛玉之感伤不期冥会（戚本《石头记》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之末节）。不过悼红仅间接想象之文，而端生则直接亲历之语，斯为殊异之点，故《再生缘》伤春之词尤可玩味也。寅恪近有看花送春之作，亦关涉牡丹红杏者，故附录于此。诗之词句重复钩连，固是摹拟绘影阁体。然意浅语拙，自知必为才女之鬼所鄙笑也。
《甲午岭南春暮忆燕京崇效寺牡丹及青松红杏卷子有作》：
复次，端生于乾隆三十四年秋，随父玉敦由北京赴山东登州同知任所，其初一段行程为舟行，盖取道运河也。其自言“行船人杂仍无续”，则于第十七卷首节所言“归棹夷犹翻断简”者，情形殆不同矣。端生于乾隆三十六年夏间返杭，自是舟行，大约亦由德州乘船，其登州德州一段路程，仍是乘车陆行，与前此自北京赴登州时，由德州登岸乘车者不异。所谓“陆道艰难身转乏”者，则昔时深闺弱质（《再生缘》第十七卷首节有“幸赖翁姑怜弱质”之句），骡车陆行之苦况，有非今日交通便利之时代所能了解者矣。又《再生缘》第十七卷首节云“自从憔悴堂萱后，遂使芸缃彩笔捐”及“庚寅失恃新秋月，辛卯南旋首夏天”，则端生之母汪氏自乾隆三十五年暮春以后即病剧，端生因此不能从事写作，至是年七月其母汪氏病逝，更不能继续撰著。直至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仲春方始续写第十七卷，此端生所谓“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者，即由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后一年壬辰算起，至乾隆四十八年癸卯止，实为十二年。端生所以从壬辰年算起者，因在辛卯年自登州返杭州途中，于《再生缘》十六卷稿本，犹略有所修改。《再生缘》第十七卷首节谓“归棹夷犹翻断简，深闺闲暇待重编。由来蚤觉禅机悟，可奈于归俗累牵”，即指此而言。盖端生以母病剧辍写，返杭州途中稍加修改，及到杭州后，即为俗事牵累搁置此稿，直至经过十二年之久，方始续写也。呜呼！端生于乾隆三十五年辍写《再生缘》时，年仅二十岁耳。以端生之才思敏捷，当日亦自谓可以完成此书，绝无疑义。岂知竟为人事俗累所牵，遂不得不中辍。虽后来勉强续成一卷，而卒非全璧，遗憾无穷。至若“禅机蚤悟”，俗累终牵，以致暮齿无成，如寅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更何足道哉！此十二年后所续写者，即今《再生缘》第十七卷，卷中首节及末节端生自述其撰著年月及续写经过颇详，上文已移录之矣。
《再生缘》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首节云“岁次甲辰春二月，芸窗仍写《再生缘》”，及第六十八回末节云“八十张完成一卷，慢慢地，冰弦重拨待来春”，则端生自乾隆四十九年二月至十二月，将近一年之时间，仅成此一卷，与前此写作此书之速度不大相侔，斯盖其心身及环境之变迁所致。否则以端生之才华，绝不至如《平山冷燕》第六回中宋山人之被才女冷绛雪笑为“一枝斑管千斤重，半幅花笺百丈长”者也。《再生缘》第十七卷第六十八回末节云“向阳为趁三年日，入夜频挑一盏灯”者（此句法与第一卷第四回末节之“临窗爱趁朝阳暖，握管愁当夜气寒”正同，而意境则大异也），端生自谓前此写成十六卷，起于乾隆三十三年秋晚，讫于三十五年春暮，首尾三年，昼夜不辍。今则“殊非是，拈毫弄墨旧时心”，其绸缪恩纪、感伤身世之意溢于言表，此岂今日通常读《再生缘》之人所能尽喻者哉？今观第十七卷之文字，其风趣不减于前此之十六卷，而凄凉感慨，反似过之。则非“江淹才尽”，乃是“庾信文章老更成”，抑又可知也（庾信《哀江南赋》云：“天道周星，物极不反。”盖子山谓岁星十二年一周天，人事亦当如之。今既不然，可悲甚矣。端生云：“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又云：“岁次甲辰春二月，芸窗重写《再生缘》。”自《再生缘》十六卷写完，至第十七卷续写，其间已历十二年之久，天道如此，人事宜然。