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种族GDM的发生率存在较大差异。研究认为亚洲、美洲、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人种更易发生GDM。GDM发生率在全球种族间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还与所采用的GDM筛查方案和诊断标准以及种族间1型DM和2型DM发生率方面的差异有关。不同种族采用不同的筛查方法和诊断标准获得的GDM的患病率如图3-1所示，可见诊断标准对GDM患病率的影响十分显著，在所有研究报道的患病率间直接进行比较仍十分困难。

国外大量的研究资料表明，华人妇女GDM发生率高于白人或黑人。在西方国家多种族社会中，排除了不同OGTT方法的影响后，华人和亚洲人的GDM发生率较其他种族高3～7倍。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白人妇女相比，华人GDM发生率为13.9%，白人为4.0%～5.2%，并且在亚洲女性中严重GDM的比例也较高；与澳大利亚悉尼的白人女性相比，华人GDM患病率为15.0%，白人为3.0%；与旧金山的黑人和白人比较，华人GDM患病率为7.3%，黑人和白人分别为1.7%和1.6%，而且尽管华人妇女平均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较低，但即使在除外确诊为GDM的孕妇后，华人妇女糖尿病筛查时的平均血糖水平仍高于其他种族；来自纽约的报道，亚洲女性GDM的患病率为4.5%，而白人仅为2.3%；在伦敦，亚洲妇女GDM患病率为5.8%，白人女性为1.2%；伦敦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在对年龄、BMI和产次进行校正后，东南亚妇女较白人的GDM相对危险度为7.6；多伦多三家医院的研究表明，亚洲女性（印度次大陆女性除外）GDM患病风险高于黑人和其他种族。

妊娠期胰岛素抵抗增加是GDM公认的主要病理生理机制。大多数GDM妇女在产后6～12周OGTT可恢复正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的糖耐量逐渐恶化，部分人在未来最终发展为永久性糖尿病。从这个角度看，GDM本质上是2型DM的早期阶段。西方的一些研究观察到GDM的患病率在非英裔克尔特人（白人）中较高，此现象的确切机制不明，但发现存在着种族易感性的差异，且这种差异在排除年龄、肥胖、产次和诊断标准的影响后依然存在。为检验不同种族GDM的患病率取决于该种族从发生GDM至发展为2型DM的年龄间隔时间这一科学设想，澳大利亚学者Yue等对该国6个不同种族GDM的患病率、GDM平均发生年龄以及从发生GDM至发展为2型DM的年龄间隔时间（即GDM与2型DM年龄间隔期）与GDM患病风险度（odds ratio，OR）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英裔克尔特人（白人）GDM患病率为3.0%，华人15.0%，越南人9.6%，印度人16.7%，阿拉伯人7.3%，澳洲土著人10.1%；各种族GDM平均发生年龄并没有显著差异，但英裔克尔特人从GDM至2型DM的年龄间隔期较其他5个种族明显延长，平均超过23年，而印度人最短，平均仅13年左右，越南人和华人次之。发生GDM的风险与GDM至2型DM年龄间隔期在排除母亲BMI和年龄的影响后呈显著负相关；当进一步排除了BMI和GDM至2型DM年龄间隔期的影响后，GDM易感性在华人最高，越南人第二，印度人第三。该研究提示对于不同种族起源的妇女，从发生GDM至预计发展为2型DM的时间间隔期不同，在GDM患病率高的种族如印度人、华人和越南人，GDM距2型DM发病的间隔期显著短于其他种族。在此情形下，妊娠后激素变化引起的糖代谢的应激状态以及孕期诊断标准的降低很容易将她们纳入GDM的范畴。这种时间间隔期的差异可能是某些种族（如亚裔）GDM患病率高于其他种族的潜在影响因素。因此Yue等将不同的种族比喻为位于海平面下不同深度的火山，在海水退潮时越接近海平面的火山就越容易露出水面。更重要的是，GDM的易感人群，如华人、越南人和印度人，即使排除了时间间隔期的影响，由于某些尚不清楚的原因，仍然易于发生GDM。这便是著名的“海底火山学说”（underwater volcano theory）。

另一种观点认为2型DM流行的原因是先天（遗传）与后天（生活方式）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节俭型基因学说”。该学说认为2型DM是人类节俭基因（thrifty genes）与富裕社会相冲突的结果。人类可能从祖先遗传了2型DM的易感基因，这是一种生存基因，帮助人类在漫长的饥饿时期储存能量。一旦这些易感基因暴露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坐式生活方式及高热量摄入状态下时，人们就易于出现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当胰岛β细胞不能通过增加胰岛素分泌来对抗胰岛素抵抗时就导致了2型DM的发生。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追寻着发达国家的轨迹，育龄期女性普遍存在营养过剩，尤以城市为甚，加上运动量减少，超重和肥胖比例增加，这可能也是我国妇女GDM患病率升高的原因之一。

目前国内大多数城市医院已普遍开展了GDM筛查，GDM的检出率不断提高。由于我国疆土辽阔，各地的生活方式和营养状况不同，孕期保健水平也参差不齐，加之采用的GDM的诊断标准尚未统一，各地报道的GDM的发生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上海徐先明等采用ADA标准GDM发生率为2.88%；北京杨慧霞等报道GDM与IGT的总体发生率逐年升高，采用NDDG标准GDM发生率达7.61%；香港特别行政区Ko等采用1998年WHO的诊断标准，GDM发生率为14.2%。笔者2004～2009年采用1998 年WHO诊断标准对生活在昆明地区的8538名妊娠28～30周妇女直接行75g OGTT，结果显示GDM发生率为12.5%，与香港特别行政区Ko等采用相同诊断标准的结果接近。这些研究提示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同一种族，采用不同的筛查方案或诊断标准将对GDM的检出率产生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