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肿瘤防治研究工作，首先从肿瘤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着手，逐步发展，不断壮大。无论在掌握和预测肿瘤负担的人群分布规律和变动趋势，探讨和验证肿瘤的危险因素和潜在的社会决定因素；抑或在研究和开发肿瘤三级预防策略和措施，制定和执行综合预防和控制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等多个方面，均已取得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进展和成果，积累了一些经验，为继续开拓创新、攻关克难、跨越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肿瘤防控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受到国内外同行一致认可和充分肯定。

1956年，原卫生部决定将当时基建中的为外交人员服务的国际医院改建成为中国第一所政府兴建的肿瘤专科医院，委派曾在延安中央医院当过外科医生、时任华北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的李冰同志主持筹建。1958年3月15日建成正式开院，因院址在日坛公园附近，故命名为日坛医院，隶属于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主要从事癌症的临床诊疗工作。1964年，为了加强癌症的防治研究工作，原卫生部又决定在肿瘤医院内成立肿瘤研究所，当时只设有放射物理研究室、放射生物研究室和药理研究室。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会谈，在谈及中美关系和世界局势后，两国领导人还对两国癌症的研究情况交换了意见。尼克松总统表示，美国虽然有能力将人送到月球并平安回到地球，但在癌症面前却束手无策。癌症已经成为美国人民最害怕罹患的疾病，尽快攻克癌症难关，已成为美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1971年美国癌症法案获得国会支持和公众广泛的拥护。周总理提到，他的许多老战友不是死于心脏病就是死于恶性肿瘤，和世界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我国一些肿瘤高发区情况相似，癌症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危害我国人民身体健康的常见病和多发病。1972年两国领导人有关癌症问题的交谈成为中美两国科学工作者开展癌症双边协作研究的强大推动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尼克松总统在美国发起新一轮的抗癌运动，尽管对此存在争论，但美国举全国之力向人类重要杀手开展的斗争，大大推进了生物医学的迅猛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居民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首次开始下降，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重大进展，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各国人民对抗癌症的信心。

1949年以前，由于军阀混战，日寇入侵，中国的传染病、地方病流行十分严重，我国居民平均寿命不足40岁，肿瘤防治研究工作很少有人过问。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外一些科学家开始认识到，近百年来肿瘤防治研究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理论脱离实际，比较重视动物实验而忽视现场人群研究。为了加速肿瘤病因和防治研究的步伐，很多国家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肿瘤流行病学和人群预防的研究，逐渐重现人群发病规律和致病原因的探讨，使肿瘤流行病学和预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20世纪50年代，北京和河南省郑州市的临床医务工作者发现，很多食管癌患者来自河南省林县。为了摸清林县食管癌的发病状况，1958年我国著名胸外科专家吴英恺教授和统计学家高润泉教授等亲赴河南林县，与当地医疗卫生工作者共同组织了林县食管癌的调查研究，发现林县地区居民食管癌发病率高出全国平均值的数倍，为随后组织力量开展林县食管癌的现场防治协作奠定了基础。同样，江苏省启东县许多肝癌患者常到上海求治，引起上海市临床医务工作者的重视，促成了上海市卫生当局自20世纪70年代起派医疗队到江苏省启东县，开创了启东地区肝癌现场的防治研究工作。另外，北京、上海和天津市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也相继组织过宫颈癌的普查，开展过肿瘤的登记报告工作和医院肿瘤病例和病理材料的统计分析。但并没有成立专门的肿瘤流行病学研究机构，从事人群肿瘤流行病学调查，肿瘤的预防工作只局限于肿瘤的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没有开展肿瘤预防和控制的系统研究。

1973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了充实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的科研力量，国务院决定从下放到西北地区的科研人员中，将40余名科研骨干调回北京参加肿瘤防治研究的工作。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扩建和新建了一批研究室，包括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室、细胞生物研究室、病因研究室、免疫研究室、病毒研究室、遗传研究室、生化研究室、营养与肿瘤研究室等，开始了大规模的肿瘤防治研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室，是中国最早的肿瘤流行病学专业研究科室。不仅承担了肿瘤流行病学的学科研究工作，还兼以“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的功能，组织全国性的肿瘤防治研究协作。这种方式使我国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得以蓬勃发展，大大推动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肿瘤防治工作。随后，许多省市相继成立的肿瘤防治研究院、研究所或相应的机构，其中大都建立了相应的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室，在各地开展有关肿瘤人群分布规律、流行原因和预防策略和措施的研究，取得了大量具有我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对世界癌症预防和控制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我国的预防肿瘤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调查研究人群的癌症负担、分布规律和变动趋势，对探讨癌症病因，制定癌症预防的策略和措施，以及评价癌症防治工作的质量和效果都有重要的作用。掌握癌症病情的基本方法是调查统计的方法，通过调查统计，按照人群的自然和社会特征确定癌症的发病情况和分布规律，包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分布规律。目前，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癌症病情的统计分析，建立了经常性的癌症发病和死亡登记报告制度，开展了癌症的死亡调查、患病普查以及病理检查材料和临床病例的统计分析，作为掌握癌症病情及其变动规律的基本来源，已积累了比较系统的资料。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各种原因，有关的数据仍然是匮乏的。我国20世纪50年代起已开始组织过大规模的肿瘤病理统计和患病普查工作，初步弄清我国常见癌症的地区分布特点，取得了一定进展。1971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医疗队在河南林县11万人口地区，进行了30年间食管癌死亡情况的回顾调查，发现该队列居民食管癌死亡率始终保持高发态势，与当时进行的死亡报告数据相近，提示这个回顾调查方法能快速确定和掌握该地区食管癌死亡负担的变动趋势。1972年，安阳地区根据林县食管癌防治现场的经验，使用类似的方法，开展了所属14个县、市约620万人口范围，1966—1970年居民食管癌死亡情况的回顾性调查研究。结果发现食管癌的分布，以西北部太行山地区的死亡率最高，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减低。这一地理分布特点提示，食管癌的发生可能与太行山的地理环境有关，为进一步开展食管癌的流行病学和地理病因学研究指明了方向。1973年，为了进一步验证食管癌的发生与太行山区环境有关这个假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与河南、河北、山西三省和北京市有关单位，组成华北三省一市居民食管癌死亡回顾调查协作组，应用河南林县和安阳地区居民食管癌死亡回顾调查所使用的方法，开展了河南、河北、山西和北京三省一市环太行山地区181个县（市）、约5000万人口的3年食管癌死亡回顾调查。结果发现，居民食管癌死亡率在太行山南麓三省交界处（林县、阳城县、磁县和鹤壁市等）最高，由内向外逐步降低，呈不规则的同心圆状分布，为开展食管癌的地理病理学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病因线索。这个调查结果曾在第八届国际肿瘤学大会上发表，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极大兴趣。1974年，为了探讨我国食管癌的发病原因和条件，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组织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地质所、化学所、遗传所、生物物理所、植物所、动物所、环境所、贵阳地球化学所、南京地理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所、情报所）、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原河南医学院、河南省地理所、原河北医学院、河北省地理所、原四川医学院、四川省地理所、原广东省中山医学院、中山大学地理系、原山西医学院以及有关省、市医疗和科研单位参加的全国食管癌病因综合考察队，应用生态相关研究方法，对华北、川西北和广东部分地区进行了食管癌病因的多学科综合考察，使食管癌病因的探讨越来越深入，初步掌握了食管癌在我国发生的病因线索和发病条件。这次考察结果证明，我国食管癌的发生与所在地区的地理环境、居民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对推动我国食管癌病因学和发病学的深入研究起了很好作用。1975—1978年，根据周总理要摸清我国肿瘤发病情况的有关指示，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在食管癌死亡回顾调查的基础上，组织开展了1973—1975年3年全国8亿5千万人口范围的居民死因回顾调查。调查的地区包括除台湾省以外的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210个地区，185个省辖或地辖市，2393个县（四川省及西藏自治区的35个县，由于人口稀少，交通极端不便未进行调查），几乎涵盖了整个大陆所有地区居民。调查统计所采用的死因分类系根据我国当时的具体条件，并参照国际病、伤、死因分类方法确定。全部死因共分为20大类，56种死因。为了保证调查质量和调查方法的统一，调查开始前在湖北省钟祥县举办了调查人员培训班，邀请国内著名流行病学家、统计学家、临床肿瘤学家如苏德隆教授、高润泉教授等专家组成调查技术指导组，对省、市、自治区一级调查骨干进行了全面培训。这是我国首次组织进行的、规模空前的人口全死因调查，直接参与调查工作的人员超过100万人。根据此次调查结果先后编辑出版的《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资料汇编》、《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中国人口主要死因地图集》等著作，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评价，至今仍然是我国恶性肿瘤防治研究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我国常见恶性肿瘤死亡情况和分布规律的调查》曾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曾获得1978年原卫生部科学技术甲等奖。第一次全国居民死因调查后，为了掌握和预测我国人民的死亡构成情况和常见恶性肿瘤的变动趋势，原卫生部又先后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和21世纪初相继组织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居民全死因的抽样调查。结果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死因构成和疾病负担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严重危害国民生命健康的传染病和营养不良性疾病的危害逐渐降低，包括癌症在内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负担越来越突出，占到所有疾病负担70%以上，死亡负担85%以上，为开展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指出了方向。同时调查还发现，我国常见的癌症如胃癌、食管癌、宫颈癌和鼻咽癌的死亡率逐年下降，而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及肝癌的死亡率则逐年升高。这些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组织开展的大规模的人口死因调查成果，不仅对我国卫生工作计划的制定、卫生资源的分配、疾病防治效果的考核，以及人口发展趋势的研究都有极大参考价值，而且也为我国癌症和一些常见病的病因探讨和防治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显然，单靠组织死因回顾调查掌握我国肿瘤负担的分布规律，无法满足肿瘤防治研究工作的需要。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起，我国流行病学工作者在死亡回顾调查发现的肿瘤高发区和有条件的城市地区，有计划地逐步建立和开展了全人群肿瘤登记报告工作；1979年11月，为了推动我国的肿瘤发病和死亡登记报告工作的开展，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与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合作，在北京举办了癌症登记报告方法和技术培训班，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共同为我国的肿瘤登记报告干部进行首次培训。值得指出的是，我国上海市早于1963年已建立这样的登记报告系统，积累了初步经验。随后，江苏启东县，天津市，北京市，广东中山县，广西扶绥县和河南林县等，亦相继建立和开展了以人群为基础的肿瘤发病和死亡登记报告工作。1990年我国成立了中国肿瘤登记协作组，编辑出版了《中国肿瘤登记试行规范》，作为指导我国肿瘤登记报告的指南。2002年原卫生部疾病控制局决定成立中国国家肿瘤登记中心。经过多年的努力，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先后于2008年、2010年和2012年，采用国际通用的癌症统计方法，编辑出版了《2004中国肿瘤登记年报》，《2008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和《2011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标志着我国肿瘤登记报告工作逐步迈向常规化和制度化。至今，我国肿瘤登记处已达222个，覆盖人口超过全国总人口的13%。40多年来，我国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表明，我国常见癌症存在非常不同的地区分布规律、人群聚集和时间变动特点，为预测我国癌症的变动趋势，制订和实施肿瘤的综合预防和控制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指出了方向，对进一步探讨和验证我国常见肿瘤的流行因素，开展癌症的综合预防和控制研究，也创造了良好条件和奠定了牢固基础。

