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不可避免的命運

拉拉躺在費利察塔·謝苗諾夫娜臥室的床上,處於半昏迷之中。斯文季茨基夫婦、德羅科夫醫生和女僕在她周圍低聲說話。

斯文季茨基家客人已散,房間裡都滅了燈。只有長廊式套間的中間的小客廳裡,還亮著壁燈,昏暗的燈光投向一前一後的套間。

科馬羅夫斯基在套間裡走來走去,惱怒地使勁踩著步子,不像在別人家做客,倒像在自己家裡。他時而探頭望望臥室,看有什麼動靜,時而踅回來往另一頭走去,經過綴著銀色珠串的聖誕樹來到餐廳。餐桌上滿滿登登的佳肴還沒動過。每當街上駛過馬車,或者桌上竄過一隻小耗子,綠色的高腳酒杯就叮叮作響。

科馬羅夫斯基此時怒不可遏。他心裡充滿煩惱和矛盾。這事多丟臉,多不像話,他簡直氣瘋了。如今他的處境岌岌可危。這件事會敗壞他的聲譽,他要不惜任何代價,及早防止流言的擴散,防患於未然;如果消息已經傳開,要在開始時就把它壓下去。此外,他再次感到這個無所顧忌的瘋姑娘確實令人傾倒。一眼就可以看出,她與眾不同。她身上有一種特有的氣質。看來他是無可挽回、傷透人心地毀了她的一生。她竭力想按照自己的意願改變命運,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為此她拼命奔突,不斷地向命運抗爭!

不論從哪方面考慮,他都應該幫她一把。是否給她租間房子呢?但絕不可再去碰她,相反應該回避她,遠遠地離開她,不要使她犯疑。要知道她可不是好惹的,弄不好還會幹出意想不到的事來!

可往後的麻煩事還多著呢!這件事不會就這麼了結的。法律沒有睡覺,現在還是夜裡,離出事還不到兩個鐘頭,可警察局的人已經來過兩次。科馬羅夫斯基在廚房裡和警察分局長解釋了半天,才把一切對付過去。

可事情越來越複雜。得要提供證據,說明拉拉是朝他打槍,而不是針對科爾納科夫。即使有了證據,事情也沒有完結。拉拉的責任可能減輕些,但她還要受到審訊,她還是有罪的。

毫無疑問,他科馬羅夫斯基將盡全力阻撓審訊,如果起訴成功,他將設法弄張精神病醫師的診斷,證明拉拉開槍時精神錯亂,失去控制,這樣訴訟才可以了結。

想到這兒,科馬羅夫斯基才開始平靜下來。一夜過去了。太陽光束從外面投射進來,從一個套間穿到另一個套間,朝桌子和長椅下面探視著,像竊賊或當鋪的估價人似的。

科馬羅夫斯基去臥室看了看,知道拉拉並沒有好轉,就離開斯文季茨基家去找一個熟悉的女律師魯芬娜·奧尼西莫夫娜·沃伊特沃伊特科夫斯卡婭。她是一個外國政治流亡者的妻子。她的寓所共有八間房,但她用不了這麼多,而且花銷太大,就租出去兩間。其中一間不久前又空了下來,科馬羅夫斯基便給拉拉租下來。幾小時後,拉拉被送到了這裡。她仍高燒不退,處於半昏迷狀態。她患了神經性熱病。

魯芬娜·奧尼西莫夫娜是個思想先進的婦女,反對偏見,同情和支持一切她所謂真正“進步和有前途的”事物。

在她的五屜柜裡,有一本由起草人簽名的《愛爾福特綱領》。掛在牆上的照片中,有一張是她丈夫,她的“善良的沃伊德”,在瑞士一次群眾遊園會上和普列漢諾夫一起照的。他倆都穿著柳斯特林短衫,頭戴巴拿馬草帽。

魯芬娜·奧尼西莫夫娜第一眼就不喜歡這個生病的女房客,認為她是裝病,用心險惡。拉拉昏迷時的囈語,魯芬娜認為全是假的。她信誓旦旦地說,拉拉是模仿獄中的甘淚卿[15]。

魯芬娜·奧尼西莫夫娜成天乒乒乓乓地用力摔門,大聲哼歌,在她那幾間屋裡旋風似的出出進進,整天敞著門窗換空氣,以此來表示對拉拉的鄙視。

她的寓所在阿爾巴特街一幢大樓的頂層。冬至以後,從窗子望出去是一片遼闊的藍天,像春汛期浩淼無際的河水。半個冬天,這寓所總是充溢著即將來臨的春的氣息、春的前奏。

習習南風從氣窗裡送來暖意。火車站汽笛嗚嗚地吼著。臥病在床的拉拉,百無聊賴地回憶著遙遠的往事。

她常常記起他們一家七八年前從烏拉爾到達莫斯科的那個晚上。那是難以忘懷的童年往事。

他們乘坐馬車從車站穿過昏暗的小巷,穿越莫斯科城到旅店去。街燈迎面照來,然後又落在他們身後,把拱背的馬車夫的影子投在牆上。他的影子越變越長,失去了比例,有時把路面和房頂都遮住了,直至忽地消失。然後一切又從頭開始。