此端生之所以于第十七卷之首，开宗明义即云：“搔首呼天欲问天，问天天道可能还。”古典今情合为一语，其才思之超越固不可及，而平日于子山之文，深有解会，即此可见。寅恪读《再生缘》，自谓颇能识作者之用心，非泛引杜句，以虚词赞美也。至其所以未续完此书者，今日不易确言。据陈文述《西泠闺咏》卷一五《绘影阁咏家□□》诗序云：“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陈氏所言此书之不完成，在端生自身之不愿意，其说亦似有理。因端生于第十七卷首节述其续写此书，由于亲友之嘱劝，必使完成“射柳姻缘”。其结语云：“造物不须相忌我，我正是，断肠人恨不团圆。”则其悲恨之情可以想见，殆有婿不归，不忍续，亦不能强续之势也。若不然者，此书不续成之故，在端生之早死，或未死前久已病困，遂不能写成，抑或第十七卷后，虽有续写之稿，但已散佚不全，今日皆不能考知。依上文所论，端生之卒年，当在戴佩荃之死（即在乾隆四十三年秋季），与陈桂生请王昶作《紫竹山房集》序（即在嘉庆元年），前后两时限之间。若范某援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庆典恩赦获归，则端生续完《再生缘》第十七卷时已在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冬季，至此庆典时，止有五六年之久，假使端生无续写第十八卷之事，或由于病困，亦未可知。若范某援嘉庆元年内禅授受庆典恩赦获归，则自乾隆四十九年至此庆典时，已有十一年之久，时间颇长，更无一卷之再续，当非由于病困，可以推知也。倘使端生实已写第十七卷以下之稿，而后来散佚不传者，则其散佚当在云南（假定上文论端生曾随父往云南之说不误），但乾隆四十三年端生必已随父由云南归浙江。今知第十七卷之稿既能流传于浙江，第十七卷以下诸卷之稿转又散佚，似亦不近情理。综合诸点推论，陈文述婿不归，不愿续成之说，似甚有根据，不可因此叟平日好作狡狯，遂谓其说亦出虚构也。兹论陈端生写作《再生缘》之经过既竟，请略论《再生缘》之思想、结构、文词三点于下：
（一）思想。今人所以不喜读此书之原因颇多，其最主要者，则以此书思想陈腐，如女扮男装、中状元、做宰相等俗滥可厌之情事。然此类情事之描写，固为昔日小说弹词之通病，其可厌自不待言，寅恪往日所以不喜读此等书者，亦由此故也。年来读史，于知人论事之旨稍有所得，遂取《再生缘》之书，与陈端生个人身世之可考见者相参会，钩索乾隆朝史事之沉隐，玩味《再生缘》文词之优美，然后恍然知《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夫当日一般人所能取得之政治上最高地位为宰相，社会上最高地位为状元，此两事通常皆由科举之途径得之，而科举则为男性所专占之权利。当日女子无论其才学如何卓越，均无与男性竞争之机会，即应试中第，做官当国之可能。此固为具有才学之女子心中所最不平者，而在端生个人，尤别有更不平之理由也。当清代乾隆之时，特崇奖文学，以笼络汉族，粉饰太平，乾隆初年博学鸿词科之考试，即是一例（此科之发起虽在雍正时，而高宗即位后，继续于乾隆元年二月谕，给发先期到京应试者膏火银两。又于临试之期，以天气渐寒，着在保和殿内考试。此皆足表示特重是科之意，其借文词科试，以笼络汉人之用心，亦可窥见矣）。此科试题较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特难，其得中式者，不过十五人。当时以文章知名之士，如袁简斋之流，虽预试，而未获选，其难可以推见也。端生之祖句山，即由此华选，望重当世。端生在幼年之时，本已敏慧，工于吟咏，自不能不特受家庭社会之熏习及反应。其父玉敦、伯父玉万辈之才学似非卓越（寅恪未能多见玉敦作品，自不敢确言。然丁申丁丙《杭郡诗辑三辑》卷一〇载有玉敦《挽天都汪复斋先生》五古一首。观其诗，仍是紫竹山房之派，与绘影、绘声姊妹之作才华绵丽者，固区以别矣）。至于其弟安生、春生、桂生等，当时年尚幼稚（《耆献类征》卷一九七《疆臣》四九《陈桂生传》止载桂生卒于道光二十年，而不言其寿至何岁。但据《紫竹山房文集》卷一五《冢妇吴氏行略》所述，玉万纳妾林氏即桂生母事，推计之，则端生于乾隆三十三年初撰《再生缘》时，桂生之年龄至多不过十岁上下耳），亦未有所表见，故当日端生心目中，颇疑彼等之才性不如己身及其妹长生。然则陈氏一门之内，句山以下，女之不劣于男，情事昭然，端生处此两两相形之环境中，其不平之感，有非他人所能共喻者。职此之故，端生有意无意之中造成一骄傲自尊之观念。此观念为他人所不能堪，在端生亦未尝不自觉，然固不屑顾及者也。如《再生缘》第三卷第九回云：