1.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获得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常见肿瘤的发生主要由环境而非遗传决定，因而是完全可以避免和预防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证据是，癌症发病率随时间和地点而发生变化。特别是，具有相同遗传背景的人群，从出生国移居到另一个国家后，即使只经过一代或两代时间，一些常见癌症的发病率便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例如，我国先后进行的三次居民死因调查和局部地区开展的肿瘤发病登记报告结果发现，近3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我国的癌症谱（肿瘤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高发和常见的癌症，如食管、胃、宫颈和鼻咽癌逐步降低，发达国家常见的癌症如肺、结直肠、乳腺和前列腺癌快速增长，尤以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更为明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由于在居民中采取了包括营养干预等一级病因学预防策略，以及食管细胞学筛查等“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二级发病学预防措施，我国河南省林州市居民的食管癌发病和死亡率已明显降低（超过50%）；我国女性肺癌最高发的云南省宣威县，由于控制了燃煤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该地区妇女肺癌发病和死亡率已明显下降；我国妇女宫颈癌高发区江西靖安县，由于在人群中进行宫颈细胞学筛检，对发现的癌前病变及早期癌进行及时治疗，已观察到该地区妇女宫颈癌发病和死亡率显著显著降低；我国肝癌高发区江苏启东现场，由于控制食物的黄曲霉毒素污染，开展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改良饮水质量等一级预防措施以及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等综合预防和控制策略，已看到青年人肝癌发病和死亡率开始下降。这些进展和成果证明，我国常见肿瘤的发病和死亡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国常见肿瘤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发生如此迅速的变动，显然无法用遗传决定来解释，而只能归因于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另外，我国流行病学工作者使用20世纪70年代全国人口死因回顾调查资料，分析广东人移居香港和美国后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的癌症变动情况，发现我国常见癌症，如胃、食管、鼻咽、肝和宫颈癌等的死亡率，随移民时间而逐步下降，而肺、大肠、乳腺、前列腺癌和白血病则逐渐升高，慢慢接近美国白人的水平（图5-1）。这些肿瘤移民流行病学研究的结果，与国外其他一些移民观察研究所获得的结论类似，表明移民的遗传背景没有改变，但因移居他国，随着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改变，癌症发病和死亡率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动，为癌症环境病因决定假说提供了可信证据。

2.三次死因回顾调查资料和部分地区癌症登记报告数据，为掌握和预测我国癌症负担的人群分布规律和变动趋势奠定基础。我国1973—1975年第一次全国居民死因回顾调查是一种全面调查，可获得我国居民的各种死因统计数据，但随后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进行的两次居民死因调查均为抽样调查，全国人口死亡数据只能通过估算取得。由于不同癌症的病死率不同，用死亡率代替发病率制订癌症的防治研究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此，为了解我国居民的疾病谱和死因谱的转变情况，掌握我国居民常见癌症的发病、死亡、患病率和构成特点，以便确定癌症的防治重点和优先顺序，制订癌症的综合预防和控制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提供依据，我国已于20世纪70年代起在一些城市和农村肿瘤高发区，建立了以人群为基础的肿瘤登记报告系统，收集肿瘤的发病率资料，为估算和预测全国和有关地区肿瘤发病率创造了条件。例如，我国科学工作者与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合作，使用人口死因调查资料和部分人群癌症登记报告提供的数据，对我国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和患病率水平和变动趋势进行了估算和预测。估算结果显示，2000年全国癌症新发病例210万例（男130万例，女80万例），男性最常见的部位是肺，肝和胃癌，女性最常见的部位是乳腺，肺和胃癌。2008年和2012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先后发表了全球各国和地区的27种不同部位癌症发病、死亡和患病率估算和预测统计数据（GLOBOCAN 2008，2012）。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这个数据库还预测了我国未来几十年的肿瘤发病、死亡和患病率变动趋势，这是目前我们能够取得的较为完整和可信的癌症统计资料，为我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制订和执行肿瘤综合预防和控制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癌症负担数据。

3.我国常见癌症地区分布特征为癌症病因探讨提供了宝贵线索。最近几十年的癌症统计数据表明，癌症发病和死亡率存在着不同国家间的国际差别和同一国家不同地区间的地区差别，这是20世纪下半叶肿瘤流行病学研究的极为重要的成就之一。英国牛津大学的Doll博士以及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Greenwald博士指出，“中国在1976年进行的全国性死因调查所取得的成就，就其规模而言，是医学研究中罕见的。该项巨大的工作主要是回顾性地确定前3年中2000万人的死因，并首次提供了占世界人口1/5人群的主要疾病的性别和年龄别死亡专率。从单纯的流行病学观点出发，这一结果本身就有重大价值。然而，其价值却远不止此，因为每种主要原因的死亡率在中国各地均有十分明显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之巨大是其他国家所不可比拟的。这一特点为中国的流行病学家提供了独特的条件来验证一些有关疾病原因的假说。而且，只要这些死亡率能够与有关环境和居民生活方式的资料结合，则很可能会得到一些崭新的病因线索。”据报道，至今已发表的各个国家或地区癌症地图集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被认为是最具特色，对肿瘤流行病学和病因学研究价值最大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显示，中国常见恶性肿瘤的分布存在着明显的、非常特别的地理分布特点：鼻咽癌集中在华南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其他地区除四川盆地局部地区外均少见。这些高发地区居民以广东人为主，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食管癌最高发的地区发生在华北太行山脉南麓，并以此为中心向外呈不规则同心圆分布。川西北，大别山和苏北，闽粤交界沿海地区，新疆北部和内蒙古也相对高发，这些食管癌高发地区一般是欠发达地区，居民食物种类单调，营养素摄入不足，其病因和世界其他地区明显不同，与吸烟和饮酒关系不明显；肝癌以东南沿海，肝炎流行和农作物易于霉变的地区最为集中高发；肺癌以大、中城市和东北地区常见，烟草使用和流行较早、较严重，冬季取暖时间较长，室内燃煤和吸烟引起的空气污染可能与此有关；特别有意义的是，我国西南地区肺癌一般发病较低，唯有云南省宣威县妇女和个旧市男性肺癌死亡率特别高，为深入探讨常见癌症与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此外，宫颈癌和阴茎癌在华中湖南，湖北和江西省一些地区集中高发；其后进行的相关分析表明，这两种癌症地区分布存在显著的统计相关，他们是否存在共同的病因联系（如感染病因）值得进一步探讨。总之，我国疆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和居民生活习惯殊异，因此，结合肿瘤的地理分布特点，选择一些肿瘤高发区建立现场防治示范区，进一步组织力量深入探索和验证有关癌症流行可疑危险因素，一定会大大加快我国的流行病学和病因学研究的步伐。

4.基本掌握了我国常见癌症的人群归因和可预防百分比。全国第三次死因回顾抽样调查报告表明，恶性肿瘤已成为我国男性居民的第一位死因，女性居民的第二位死因（仅次于脑卒中），分别占人口总死因的24.7%和19.1%。根据可靠估算，目前我国每年癌症新发病总数已超过300万人，死亡总数已超过200万人，这种增长趋势未来还在继续。由于目前对癌症晚期患者尚缺少有效预防和根治方法，人们谈癌色变，癌症已变成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最担心和最害怕罹患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不但严重危害居民的生命健康和阻碍社会经济发展，而且被公认是当代最重要、最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和仍然未被攻克的医学难关，迫切要求尽快研发既有科学根据又切实可行的预防和控制策略和措施予以应对。癌症的病因研究及其可预防性（归因）分析，是制订和执行癌症防治行动计划，确定防治重点和安排卫生事业优先顺序不可缺少的依据，也是卫生决策者、医疗卫生人员和广大群众一直关心和盼望知悉的关键信息之一。1981年英国著名流行病学家多尔（Doll）和皮托（Peto）应美国之邀，首次探讨了发达国家常见癌症死亡的人群归因或可避免百分比，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癌症由遗传等无法避免原因引起的比重较小，而超过80%的癌症死亡是可避免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所致，其中最主要的可避免原因是吸烟（30%），其次是与饮食习惯有关的生活方式（35%），各种感染（10%）和暴露于职业致癌环境（约4%），为人类癌症的预防提供了可信的依据，对癌症病因的进一步探讨和深入验证有重要指导作用。自从多尔和皮托的开拓性研究提出以后，各国科学家继续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和分析。然而由于当时大多数国家癌症的发病和死亡统计数据尚不完整可靠，常见癌症的发病原因还不明确，很多危险因素的人群暴露情况仍未充分掌握，癌症负担的人群归因评价和分析方法还不成熟，因此尚无法开展可靠的定量估算。20世纪80年代初，黎钧耀根据我国1973—1975年居民死因回顾调查数据，地区分布差别和中国人移居香港和美国后癌症死亡变动趋势，曾进行过我国常见癌症归因百分比的初步估算，认为我国癌症死亡最主要的原因是饮食营养（35%～50%）和感染因素（15%～25%），吸烟和饮酒的比重较小（只占5%～8%）；Yuan等（1996），刘伯齐等（1998），高玉堂等（1999）和Gu等（2009）使用各自独立收集的数据，也分别估算过我国居民吸烟相关癌症死亡负担的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男：21.05%～36.0%，女：4.05%～6.9%）；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主席马模特（Marmot，2009）通过组织系统的文献综述和科学评价，对食物、营养和身体活动的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进行了详尽的估算，得出我国癌症死亡归因于食物、营养和身体活动的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为20%，归因于体脂的百分比男女分别是11%和12%，比发达国家要低。至今，虽然对几个已明确危险因素的人群归因危险度或可预防百分比，已做过一些初步的分析和估算，但我国一直没有进行过恶性肿瘤总负担的人群归因分数的定量系统分析和科学评估。Wang等（2012）使用国际通用的方法和技术，对我国癌症归因百分比进行全面系统评估，首次发表了“中国癌症归因分析”结果。这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和国内、外有关单位科学家，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资助下，协作研究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这项研究全面系统地分析估算了占世界总人口1/5的中国癌症发病和死亡负担的归因危险和可预防百分比。结果发现，我国常见癌症的总死亡病例中，57.4%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男性65.9%，女性42.8%），明显高于相应的全球平均35.0%，低中收入国家34.0%，高收入国家37.0%，日本46.2%，法国35.0%，英国42.7%和北欧各国17.5%。此外，使用同样的统计分析方法和目前可能取得的最佳证据，还分别进行了我国常见癌症相关危险因素的人群归因百分比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常见癌症发病和死亡的第一位原因是感染（29.39%），其后依次为主动和被动吸烟（22.61%），食用青菜、水果不足（为13.00%+ 3.60%），饮酒（4.40%）和暴露于职业和环境致癌物质或场所（分别为2.70%和0.68%）（男女人群归因危险百分比参见图5-2和图5-3）。虽然分析估算时使用的发病和死亡数据都是推算来的，所探讨的各种危险因素的相对危险度代表性也存在问题，它们的人群暴露水平也不够完整准确，也未考虑危险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甚至因缺乏调查研究或研究不充分而无法估算，但终究获得了非常宝贵的关于我国的估算数据，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今后随着我国肿瘤流行病学和监测研究的更广泛开展，这样的分析估算会愈来愈全面可靠。从这些分析结果可以认为，只要实行政府主导，动员全社会参与，建立多部门协调机制，整合资源，执行以证据为基础的综合防治策略和措施，我国就一定比别的国家更有可能实现降低癌症危险、发病、患病和死亡率的目标。这些癌症负担的人群归因研究，为我国制订癌症综合防治行动计划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增强了我们攻克癌症医学难关的信心。今后，我国癌症防治工作应当集中力量，扩大乙型肝炎预防疫苗的接种覆盖范围，加紧开展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效果和安全性的现场人群随机对照试验，尽快组织力量研发预防胃癌的幽门螺杆菌疫苗和预防鼻咽癌的EB病毒疫苗，同时对已被感染的人群开展消除和控制感染的治疗；此外还要更加积极地履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贯彻执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扭转烟草流行的系列政策；大力组织研发具有中国特色的癌症化学预防制剂，特别是植物化学物、中草药和各种食物防癌产品，以治疗和消除各种炎症为代替终点，消除、拦截、延缓和逆转癌症发生和发展进程。