幽暗的天空中,莫斯科數不清的教堂大鐘當當地敲著,地面上來來往往的馬車轆轆作響。就連五光十色的櫥窗和燈光,拉拉覺得好像也和大鐘、車輪一樣發出自己的聲音,震耳欲聾。

在旅館裡,他們桌上擺著個嚇人的大傢伙——碩大無比的西瓜。這是科馬羅夫斯基祝賀他們遷居莫斯科的禮物。拉拉覺得這西瓜是科馬羅夫斯基權勢和財富的象徵。科馬羅夫斯基舉刀劈開了這個深綠色的圓形怪物,露出涼絲絲的、甜汁四溢的瓜瓤,拉拉嚇得不敢出氣,但又不敢不吃。她勉強地咬著粉紅色香甜的瓜瓤;由於情緒緊張,瓜瓤都哽在喉嚨裡了。

正是這種面對高級美食和莫斯科夜市的膽怯,後來變成了對科馬羅夫斯基的膽怯,而這便是以後發生的一切的主要緣由。可是現在他簡直判若兩人。他無求於她,從不提到自己,甚至都不露面。他總是與她保持著距離,完全無私地幫助她。

然而,科洛格裡沃夫的來訪就截然不同了。拉拉見他到來喜不自勝,倒並不因為他身材魁梧,儀表堂堂,而是因為他身上充溢著活力和才華。這位客人炯炯的目光和智慧的微笑,占了半個房間,以致房裡顯得擁擠起來。

他坐在拉拉床前,搓著雙手。當他被召去彼得堡出席內閣會議,和那些官位顯赫的老人們說話時,好像在和預備學校的淘氣學生打交道似的。現在,在他面前的是臥病在床的拉拉,不久前他家裡的一個成員,幾乎就像自己女兒一樣。現在他和她就像家裡人那樣,隨便地互相看了幾眼,說上兩句話(他們之間的簡短又深情的交談,顯得十分融洽,這一點兩人心裡都清楚)。他不可能像對待大人那樣苛求拉拉,也不能無動於衷。他不知道該怎麼同她談話才不至使她難受。他像對孩子似的笑了笑說:

“親愛的,你這是何苦呢?誰要看你這出戲呀?”他不再多說了,端詳起天花板和壁紙上的濕斑來。接著不以為然地對她搖了搖頭,繼續說道:“在德國的杜塞爾多夫有一個國際展覽開幕了,展出的是繪畫、雕塑和園藝。我打算去看。你這裡有點潮濕。你還準備長期地這麼漂泊不定嗎?這裡可算不得什麼天堂,真的。這位沃伊特太太——我這只是對你悄悄說——相當壞。我知道這個人。換個地方住吧。別老躺著。躺了一陣子就夠了。該起來了。換間房子,撿起功課來,把學業完成了吧。我有個朋友是畫家。他要去突厥斯坦呆兩年。他的畫室用木板隔成了幾間房,說實在的,那倒像一套小公寓。聽說,他想連同家具一起托付給個可靠的人使用。你若想去,我給你去張羅。還有一件事,請允許我公事公辦。我早就想這麼做了,這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自從莉帕……她已經畢業了……為了感謝你對她的幫助,這兒有一筆不大的款子……不不,你不能拒絕……不,我求求你,別固執己見吧……不,我不能拿回去。”

臨走他不顧她反對、流淚、甚至幾乎要和他打架,逼著她收下了一張一萬盧布的銀行支票。

拉拉病愈後,就搬到科洛格裡沃夫極力推薦的住所,房子緊挨著斯摩棱斯克市場。這是一幢老式的兩層磚房,拉拉的房間在樓上。底層是個貨棧,住著馬車夫。院子裡鋪的是鵝卵石,常常撒下燕麥粒和乾草,一群鴿子咕咕叫著在院子裡逛來逛去。它們不時撲棱棱離開地面,低低地從拉拉窗下飛過。院子裡磚砌的排水溝裡,常有成群的耗子竄來竄去。

