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譯者序

日瓦戈醫生（上卷）

《日瓦戈醫生》及其作者

這不是一部等閒的寫手小說，它的濃重的傳奇色彩，說起來實屬罕見，且不帶一絲一毫的虛夸和做作，層層都是沉甸甸的歷史真實。上世紀五十年代《日瓦戈醫生》一出現，就在東西方意識形態的冷戰中掀起一場軒然大波。於是，作者帕斯捷爾納克，蘇聯五大詩人之一，無端招來背叛國家的可怕罪名，被作家協會掃地出門。接踵而至的種種壓迫，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作品流傳國外，因獲諾貝爾文學獎名聲大噪，可在自己祖國卻形同洪水猛獸，遭圍堵封殺，三十年不得見天日。而在帕斯捷爾納克方面，此書早已成了生命中的唯一念想，真可謂生也為它來，死也為它去。一九六〇年他在鬱鬱中因肺癌辭世。半個世紀過後，風止雨霽，該可以平心靜氣品味這以詩為文的勝境了，人們卻又發現小說竟是如此難懂。相比五十年前或三十年前的讀者，我們今天有了時間距離的優勢，持論能夠全面公允些了。但時光也在不斷激發新思想新關注，所以依然感到文本中遍布玄機奧義，不僅需要重新去認識，更覺一種開放包容的胸懷呼之欲出，若能有多方位多層次的領悟，那時才解得開這個藝術世界之謎。眼下的這種閱讀體驗，在我們這裡和在俄羅斯差不多是一樣的。由此倒足可證明，《日瓦戈醫生》在人們心目中，被公認是本好書奇書，唯其好而又奇，它的思想意蘊經得住不斷掘進，它的藝術風致全在於不入老套，也須投以新的眼光。於是，我們重讀的任務，就可以概括成破解作品思想的秘密和藝術的奧妙。

在我國，譯介《日瓦戈醫生》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此書就是當時出現的譯本之一。這次再版，已是作為帕斯捷爾納克系列文集的組成部分，希望標志著對詩人的了解和研究，正在開啟一個立足於中外文化溝通的新階段。借這個機會，我們想為中國讀者貢獻一些有關此書的資料和看法。

《日瓦戈醫生》是立意反映二十世紀上半葉俄羅斯命運的作品，而小說的中心設定為日瓦戈醫生。首先這是情節的中心，寫日瓦戈從世紀初到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烏拉爾一線上顛沛流離、漂泊的一生。小說裡的諸多線索和事件，都因與日瓦戈發生聯繫才牽涉出來，社會動蕩和時代風雨，更是折射在日瓦戈身上，間接迂回地透露出來。其次，日瓦戈醫生是小說的中心人物，以長篇小說容量來看，書中出現的形象並不算多，而幾個主要角色的獨立性又不強，好似眾星捧月，都服從於表現日瓦戈的需要。例外恐怕只有一個，就是日瓦戈艱難生活裡的紅顏知己——拉拉。她不僅襯托日瓦戈，自己也體現著獨特的精神價值。小說聚焦於一個人而折射出一個時代，這該是怎樣的人物，又該有何等的作為呢？以此衡量日瓦戈，因為與閱讀習慣的期待大相徑庭，也就難怪評者要眾說紛紜了，這也是主題難以把握的原因之一。再次，或許是最為重要的，日瓦戈還是視角的中心。換言之，故事雖由第三者講出，但他往往站在日瓦戈的角度看世界，以日瓦戈的情感為敘說的基調。最後這一點，坦露了作者對主人公日瓦戈的偏愛與同情。