近50年来，我国流行病学工作者在探索和验证肿瘤流行的可改变危险因素和潜在的社会决定因素方面，已经取得了极为重要的进展。特别是，在癌症高发现场进行的常见癌症的流行病学和病因学研究，发现和验证了大量与我国常见癌症发生和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可改变危险因素和潜在的社会决定因素，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

自从20世纪初Rous使用鸡肉瘤病毒实验证明癌症可由感染因子引起以来，已有充分证据表明，一些病毒、细菌和寄生虫等感染因子，无疑是人类癌症的重要病因。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2011）和Martel等（2012）所做的定量估计，全球癌症总负担中，有近200万新发癌症病例（16.1%）可归因于乙型、丙型肝炎病毒，人乳头状瘤病毒，EB病毒，人类亲T淋巴细胞Ⅱ型病毒，艾滋病病毒，幽门螺杆菌，血吸虫或肝吸虫等感染（发展中国家22.9%，发达国家7.4%）。其中感染致癌比例最低的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3%），最高是非洲的撒哈拉以南地区（32.7%）；不同部位癌症的可预防百分比或归因百分比差别很大，宫颈癌89%可归因于人乳头状瘤病毒，而白血病只有1%可归因于人类亲T淋巴细胞Ⅰ型病毒。我国流行病学工作者于20世纪70年代，已经积极探索感染因子在我国常见肿瘤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据Xiang等（2011）估算，2005年我国男女合计有29.4%总癌死亡，25.9%总癌发病归因于感染因子，高于吸烟的22.6%和19.2%，是我国常见肿瘤最大的杀手。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在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乙型肝炎感染与原发性肝细胞肝癌，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与宫颈癌以及EB病毒感染与鼻咽癌的病因学和预防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少进展和成果，对全世界癌症预防和控制事业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近70年来，全球大多数国家胃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在不断下降。然而，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最新估计（Globocan，2012），2012年全世界仍有951 594例新发胃癌患者（占总癌发病6.8%，居第5位），723 027例胃癌死亡（占总癌死亡8.8%，居第3位），中国有404 996例新胃癌病例（占总癌发病13.2%，居第2位），325 166例胃癌死亡（占总癌亡14.7%，居第3位），胃癌仍然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对世界和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还相当严重。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定居在人胃部的细菌，是引起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瘤等多种上消化道疾病的罪魁祸首，它与胃癌发生也存在密切相关。幽门螺杆菌感染非常普遍，全球流行率超过50%，国与国之间或一国之内各地区之间差别很大，通常发展中国家高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或地区流行也较严重。有证据表明，这个细菌在发达国家人群中的流行率，近几十年来正在逐步下降，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仍然十分普遍。根据Xiang等（2011）的估算，我国人群非贲门胃癌发病和死亡归因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百分比是63.1%，贲门癌为19.2%。在探讨和验证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的因果关系方面，我国流行病学工作者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Lin等（1989）在我国辽宁胃癌低、中和高发区进行的相关研究表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流行率随胃癌的发病增加而升高。1990年我国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合作开展的中国膳食、生活方式与死亡率的研究中，发现胃癌死亡率高的地区，Hp感染率也高（幽门螺杆菌感染率与胃癌死亡率的相关系数 r =0.34， P =0.02），首次指出胃癌的死亡率与幽门螺杆菌抗体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关联，而与其他肿瘤无关。这个结果也得到随后（1993）欧洲胃肠病专家研究组组织的一个国际相关研究（共有13个国家17个人群参与）结果所证实。此外，Crew（2006）发表的胃癌发病率和成年人幽门螺杆菌感染罹患率地理分布地图也显示，两者分布十分相似。虽然相关研究对确立因果关联的贡献不大，但可为胃癌的感染病因假说提供十分有价值的线索。此外，香港大学Wong等与国内有关单位合作，在福建长乐县进行了一个幽门螺杆菌，特别是CagA阳性株流行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胃癌高发区长乐幽门螺杆菌和CagA阳性株的罹患率都比胃癌相对低发区高。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1994）组织的系统综合评价认为，至今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幽门螺杆菌感染对人类是致癌的。我国流行病学工作者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也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幽门螺杆菌血清阳性检出率和胃癌危险性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关联，血清阳性者发生或死于胃癌的风险比阴性者高3～6倍。You等（1998）对我国胃癌低发区山东省苍山县人群癌前病变进行的比较研究发现，幽门螺杆菌检出率随胃黏膜病变进展而升高，慢性萎缩性胃炎比值比 OR =4.2（95% CI：1.7～10.0），肠化生/异形增生的比值比 OR =31.5（95% CI：5.2～187），表明幽门螺杆菌感染是胃黏膜癌前病变的重要危险因素。Lin等（1993）比较了台湾地区29例胃癌患者和220名年龄、性别和住址匹配的对照，发现病例组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结果，幽门螺杆菌IgG抗体阳性率为69%，而对照组为59%，血清抗体阳性比值比OR = 1.6（95% CI：0.68～2.6）。胡宏雷等（2006）对幽门螺杆菌与胃癌关系进行了一个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结果发现，非贲门胃癌的幽门螺杆菌感染高于贲门癌，肠型胃癌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率高于弥漫型胃癌，早期胃癌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率高于中、晚期胃癌，我国13个研究的 OR合并值为1.96（95% CI：1.54～7.51）。张天哲等进行的另一个有关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的系统评价，共纳入20个研究，结果发现OR合并值为2.15（95% CI：1.39～3.33）。陈世耀等（1998）进行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发现，Hp感染率病例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OR =2.35，95% CI：1.33～4.15），其中非贲门部肿瘤病例的Hp感染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OR =3.00，95% CI：1.56～5.77），而贲门部肿瘤的Hp感染率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别（ OR =0.50，95% CI：0.09～2.73）；此外，研究还发现腺癌病人的Hp感染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OR =2.42，95% CI：1.23～4.74），而非腺癌病人的Hp感染率与对照组无差别（ OR = 2.67，95% CI：0.71～10.05），可见胃癌中非贲门部腺癌的发生与Hp感染有关。蔡琳等（2000）使用人群为基础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对福建长乐县胃癌与幽门螺杆菌感染及其他环境因素的病因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在胃癌的病因上是重要的（ OR = 3.45，95% CI：0.90～13.22），同时，低教育水平（ OR = 3.86，95% CI：1.60～9.31），低食入新鲜蔬菜（ OR = 4.93，95% CI：1.36～17.89），高食用鱼露（ OR =10.59，95% CI：2.82～38.74）和饮食不规则（ OR =4.25，95% CI：1.45～12.55）也有很大作用。Wong等（1999）比较了福建长乐和香港两地幽门螺杆菌CagA株的流行状况，发现胃癌患者CagA血清抗体高于普通无症状人群（长乐 OR = 2.61，95% CI：0.58～11.7， P =0.32，香港 OR =3.45，95% CI：1.54～7.78， P＜0.0019）。

200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和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合作，利用林县普通人群营养干预试验队列和干预前收集和保存的血清样品，进行了幽门螺杆菌抗体和胃癌关系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发现幽门螺杆菌血清阳性可增加胃癌危险性2倍。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个前瞻性研究，证明幽门螺杆菌血清抗体（全细胞和CagA抗体）和胃贲门腺癌存在阳性统计学关联。虽然该研究的贲门和非贲门癌病例数都是已报道的研究中最多的，使用的血清抗体既包括了全细胞，也包括了CagA抗体，使这项研究更具说服力。但由于观察的时间不够长，因此，继续追踪这个队列，将会为验证胃癌，包括贲门和非贲门癌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因果关系提供更有价值的证据。Kamangar等（2007）使用林县普通人群营养干预试验队列追踪观察至2001年，发现的胃癌病例343人，与992名对照进行进一步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发现幽门螺杆菌抗体IgG检测阳性与非贲门胃癌的OR =1.61（95% CI：1.15～2.21），随追踪时间而改变，＜5年 OR = 2.32 （95% CI：1.35～3.97），5～10年 OR = 1.23（95% CI：0.77～1.98），＞10年 OR = 1.27 （95% CI：0.78～2.08），再一次证明该菌在非贲门胃癌发病中的作用。与此同时，该研究还检测比较了贲门癌病例582例，发现幽门螺杆菌检测阳性与贲门癌的 OR =1.64（95% CI：1.26～2.14），表明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贲门癌也有关，和发达国家的研究结果不同。

Yuan等（1999）报道我国上海一个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在1996年未能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与随后胃癌风险有关。随后使用基于上海而不是先前使用的基于英国的ELISA方法，对幽门螺杆菌血清抗体进行了检测。结果证实，胃癌和幽门螺杆菌血清抗体阳性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关联（ OR = 1.84；95% CI：1.08～3.11），而且，随观察时间增加而增加，追踪超过五年，发现胃癌与幽门螺杆菌血清阳性的优势比为3.74 （95% CI：1.51～9.30），贲门和非贲门癌发病与幽门螺杆菌感染均有关。You等（2000）在我国胃癌高发区山东省临朐县进行的一个队列研究结果发现，血清幽门螺杆菌抗体阳性可增加人群演变为异质增生或胃癌的风险（ OR = 1.8，95% CI：1.2～2.6， P＜0.003）。此外，Hsu等（2007）在我国台湾省进行的一个队列研究也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组织学和快速尿素试验）可增加胃腺癌的风险（ P =0.021）。