想到帕沙,拉拉心裡很難受。拉拉病重時,人們不放他進去見她。他會作何感想呢?拉拉要殺死一個人,這個人與她毫不相干,可後來這個幸免於難的人竟出來庇護她。這一切又都發生在聖誕節他們在燭光下的一席談話之後!如果沒有那個人的保護,拉拉得被捕判刑。他使她免遭已經臨頭的懲戒。靠了他的幫忙,拉拉才能繼續學習,平安無事。帕沙一定不勝苦惱,困惑難解。

拉拉好些後把帕沙找來,對他說:

“我是個壞女人。你不了解我,以後我會告訴你的。現在我說話感到困難,你看我不是哭得喘不過氣來嗎?好了,你忘了我吧,我配不上你。”

他們之間出現了一幕又一幕令人肝腸欲斷的場面。當時拉拉還住在阿爾巴特大街。女房東沃伊特太太看見淚痕滿面的帕沙,就趕緊從走廊跑回自己的房間,撲在沙發上笑得透不過氣來,嘴裡喊著:“哎喲!我受不了,真受不了!這真是……哈哈哈!好一個英雄!哈哈哈!真是個葉魯斯蘭·拉扎列維奇[16]!”

拉拉想讓帕沙離開她這個不光彩的戀人,把她徹底忘掉,結束一切痛苦。她嚴肅地對帕沙說,她堅決要與他一刀兩斷,因為她不愛他。但她說著,竟失聲痛哭,叫人無法相信。帕沙懷疑她犯有種種不可饒恕的罪過,對她的話一概不信。他想詛咒她,憎恨她,可實際上卻發狂似的愛她。他對她心裡的種種念頭,連她喝水用的杯子、睡覺的枕頭,都懷有妒意。再這樣下去,非發瘋不可。必須盡快斷然行動。他倆決定不等考試結束,馬上結婚。本來打算在復活節後第一周舉行婚禮,由於拉拉的要求,婚期就挪後了。

等到他們得知確能順利畢業後,便在聖靈降臨節的第二天,舉行了婚禮。一切都由柳德米拉·卡皮托諾夫娜·切普爾科操辦,她是拉拉畢業班的同學圖西婭·切普爾科的母親。柳德米拉·卡皮托諾夫娜是個很漂亮的女人,乳胸豐滿,聲音低沉渾厚,是個好歌手,同時還是個極會出點子的女人。除了一般的迷信說法和做法之外,她還常常愛添枝加葉,杜撰出不少新發明。

拉拉要去教堂舉行“金冕婚禮”了——這是卡皮托諾夫娜給拉拉穿嫁衣時,學著吉卜賽女低音歌手潘寧娜哼唱著說的。這天天氣酷熱。教堂金色圓頂和新鋪上細沙的送親之路,都閃著黃澄澄刺目的光芒。聖靈降臨節前夕砍下來的白樺樹枝,已經蒙上塵土,蔫蔫地掛在教堂圍牆上,葉子卷了起來,好像被火烤過。喘氣都感到困難,陽光照得眼睛直冒金星。這裡仿佛有成千對男女舉行婚禮,因為姑娘們都像新嫁娘一樣,梳著卷發,穿著淺色衣裙,年輕的小伙子們也因為過節,在頭髮和鬍子上抹了油,穿著緊身的黑色服裝。大家都很興奮,也都熱得難受。

拉拉踏上聖壇前的地毯時,另一個同學的母親拉戈金娜,在她腳下灑了一把碎銀幣,祝福她將來金玉滿堂,柳德米拉·卡皮托諾夫娜同樣為了拉拉日後能大富大貴,告訴她在接受婚冕畫十字時,要用頭紗或花邊掩著手指,不能光著指頭;她還告訴拉拉要把手裡的蠟燭舉得高高的,這樣她在家裡可以佔據上風。可拉拉寧願為帕沙犧牲自己的未來,她盡量把蠟燭拿得低些。但卻枉費心機,因為拉拉雖然使勁壓低蠟燭,帕沙比她拿得更低。

出了教堂,他們直接回到拉拉住的藝術家畫室,那裡已經由帕沙的家裡人佈置一新了。婚宴開始。客人們喊著:“苦呵,酒喝不下去!”另一邊的客人又一起大聲響應:“加點甜的!”於是兩位新人羞答答地含笑接吻。柳德米拉·卡皮托諾夫娜唱了婚禮喜歌《葡萄》,副歌“願上帝賜給你們愛情和祝福”唱了兩遍,還唱了一首《解下發辮,散開秀發!》。