那麼，日瓦戈一生有著怎樣的遭遇？他如何應對時局和命運？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日瓦戈天資聰慧，又在莫斯科一教授家庭寄養成人，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上大學時他一邊攻讀醫學系，一邊開始詩歌創作，此後便一直堅持寫作，不時發表一些詩文作品，頗得讀者的好評。可是由一九一五年秋應征入伍起，他完全陷入動蕩、混亂、艱難的時局漩渦中。他與家人先是被戰亂阻隔，天各一方。不久妻子、兒女和岳父作為階級異己分子，被政府逐出國門，剩他一人漂乎無定，畢業多年不能從事專業工作。後來長年漂泊，生命裡的唯一慰藉，是同心愛女人拉拉的兩情相悅，而這戀情也充滿變數，危機四伏，每每令人備感痛楚。最後幾年日瓦戈蟄居莫斯科，幾乎已是窮愁潦倒。一九二九年當異母兄弟、已晉升蘇軍少將的葉夫格拉夫再次出現時，日瓦戈的厄運似乎出現了轉機，可他卻已然心力交瘁，猝死街頭，完成了一次暫短的生命之旅。

日瓦戈的遭遇是他個人的厄運，卻也真實地反映了上世紀初二十餘年間俄國的政治形勢和生存環境。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奪得政權，意味著勞動大眾翻身做主，社會公平的原則得到承認，腐敗的官僚政治宣告結束。這些正是十九世紀俄國社會的主要革命訴求。然而新政權的穩固和新制度的建立，是一個艱難痛苦的過程。而且，今天已經很清楚，革命政權有過許多失誤，也犯了許多錯誤，這背後往往可以追溯到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的根源。這就使原本矛盾重重的局面更加錯綜複雜。

青年日瓦戈剛開始接觸動蕩的現實，就表現出冷靜思考、獨立判斷的鮮明個性。十月革命時，日瓦戈看到蘇維埃政權第一號命令，大為振奮，稱贊革命“是個了不起的外科手術”。對痛恨社會痼疾、盼望清平世界的知識分子來說，這是發自肺腑的歡呼。可是時隔不久，一九一八年春天他對形勢的看法就發生了變化。他目睹了城裡民生凋敝，軍隊瓦解，逃兵胡作非為。為避戰亂，他不得不舉家遷往烏拉爾地區。路上他被當作特務逮捕過，後又被遊擊隊強迫留下醫病。到處可見上級派來的首長、政委發號施令，說一不二，執掌生殺予奪的大權。他對一紅軍軍官說：“我曾經非常傾向革命，可現在我以為，靠強迫是什麼也得不到的。”這一點日瓦戈堅信是真理，一時一事使用暴力或可奏效，但用歷史眼光看，到頭來必然事與願違。於是他在日記中表示，自己要放棄醫學，也隱瞞醫生的專長，為的是不被捆住手腳，失去行動的自由。從此他給自己安排了一個冷靜觀察的角色，不趕風頭，不受誘惑，用獨立思考來判斷是非曲直。當時蘇維埃不少舉措打著“改造生活”的旗號，而在日瓦戈看來，這並不是歷史的進步，倒是對進步的扭曲。他曾對一軍隊首長直言不諱，自己絕不讚同布爾什維克主義。“每次聽到說“改造生活”，我簡直忍無可忍，內心絕望極了。生活從來不只是一堆物質的東西。生活本身可以說在不停地更新自己，修正自己，永遠在自我改造。它比你我的那些愚蠢理論要高明一百倍。”這裡，日瓦戈受到舅舅韋杰尼亞平的思想影響，在“改造生活”中聽出與生命哲學不相協調的意味。革命時期宣傳的“改造生活”，無異於“改造世界”、“砸爛舊世界”之類的豪言壯語。可他理解人類社會生活是有機的生命體，它不僅要與自然界相和諧，還要與文化相和諧，它只可能循著自己的規律自然而然地發展。

在日瓦戈的同齡人中，安季波夫與他恰成對照。早在學生時代，安季波夫的思想就傾向革命，後來他參加紅軍，當上了指揮官、政委。他有堅定的革命信仰，又有果斷行動的魄力。但思想過於激進，帶著某種狂熱性，且在行為動機中逐漸夾雜了個人功名利害的考慮，因此卷入內部的傾軋，終於被迫自殺身亡。日瓦戈雖也同情他，賞識他的忠誠和果敢，卻不贊成一點：迷信烏托邦式的理想，沒有自己的思考和見解，凡事照搬教條，好講大話空話，甚至不符合實情卻人云亦云的假話。靠講假話過日子，這是日瓦戈所最詬病、最厭惡的。