改善卫生设施和居住条件等公共卫生措施是降低幽门螺杆菌流行的关键，幽门螺杆菌的药物治疗是胃癌化学预防的策略之一，开发安全和有效的疫苗，控制幽门螺杆菌流行，可能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有效途径。使用化学药物消除幽门螺杆菌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预防干预试验，可验证幽门螺杆菌感染和胃癌的因果关系和预防效果。我国游伟程等（2004）在山东临朐开展的随机对照化学预防试验表明，抗幽门螺杆菌治疗或补充抗氧化剂，可增加胃萎缩和肠化生好转率。香港大学Wong等（2004）与国内学者合作在福建长乐进行的随机、安慰剂对照预防试验结果表明，2周幽门螺杆菌治疗后随访7.5年，虽未发现胃癌发病率与安慰剂对照组有区别，但干预可使无癌前病变的幽门螺杆菌携带者亚组的胃癌发病率显著降低（ P =0.02）。环氧合酶-2对细胞增殖，凋亡和血管形成起一定作用，可能对胃致癌过程有一定影响，因此，使用阿司匹林和其他非类固醇抗炎药，抑制环氧合酶-2也许可预防胃癌的发生。Guo等（2003）使用综合的胃癌预防措施（包括使用化学药物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营养补充、X线双层对比和内镜筛查）在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县进行的前瞻性干预研究，经4年干预后发现可降低高危险组总死亡率49%（ RR =0.51，95% CI：0.35～0.74， P＜0.05），表明在高危人群通过积极的筛查和预防可降低胃癌的死亡率。Wong等（2011）使用环氧合酶-2抑制剂（塞来考昔celecoxib）单独（24个月）或与抗幽门螺杆菌治疗（7日）相结合，在山东临朐胃癌高发区进行了一个随机、安慰剂对照干预试验，结果发现，塞来考昔治疗（ OR =1.72，95% CI：1.07～2.76）和抗幽门螺杆菌治疗（ OR = 2.19，95% CI：1.32～3.64）均可使胃的癌前损害好转比例显著增加，而抗幽门螺杆菌治疗后继续进行塞来考昔治疗，对严重胃损害的好转比例无统计学显著意义（ OR =1.48，95% CI：0.91～2.40），证明使用环氧合酶-2抑制剂（塞来考昔celecoxib）治疗和抗幽门螺杆菌治疗对胃的癌前损害均有效，可作为胃癌的预防和控制的有效措施之一。此外，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教授邹全明领衔的团队，历时15年研制的“口服重组幽门螺杆菌疫苗”（简称Hp疫苗），2009年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颁发国家一类新药证书。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首个获得批准的Hp疫苗，标志着中国在预防幽门螺杆菌感染及相关胃病研究领域正在迎头赶超国际领先水平。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估计，全世界约有3.5亿～4亿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其中我国有1.3亿人以上；2012年全世界新发生原发性肝癌782 451例（5.6%），死亡745 517例（9.1%），其中超过一半发生在我国，相应为394 770例（12.9%）和383 203例（17.4%），可见肝癌对我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危害之严重。目前认为，全球70%～80%的肝癌可能是由乙型肝炎引起。根据Xiang等（2011）估算，2005年我国男女合计肝癌发病和死亡中有64%归因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肝癌死亡中27.4%，发病中24.7%可归因于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可见肝炎病毒感染是造成我国肝癌负担的最重要病因，尽快开发预防和控制肝癌的有效策略和措施，是我国预防肿瘤学工作者迫切而神圣的任务。近四十年来，我国流行病学工作者和其他科学工作者一道使用生态相关，病例对照，巢式病例对照，前瞻性队列研究和现场干预试验等研究方法，对原发性肝癌的肝炎病毒病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做出了令国内外瞩目的成就和贡献。

肝细胞癌（HCC）与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携带者的发生率分布一致，原发性肝癌高发的地区也是HBsAg携带率较高的地区，而肝癌低发区自然人群中HBsAg的携带率则较低。我国人群中HBsAg的携带率大约为10%，全国有近1.3亿HBV携带者，每年尚有约100万新生儿因其母亲为携带者而感染HBV，而在肝癌低发的欧美、大洋洲，HBsAg携带率仅为1%。原发性肝癌的世界地理分布差异很大，肝细胞癌发病率高的地区，人群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流行率也高。肝细胞癌发病率和HBsAg流行率分布表明，中国，东南亚、撒哈拉南部非洲和南美亚马逊河流域肝细胞癌发病率最高，人群HBsAg流行率也高，日本、中亚、东南欧和南美部分地区肝细胞癌发病率其次，HBsAg流行率也稍低，北美，西北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非洲北部及中东地区肝细胞癌发病较低，HBsAg流行率最低。在我国，原发性肝癌主要在气候温暖，潮湿及多雨的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海湾、山谷或岛屿地区流行，例如海南，肝癌死亡率为21.6/10万，南澳岛为27.8/10万，东山为46.1/10万，平潭为29.29/10万，崇明为31.82/10万，长海为11.15/10万。其中肝细胞癌死亡最高的地区有广西的扶绥县，江苏的启东县，浙江的舟山地区和福建的同安地区。从地理分布来看，沿海地区高于内陆，东南地区高于西北地区，即使在同一个县内，其发病率也有些差异，如启东县北部的四个乡，其肝癌发病率远比东南部地区低得多。我国流行病学调查发现，HBV感染与肝癌地理分布一致，以江苏和广西两个高发区为例，广西高发区自然人群HBsAg阳性率为17.2%，显著高于周围低发区的15个县市（12.0%）；启东比上海肝癌发病率高2倍，启东在20世纪70年代自然人群中HBsAg流行率为24.9%，上海为7.5%。据报道，HBsAg阳性者发生肝癌的危险性至少是阴性者100倍，HBsAg携带者肝癌死亡率比自然人群大30～307倍。陈君石等开展的有关中国膳食、生活方式与死亡率65个县的调查研究发现，乙型肝炎流行、黄曲霉毒素检出率与肝癌死亡率存在相关，这些流行病学特点，为肝细胞癌的肝炎和黄曲霉毒素病因假说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此外，Yin等（2010）对大陆中国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型/亚基因型，与肝细胞癌有关的病毒性状的分布现状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大陆中国流行的是乙型肝炎病毒亚型B2，C1和C2，而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型C在年轻人具有较低的复制活性，但比基因型B包含着较高的与肝细胞癌有关的突变频率。

中国是世界肝细胞癌最高发的地区之一，也是乙型肝炎病毒高流行地区。Zhang（1998）等发表的一个病例对照研究表明，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和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 OR =28.82（95% CI：11.18～78.78）和31.22（95% CI：13.86～72.15）。此外，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病毒标志物对肝细胞癌的危险性存在相加作用（ OR = 42.85）。俞顺章等对我国南北方四个不同地区（广西扶绥、江苏海门、福建同安、河北石家庄）不同类型肝炎病毒感染与HCC的关系进行的研究表明，单纯抗-HCV（+）者发生肝癌相对危险度为5～49（95% CI：2.85～10.60），人群归因危险度为8.31%；抗-HCV （+）、HBsAg（+）者相对危险度为29.92（95% CI：15.41～58.08），人群归因危险度为65.34%，说明HCV、HBV联合感染，其发生肝癌的危险度更高，在个别地区，HCV有可能取代HBV成为肝癌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表明慢性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各自与肝细胞癌的发病密切相关，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对肝细胞癌的发病可能存在相加作用。肝癌患者的慢性HBV感染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人群：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1000例肝癌患者中，HBsAg阳性率为68.6%；上海市中山医院992例住院肝癌患者中，HBsAg携带率为69.1%，抗HBc阳性率为72.1%，均显著高于我国自然人群中10%的HBsAg携带率。我国大多数病例对照研究发现，尽管其中有一些研究质量并不令人满意，但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与肝细胞癌的比数比为5～30，表明乙型肝炎感染可能是肝细胞癌发病的重要因素。

15个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发现，HBV携带者（血清HBsAg阳性）的相对危险度为5.3～148。Beasley等（1981）追踪观察了我国台湾地区男性22 000名公务员9.8年，结果发现，观察开始时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者随后肝癌发病率显著高发，比阴性者高98.4倍。陈建国等（2010）进行的队列研究发现，HBsAg携带者发生肝癌的相对危险度为11.70（95% CI：9.06～15.19）；对该队列随访31年期后，男女性HBsAg携带者的累积发病率是34.19%和10.22%，非携带者肝癌的累积发病率为2.73%和0.86%。中国启东自然人群HBsAg携带者与肝癌发生结局的长期观察，为验证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肝细胞肝癌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明确的可信证据。中、美两国学者（2002）共同在中国江苏海门县进行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也发现，8年间，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相对危险度RR =18.8（95% CI：15.7～22.5），急性肝炎史的 RR =2.3（95%可信区间：2.0～2.7），肝细胞癌家族史的 RR =2.3（95%可信区间：1.9～2.7），农民职业史的 RR = 1.5（95% CI：1.3～1.8）；女性肝细胞癌和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RR = 33.5 （95% CI：17.1～65.5），急性肝炎史的 RR = 4.7（95%可信区间：3.0～7.5）。Wang等（2009）对江苏海门89 789人组成的队列追踪观察了14年（1992—2006），经调整可能的混杂因素后，提示性别和乙型肝炎感染相互作用对肝癌死亡存在显著的协同作用，相互作用的相对危险度为 RR =33.27（95% CI：22.5～43.99），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对肝癌死亡的影响，男性比对女性大，这可能是肝癌风险的性别差异的部分原因。当然，除了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以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黄曲霉毒素污染，饮酒，吸烟，饮水，遗传易感性和一些微营养素缺乏和肝癌的发生也有关。此外，调查发现中国AFB ₁污染分布图与肝癌高发区地理分布几乎一致。叶馥荪等（1989）观察广西南部HBV、AFB ₁与肝癌关系时，发现AFB ₁水平与肝癌死亡率呈正相关，且存在线性关系；在对启东、扶绥居民AFB ₁摄入量调查时，两地高发区居民尿中AFB ₁排出量均显著高于低发区；张丽生等（1990）对广西某高发区46 000名居民进行了5年、10年的前瞻性观察，AFB ₁高摄入区人群5年和10年肝癌发病率分别为98.4/10万和83.0/10万，显著高于低摄入区人群（27.0/10万和19.2/10万）。1992年，使用尿黄曲霉毒素B ₁代谢产物AFP1和AFM1及DNA加成物（AFB1-N7-Gua）测定作为暴露指标，研究了当时上海市中年男性队列18 244名观察对象中发生的肝癌病例，配以5或10个未患癌对照，结果发现任何黄曲霉毒素代谢产物检出的 RR =2.4（95% CI：1.0～5.9），以黄曲霉毒素B ₁的相对危险性6.2为最高（95%可信区间：1.8～21.5），同时发现乙型肝炎慢性感染和黄曲霉毒素对肝癌的发病具有交互作用，因此控制黄曲霉毒素暴露可作为预防肝癌的中期目标之一。Yuan等（2009）对上海地区的一个18 244名男性队列，就HBV1762 ^T/1764 ^A双重突变和肝细胞癌的联系进行了前瞻性评价。结果发现，与无HBV1762 ^T/1764 ^A双重突变的HBV携带者比较，HBV1762 ^T/ 1764 ^A双重突变的慢性HBV携带者，发生肝细胞癌的风险升高（ OR = 2.47；95% CI：1.04～5.85， P =0.04），并且风险随HBV突变拷贝数的增加而增加，血细胞突变≥500拷贝/微升的比值比 OR =14.57（95% CI：2.41～87.98，P _trend=0.004），表明HBV1762 ^T/ 1764 ^A双重突变是慢性HBV感染人群肝细胞癌的一个共同决定因素。Yu等（2005）使用4841名我国台湾地区男性HBV携带者队列血浆DNA样本进行的前瞻性观察发现，肝细胞癌风险与HBV病毒负荷有关。追踪14年后发现，肝细胞癌的风险随HBV病毒负荷的增加而增加（HBV DNA拷贝/毫升最高和最低五分位调整比值比 OR = 7.26，95% CI：3.54～14.89，趋势分析 P＜0.001），与其他HBV基因型比较，基因型C HBV可增加肝细胞癌的风险（调整 OR =5.11，95% CI：3.20～8.18），调整基因型C HBV携带者和病毒负荷后最高五分位肝细胞癌的调整比值比 OR = 26.49（95% CI：10.41～67.42），说明测定HBV病毒负荷和基因型有助于确定30岁以后男性HBV携带者发生肝细胞癌的风险高低。Chan等（2008）的研究也证明高HBV DNA水平和HBV基因型C，特别是亚型Ce可增加慢性乙型肝炎引起肝细胞癌的风险。