可见端生当戏写《再生缘》时，他人已有不安女子本分之议论，故端生著此一节，以示其不屑顾及之意。“因随母性学痴愚”之语，殆亦暗示不满其母汪氏未能脱除流俗之见也。
《再生缘》一书之主角为孟丽君，故孟丽君之性格，即端生平日理想所寄托，遂于不自觉中极力描绘，遂成为己身之对镜写真也。
观《再生缘》第十卷第三十九回《述皇甫少华迎娶刘燕玉》一节云：
及同书第十一卷第四十一回中，述刘燕玉至孟丽君之父母孟士元韩氏家，拜认为孟韩之继女时，士元送燕玉至厅院前，其言曰：
！人夫们，轿子抬稳呵！
然则皇甫少华家在外廊营，即是孟丽君终身归宿之夫家在外廊营。据上引《陈句山年谱》“乾隆三十五年”条，知陈兆仑亦寓外廊营。端生乾隆三十三年秋间初写《再生缘》时，即在外廊营宅也。端生无意中漏出此点，其以孟丽君自比，更可确定证明矣。至端生所以不将孟丽君之家，而将皇甫少华之家置于外廊营者，非仅表示其终身归宿之微旨，亦故作狡狯，为此颠倒阴阳之戏笔耳。又观第十七卷第六十七回中孟丽君违抗皇帝御旨，不肯代为脱袍；第十四卷第五十四回中孟丽君在皇帝之前，面斥孟士元及韩氏，以致其父母招受责辱；第十五卷第五十七回中孟丽君夫之父皇甫敬欲在丽君前屈膝请行，又亲为丽君挽轿；第八卷第三十回中皇甫敬撩衣向丽君跪拜；第六卷第二十二回、第二十三回、第二十四回，及第十五卷第五十八回中皇甫少华（即孟丽君之夫）向丽君跪拜诸，（寅恪按，端生之祖兆仑于雍正十三年乙卯考取内阁中书一等一名，又于乾隆元年丙辰考取博学鸿词科。至乾隆十七年壬申，副兵部侍郎观保典顺天武乡试。此科解元顾麟即于是年中式会元状元，为武三元。可参《紫竹山房文集》卷八《顺天武乡试录后序》、卷一九《顺天武乡试策问》，及《陈句山先生年谱》有关诸年等条。《再生缘》中述孟丽君中文状元，任兵部尚书，考取皇甫少华为武状元。岂端生平日习闻其祖门下武三元之美谈，遂不觉取此材料，入所撰书，以相影射欤），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借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故续《再生缘》之梁德绳于第二十卷第八十回中，假皇甫敬之口斥孟丽君，谓其“习成骄傲凌夫子，目无姑舅乱胡行”，作笔生花之邱心如于其书第一卷第一回中，论孟丽君之失，谓其“竟将那，劬劳天性一时捐。阅当金殿辞朝际，辱父欺君太觉偏”，可为例证也。噫！中国当日智识界之女性，大别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专议中馈酒食之家主婆，第二类为忙于往来酬酢之交际花，至于第三类，则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即其本身之写照，亦即杜少陵所谓“世人皆欲杀”者。前此二类滔滔皆是，而第三类恐止端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至于神灵怪诞之说，地理历史之误，本为吾国小说通病，《再生缘》一书，亦不能免。然自通识者观之，此等瑕疵，或为文人狡狯之寓言，固不可泥执；或属学究考据之专业，更不必以此苛责闺中髫龄戏笔之小女子也。