賓客散去之後,只剩了他們兩人,周圍突然靜下來,帕沙不知如何是好。在拉拉窗子對面的院子裡,有一盞路燈,拉拉無論怎麼拉緊窗簾,中間總留著一條縫隙,像鋸開了的木板一般的細光帶,從中間透射過來。這道光令帕沙不安,似乎有人在暗中窺視。帕沙吃驚地發現,他這會兒盡想路燈了,至於他自己、拉拉以及自己對她的愛情,卻降到次要地位。

不久前還是大學生的帕沙(同學們戲稱他“斯捷潘妮達”和“美姑娘”),在這個漫長得永無止境的夜裡,達到了幸福的頂峰,同時又落到了絕望的深淵。他說出了自己的懷疑猜想,拉拉坦白相告。他問她,而每次聽到她的回答,心就往下沉一次,他猶如墜入了深坑。他那受到了創傷的想象力,怎麼也追不上拉拉一個又一個袒露的剖白。

他倆一直談到天亮。這一夜成了帕沙生活裡一個重大轉折關頭,這變化令人感到震驚和意外。翌日早上起來,他已判若兩人,當人們還用原來的名字稱呼他時,他不禁有些愕然。

十天以後,朋友們又在這間屋裡為他們餞行。帕沙和拉拉雙雙畢業,雙雙成績優異,雙雙被聘去烏拉爾的同一城市工作。明天早上他們就要出發了。

大家又在這裡喝酒、歌唱,十分熱鬧。但這一次清一色是年輕人,沒有上年紀的。

客人們聚在大畫室裡,隔板後面是幾間小起居室,放著拉拉一大一小兩隻柳條筐,一隻箱子和一木箱的碗碟家什。屋角還放著幾個行李袋。東西不少。有些行李準備第二天早晨作慢件托運。大部分東西已經收拾停當,但還沒完全裝好。小木箱和柳條筐還沒蓋上,有些富餘的地方仍可放東西。拉拉一會兒想起件什麼東西,就放到隔板後面的筐裡,再整理—番。

拉拉到學校辦公室領取了結婚證和其他證件,陪她一起回來的還有院子的看門人,他弄來一張準備明天包裝用的粗席和一把結實的粗繩。這時,帕沙已經在家裡招呼客人了。拉拉等看門人走後,也來應酬客人,逐個地握手問好,或者互相親吻,然後回到隔板後面去更衣。等她更衣出來,大家朝她鼓掌、歡呼,紛紛在桌旁就座,像幾天前的喜宴上那樣,歡聲笑語不絕於耳。善於應酬的人,已經給左右的賓客斟酒,許多隻手用叉子去取餐桌中間的麵包、冷盤和菜肴。他們高談闊論,喝下酒不斷咳著,爭先恐後地說俏皮話。有幾個人很快就有了醉意。

“我累得不行啦!”拉拉坐在丈夫旁說,“怎麼,你該辦的事都辦了?”

“嗯。”

“累雖累,可我還是覺得很高興,我很幸福。你呢?”

“我也一樣。我心情很好。不過,這可一言難盡。”

科馬羅夫斯基作為例外,也來參加了這次青年人的晚宴。晚宴快結束時,他本想說,這兩位年輕朋友走後,他將感到孤單寂寞,莫斯科對他來說將是撒哈拉大沙漠。可他激動得抽泣起來,話也說不下去,只得把中斷的話再說一遍。他要求帕沙和拉拉允許他和他們通信;如果太想他們的話,允許他去他們的新住處尤裡亞京探望。

“這完全不必了,”拉拉漫不經心地大聲回答說,“這些全是多此一舉,什麼通信啊,什麼撒哈拉大沙漠啊,如此等等。更用不著去看我們。我們不在,上帝保佑您會過得更好。我們並不是什麼無價之寶,帕沙,你說對嗎?也許您能找到別的年輕人來替代我們呢。”

猛然間,拉拉想起件事,急忙起身到隔板後的廚房去,根本忘了她和誰在說話,說了些什麼。在廚房裡,她卸開絞肉機,把一個個零件用稻草墊著塞到碗箱的角落裡,差點沒讓箱旁的木片扎了手。

拉拉裝著絞肉機,竟忘了家裡還有客人,腦子裡連他們的影子都沒了。突然隔板前傳來一陣喧鬧,這才想起了他們。她想醉酒的人總愛裝瘋賣傻,越是醉得厲害,就越顯得特別庸俗,越喜歡這樣裝模作樣。

這時,從敞開的窗子傳來院子裡一陣異常的響聲。拉拉撩開窗簾,探出頭去。

院子裡一匹上了絆繩的馬,正站立不穩,又蹦又跳。不知道這匹馬的主人是誰,看來是走錯了院子。天光已經大亮,但離日出還早。沉睡得就像死寂的城市籠罩在拂曉前一片淺紫的寒霧裡。拉拉閉上了眼睛。這匹馬與眾不同的奇特的蹄聲,把她帶到了一個美麗而又偏僻的鄉村。