随着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原发性肝细胞癌发生的因果关系愈加明确，通过大规模疫苗接种预防和控制肝癌的策略，已在全球逐步开展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干预验证项目是在中国台湾地区，江苏省启东县和非洲冈比亚，这几个地区均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开展了乙型肝炎疫苗预防接种计划。中国台湾地区早于20世纪80年代中已引进乙型肝炎疫苗在婴儿中普遍接种，10年后已使1984年近10%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检出率降至1994年的1.3%。根据Chang （2011）等20年的随访研究发现，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已下降至原来近1/10，并且随着乙型肝炎发病下降的同时，接种乙肝疫苗的6～19岁儿童（64例肝细胞癌/37 709 304观察人年）和未接种的出生队列（444例肝细胞癌/78 496 406观察人年）比较，乙型肝炎相关的肝细胞癌也已显著下降（ RR = 0.31， P＜0.001）。Viviani等（2008）报道，1986年开始的非洲冈比亚的乙型肝炎疫苗预防肝细胞癌验证课题，至今还未看到疫苗接种对肝癌的预防效果，预计冈比亚的干预试验到2017年才能得出结论。我国江苏省启东县人群预防疫苗接种对预防原发性肝细胞癌的课题，预计2015—2020年才能得出结论和看到效果。此外，预防乙型肝炎相关肝细胞癌的另一种方法是抗乙型肝炎病毒治疗。Liaw等（2004）报道，使用拉米夫定（lamivudine）和安慰剂进行的验证抗病毒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初步结果发现，肝细胞癌发生率安慰剂组（215人）7.4%，拉米夫定治疗组（436人）3.9%（ RR 为0.49，95% CI：0.25～0.99）。此外，张振权等（1995）在广西肝癌高发区进行口服绿茶叶粉压片预防原发性肝癌的试验研究，经5年多的随访观察，结果表明：实验组成员死于肝癌的危险度明显低于对照组，效果指数（E1）为2.38，保护率（ PR）为57%，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1）。陈陶阳等（2006）采用实验流行病学研究设计，以1996—1999年启东肝癌高发区HBsAg携带者补硒预防肝癌干预试验队列为实验对象，停药后定群随访至2004年，结果发现干预组肝癌死亡相对危险度 RR = 0.58（95% CI：0.39～0.87），慢性肝炎或肝硬化死亡相对危险度 RR =0.37（95% CI：0.17～0.81），硒对肝癌、慢性肝炎或肝硬化保护率分别为41.81%和63.18%，表明HBsAg携带者持续补硒能有效降低肝癌和其他肝病的发生率，值得继续观察研究。90年代以来，在江苏启东共开展了三个中美合作肝细胞癌随机、安慰剂对照预防干预试验课题，其中包括硒预防试验、奥替普拉（吡噻硫酮）预防试验和叶绿酸预防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补硒可以增加血硒浓度，例如自然人群干预实验8年，随访显示服用硒盐者与未服用者相比，肝癌发病率降低了35.1%（ P＜0.01）。用吡噻硫酮对高危险人群进行干预的Ⅱb期临床试验发现，每周服用500mg的受试者与对照组相比，尿中AFM1排泄量可降低51%，证明了吡噻硫酮对黄曲霉毒素代谢作用是有效的。叶绿酸化学预防试验的结果显示，每日剂量为100mg，一日3次连服4个月，与服用安慰剂者相比，尿中黄曲霉毒素-N ⁷-鸟嘌呤水平可下降55%。可见，我国使用乙型肝炎预防疫苗和化学预防药控制原发性肝癌，至今已做了大量探索，为人类最终预防和控制肝癌的危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据世界癌症研究机构（IARC）估计，全球2012年有527 624例新发宫颈癌病例（占世界癌症女性总发病7.9%），265 653人死于宫颈癌（占世界女性总癌亡数的7.5%），是妇女第二个常见恶性肿瘤，以亚、非、拉低中收入国家发病和死亡率最高，以色列和中东国家最低，这些地区和东南欧发病均相当稳定，而北美、西欧和日本则显著下降，可能与开展筛查二级预防有关。2012年我国有61 691例新发宫颈癌病例（占世界宫颈癌发病11.7%），29 526人宫颈癌死亡（占世界宫颈癌总死亡的11.2%），最新的估算（Xiang等，2011）显示，我国癌症发病和死亡归因于人乳头状瘤病毒的百分比分别为1.1%和2.1%。虽然宫颈癌在全球和中国都在逐年下降，但至今仍然是危害妇女健康和生命的常见癌症之一。

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已被流行病学和生物学证明是引起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的必要因素，几乎所有宫颈癌组织均可检测到HPV-DNA。目前已发现200余种HPV，其中约有30余种可从受感染的生殖道中分离到，约有20余种已证实与宫颈肿瘤有关。国际癌症研究机构（1995）召开的专题讨论会已确定HPV-16和18感染是宫颈癌的主要病因，HPV-31和33很可能对人是致癌的。2005年又再次增加HPV-13，51，56，39，45，59，35，52和58共13型作为对人致癌的HPV。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是全世界最普遍的性传染因子，主要通过性行为在人群中传播。几乎所有的宫颈癌病例（99%）都与生殖系统的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有关，有40种不同基因型别的HPV病毒能够感染男女生殖道，感染部位包括阴茎皮肤、外阴、肛门、阴道、宫颈和直肠。在世界范围内，两种“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16和HPV18）的感染与大多数HPV相关的宫颈、外阴、阴道、肛门及阴茎恶性肿瘤发病相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宫颈癌的发生与开始性交年龄早，多性伴侣和性传染病史有关，特别是妓女发病高而修女罕见，这些观察为宫颈癌的性传染假说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黎钧耀等（Li et al.，1982）使用我国1973—1975年全国居民死因调查资料，进行宫颈癌和阴茎癌的地理相关研究，发现这两种癌症死亡率的地理分布呈显著的统计学关联，在华中湖南、湖北和江西地区集中高发，其中尤以湖北五峰、湖南常德和江西靖安最为突出，这些同时存在的地理变动和聚集现象为探讨它们的共同病因提供了线索。Meng等（1989）使用印迹杂交法（46例），Ji等（1990）使用原位杂交法（43例）检测了我国宫颈鳞状细胞癌病例的人乳头状瘤病毒DNA，总阳性检出率是48%和44%，其中16型占39%和44%。Ngan等（1994）和Pao等（1994）使用PCR方法对我国香港、台湾和大陆地区HPV DNA进行了检测，检出率分别是73%、89%和57%，16型和18型为主。此外，中国学者Ho等（2006）在台北，Wu（2006）在广州，Wu（2008）在成都以及Ding （2008）在台湾，也对浸润宫颈癌妇女特定HPV DNA或RNA进行了检测，发现检出率都相当高，基本掌握了人乳头状瘤病毒在我国的流行情况。

国内外有关人乳头状病毒（HPV）与宫颈癌发病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愈来愈明确，病例对照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宫颈癌及宫颈上皮内瘤变CIN3与一些高危险性型HPV DNA有关的优势比均超过50，前瞻性队列研究的结果也表明，这些高危险性HPV DNA试验阴性的队列追踪10年以上发生宫颈癌的风险非常低，可见HPV持续感染是宫颈癌必需的病因之一。不过，除了高危险性型号外，人们还同时或先后受到多重其他HPV感染，使它们的因果关联的推断变得复杂和增加困难。我国流行病学工作者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特别是16型和18型与宫颈癌发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当然，除了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外，宫颈癌发病的辅因还包括吸烟，激素避孕药，生育次数，营养，其他感染和遗传因素。

至今已开发了2个人乳头状瘤病毒预防疫苗，一个是2006年6月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由Merck公司生产的Gardasil四价疫苗，供9～26岁妇女预防6、11、16和18型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之用，同年9月欧洲医药机构（EMEA2006）官方授权允许在欧盟市场销售。另一个是2006年Glaxo Smith Kline公司生产的Cervarix二价疫苗，可预防16和18型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几项随访2～5年的大规模研究显示，HPV疫苗对疫苗病毒型别相关的宫颈癌前病变的保护效率几乎可达100%。四价疫苗对生殖器疣的保护效率为95%～99%。然而，由于世界各地区感染HPV基因型别不同，这两种候选疫苗的保护效果会因地区差异而有所不同。不过这些疫苗预期可以预防70%的未感染HPV女性发生宫颈癌。由于疫苗价格太贵，至今还无法证实接种这些疫苗可使有关癌症发病和死亡降低，因此继续开发价格更便宜、更便于使用、免疫力持久和长期有效的预防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疫苗是必要的。我国正在组织由外国进口和国产HPV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预计大约还要等待数年后方能提供国人普遍使用。

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提供的数据（Globocan 2012），全球2012年新发鼻咽癌86 691例（占总癌0.6%），死亡50 828人（占总癌亡0.6%），而中国每年新发鼻咽癌33 198例（占我国新发癌病例的1.1%，占世界鼻咽癌总发病数的38.3%），死亡20 404人（占我国总癌症死亡0.9%，占世界鼻咽癌总死亡的40.2%）。鼻咽癌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发病率很低，但中国华南和东南亚地区却很常见，特别是我国广东省是世界鼻咽癌最高发地区，世界标化发病率男性高达30/10万，女性13/10万，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的25～30倍。而相邻的广西，江西，湖南，福建和海南等省则属鼻咽癌次高发区。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根据20世纪70年代EB病毒抗体检测情况，证明全球90%的成年人已被EB病毒感染；血清学调查发现，我国3～5岁儿童中EB病毒VCA/ IgA阳性检出率超过90%。曾毅等（1979）应用免疫酶法测定正常人EBV壳抗原（VCA）的IgG抗体阳性率，发现在3～5岁已达100%。此外，其他许多流行病学研究也表明EB病毒在世界各地，包括边远地区也无处不在，广泛流行。而与EB病毒有关的肿瘤如伯基特淋巴瘤和鼻咽癌却呈地域性流行，原因可能是病毒复制还需要其他辅助因子激活。Xiang等（2011）估算，2005年因EB病毒感染导致的鼻咽癌死亡仅占所有癌死亡的1.1%，发病仅占1.4%。