（二）结构。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诗，其间结构组织，出于名家之手者，则甚精密，且有系统。然若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诗而成之巨制，即使出自名家之手，亦不过取多数无系统或各自独立之单篇诗文，汇为一书耳。其中固有例外之作，如刘彦和之《文心雕龙》，其书或受佛教论藏之影响，以轶出本文范围，故不置论。又如白乐天之《新乐府》，则拙著《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章》中言之已详，亦不赘论。至于吾国小说，则其结构远不如西洋小说之精密。在欧洲小说未经翻译为中文以前，凡吾国著名之小说，如《水浒传》《石头记》与《儒林外史》等书，其结构皆甚可议。寅恪读此类书甚少，但知有《儿女英雄传》一种，殊为例外。其书乃反《红楼梦》之作，世人以其内容不甚丰富，往往轻视之。然其结构精密，颇有系统，转胜于曹书，在欧西小说未输入吾国以前，为罕见之著述也。哈葛德者，其文学地位在英文中，并非高品，所著小说传入中国后，当时桐城派古文名家林畏庐深赏其文，至比之史迁。能读英文者，颇怪其拟于不伦。实则琴南深受古文义法之熏习，甚知结构之必要，而吾国长篇小说，则此缺点最为显著，历来文学名家轻视小说，亦由于是（桐城派名家吴挚甫序严译《天演论》，谓文有三害，小说乃其一。文选派名家王壬秋鄙韩退之、侯朝宗之文，谓其同于小说）。一旦忽见哈氏小说，结构精密，遂惊叹不已，不觉以其平日所最崇拜之司马子长相比也。今观《再生缘》为续《玉钏缘》之书，而《玉钏缘》之文冗长支蔓殊无系统结构，与《再生缘》之结构精密，系统分明者，实有天渊之别。若非端生之天才卓越，何以得至此乎？总之，不支蔓有系统，在吾国作品中，如为短篇，其作者精力尚能顾及，文字剪裁，亦可整齐。若是长篇巨制，文字逾数十百万言，如弹词之体者，求一叙述有重点中心，结构无夹杂骈枝等病之作，以寅恪所知，要以《再生缘》为弹词中第一部书也。端生之书若是，端生之才可知，在吾国文学史中，亦不多见。但世人往往不甚注意，故特标出之如此。韩退之云：“发潜德之幽光。”寅恪之草此文，犹退之之意也。
（三）文词。《紫竹山房文集》卷七《才女说略》云：
寅恪按，句山此文殊可注意，吾国昔时社会惑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谬说，虽士大夫之家，亦不多教女子以文字。今观端生、长生姊妹，俱以才华文学著闻当世，则句山家教之力也。句山所谓“娴文事，享富贵”者，长生庶几近之。至若端生，则竟不幸如世论所谓“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往福薄”。悲夫！句山虽主以诗教女子，然深鄙弹词之体。此老迂腐之见囿于时代，可不深论。所可笑者，端生乘其回杭州之际，暗中偷撰《再生缘》弹词。逮句山反京时，端生已挟其稿往登州以去。此老不久病没，遂终身不获见此奇书矣。即使此老三数年后，犹复健在，孙女辈日侍其侧者，而端生亦必不敢使其祖得知其有撰著村姑野媪所惑溺之弹词之事也。不意人事终变，“天道能还”（《再生缘》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首节云：“问天天道可能还”），《紫竹山房诗文集》若存若亡，仅束置图书馆之高阁，博雅之目录学者，或略知其名，而《再生缘》一书，百余年来吟诵于闺帏绣闼之间，演唱于书摊舞台之上。近岁以来虽稍衰歇，不如前此之流行，然若一取较其祖之诗文，显著隐晦，实有天渊之别，斯岂句山当日作才女说痛斥弹词之时所能料及者哉！今寅恪殊不自量，奋其谫薄，特草此文，欲使《再生缘》再生，句山老人泉底有知，以为然耶？抑不以为然耶？《再生缘》之文，质言之，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也。关于天竺希腊及西洋之长篇史诗，与吾国文学比较之问题，以非本文范围，兹不置论。仅略论吾国诗中之排律，以供读《再生缘》者之参考。
《元氏长庆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略云：
姚鼐《今体诗钞》序目略云：
同书五言卷六“杜子美下注”略云：