早自家人被放逐國外，日瓦戈便預感到自己這種人在社會上注定是命途多舛，不過對此他並不太介意。讓他冥思苦索的是，面對動蕩、紛亂、嚴酷的環境，人當何以自處？他苦思和踐行的結果，就是書中處處可見的堅持一個誠實正直之人的操守，任何情況下不喪失自己的本來面目。日瓦戈看待個人的價值、生命的價值，首先在於有自由的思想；思想自由才能產生獨立見解，也才能形成自己的面目。人沒有自己的面目，便成了千人一面，彼此雷同，這只能製造平庸，窒息創意。日瓦戈在新政權的作為中，在周圍人們的身上，在自己寫作的經驗裡，處處感到獨立思考與隨聲附和、出奇與平庸兩種傾向的角力。當然，個人獨特面目的基礎，它的核心內容，都還離不開社會追求的公平公正原則、人們普遍接受的道義精神。一個是不丟獨特面目，一個是不離道義基礎，這便是日瓦戈自處的原則，更可說是他自律的原則。他的故事告訴我們，遇事能把握住一個公平公道的立場，是如何需要內心的良知和見識；而光明磊落地直陳己見，更是如何需要勇氣和胸懷。

這樣一來，日瓦戈在烽火連天的年代是一個置身世外、特立獨行的人物嗎？也是，也不是。從社會立場來說，他對革命政權的思想政策多有保留，並且直言不諱，也因此不肯參與紅軍與白軍之間的嚴酷戰事。可是他從未停止當一個觀察員和思想者，也就是說從未置身世外。從生活現實來說，他卻是艱難時世的親歷者，走過內戰的腥風血雨，眼見了城鄉的敗破凋萎，經受了家庭破碎和事業夭折的打擊，遍嘗了種種精神煎熬的痛苦。這裡他既不是冷靜的旁觀者，更談不上特立獨行。同別人一樣，還有甚於別人，他內心淌著血，吞服這生命的苦果。令人驚訝的是，無論對時局的艱難還是個人的不幸，日瓦戈總是坦然處之，很少怨天尤人，把這視為歷史進程中定然發生的曲折。既是這樣，苦難到來，不需逃避，不必埋怨，迎上前去背起十字架。日瓦戈的態度顯然透露著舍己為人的傳統基督教精神，同時也體現了現代思想者的歷史眼光和坦蕩胸懷。他堅持不同的觀點，但沒有反對革命，沒有反對蘇維埃政權，沒有個人的怨憤，他等待歷史來判定誰是誰非。激進的革命者安季波夫在思想觀點上，恰與日瓦戈針鋒相對，但日瓦戈沒有視他為敵人，反倒同情他，憐惜他，對其自殺的結局感慨萬千。就連對科馬羅夫斯基這個惡棍，日瓦戈也沒有動清算復仇的念頭，儘管明知他在父親之死與拉拉的悲劇上難辭其咎。

現在回到前面的那個中心問題：日瓦戈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

為帕斯捷爾納克作傳的一位當代作家貝可夫評論日瓦戈時說：“我們無法一下子就概括出他是怎樣的人”，“我們只能說出他不是怎樣的人：他不是一個蛻變了的知識分子，不是鼓吹平庸習氣的鄙俗之人，不是革命的狂熱分子，不是反政權的鬥士，不是持不同政見者，不是“安排生活的能手”。總之，不是一個庸俗小人。”[1]

貝可夫還說過：日瓦戈是一個平常人，但重要的是，“即或平常人也有天賦的普世性的權利：不接受時代犯下的失誤，不殺戮自己的同類，不隨大流”。

從反面說，日瓦戈不是庸俗小人。從正面說，他堅守住了平常人的權利——自由的思想，獨立的判斷。合起來看，貝可夫最欣賞日瓦戈的，還是他作為普通人的精神操守。自然，帕斯捷爾納克眼裡的日瓦戈，又是天賦極高的詩壇奇才，只是不願（也無機會）顯山露水，直到死後才漸為人知。