早期只有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进行过EB病毒的血清学调查。Zeng等先后在中国广西苍梧县（1979，1980，1983a）和梧州市（1982，1985和1987）进行的大规模人群血清学IgA VCA调查结果发现，这些鼻咽癌高发区普通人群抗体检出率为0.2%～5.5%，追踪观察证明EBV阳性队列的鼻咽癌累积发病率为1.6%～15.4%。Chen等（1989）筛检22 596名政府雇员和9869名高发区居民的抗EBV DNAse，结果发现抗体检出率为5.5%～11.9%，经临床检查确诊鼻咽癌3例（政府雇员）和11例（高发区居民），检出率分别为0.6%和1.3%。宗永生等（1999）研究中国南方NPC高发区与低发区健康人群的血清VCA-IgA，结果发现高发区与低发区之间发病率的差异与地区之间人群血清EBV的VCA-IgA的阳性率相一致，并且与NPC低发区的血清阳性的个体患NPC的危险性相同；从30～59岁之间，随年龄的增长，NPC发病率增高，并且EBV血清阳性率也随年龄增长而上升，两者一致。

为了探讨EB病毒和鼻咽癌的关系，国内外共进行过13个病例对照研究，大多数研究是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进行。病例对照研究发现鼻咽癌与EB病毒感染关联的优势比是从20.6到无穷大，只有一个研究优势比小于3。Zeng等（1985）报道一个前瞻性队列研究，追踪观察20 726名筛查参与人员和1136名EBV IgA/ VCA抗体阳性对象4年，结果发现EBV阳性组的鼻咽癌发病率比整个筛查人群高18倍。Ji等（2007）在我国广东中山市进行的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未经调整的相对危险度 RR =9.4（95% CI：6.7～13.3）。Chien等（2001）在中国台湾进行的另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也发现，抗EB病毒VCAIgA血清阳性者发展鼻咽癌的相对危险度（调整可能的混杂因素） RR =22.0（95% CI：7.3～66.9），而抗EB病毒DNase血清阳性携带者发生鼻咽癌的相对危险度 RR =3.5（95% CI：1.4～8.7）；如果用该两个抗EB病毒标志作为参考，则调整相对危险度 RR =32.8（95% CI：7.3～147.2），这些研究表明EB病毒感染显然是鼻咽癌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除了EB病毒感染外，鼻咽癌的发生还需要其他内外环境辅因，包括外源蛋白，免疫缺陷，疟疾，食物，炎症和化学因子及药物的共同作用。其中EB病毒的周期性激活在鼻咽癌的发生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Shao（1988）已证明，广东高发区居民从儿童时期就开始食用的特制咸鱼，已被证明对EB病毒具有激活作用，Zeng等（1994）也发现中国传统中草药和大戟科植物土壤提取物含有激活EB病毒的物质，徐亚菲（2010）的流行病学研究指出，吸烟与EB病毒在鼻咽癌发病过程中存在交互作用，吸烟暴露量越大者其血清EBV抗体滴度越高。作者认为除了筛检二级预防外，控制吸烟也应作为鼻咽癌一级预防的重要干预措施。

目前估计全世界有13亿人在使用烟草，这些吸烟者主要来自10个国家，依次为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美国，日本，巴西，孟加拉国，德国和土耳其。我国的吸烟人数超过3亿，比美国的人口总数还多。国外学者早于20世纪50年代通过大量流行病学和实验研究，已证明吸烟是肺癌和其他一些癌症发病的最重要危险因素，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已用可信的证据将烟草使用定为肺、口腔、咽、喉、食管、肾、肝、宫颈、胃、膀胱、胰腺、鼻腔、鼻窦癌和髓性白血病的致癌病因。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采取有效的烟草控制策略和措施，已使包括肺癌在内的常见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步降低，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我国科学工作者进行的有关研究也为验证和控制烟草的危害做出了重大贡献。例如，我国学者与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在中国开展的大规模吸烟危害的回顾性和前瞻性研究发现，烟草是导致我国吸烟者中肿瘤和呼吸道疾病的大部分或全部超额死亡的重要原因，其死亡率与每日吸烟量及吸烟时间呈正相关；不同地区非吸烟者的死亡水平以及吸烟者中的绝对超额死亡的巨大地理分布差异提示，烟草导致疾病的发生也受其他因素影响；不同城市非吸烟者肺癌死亡率可相差10倍，可能与成人和童年期暴露于室内燃煤污染相关。这些研究发现说明，某种疾病的死亡可能有两种原因，避免其中任何一种原因都可避免过早死亡。此外，我国一些学者也进行过烟草使用癌症归因危险百分比的分析研究。其中包括：Niu SR等（1998）在我国45个“疾病监测点”对224 500名人群进行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发现，烟草要对16%癌死亡负责；Liu等（1998）利用百万人死因回顾调查研究结果所做的分析表明，全国归因于吸烟的肿瘤死亡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为24.4%；Gu DF等（2009）进行的前瞻性研究指出，2005年吸烟可引起男性28.0%，女性5.7%癌死亡；Wang JB等（2010）对2005年我国归因于吸烟的癌症发病和死亡百分比所做的估算显示，吸烟要对男性1/3癌症死亡负责，被动吸烟是非吸烟妇女肺癌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2005年全国共有405 112癌死亡数归因于吸烟（占所有癌死亡的22.61%），其中包括男性372 264人（占全部癌死亡的32.7%），女性32 848人（5.0%）；全国共有495 221癌发病数归因于吸烟（占所有癌发病的19.21%），其中男性癌发病454 785人（占全部癌发病30.0%），女性40 436人（3.9%），非吸烟妇女中有11 507肺癌死亡为被动吸烟（11.1%）所致。上述估算假设烟草暴露至癌症发生的滞后期为15年，如果滞后期为10年，则我国癌死亡的吸烟人群归因百分比分别是男性33.3%，女性是4.1%；如果滞后期为20年，则相应的人群归因百分比男性为32.2%，女性为5.9%。可见，烟草使用是造成我国常见肿瘤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男女合计仅次于感染居第二位。因此，与其他发达国家经历的情况相似，我国也必须将控烟作为国家肿瘤预防和控制策略的重中之重，通过履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提供的烟草控制措施，尽快扭转我国当前烟草流行的严峻局面。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控烟工作，积极参与国际控烟活动。2000—2003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卫生部、外交部等12个部（委、局）组成的政府间谈判机构，积极支持并参与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的谈判和制订。2003 年5月21日，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一致通过了《公约》。我国于2003年11月10日签署了《公约》。2005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正式批准《公约》，为第89个批准《公约》的国家。2005年10月13日，我国政府举行了履行《公约》启动仪式。2006年1月9日，《公约》在我国生效。为了积极有效履行《公约》，2007年1月，在原政府间谈判机构的基础上，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卫生部等8个部（委、局）组成的中国履约部际协调机制，负责协调全国的履约工作。这些都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对控烟工作的重视，对在《公约》的框架下加强各国的合作，应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挑战以及保护公民健康的郑重承诺。《公约》为中国的控烟工作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后，原卫生部控烟履约办公室每年都邀请专家编写年度《中国控制吸烟报告》。《2007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的主题是“创建无烟环境，享受健康生活”。报告针对中国人群对被动吸烟的危害缺乏深刻认识的现实，列举了被动吸烟对健康危害的科学证据，阐述了中国人群遭受被动吸烟危害的严重性，分析了被动吸烟的主要影响因素、公众对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态度以及立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挑战与应对措施。希望报告能够促进各级立法机构和政府立法或制定相关规定，并有效实施，以防止公众在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室内公共场所遭受被动吸烟危害。该报告发布以后，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我国现有吸烟人数超过3亿，约占全球吸烟者的1/3；遭受被动吸烟危害的人数5.4亿；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约为100万，因吸“二手烟”导致死亡的人数已超过10万。由于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对烟草危害关注度的提高，我国烟草控制工作有了明显进展，表现在政府增加了对控烟的投入；以创建“无烟奥运”为契机，继香港之后，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相继颁布或制定了新的公共场所禁烟法规；大众传媒对烟草危害的知识普及和加强烟草控制的呼声日益加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控烟议案和提案明显增加；民间倡导控烟的行动正在拓展。无烟环境与健康生活正在成为中国人民的自觉追求。但是还有相当比例的公众对吸烟和被动吸烟造成的健康损害不够了解。青少年吸烟率仍在不断增加，成功戒烟人数还不普遍，在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室内公共场所遭受被动吸烟的比例还相当高，我国距离《公约》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