寅恪按，微之惜抱之论精矣，兹不必再加引申，以论杜诗。然观吾国佛经翻译，其偈颂在六朝时，大抵用五言之体，唐以后则多改用七言。盖吾国语言文字逐渐由短简而趋于长烦，宗教宣传，自以符合当时情状为便，此不待详论者也。职是之故，白香山于作《秦中吟》外，更别作《新乐府》。《秦中吟》之体乃五言古诗，而《新乐府》则改用七言，且间以三言，蕲求适应于当时民间歌咏，其用心可以推见也（可参拙著《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章》）。弹词之文体即是七言排律，而间以三言之长篇巨制。故微之惜抱论少陵五言排律者，亦可以取之以论弹词之文。又白香山之乐府及后来摹拟香山，如吴梅村诸人之七言长篇，亦可适用微之惜抱之说也。弹词之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而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则较“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世人往往震矜于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之名，而不知吾国亦有此体。外国史诗中宗教哲学之思想，其精深博大，虽远胜于吾国弹词之所言，然止就文体立论，实未有差异。弹词之书，其文词之卑劣者，固不足论。若其佳者，如《再生缘》之文，则在吾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在外国亦与诸长篇史诗，至少同一文体。寅恪四十年前常读希腊梵文诸史诗原文，颇怪其文体与弹词不异。然当时尚不免拘于俗见，复未能取《再生缘》之书，以供参证，故噤不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也。
抑更有可论者，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其原因固甚不易推论，然有一点可以确言，即对偶之文，往往隔为两截，中间思想脉络不能贯通。若为长篇，或非长篇，而一篇之中事理复杂者，其缺点最易显著，骈文之不及散文，最大原因即在于是。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行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庾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浮溪集》卷一三）为第一。此文篇幅虽不甚长，但内容包含事理既多，而文气仍极通贯。又此文之发言者，乃先朝被废之皇后。以失去政权资格之人，而欲建立继承大统之君主，本非合法，不易立言。但当日女真入汴，既悉数俘虏赵姓君主后妃宗室北去，舍此仅遗之废后外，别无他人，可借以发言，建立继统之君，维系人心，抵御外侮。情事如此，措词极难，而彦章文中“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两句即足以尽情达旨。至于“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古典今事比拟适切，固是佳句。然亦以语意较显，所以特为当时及后世所传诵。职是之故，此文可认为宋四六体中之冠也。庾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罫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今观陈端生《再生缘》第十七卷中自序之文（上文已引），与《再生缘》续者梁楚生第二十卷中自述之文，两者之高下优劣立见。其所以至此者，鄙意以为楚生之记诵广博，虽或胜于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则远过于楚生。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不独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辈，亦莫不如是。《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