這時寓所門鈴聲響了。拉拉注意地聽了聽。桌旁有人站起來去開門。來人原來是娜佳!拉拉飛奔出去歡迎她。娜佳剛下火車,光艷迷人,渾身似乎散發出一股杜普良卡莊園的鈴蘭香氣。這兩個女友站在那兒,一句話也說不出,只是大哭著緊緊擁抱,摟得對方都快喘不過氣來。

娜佳代表全家人,遠道來祝賀新婚並祝福她一路順風,同時帶來父母贈她的一件貴重禮物。她從手提包裡取出一個用紙包著的小首飾盒。拆開包紙,咔嚓一聲打開盒蓋,是一條璀璨奪目的項鏈。

人們驚嘆不止。一個酒醉方醒的客人說:

“這是粉紅色的紅鋯寶石呢。你怎麼不信呀?的的確確是粉紅色的。這種寶石不比鑽石差。”

可娜佳糾正他說,這是黃色寶石。

拉拉拉她坐到自己身邊,給她斟酒遞菜。她把項鏈擺在自己餐具旁,目不轉睛地望著。在盒裡淺紫色的軟墊上,項鏈盤成小圈,珠光閃爍,一會兒像滾在一起的露珠,一會兒又好比一串纖巧的葡萄。

有的人酒已經醒了,又陪著娜佳喝起來。過不一會兒娜佳就給灌醉了。

不久,這裡就成了沉睡的王國。大部分人準備明天去車站送帕沙和拉拉,便留在這裡過夜。客人中有一半橫七豎八地躺著鼾聲大作。拉拉不記得自己是怎麼和衣躺在熟睡的伊拉·拉戈金娜的身旁的。

忽然拉拉覺得有人在耳邊大聲說話,驚醒過來。這是從街上來院子裡找失馬的陌生人的聲音。拉拉睜眼一看,吃了一驚,心想:“這帕沙怎麼啦,總也不肯歇歇。傻大個兒似的站在房間裡,東摸摸、西摸摸。”這時候,那人朝她轉過頭來,原來根本不是帕沙,是個長相嚇人的麻子,臉上從太陽穴到下巴頦有一道長疤。這時她才明白過來,家裡來了竊賊,強盜。她想喊可喊不出聲來,突然她想起了那串項鏈,悄悄用胳膊肘撐起身子,斜眼朝餐桌望了一下。

項鏈放在麵包屑和吃剩的糖果堆裡。笨頭笨腦的賊人沒有發現,他只顧翻騰拉拉箱子裡的衣服,弄得一塌糊塗。拉拉仍有些醉意,睡得糊里糊塗,辨不清是怎麼回事,只覺得那人弄亂了她的行李好不氣惱!她一氣之下,又想喊叫,但還是張不開嘴,舌頭也不聽使喚。這時她就用膝蓋朝睡在旁邊的伊拉·拉戈金娜的胸口使勁一頂,痛得她哇哇大叫,拉拉跟著也喊出了聲。竊賊失手扔下提起的一包東西,三步並兩步奪門而出。男客們驚跳起來,有幾個人好半天才明白出了什麼事,趕緊追出去,可賊人早已逃之夭夭了。

這一場騷亂和客人們唧唧呱呱的議論,像起床號似的,把大家全吵醒了。拉拉最後一點醉意也給驅散。儘管客人們還想再打個盹,躺一會兒,拉拉說什麼也不答應,把睡著的客人全催起來,連忙張羅他們喝了杯咖啡,就打發回了家,約好明天開車前在車站再見。

客人一走,她就忙開了。拉拉一向幹活麻利,現在她弄完這件行李弄那件,把枕頭分別塞進行李包,抽緊帶子,只求帕沙和看門人的老婆別來插手幫倒忙。

一切都按時收拾妥當。帕沙和拉拉沒誤了火車。列車緩緩開動了,好像配合著人們揮帽送別的節拍。後來,人們不再揮手,遠遠地喊了三聲(大概是“烏拉”),火車加速向前奔去。

陰雨天氣已經持續了三天。這是開戰後的第二個秋天。第一年捷報頻傳,第二年開始節節敗退。集結在喀爾巴阡山裡的布魯西洛夫第八軍,本來準備越過山隘攻進匈牙利,但由於全線總退卻,只好不停地後撤。俄國軍隊放棄了戰爭初期佔領的加裡西亞。