经验表明，有许多具有成本效益的烟草控制措施可用于不同的环境，并且可对烟草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成本效益最高的战略是涉及全体人口的公共政策，例如禁止直接和间接的烟草广告，提高烟草税和价格，在所有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实行无烟环境，以及要求烟草包装上有大而清晰可见的图形健康信息。所有这些措施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条款中均有所讨论。为帮助国家履行其公约义务，世卫组织于2008年采用了MPOWER系列政策，包括六项以证据为基础的烟草控制措施，这些措施已被证明能够减少烟草使用并且拯救生命。2012年5月原卫生部组织编写和出版了《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将关于吸烟危害健康的坚实科学证据加以展示，让事实“触目”，结论“惊心”；2012年 7月，“中国健康促进联盟”发布第一号健康生活行为系列建议，号召“公共场所不吸烟，青少年拒绝吸烟，吸烟者争取尽早戒烟”；2012年12月，我国8个部门联合编制和颁布了《2012—2015年中国烟草控制规划》，进一步推进了我国的控烟履约进程，对遏制我国烟草流行的严峻态势无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2013年岁末，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相信对我国控制烟草使用和流行群众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将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设计良好的流行病学和实验性研究发现，有些特殊膳食成分可增加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采取干预措施可以减少其影响，表明膳食、营养、体成分和身体活动是造成人类癌症负担的重要原因，在人群癌症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我国科学工作者在探讨和验证膳食、营养在人类癌症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王陇德早于20世纪80年代初就使用美国抗癌协会百万人群队列前瞻性追踪研究资料，详细分析了膳食和饮料与癌症死亡率之间的关系，首次发现不吃或很少吃水果的人群，肺癌死亡率为经常吃水果人群的1.75倍，而且从45～74岁每个5岁年龄组均得到类似结果，说明这种关联相当一致。此外，该研究还提出经常服用维生素并不能起到类似的保护作用，而进食水果对重度吸烟者发生肺癌则存在保护作用。因此，服用维生素制剂决不能也不应当代替日常对水果、蔬菜的进食。陈君石等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合作，使用我国1973—1975年85 000万居民死因调查数据，进行了膳食、生活方式与死亡率关系的研究，发现我国常见癌症与膳食、营养存在明显的统计学相关，为我国这个领域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英国学者Doll和Peto（1981）首先提出美国癌症总负担中有35%可归因于膳食因素。1997年世界癌症基金会（WCRF）和美国癌症研究学会（AICR）出版的《膳食、营养与癌症预防》著作中也指出：持续坚持选择适宜、多样化和营养平衡的膳食，再加上适度体力活动以及维持适宜的体重，可使当前人类癌症减少30%～40%。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出版的《WHO/FAO关于膳食、营养和慢性病预防的报告》，曾提出通过膳食预防癌症的八条建议。2004年5月，第五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WHA）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饮食、身体活动与健康全球战略。该项战略系根据2002年世界卫生大会会员国的一项决议（WHA55.23）要求，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的一系列广泛磋商而制定的，对动员和组织各成员国，通过改善居民饮食和营养状况，加强身体活动，预防和控制包括癌症在内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具有深远的影响。2007年，世界癌症基金会和美国癌症研究学会根据1997年以后的研究新进展，使用更先进透明的系统文献综述和评价方法，对膳食、营养、身体活动、体成分及其相关因素与癌症发生的证据，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评价，提出了通过膳食、营养和身体活动降低癌症危险性的一系列综合性建议。2009年，更以所得到的评价结论，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政策和行动报告，将这个领域的最新成果转化为在人群、社区、家庭和个人水平的行动建议，以便动员包括跨国公司、民间社团、政府、企业、媒体、学校、工作场所和有关机构、卫生及其他专业人员和老百姓共同采取行动来预防和控制癌症。该政策报告还根据2007年专家报告提出的可信和很可能证据以及10项癌症预防建议，估算了两个高收入国家（美国、英国），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巴西）和一个低收入国家（中国）常见癌症的可预防百分比。估算表明，发达国家（美国和英国）总癌症负担中，约有1/4可通过改善食物、营养、身体活动和体脂情况而得到预防，发展中国家（巴西和中国）约有1/5可归因于食物、营养、身体活动和体脂因素。我国学者Xiao等（2011）使用1991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获得的膳食摄入资料，根据2005年居民死因回顾调查数据，通过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估算了我国人群癌症负担归因于水果、青菜消费不足的归因百分比。结果发现，2005年我国癌症总死亡和发病负担中，归因于吃水果不足的百分比分别是13.0% （233 000人）和11.6%（300 000人），而增加青菜摄入量到最高5分位可避免总癌症死亡和发病分别为3.6%（64 000人）和3.4%（88 000人），农村比城市高，水果比青菜更突出（大3倍），男性比女性受累较大，其中尤以口腔和咽癌受累更明显，表明增加水果和青菜摄入可预防许多癌症的死亡，是癌症预防和控制的重要策略之一。至今已有大量有力的证据表明，体重增加、超重和肥胖是人类癌症的危险因素。不仅肥胖可增加癌症发生的风险，过量脂肪摄入本身也会增加一些癌症发生的危险。因此，减少膳食脂肪摄入显然是控制肥胖和癌症发生的重要环节。动物试验结果显示，盐可能会直接损伤动物的胃壁、增强致癌物在胃内的活性、促进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而且盐可能会增加内源性N-亚硝基化合物的生成。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安徽、河北、河南、吉林、江苏、山西、湖南和浙江8省574县开展的一项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也显示，食盐人均消费量与男女胃癌死亡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49和0.309，提示这些地区胃癌发生与食盐消费量存在关联。队列研究显示，总盐的摄入量与胃癌的危险性有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而病例对照研究未发现其间存在相关。但病例对照研究显示，钠的摄入量与胃癌的危险性有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人体每日如果只摄入1g钠可使胃癌的危险性降低18%。鼻咽癌高发区居民长期食用的一种咸鱼，是在户外条件下晒干制成的，由于当地气候温暖潮湿，制作过程常发酵变质，含有大量硝酸盐和亚硝酸盐。食用这种广东类型咸鱼，可诱导细胞发生基因突变，长期饲养动物可导致鼻咽部致癌，可能激活EB病毒或通过其他机制致癌。一些病例对照研究的证据一致表明，广东类型咸鱼与鼻咽癌发生的危险性呈剂量-反应关系，也有一些合理的作用机制方面的证据支持这种食物很可能是鼻咽癌发病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美两国合作在我国河南林县进行的随机、双盲和安慰剂对照营养干预试验结果表明，补充维生素E、β-胡萝卜素和有机硒可降低当地居民总癌症、胃癌和食管癌的发病和死亡率，即便停止补充10年后，预防效果仍保持。这个大规模人群干预试验证明，在营养素不足人群通过补充某些营养制剂无疑可降低癌症的发病和死亡。20世纪50年代北欧瑞典中年妇女常见的Plummer-Vinson综合征，可能与缺铁和其他营养素不足有关，曾被认为是食管鳞状细胞癌的癌前病变，随后由于居民营养状况的改善而慢慢消失（Larsson，1975）。另有一些证据显示，我国居民食用的豆类食品（包括豆制品）能够预防胃癌和前列腺癌的发病，但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大豆提取物、纯大豆浓缩物或其他大豆成分可显著显著影响人类癌症发生的危险性。蔬菜、水果可提供大量具有潜在抗肿瘤作用的物质，如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等，而增加蔬菜、水果消费已被证明可降低各种常见癌症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因此，增加饮食中蔬菜和水果的消费应作为癌症的一级预防策略和措施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我国的研究发现，许多食品和中草药都包含抗癌植物化学物质，由于其毒性相对较小，群众也易于接受，这些化学物质已成为癌症化学预防最受欢迎、最有希望的研究热点，其中包括莱菔硫烷、白藜芦醇、番茄（西红柿）红素、大豆异黄酮和茶多酚等。

全世界的总癌症负担中，估计19%是由职业暴露和环境污染引起的，每年可导致130万人死亡。因此，降低环境和职业致癌暴露是全球癌症预防和控制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国学者Li等（2012）对我国2005年的环境和职业相关癌症的人群归因百分比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可归因于职业致癌暴露的癌症死亡和发病数分别为48 511人（男性34 975，女性13 536）和59 410人（男性42 724，女性16 686），最常见的是间皮瘤，其次是白血病、膀胱癌和肺癌。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07）统计，每年死于职业有关的癌症患者超过20万，其中最常见的是肺癌、间皮瘤和膀胱癌。目前全世界有1.25亿人在工作中接触石棉，每年至少有9万人死于与石棉有关的疾病，每10例肺癌死亡者，有1例与工作场所的暴露危险紧密关联；苯是工人广泛使用的一种有机溶剂，接触苯的工人非常多，中美合作进行的研究证明，职业苯暴露与白血病和淋巴瘤发病之间存在显著显著关联。最近30年以来，某些儿童癌症如白血病，脑瘤发病率愈来愈多，监测表明胎儿脐带血中可测出300种以上的工业化学物，提示一些地区胎儿期就受到环境致癌物的影响。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自1971年以来评价过900种化学物，认定其致癌或可能致癌的有165种。我国卫生部2008年通报职业性肿瘤39例，其中苯白血病17例，石棉肺癌、间皮瘤12例，焦炉工肺癌10例。2009年通报职业性肿瘤63例，其中苯白血病22例，石棉肺癌、间皮瘤11例，焦炉工肺癌19例，联苯胺膀胱癌11例。根据中国2004—2005年第三次死因回顾抽样调查报告，城市恶性肿瘤死亡率150/10万。其中与职业关系密切的肺癌、肝癌、白血病、膀胱癌四种癌死亡率是62/10万，估计职业癌约占5%，每年职业癌死亡约4万人，与WHO估算结果基本相符（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1/5）。WHO指出，目前职业危险因素导致的癌症死亡大都发生在发达国家，这是20～30年前广泛使用不同致癌物质，如青石棉，2-萘胺和苯的结果，如果目前发达国家将一些致癌生产过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趋势得不到遏制，同时这些国家不加管制地使用致癌物质的趋势继续下去，今后几十年势必出现职业性癌症的激增。1982—1983年我国曾在23个省市，460个工矿企业，应用统一的调查统计方法，对1971—1981年暴露于职业致癌物的工人，进行过职业癌的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1986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苯课题组）与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合作，对苯与白血病及相关血液病进行了广泛和深入调查研究。回顾性调查年限涵盖1971—1986年，苯队列累计为75 000人，对照队列为35 000人。除上述基本资料外，还详细调查了各苯作业工厂，车间接触苯的资料，苯浓度监测资料，分析苯与白血病的剂量-反应关系。调查结果表明，苯作业队列白血病、恶性淋巴瘤和血液生成系统疾病的相对危险度RR =2.6，急性非淋巴系白血病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的RR =4.1，特别是急性非淋巴细胞性白血病（ANLL）及ANLL/MDS的相对危险性随苯暴露平均浓度，累积浓度而显著增高， P＜0.05。这个研究首次证明苯与白血病之间存在明确的剂量-反应关系。王治明等对温石棉生产工人所做的为期27年（1972—1999年）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石棉接触队列共发生肺癌死亡22例（ SMR =652），对照队列肺癌死亡3例（ SMR =89），接触石棉的吸烟者患肺癌相对危险度 RR =32，不吸烟者 RR =12，证明接触石棉，尤其是吸烟者死于肺癌的危险更高。我国氯乙烯（VCM）产量增长迅速，已成为世界聚氯乙烯生产大国，接触氯乙烯工人发生肝癌的危险性已受到人们的严重关切。仇玉兰（2007）的调查研究发现，氯乙烯（VCM）接触工人淋巴细胞微核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可影响DNA损伤/修复基因和细胞周期调控基因的表达。由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资源利用不当，工业生产、燃料燃烧、交通运输等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对大气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大量未经净化处理的工业废弃物、生活污水和农业生产活动中的许多化学品、废物注入江河湖泊，严重污染了水资源。其中一些还进入土壤，不仅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影响食品安全，还直接或间接地危害人群健康。在居住环境中，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如涂料、油漆、黏合剂，家用化学品等在使用过程中都会释放化学污染物甲醛、苯系物等，这些污染物尽管在室内的浓度很低，但大多具有刺激性，有的还具有遗传毒性，对人体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危害。此外，烟草烟雾和烹调油烟中也含有大量有毒有害污染物，可以导致人群患肺癌危险性增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发现，全球大约有30亿人仍然在明火和开放式炉灶条件下使用固体燃料在家进行烹饪和取暖。大约有27亿人燃烧生物质（木柴、动物粪便、作物废弃物），另有4亿人使用煤炭。这种烹饪和取暖方法会造成高度室内空气污染，产生大量对健康有害的污染物，包括可渗透到肺部深处的烟尘微小颗粒。在通风不良的住所，室内烟尘会比可接受的微小颗粒水平高出100倍。由于妇女和年幼儿童在炉边待的时间最长，他们所接触的污染也特别严重。2004年的调查数据指出，每年估计有近200万人因使用固体燃料引起的室内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在这些死者中，有44%死于肺炎，54%死于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还有2%死于肺癌。在每年的肺癌死者中，大约有1.5%是接触到室内空气污染致癌物所致，其中妇女罹患肺癌的风险比未接触者高两倍。此外，还有证据表明，室内空气污染与低出生体重、结核病、缺血性心脏病、鼻咽癌和喉癌发生也有关。目前已知污染大气的致癌物质有：某些芳香烃化合物和脂肪烃基化合物及其他氧化物和砷、镍、铍、铬、石棉等；某些农用杀虫剂、除草剂以及一些放射性物质等共约30多种。污染水源的致癌物质有：各种工业和交通运输工具排放废水中的致癌物质，如铬、镉、镍、砷、酚、焦油、石油及其产品以及有机氯农药，亚硝胺类化合物及放射性物质等。污染土壤的致癌物质有：无机物镉、砷、某些农药、化肥以及核爆炸后散落物等。这些污染环境的致癌因素中，大气中的致癌物质主要通过呼吸道进入体内，其与人类支气管肺癌的关系比较明确；水、土污染致癌物质一般通过土壤→农作物→人体，或土壤→地表、地下水→人体等环节对人产生影响，其中以污染食物的致癌物质最为重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居民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城市环保执法力度不断加大，大量工业厂场往农村转移，导致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正向农村蔓延，严重破坏农村生态环境。这些厂矿主要包括化工厂、印染厂、造纸厂、制药厂、皮革厂、酒精厂、发电厂、石灰窑等，其中尤以化工厂造成的环境污染最为普遍和最为严重。