端生《再生缘》之文如此，则平日之诗文亦非凡俗，可以推见。惜其所著《绘影阁集》，无一字遗传。袁简斋在乾隆时，为最喜标榜闺阁诗词之人，而其所编著之《随园诗话》《随园女弟子诗》及《同人集》等书，虽载陈句山、陈长生之诗，而绝不及端生一字，岂出于长生之不愿，抑或简斋之不敢，今不能确言。颇疑《再生缘》中，其对句之佳者，如第十七卷首节中“隔墙红杏飞睛雪，映榻高槐覆晚烟”“午绣倦来还整线，春茶试罢更添泉”之类，即取《绘影阁集》中早年诗句足成。若此推论不误，则是《绘影阁集》尚存一二于天壤间，亦可谓不幸中之幸也。至于绘影阁之取名，自与“绘影绘声”之成语有关，而长生之集名绘声阁，即从其姊之集名而来，固不待论。然“绘影”一词，或与其撰著弹词小说，描写人物，“惟妙惟肖”之意有关。又或端生自身亦工绘画，观其于《再生缘》第三卷第十回中，描写孟丽君自画其像一节，生动详尽，乃所以反映己身者耶（可参《再生缘》第十六卷第六十三回太后命孟丽君画送子观音一节）？前引长生寄外诗云“年来心事托冰纨”，又有织素图及桂馨图（可参吴昌绶《松邻遗集》卷六《题桂馨图后》及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八五《陈长生诗选附诗话》）等之记载流传，则长生之工画，由于叶绍楏之渐染，或受其姊之影响，俱不可知，姑记于此，更俟详考。论陈端生事迹之可考见者及其撰著《再生缘》本末，并略论其思想结构文词既竟，兹请论《再生缘》绩撰者梁德绳之事迹及其所撰之续本于下：
梁德绳为梁诗正之孙女，梁敦书之女，许宗彦之室。其生平事迹详见阮元所著《梁恭人传》（见《古春轩诗钞》卷首及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五九《烈女》卷一）其所著《古春轩诗钞》上下两卷及卷后所附词亦皆流传（参徐乃昌《小檀乐室汇刻闺秀词》第一集第七种梁德绳《古春轩词》，又潘衍桐《两浙輏轩续录》卷五三并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八六所选梁德绳诗）。今此文关于德绳之事迹及著述均不多所旁涉，止专论其续撰《再生缘》一事。但德绳之性格及其家庭环境、夫妇关系等与端生颇异，此文遂亦不得不于此三事略加讨论，以其有关《再生缘》原本及续本之特点故也。
今《再生缘》共二十卷，其第十八卷至第二十卷为续前十七卷之作，此续者于第十八卷首即已自言之矣。但续者为何人及何时所续，则有考论之必要。陈文述《西泠闺咏》卷一五（前文已引，但因论辨之便利，节录之于此）略云：
据陈氏所言，《再生缘》中郦明堂与夫同朝，而不合并，乃端生所以寄其“别凤离鸾之感”者。殊不知端生撰成《再生缘》第十六卷时，尚未适范氏。今观此卷所述孟丽君、皇甫少华亦已“同朝而不合并”，则端生必无预知其夫婿有戍边之事，何从在十年之前即寄其后日“别凤离鸾之感”耶？此大不可通者也。又据续《再生缘》者，于第二十卷末节（前文已详引，兹节录之）略云：
则是续者明言在其夫已死之后，有感于陈端生“别凤离鸾”之遭遇，而续《再生缘》也。文述既言续《再生缘》者，为许周生与梁楚生夫妇二人，则楚生何得于周生未死之前，预有此感？周生岂亦于其未死之前，早为其妻作寄感之预备，而相与共续此书耶？此又大不可通者也。然则文述之言全不可信乎？是又不然。盖文述之言，乃依据其媳汪端传述而来，端为楚生姊之女，又少养于楚生家（《古春轩诗钞》上有五古一篇，题为“小韫甥女于归吴门，以其爱诗，为吟五百八十字送之，即书明湖饮饯图后”，可以参证。此诗疑是嘉庆十七年楚生寓杭州时所作），所传必非虚妄，不过文述自身实未尝详察《再生缘》全书内容，故有上述两种错误，即：（一）误以为端生作书之缘起，实由于其婿范某之遣戍；（二）周生、楚生夫妇共续此书。至于此书之原作者为端生，续之者为楚生，则殊不误。不但不误，吾人今日得知《再生缘》之原作者及续作者姓名，舍文述一人之著述外，尚未见其他记载一及斯事。观于此点，文述实有大功，不可湮没者也。
楚生续《再生缘》之年代，及此书之初刻在何年，两点颇成问题。兹略论之于下。
今刻本《再生缘》首载有序文略云：
