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narrativ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narrare，原意为“详述”，是指用以描述行为、动机、后果以及互动、关系和情感的结构性语言，是为了记录或告诉某人发生了什么事的一系列口头的、符号的或行为的序列的组合，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具有现实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这种方式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世界和向别人讲述对世界的了解的途径。简单地说，叙事就是“讲故事”，是从自己的主观视角、带着自己的感受、看法、理解、情绪和情感所讲述的“故事”。叙事法除了被广泛应用于文学艺术领域外，也被应用于科学研究，叙事法使科学证据更容易理解，使科学数据、公式、理论变成故事情节。叙事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基本方式之一，在文字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叙事”了。

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是指把文学叙事理念和方法应用于医疗实践的医学。叙事医学通过对患者经历、感受、情感的叙述，即对患者的故事进行认知、吸收、阐释、同理，从而进行诊断和治疗的过程。“叙事医学”概念和理论框架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普通内科医师和临床医学教授Rita Charon博士于2001年首次提出。Rita根据跟踪研究和自己的临床实践探讨了文学叙事与医学的关系，通过叙事，医生可以了解病人内心的伤痛、绝望、希望、道德上的痛苦等，这些因素既可能是疾病的结果，也可能是疾病的原因；病人的叙事提供了一个全方位了解病人疾病的框架，可为正确的诊断治疗提供重要信息，叙事医学不仅关注病人叙事，也研究医生叙事、疾病叙事、叙事伦理、叙事与健康等内容。为此，医生除了要掌握生物医学诊疗技术外，也要提高对病人疾病叙事的倾听能力，对患者关于疾病描述的“画外音”的洞察能力，感知病人探索疾病意义的能力等。“叙事能力”是“吸收、解释、回应故事和其他人类困境的能力”。要求医生不仅对患者进行症状、体征、生理和生化指标的检查和诊断，并根据诊断进行药物和手术的治疗，也要关注患者的心理感受、情绪和情感体验。叙事医学理论和方法在提高临床诊断质量和效率，改善治疗效果和医患关系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改善的作用。

叙事医学认为，应该把疾病与“病痛”区分开来，疾病属于医生的客观诊治范畴，而病痛则属于病人的主观感知世界。疾病主要依赖仪器和技术进行观察、记录、诊断和治疗，而病痛则是患者的感知、体验和叙述的心理和情绪体验。从某种程度上说，设备和技术只能解决患者的生理或器官问题，但这仅仅是“患病”的一个方面，还需要解决患者的心理、情感、文化、价值等问题，应把生理上的疾病与社会中的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应用技术，更应有关爱；注重证据，也要听患者的故事；有临床干预，也要有对患者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

目前，叙事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国外健康和医学从业者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叙事和叙事能力对卫生工作实践的重要性，用叙事学理论指导开展疾病诊疗，已经成为人文医学的热点。很多美国医学院校都开设相关课程，据美国医学院协会的统计，2009年被调查的125所医学院校中，有106所开设了此类人文医学课程，至少有59所将某种形式的叙事医学作为必修课。从现象学、心理分析、创伤研究、美学等训练出发，来提升医学生观察、倾听、讲述疾病的“叙事能力”(narrative competence）。

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认为说服性讯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如果不采取某种行为会招致损失”，另一类为“如果采取某种行为会给你带来益处”。这些讯息设计原则会显著影响人们与健康相关的决策，常被用于预测在不同的情境下，人们如何做出有关健康的决定，如涉及对其他个人或群体具有远期影响的公共政策，或对决策者自己具有直接健康影响的健康决策。

前景理论可有效应用于健康讯息设计(message framing），即强调损失或强调获益。对于同一个健康风险，强调损失的设计会有利于人们采取冒险行为，而强调获益的讯息则更有利于人们采取风险规避行为。人们对损失的敏感性要远远大于获益，如果一个人被告知将遭受损失，就更倾向于采取冒险的态度，即使他知道冒险行为可能带来更大的损失；而一个人为了避免失去既得利益，会采取更保守的态度，不愿再去冒险，即使知道冒险也许会带来更多的收益。如，一个人被罚款1000元，但同时得到一个机会，即他可以用这1000元进行一次高风险投资，有机会赚回1000元，多数人会同意。无论如何，赌一把还有一点机会，不赌输定了。一个人得到1000元奖金，但同时给他一个机会，即他可以用这1000元进行高风险投资，这项风险投资有可能会给他带来2000元的收益，但也可能血本无归，一般来说人们不会选择风险投资，毕竟“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根据前景理论，人们对不同的健康讯息会做出不同反应。在设计健康讯息时，要么设计为某种行为或行为改变能够带来益处(获益设计），要么设计为采纳或不采纳某种行为会带来的害处(损失设计）。研究发现，前景理论主要影响人们的疾病筛查行为和预防性行为。人们之所以愿意去做筛查检测，是因为他们被告知自己的健康可能已经出现了问题，所以即使查出不良后果会让自己更沮丧，也应该去查一下(如乳腺检查）。预防性行为是指对健康具有保护和促进作用的行为(如佩戴太阳镜），是为了维持或改善已拥有的健康(收益）(而不愿去冒因不戴太阳镜而损害眼睛的风险），所以更乐于为之。所以，损害设计的健康讯息更适合于促使人们的疾病筛查行为，如睾丸自查、HIV筛查、血脂检测、皮肤癌自查等；而获益设计讯息更适合于人们采纳预防性健康行为，如佩戴太阳镜、体育锻炼、使用轿车儿童座椅等。

沟通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CAT）认为，人们会针对环境及沟通行为的认知进行语言调整，即会为了满足互动目标，而就不同沟通对象调整并改变自己的口语风格，以适应或包容他人，借以增加沟通效果和认同感。该理论在人际交往方面，尤其是跨群体人际传播研究中经常使用。在具体的医疗行为中，患者到医院“求”医，在与医生的沟通过程中，由于和医生在专业知识上有很大的差距，再加上有求于人的心态，具有“改变自己的口语风格，以适应或包容他人”的可能，而医生具有专业知识，但面对普通的患者，也需要调整说话方式，以便使患者能够听懂，提升患者的依从性。因此，在医患关系的患者沟通部分，使用该理论可以强调沟通双方的主观能动性和可变性，以便提升医患沟通效果。

健康传播在医患沟通中的应用，主要有两个方面：对于医生来说，需要为医生开展基本的人际传播能力培训，编订医生与患者的对话手册，提高医生沟通能力，减少医生沟通障碍；对于患者来说，增加患者教育，开展广泛的健康教育工作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