WHO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预防癌症，要求各国政府务必使工作场所符合卫生安全标准，停止使用石棉和含苯的有机溶剂、禁止在工作场所吸烟、为露天工作者提供防护服等。在许多国家中，氡是继吸烟之后引起肺癌的第二种最重要病因。氡引起肺癌的比率估计范围为3%～14%。我国云南个旧锡矿矿工肺癌高发，已被证明与坑下作业接触高水平放射性氡及其子体有关，中、美双边协作研究也证实，我国西北地区长期居住窑洞，接触放射性氡也与居民肺癌发病有关。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组织开展的“1973—1975年全国人口死因回顾性调查”，不但初步摸清了我国居民死因构成情况，基本掌握了我国癌症死亡负担的分布规律，而且根据调查发现的癌症高发人群，先后建立了我国一些常见癌症的综合防治研究示范基地，开展了肿瘤的综合防治研究工作，至今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些高发现场，包括食管癌（河南林县、四川盐亭、山西阳城、河北磁县）、宫颈癌（江西靖安、陕西洛阳）、胃癌（山东临朐、辽宁庄河、甘肃武威）、肝癌（江苏启东、广西扶绥）、鼻咽癌（广西梧州、苍梧，广东中山、四会）、大肠癌（浙江海宁、嘉善）和肺癌（云南宣威和个旧锡矿）等7大常见癌症，合计19个国家级癌症综合防治研究示范基地。这些癌症综合防治研究示范基地，通常由当地政府主导，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制订相应的防治研究计划，组织三级防治网，逐步建立以人群为基础的肿瘤发病和死亡登记报告制度，开展人群流行病学调查，病因学和预防研究，组织筛查和早诊断、早治疗，加强和提高基层预防和临床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培训基层癌症防控人员，开展综合防治研究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历经几代肿瘤防治工作者前赴后继，无私献身，勇于探索，终于使我国高发区常见癌症的发病和死亡率逐步降低，取得了令国内外公认的重大进展，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癌症防治研究道路，为人类最终战胜癌症，攻克世界医学难关做出了我国应有的贡献。此外，这些高发现场癌症综合防控示范基地，虽然侧重点不同，组织形式各异，但大都与当前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相结合，承担许多国家重大疾病防治研究课题，并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与外国科研机构广泛开展癌症的国际协作研究，使这些高发现场的癌症防治实践和科研工作，始终保持与国内外癌症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密切联系，不但在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癌症的综合防控工作机制，提高防治队伍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一些重大前沿科研领域，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为开创中国特色的肿瘤预防和控制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0世纪60年代起，在食管癌高发现场河南林县这个最早建立的综合防治研究示范基地，贯彻以人为本，预防为主，防、治、研相结合的战略方针，组织实施以政府为主导、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多学科大协作，攻“三关”、抓“三早”、降两率的综合对策和措施，取得了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50%的显著成效，为探索切合我国实际的肿瘤防控战略与对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经验。林州食管癌高发现场防治研究基地的创建，推动了全国肿瘤高发现场防治研究示范基地的建设，加快了我国肿瘤科技事业的发展和人才成长，进一步提高了肿瘤防治水平，挽救了大批癌症患者的生命、保障了高发区人民群众的健康，是20世纪我国肿瘤科技工作者的一大创举。林州市食管癌的综合防治工作，始终采取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现场、实验室、临床相结合，早诊断、早治疗、预防相结合，开展了从肿瘤登记、病因探索、筛查和早诊早治到综合防治，走出了一条符合我国特色的肿瘤预防控制之路。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有：①将河南林县76个大队居民30年食管癌死亡回顾调查经验，推广到河南安阳地区和河南、河北、山西和北京三省一市居民死因回顾调查研究，为组织开展1973—1975年全国8.5亿人口死因调查提供了经验和可行方法，对快速掌握我国居民死因构成和常见癌症的人群分布规律做出了巨大贡献；②组织开展我国食管癌多学科病因综合考察，为探讨我国食管癌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病因，推动我国其他地区常见癌症如肝癌、宫颈癌等的病因综合考察提供了经验和指引了方向；③最先引进外国研究课题和资金，与国外科研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合作，在林县进行癌症的流行病学、病因学研究和大人群随机双盲和安慰剂对照预防干预试验，首次证明通过补充营养素可降低人类癌症危险和发病死亡率，为癌症的化学预防展示广阔前景；④深入探索和验证了食管癌的亚硝胺、霉菌毒素、感染和遗传病因假说，用可信证据表明，吸烟和饮酒不是我国食管癌高发区的主要危险因素；⑤通过50多年的现场协作，采取三级防、控策略和措施，不断加强癌症防治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行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培训，使全县居民常见癌症的负担明显降低。所有这些重大的成就，都是在食管癌高发现场取得的，充分反映了我国创建高发现场癌症综合防控示范区的强大生命力，对今后慢性非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也提供了示范和带动作用。

40多年来，江苏启东肝癌高发现场使用甲胎蛋白（AFP）检测，对居民进行200多万人次的筛检，发现了大量肝癌患者，其中早期肝癌占35.5%，经过积极的治疗，显著提高了肝细胞癌的相对生存率，改善了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受到国际肿瘤界普遍关注和充分肯定。此外，启东肝癌防治研究示范基地还开展了肝癌筛检方案的随机对照试验，为肝癌早诊断早治疗和降低肝癌死亡率提供了适宜和可行途径。启东开展的流行病学和病因学研究，为探索和验证肝癌的乙型肝炎，黄曲霉毒素和饮水病因假说做出了巨大贡献。针对肝癌可疑病因，使用预防疫苗接种，抗病毒药化学预防，管粮防霉、改良饮水和适量补硒等综合性预防和控制措施，显著遏制了肝癌发病和死亡率持续上升的趋势，取得了35岁以下年轻人肝癌发病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初步效果。与此同时，启东高发现场还与外国研究机构合作，共同开展了肝癌化学预防的广泛探讨，在人群中进行了适量补硒，口服吡塞硫酮，叶氯酸和西兰花苗化学预防效果的初步试验。更为突出的是，启东高发现场收治肝癌病人超过20 000例，施行肝癌手术超过3 000例，小肝癌（瘤体直径≤3cm，瘤结节不超过2个）手术切除率为96.2%，手术死亡率为2%，术后5年、10年生存率分别为48.7%和28.0%，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启东治后生存10年以上的肝癌患者140多例，20年以上23例，最长的已生存28年之久，成为国内外原发性肝细胞癌治疗效果最成功的地区。

1978年以来，我国著名病毒学家曾毅教授，在广西梧州市和苍梧县鼻咽癌高发现场，开展了鼻咽癌的长期研究，使用EB病毒抗体血清学方法进行鼻咽癌的人群筛查，发现VCA-IgA抗体阳性者12 629人（3.1%），鼻咽癌患者174例，早期癌151例，占86.8%，早诊率由不足20%提高到80%以上，治疗后的5年生存率达到85%以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通过血清学研究及大数量人群的长期随访，除了明确EB病毒与鼻咽癌发生发展的密切关系外，还进一步探讨和验证了众多环境因素对鼻咽癌的促进作用，证明了EB病毒不仅可感染淋巴细胞，还能感染鼻咽上皮细胞，遗传易感性与鼻咽癌的发生及预后存在一定关系。此外，还研制成功了可用于鼻咽癌的一级预防的EB病毒LMP2疫苗和LMP1疫苗，并通过免疫动物小鼠和猴实验，证明可产生特异性细胞免疫，为进一步开展免疫预防和治疗，降低鼻咽癌的发病，控制转移和复发展示了可喜前景。

江西靖安县是我国妇女宫颈癌的高发地区，年平均死亡率高达31.3/10万。1980年，江西省妇幼保健院杨学志教授率先在靖安县建立宫颈癌综合防控示范区，开展现场、临床、实验室三结合防治研究工作，承担国家“六五”和“七五”科技攻关任务，连续数十年反复进行了6轮子宫颈癌筛查及早诊断早治疗，使该病的死亡率由44.7/10万下降至6.9/10万，下降了84.6%。靖安县的实践证明，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使用现场开发的“四联早期诊断法”，开展健康人群的筛查和早诊断，对发现的癌前病变和早期患者，采用激光、电凝、手术锥切和药物治疗等适宜和可行干预措施，完全能够降低宫颈癌的死亡率，为其他欠发达地区子宫颈癌的预防和控制做出示范。

1973—1975年全国肿瘤死亡情况调查结果发现，云南宣威县妇女肺癌死亡率高居全国首位，是同期美国女性肺癌死亡率的4倍多。为了探讨宣威县妇女肺癌高发的原因，以便采取有效策略和干预措施，降低肺癌的危害和负担，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与当地卫生防疫和肿瘤防治部门合作，在宣威县进行了大量流行病学调查和病因学研究，证明室内燃煤空气污染是主要决定因素，“改炉改灶”和加装烟囱排烟，是经济可行的控制干预措施。大量试验和研究结果发现，改炉改灶组与未改炉改灶组比较，居民室内空气质量明显改善，致癌物质浓度显著降低，可使室内燃煤污染致癌物质引起的致突变作用下降96.7%～97.7%。改炉改灶10年，可使居民肺癌死亡率降低2.9～3.6倍，改炉改灶10年以上可使居民肺癌死亡率降低9.7～11.4倍，取得了极为明显的肺癌预防和控制效果。宣威肺癌综合防治示范基地的成功经验，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充分肯定，目前正在全球加以推广。

我国在癌症高发现场建立综合防治研究示范基地，进行常见癌症的综合防治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和经验表明，选择癌症危害和负担严重的高发现场，建立综合防控示范区，依靠当地政府和群众对控制癌症的迫切愿望和积极性，充分利用癌症高危人群提供的研究条件和资源，组织开展癌症的综合防治研究工作，推动当地癌症综合防治的开展，不仅有利于降低癌症的发病与死亡负担，而且还能为国家重大科技攻关课题提供研究基地，有助于开展国际癌症协作研究，探索中国特色肿瘤的防控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