寅恪按，香叶阁主人乃侯芝之别号（参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第七章第五节），其事迹及著述兹不详考，惟此序实有两点可疑。（一）依序所言，则今刻本已经侯芝所删节。但今所见《再生缘》之刻本，其中脱误颠倒之处颇多，当是由于抄写不慎所致。若侯香叶果有删削之事，恐不至前后文句不相连贯一至于此，然则依据今本实不能确证此书曾经删削一过也。（二）此序中所言之《再生缘》，虽未明言为十七卷，抑或二十卷，但依其文气言之，则似为二十卷本之全书。否则序中必论及此点，斯可以默证推知者。若果为二十卷本之全书，则序文所署之年月为不可通。据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一〇《许君（宗彦）墓志铭》略云：
梁德绳《古春轩诗钞》卷首载阮元撰《梁恭人传》（参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五九）略云：
然则嘉庆二十三年周生死时，其年为五十一，而此年楚生为四十八岁也。
据《再生缘》第二十卷第七十七回首节中，楚生自述其续此书之动机云：
是楚生续此书时，其年将近六十岁，以如是年老妇人望孙之俗见，而续《再生缘》，宜其所续者，不能比美于端生之原书也。若道光元年香叶阁主人作序时，则楚生仅五十一岁，断不可言“年近将花甲”。故香叶阁主人序中“道光元年”之“元”字如非“九”字之讹，则必是书贾伪托。今未见《再生缘》最初最佳之本，不敢确言。陈文述《西泠闺咏》自序题“道光丁亥”，即道光七年。此年楚生五十七，“年近将花甲”之语似尚可通。至于楚生于《再生缘》第二十卷第八十回末节，感伤陈端生之遭遇，因自述其与周生之关系云：
盖谓己身与周生有三十年夫妇姻缘之分。据上引《玉钏缘》第三十一卷末载“谢玉辉在大元年间，又干一番事业，与如昭芳素做了三十年恩爱夫妻，才归仙位”，楚生殆有感于“三十年”夫妻之语，深惜端生无“三十年”之缘，己身虽有“三十年”之缘，而周生又未能如谢玉辉之“干了一番事业”，所以表示其感伤之意也。至阮伯元作《楚生传》，谓楚生之卒距其夫之卒为三十年，即寡居三十年之意，与楚生“悠悠卅载悟前缘”之语无涉。否则楚生续《再生缘》时，其年必已七十余岁，而文述不得在道光七年，即楚生五十七岁时，预知楚生之续《再生缘》也。“卅载悟前缘”之语，易滋误解，因并附辨之如此。
楚生尝于《再生缘》第二十卷第八十回内，借皇甫敬之言斥孟丽君之骄傲，即所以暗示不以陈端生为然之意，前文已论之矣。今再节录此回中皇甫敬批评苏映雪及刘燕玉之语，以见楚生之性格及其理想如下。
皇甫敬评苏映雪云：
此盖楚生心中以苏映雪自比，楚生为人谅亦“贤良温厚性和平”，与端生之性格骄傲激烈者，适成对比也。此点恐非尽由于天生之性质所致，当亦因所处家庭环境不同使然。德清梁氏为当时浙江最有名之家族，《儒林外史》所言之娄公子家，或即指梁氏。楚生家及周生家，与端生家，虽皆以文学科第显著，但梁许两家经济状况，则与陈句山家之清贫者不同。观王昶《春融堂集》卷三八陈句山先生《紫竹山房诗文集序》中：
之语，即可推知端生未嫁时家庭之清贫。即适范某之后，假定范某即范璨之子范菼，则据陆燿撰《范公璨神道碑》云，“洁清之操，晚节弥励，菜羹蔬食，不异贫寒”（见上引陆燿《切问斋集》卷一〇），似其夫家经济当亦不宽裕。否则其夫不致以图利嫌疑之故，坐科场代倩作弊获罪也。又楚生父之昆弟辈如同书，己身昆弟辈如玉绳，皆以学问艺术知名当世。周生亦年十九已中式乡试，且为贵公子（周生父祖京仕至广东布政使，见《鉴止水斋集》卷首所附蔡之定撰《许君周生家传》），而兼名士。其亲家复是清代第一达官而兼名儒之阮芸台。故端生、楚生两人，虽俱出自浙江名门，又有通家之谊（可参《紫竹山房诗文集》卷首所附《陈句山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下，梁侍讲同书来朝庆节”条及《诗集》卷一二《述梦纪事诗》“埋石得周梁，自志求其书”句下自注云“少司马周煌，侍讲梁同书”，又梁玉绳《清白士集》卷二六《送陈句山太仆还朝及挽陈太仆诗》等），而家庭环境颇不相同。两人性格之骄激谦和，实受环境影响，无可致疑也。