主人公日瓦戈其人，權當作平常人也罷，加上天賦詩才也好，出現在小說中可說是一位正直真誠的思想者。《日瓦戈醫生》這部書，便是一個正直真誠思想者的生命呼喊。這裡有信念也有失望，有痛苦也有歡樂，有放棄也有堅持。日瓦戈和拉拉的情思給人溫暖，日瓦戈和拉拉的遭際令人痛惜。於是，這兩個生命的呼喊產生了悲劇般的震撼。

小說而以情勝，是詩人為文的刻意追求。作者努力把小說寫得平實質樸，簡潔明快，同時著力於傳達主要人物幽微的情感心境，烘托以素描般的即景深致。最關鍵的一招，是作者如同抒情詩裡的主人公一樣，毫不遮掩地與日瓦戈立場重合，可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小說的客觀敘事文字，演化為寄抒情意的傾訴。自始至終一以貫之的悲涼、孤寂、哀婉的情調，產生了巨大的感染力，也倍增了藝術的說服力。

說到小說的抒情，日瓦戈和拉拉的愛情無疑是重中之重。在他們一生中，日瓦戈遇到過三個女人，拉拉遇到過三個男人，唯獨這兩人的結合非同凡響，他們相互間已是魂牽夢縈，刻骨銘心，更引得別人也跟著回腸蕩氣。看得出就連作者落筆也小心翼翼，斟酌間存著幾分虔敬。這其中的原因是什麼呢？難道真有某種超乎理智的情感奧秘？我們想，無論如何也未必神秘得不可言喻。如果說藏有奧秘，那多半就是這種情愛要回歸生活的自然，擺脫了功利主義人生追逐的羈絆。在那變亂紛擾的年月，愛情家庭莫不經歷社會離析的磨難，可人心思定，渴望回到生活的常軌。正當此時，仿佛在世外桃源，心儀已久的兩人走到了一起，發現彼此心心相印。他們但求相愛相守，一起徜徉天地自然間，願在踏實淡定的平常日子裡享受心靈交流的快樂。根據小說的描寫，正是這種精神的愉悅，將一對情侶同大自然，同整個世界結為一體，實現了個人精神境界的升華。作者在這裡強調的一點，即自然純真的情愛具有陶冶精神的文化意義，無疑是極富創意的見解。有了這一筆，日瓦戈與拉拉的愛情，便不再是添補情節的虛應故事，日瓦戈的詩作（由作者捉刀代筆，主題多與愛情相關）也不再只是遊離故事之外的“富有詩才”的佐證。如此一來，小說才呈現為渾然一體的完美整體。

要理解《日瓦戈醫生》，只研讀作品還不夠。同樣重要的，是了解小說成書後的命運和作者的遭遇。帕斯捷爾納克很早就萌生念頭，寫一本反映自己親歷時代的小說，這將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書。作品的構思到一九四五年末已經成熟，動筆則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全部完成，其中日瓦戈的詩作到一九五三年夏季就已寫完編好。一九五六年初，帕斯捷爾納克開始廣泛散發書稿聽取意見，同時籌劃出版，希望新書及早問世。他首選《新世界》雜誌，但投稿後久拖不決。這時他結識了意大利一左派出版商，交出小說手稿一份，授權翻譯並在國外出版譯本。一九五六年九月《新世界》退回書稿，拒絕採用。在編輯部全體成員簽署的回信中，嚴厲抨擊了小說的“個人主義傾向”。十月，《文學莫斯科》編輯部也以篇幅有限為由拒登《日瓦戈醫生》。至此帕斯捷爾納克恍然大悟，告知意大利出版商可於翌年秋季出書。蘇聯官方得知消息後，通過作家協會要求作者不惜一切代價索回書稿，又設法向意大利出版人施壓，均告失敗。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小說以意大利文問世，隨後又出了法文版，迅速成為暢銷書。蘇聯國內對此已無可奈何，只由作協領導在一次公開講話中宣布：帕斯捷爾納克寫了一本反蘇小說，並送到了國外。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表彰他“在現代抒情詩和發揚俄國古典小說傳統方面的傑出成就”。據後來的研究，諾貝爾評委會此舉並無挑釁蘇聯加劇冷戰之意，因為當時的歐洲社會輿論對蘇聯反個人崇拜、解凍、衛星上天等懷有好感，不會故意與之交惡。而選擇帕斯捷爾納克也不只是因為他一貫不從流俗，更視其為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後繼者，可說是向俄羅斯文化示好。而在蘇聯當局，既然認定《日瓦戈醫生》是反蘇作品，為它頒獎無疑是挑戰蘇聯，必須作出強烈憤怒的反應。令人痛心的，是當局接下來對詩人帕斯捷爾納克的無端迫害，齷齪伎倆，無以復加，在文化史上留下了很不體面的一頁。