日瓦戈醫生站在婦產醫院產科大樓的走廊上,旁邊就是產房。他剛把妻子冬尼婭送進醫院,安排到產房裡。從前人們都叫他尤拉,現在慢慢地越來越多的人叫他的名字和父稱了。他已和妻子道了別,現在正等助產女醫生來。他要和她說好,萬一有事如何通知他,他又如何了解冬尼婭的情況。

他工作很忙,急著要趕去自己的醫院。在這之前,還必須順路去兩個病人家出診。可這會兒他都在白白浪費寶貴的時間。他瞅著窗外斜斜的細密雨絲,陣陣秋風把雨絲吹斷或吹彎,就像暴風雨中被打得歪斜的麥穗。

天沒全黑下來,日瓦戈還可以看見醫院後院聖女街上幾幢私人住宅的玻璃陽台,還有醫院一幢樓房後門的電車支線。

雨淅淅瀝瀝、不緊不慢地下個不停,儘管雨水的悠然自得使風變得怒不可遏。陣陣狂風撕扯著纏繞在一個陽台上的野葡萄的新藤,好像要把它連根拔起,拋到空中抖動幾下,然後再鄙夷地拋到地上,猶如扔掉一件破衣爛衫。

一輛機動車拖著兩個掛車,經過陽台駛進醫院。從車廂裡抬出一個個傷員。

莫斯科的醫院已擁擠不堪,尤其在盧茨克戰役以後,連醫院走廊和樓梯平臺都擠滿了傷員。市裡各醫院普遍超員,連婦產科也開始受到影響。

日瓦戈轉過身子,背著窗戶,乏得直打哈欠,腦子裡空蕩蕩的。突然,他想起了件事:在他工作的聖十字醫院外科,最近死了個女病人。日瓦戈診斷她患了肝包生絳蟲病,別人都不同意他的診斷,今天要解剖。解剖能判定誰是誰非。不過他們醫院裡的解剖師是個酒鬼,天曉得他會怎麼幹。

很快夜幕四合,窗外已經什麼也看不見。仿佛有根魔杖一點,霎時所有的窗戶都亮起了燈光。

冬尼婭產房裡走出一位身材魁梧的醫生,來到走廊上。這位婦科主任醫師,不管人家問他什麼問題,總是翻眼望望天花板,聳聳肩了事。他的動作和表情像是在告訴你,無論科學如何進步,我的朋友,總有一些不解之謎,科學在它們面前也只好認輸。

他從日瓦戈身旁走過時,微笑地向他點了點頭,輕輕擺了幾下他的厚實的大手,意思是說,還得等等,別著急。然後就順著走廊去候診室抽煙了。

這時,剛才那位不愛說話的婦科醫生的助手,走了出來。她恰巧相反,極愛嘮叨。

“我要是您的話,就回家了。明天我往您醫院裡打電話。在這之前她不會生的。我看是順產,無需動什麼手術。可是,話又說回來,她骨盆有些窄,另外又是第二枕位;她並沒有陣痛,子宮收縮微弱,這些都是不利因素。不過,說這個也為時過早。最後全看臨產時腹肌收縮的情況,現在還不好說。”

第二天,日瓦戈打電話去問,接電話的是醫院的門房。他讓日瓦戈在電話上等著,他去問問情況。日瓦戈焦急地等了十來分鐘。回話來了,很不禮貌,也沒有什麼實在的消息:“他們讓我告訴你,你妻子來醫院太早,應該把她接回家去。”氣急敗壞的日瓦戈,要求換個了解情況的人來接電話。一個護士對他說:“目前的跡象還不明顯。請您不必著急,得耐心等上一兩天。”

第三天他得到消息,昨天夜裡冬尼婭開始分娩了,天亮時流了羊水,陣痛從早上開始一直不斷。

他又急匆匆趕到醫院,在走廊上他就聽見虛掩的門裡傳出冬尼婭撕心裂肺的喊聲,好像被火車壓斷手腳的人在慘叫。

他不能進去看她。他把彎起的手指關節都咬出了血。他走到窗前,外邊依然同前兩天一樣,斜風細雨,淅淅瀝瀝下個不停。產房出來一個護士,門裡傳出了新生嬰兒的哭聲。

“平安無事了,平安無事了。”日瓦戈高興得喃喃自語。

“是個兒子,小男孩兒。母子都平安。”護士說得悅耳動聽,“現在不能進去,過些時候會讓您看的。到時候您得好好給產婦花點錢呢,她可受夠了罪。頭一胎嘛,總少不了吃苦頭。”

“平安無事了,平安無事了。”日瓦戈喜不自勝,竟沒聽清護士說了些什麼,也不明白護士為什麼把他同剛才的事聯繫在一起,這和他有什麼相關呢?什麼父親呀,兒子呀——他輕而易舉地當上了父親,並不覺得這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對這個從天而降的兒子,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這一切都進不了他的意識。重要的只有冬尼婭。冬尼婭擺脫了死神的威脅,幸運地活了下來。