皇甫敬评刘燕玉云：
可知楚生心中以为不妒忌，始能生子，此亦所以自比并兼以属望于其子妇者也。据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一〇《许君（宗彦）墓志铭》略云：
是周生至少有三妾，且均生子女，楚生亦生子女数人也。周生之妾既有多人，似足证楚生之不妒。楚生己身又生数子，此事在楚生心中，乃其不妒之善果，遂借续《再生缘》之书，以寓其责望子妇之意，并一发其“二十年来未抱孙”之牢骚也。虽然，今观《古春轩词》苍梧谣序云：
则楚生于此犹未能忘怀。不妒之古训，固为习闻诗礼之教如楚生者，深所服膺，平日以此自负，且以教人。但临事触发，不觉流露，可见其为勉强抑制，非出自然，又何必以此责难于刘燕玉比之子妇耶？
夫为男子者，可畜多妾，而妇人则不应妒忌，此男尊女卑，吾国传统夫为妻纲之教条也。楚生乃此教条下之信徒，既行之于身，复出之于口，更笔之于书矣。至若端生，其作《再生缘》时，虽尚未适人，但关于夫为妻纲之说，既力加排斥，上文已略论及，兹不复赘。所可笑者，楚生以苏映雪性情柔顺，为最合理想之妇女。孟丽君适与相反，固所不取。殊不知在端生书中，孟丽君初期本为苏映雪即梁素华之夫，盖取梁鸿、孟光夫妇之姓，反转互易，而梁素华及皇甫少华两人名中“素”“少”二字音又相近。此虽为才女颠倒阴阳之戏笔，然可见其不服膺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之古训，楚生乃啧啧称赏苏映雪不置，恐端生地下有灵，亦当不觉失笑也。又观楚生与周生往来酬唱之作，诚可以比美梁孟矣。但一检周生《鉴止水斋集》卷二所载答内诗，后附楚生寄外诗，楚生之诗，文句烦多，情感深挚，而周生答以寥寥五十四字之短篇云：
又同书同卷所载《望夫冈》七古结语云：
则周生与楚生之情感，已可推见。然于服膺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之说者，固亦无可如何，而安之若命矣。
至于端生之婿范某，假定即是范璨之子，虽为贵公子，然家境清寒，亦等于一穷书生，与许周生不同，当无广畜姬妾之能力，端生一生中谅亦无楚生此种环境及不快之情感。假使范某而为周生所为者，则端生亦将表现其本来面目，如孟丽君也。观《再生缘》第十五卷第五十八回云：
可为例证。然则端生之意，不仅欲己身如孟丽君，亦欲其母汪氏如韩氏。竟使陈句山之家风，复如孟府之以惧内著闻。此为端生大胆之笔，而楚生掩耳所不敢闻者。合两种性格绝殊之女作家，完成一书，取相比较，既可观，抑可笑矣。
依据甚不完全之材料，考证陈端生之事迹及著作，并略论梁德绳之有关于《再生缘》诸点既竟，请述寅恪读此书之别感如下。
有清一代，乾隆朝最称承平之世。然陈端生以绝代才华之女子，竟憔悴忧伤而死，身名湮没，百余年后，其事迹几不可考见。江都汪中者，有清中叶极负盛名之文士，而又与端生生值同时者也（汪中生于乾隆九年，卒于乾隆五十九年），作吊马守真文，以寓自伤之意，谓“荣期二乐，幸而为男”（见《述学别录》）。今观端生之遭遇，容甫之言其在当日，信有征矣。然寅恪所感者，则为端生于《再生缘》第十七卷第六十五回中，“岂是蚤为今日谶”一语。二十余年前，九一八事变起，寅恪时寓燕郊清华园，曾和陶然亭壁间清光绪时女子所题《咏丁香花》绝句云：
诗成数年后，果有卢沟桥之变。流转西南，致丧两目，此数年间，亦颇作诗，以志一时之感触。
兹录三首于下：
自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务观赵庄之语，竟“蚤为今日谶”矣。求医英伦时作二诗，录之于下：
丙戌春以治目疾无效，将离伦敦返国暂居江宁，感赋。
又所至感者，则衰病流离，撰文授学，身虽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事则等于广州弹弦之瞽女。荣启期之乐未解其何乐，汪容甫之幸亦不知其何幸也。偶听读《再生缘》，深感陈端生之身世，因草此文，并赋两诗，附于篇末，后之览者倘亦有感于斯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