就在獲獎的當天，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蘇共中央通過了一個《關於帕斯捷爾納克的誹謗小說》的專門決定。決定稱小說“誹謗地描寫十月革命、完成這場革命的蘇聯人民、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認定授予此書諾貝爾獎“是對我國的敵對行動，是國際反動勢力煽動冷戰的工具”。決定要求在《新世界》、《文學報》上發表《新世界》編輯部的退稿信；在《真理報》上撰寫小品文嚴厲批判小說本身，並揭露資產階級報刊就授予帕斯捷爾納克諾貝爾獎掀起反動宣傳的實質；還要求組織傑出蘇聯作家發表見解，指出授獎給帕斯捷爾納克意在發動冷戰。

十月二十四日作家費定奉蘇共中央領導之命來訪，勸說帕斯捷爾納克拒絕獎項，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卻無功而返。十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上述中央決定的舉措都付諸實行。作家協會連續開會批判帕斯捷爾納克，二十七日要求他本人到會，他沒有去，但給會議送去一封信表明態度。三十五年後人們在檔案中發現了此信的副本，內容如下：

一、我真誠地想到會，已來到市裡，但突感身體不適。請同志們不要以為我不來是輕慢的表示。此信我匆忙寫就，大概不如我想的那麼通暢明白。

二、經過這麼大風波，出了那麼多文章，我現在還是認為：作為一個蘇聯人，也可以寫《日瓦戈醫生》這樣的書。我只不過對蘇聯作家的權利和潛力理解得較寬一些，而這一點並沒有辱沒蘇聯作家的稱號。

三、我完全不期望事實能得到恢復，公道能得以實現，不過我還是要提醒一下，關於交付書稿的過程，前後的順序被人搞錯了。小說稿本交給國內的編輯部時，正是印制杜金采夫小說、文學環境總體寬松的時候。當時尚懷有小說能夠出版的期望。過了半年以後，手稿才到意大利一共產主義者出版人手裡。也只在這一情況為人們所知之後，《新世界》編輯部才寫了《文學報》引述的那封退稿信。人們閉口不講同國家文獻出版社簽的合同，這事前後拖了一年半，閉口不講我多次向意大利出版人請求延期並得到同意，以便國家文獻出版社利用時機出版經過審查的版本，作為意大利文翻譯的基礎。這些機會全未被利用。而今報上普遍地只登載書中那些我主張出卻不能被接受致使出版受阻的地方，結果除了危及我個人的災禍外，並沒有出什麼事。為什麼三年前不能加上相應的注釋刊出呢？

四、我不認為自己在文學中是吃閒飯的，捫心自問我多少也為文學做了點事。

五、自負從來不是我的罪過，了解我的人可以證明。相反，我在個人寫給斯大林的信中就要求在寧靜不為人注目的環境裡工作。

六、我原以為，我獲諾貝爾獎的喜悅，不會是個人獨享，它也涉及我置身其中的群體。在我的眼裡，給予我這個生活在俄羅斯的現代作家因而也是蘇聯作家的榮譽，同時也是給予整個蘇聯文學的榮譽。我很遺憾，自己竟那麼眼拙，搞錯了。

七、關於獎項本身的實質。無論怎樣也不能讓我承認這一禮遇是一種恥辱，要以粗暴來回敬。至於金錢方面，我可請求瑞典科學院將錢捐給和平理事會而不必自己去斯德哥爾摩領取，或者全留由瑞典當局處理。就此我想與我們的負責人商談一次，如同Д·А·波立卡爾波夫，過一兩周，等我從已到來的與尚等待我的震動中恢復過來之後。