離醫院不遠的地方,有一個他的病人,他順路去看了一下,半小時後又回到醫院。走廊上門鬥和產房的兩扇門都虛掩著。日瓦戈悄悄溜進門去,幾乎沒意識到他是在做什麼。

穿著白褂子的那位高大的婦科主任醫師,突然出現在他面前,仿佛是從地底下鑽出來的,兩手一伸擋住了他:

“哪裡去?”他攔住了日瓦戈,氣呼呼地壓低聲音,免得被產婦聽見。“怎麼,您瘋了嗎?她有傷口,還在流血,怕感染,更不用說精神上受的刺激。真有你的,虧你還是個醫生呢。”

“我不是……我就看一眼。就站在這兒,從門縫裡瞅一瞅。”

“嗯,這就是另一回事了。可以吧。可得老實點!……你要留神,要是她發現了,我揍死你,打你個稀巴爛!”

產房裡背對門站著兩個穿白大褂的婦女,一個是助產士,一個是護士。護士手裡托著一個初生的嬌嫩的嬰兒,哇哇哭叫著,身子一伸一蜷,活像塊暗紅色的橡皮。助產士在扎結臍帶,使孩子脫離胎盤。冬尼婭躺在產房中間一張能升降的手術床上。床鋪很高。日瓦戈由於激動,看一切都帶些誇張。這張手術床好像有齊胸高的斜面寫字臺那麼高。

現在,冬尼婭躺在高出一般病床、接近天花板的手術臺上,在備受折磨之後,仿佛沉入了雲霧之鄉,渾身筋疲力盡,自己也輕飄如煙了。冬尼婭高臥在產房正中,像一艘剛靠岸卸完貨的船,現在停泊在海灣裡。這條船從縹緲的遠方,載著新的靈魂,橫渡死亡的海洋,來到了生命的大陸。它剛剛把一個靈魂送來大陸。如今船已拋錨,船艙裡空空蕩蕩,整艘船正在休息。船上經過風雨侵襲被吹折的纜索和船殼板也和船一起休息了。不久前航行過哪些地方,停靠在什麼碼頭,這一切它都忘了,腦子也休息了。

誰也不知道船上掛的國旗屬於怎樣一個國家,所以誰也不知道用什麼語言去和它交談。

日瓦戈回到自己的醫院裡,人們爭先恐後向他表示祝賀。他覺得好奇怪,他們怎麼那麼快就知道了!

他來到住院醫師室,這間屋子被大家稱作骯髒的小酒館和垃圾箱。由於醫院患者太多,過於擁擠,這裡成了臨時的衣帽間。人們穿著套鞋從外面進來,常把別處帶來的髒東西留下,地上滿是煙蒂和紙屑。

住院醫師室的窗前,站著那位皮肉鬆弛的解剖師,手裡舉著一個盛了渾濁液體的玻璃瓶,從眼鏡上面,正在仔細觀察。

“恭喜您。”他一邊說一邊繼續端詳那溶液,甚至沒看日瓦戈一眼。

“謝謝,非常感激。”

“不必謝。我和此事無關。是皮丘日金解剖的。大家都很震驚,是有包生絳蟲。都說您是個了不起的診斷醫師!都讚不絕口。”

這時,醫院的主任醫師走進來,同兩人打過招呼之後說:

“真見鬼。不像話,住院醫師室變成了過路的走道!日瓦戈,想不到真是包生絳蟲!我們全診斷錯了。祝賀您。還有件不太愉快的事。又在審查您的免役證。這次沒法幫您忙了。軍隊裡的醫護人員奇缺。看來您得去聞聞火藥味。”

帕沙·安季波夫和拉拉·安季波娃在尤裡亞京安頓下來,一切都出乎意外地理想。這裡對吉莎爾一家頗有好感。這給初來乍到的拉拉,減少了許多困難。

拉拉整天不停地操勞。全部家務和他們三歲的女兒卡堅卡都由她管。家裡那個棕發女僕瑪爾富特卡雖然盡心盡力地幹活,還是幫不了太多的忙。拉拉對帕沙的事,全都要過問。她自己也在一所女中教書。她工作不息,感到十分幸福。這正是她期望的生活。

尤裡亞京的一切她都喜歡。這本是她的故鄉之城。一條大河雷尼瓦橫貫尤裡亞京市,河的中下遊都可通航。烏拉爾地區的一條鐵路,也經過這座城市。

冬天來臨之前,尤裡亞京的船主們把船只從河裡抬上岸,用大車運進城裡,各家把船擺到自家院子裡露天過冬。院子裡白色的船底總是朝著天,直到來年開春。這也是冬天來臨的前奏,就像有的地方秋雁南飛或初降小雪一樣。