八、同志們，我個人準備好了承受一切，我不怪你們。環境可能迫使你們在清算我時走得很遠，以後又是在這種環境的壓迫下再給我平反，但那時就晚了。這種事在過去已經夠多了。求你們不要著急。這不會給你們增添榮譽和幸福。

帕斯捷爾納克

這之後形勢急轉直下。十月二十九日帕斯捷爾納克被迫致電諾貝爾委員會：“由於我所屬的社會對你們的獎勵賦予了那樣一種含義，我必須拒絕接受。”同日，蘇共青團領導人公開表示：政府準備將帕斯捷爾納克驅逐出國。

十月三十日夜，帕斯捷爾納克給赫魯曉夫寫信，要求不要取消他的蘇聯國籍。

十月三十一日莫斯科作家大會決議：將帕斯捷爾納克開除出作家協會，並呼籲政府取消其蘇聯國籍。

十一月五日《真理報》刊出經蘇共中央文化處修改過的帕斯捷爾納克致編輯部的信，主要是表明拒絕諾貝爾獎，要求留在蘇聯生活和工作。這標志著達成了一種暫時的妥協。

不難看出，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始終沒有屈從壓力改變立場，儘管在具體問題上不得不作出妥協。

《日瓦戈醫生》是誹謗革命和人民嗎？帕斯捷爾納克說，蘇聯的作家也有權寫《日瓦戈醫生》這樣的書。的確，小托爾斯泰有《苦難的歷程》，肖洛霍夫有《靜靜的頓河》，都是寫革命年代卻有自己的人物、主題和視角。《日瓦戈醫生》反思了革命中的矛盾、痛苦、失誤和教訓，提出了當時認識不到且至今也仍難有定論的重大問題，為什麼就成了誹謗而大逆不道呢？

《日瓦戈醫生》是宣泄個人主義情緒嗎？帕斯捷爾納克推崇根據事實獨立思考，不受誘惑，不隨大流，特立獨行。這是堅守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與自我中心、損人利己的個人主義風馬牛不相及。所以他偏愛日瓦戈這個形象，要通過醫生的看似凡人常事的遭遇，詬病鉗制思想、製造平庸、浪費生命的社會現實。詩人這一高遠的立意，與當局的思想專制針鋒相對，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歪曲和攻擊，如所謂的個人主義之類。

其實，《日瓦戈醫生》是好是壞，是醜化了現實還是揭示了本質，最有說服力的是生活，是歷史。遠的且不說，從一九五五年小說脫稿到一九六六年詩人妻子去世，十年間帕斯捷爾納克的生前事和身後事，可說是活脫模樣的日瓦戈第二。讀者仔細看看帕斯捷爾納克的傳記就會感到，日瓦戈的為人行事、嚮往追求，很像作者本人。而日瓦戈在世紀初三十年間（至一九二九年去世止）所遭受的壓力和打擊，比起最後十餘年間作者的境遇，只可說是小巫見大巫了。歷史無情，事實俱在，誰又能說今人講帕斯捷爾納克的遭遇是對蘇聯“解凍”時期的誹謗，今人為詩人鳴不平是個人主義情緒的宣泄？

問題的關鍵是，帕斯捷爾納克喜歡歷史哲學的思考，從久遠的歷史視角分析眼前的生活現實。這是他自由探索、獨立思考的大前提。他嚮往的生活，第一是人應該誠實，第二是社會應該公正。但現實是很多人並不誠實並不正直，社會也往往缺乏公正和公平。依他看，原因是太多庸俗小人，或說是漢語裡的卑鄙小人。彌留之際，老詩人對家人說“我滿意了”，表示沒有虛度此生。在這之前，又曾幾次感慨：“庸俗！”“世界性的庸俗！”

逝者的遺言，該是對《日瓦戈醫生》最好的注解。

我們以為，同對一切文學經典一樣，中國讀者對《日瓦戈醫生》也一定會產生研究、對話的興趣。願這個或許還差強人意的譯本，能給大家一些幫助。此書上卷譯者是顧亞鈴，下卷譯者是白春仁。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出版。此次出版前作了必要的校訂和修改。

白春仁

二〇一〇年八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