安季波夫夫婦所住的院子裡,也有一條船,白漆船底朝天晾著,卡堅卡經常鑽到船下玩耍,就像在花園圓頂亭子裡一樣。

拉拉很喜歡這偏遠省城的習俗風尚。知識分子說起話來,都像北方人似的“噢”音很重,喜歡穿氈靴和灰色法蘭絨短上衣,對人真摯坦白。她情不自禁地愛上了這裡的土地和純樸的人們。

令人不解的是,帕沙雖是鐵路工人的兒子,卻染上了許多莫斯科城裡人的痼習。他對尤裡亞京的人比妻子要苛刻得多,很不喜歡他們的粗野和無知。

拉拉如今才發現,原來帕沙有一種驚人的才能,在博覽群書時能吸收和積累大量知識。以前有拉拉的幫助,他讀了不少書,搬到這僻靜小城的幾年間,他的知識更突飛猛進,連拉拉都相形見絀了。他知識淵博,比學校的同事們高出一頭,所以常常抱怨說,和他們在一起枯燥無聊。在戰時情況下,他們那種有些盲從的愛國主義——一種時興的、官方提倡的愛國主義,同帕沙的比較複雜的愛國主義感情,不是一回事。

帕沙是從大學古典語文系畢業的,現在中學教拉丁語和古代史。但是這位過去的實科中學學生,突然對數學、物理和其他精密科學產生了興趣,仿佛這一愛好過去一直沉睡著,現在突然蘇醒了。他把大學裡的這些課程全部自修完畢。他希望一有機會就到區裡去通過考試,改行從事數學專業的工作,並帶著家眷一起搬到彼得堡去。深夜苦讀損害了帕沙的健康。他開始失眠了。

他和妻子的關係很好,但卻非常複雜。她的善良體貼給他造成了壓力。他從不敢對她稍有微詞,唯恐自己毫無用心的話引起她的懷疑,以為他內心對她不滿,比如說不滿她出身貴族,而他卻是個平民,或者責備她出嫁之前曾失身於人。他總是小心翼翼,唯恐自己無心的話被看作是對她不公正的責難。這使他倆的生活多了一層不自然的氣氛。他倆都想表現得比對方更寬容更高尚,結果關係反而愈來愈複雜。

一天,他們家裡來了客人。有幾個是帕沙學校的同事,有一位是拉拉所在學校的校長,還有一位是仲裁法庭的仲裁員(當時帕沙是調停人),還有些其他人。帕沙認為他們全是十足的蠢材。他十分驚訝拉拉怎麼對他們如此親善,他根本不相信拉拉對誰真有好感。

客人走後,拉拉把窗子開了很久換空氣,打掃房間,和瑪爾富特卡在廚房裡洗杯盞。然後又去看卡堅卡的被子是否蓋好,帕沙是否已經睡著。然後才很快脫衣熄燈,上床在丈夫身旁躺下,自然得就像一個孩子睡到母親身旁。

其實,帕沙只是裝樣子,他並沒有睡著。最近他又犯失眠症。他知道還得這樣躺上三四個小時才能入睡。為了能快些入睡,另外屋裡的煙味難聞,他躡手躡腳爬起來,戴上帽子,在睡衣外面披上皮襖,走出了門外。

這天夜裡晴朗寒冷。帕沙踩得腳下冰層咔嚓咔嚓地裂開來。幽光閃閃的星空,仿佛是酒精火焰,在凍硬的坑洼的黑土地上,灑下搖曳的藍色光芒。

帕沙和拉拉住的地方和碼頭遙遙相對,是城市另一頭街尾上最後一幢房子。過了他們的家,就是田野了。有條鐵路通過這裡,鐵道旁矗立著一個守衛崗亭,橫越鐵軌是一個道口。

帕沙坐在翻倒的船底上,望著星空。這幾年經常縈繞在他腦海裡的念頭,如今特別令他心神不寧。他覺得,這些念頭遲早該有個結果,不如今晚就想出個眉目來。

他尋思: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目前的情況本來是早可以預料到的,但他明白得太晚了。她為什麼允許他很小的時候就忘情地迷戀她,後來又隨心所欲地塑造他?結婚前的那年冬天,她堅決要求分手,他當時為什麼沒及早明白過來?難道他不明白,她愛的不是他,而是對他的一種神聖使命,是體現在他身上她的一種功勛。可這種神聖高尚的使命,同真正的家庭生活哪有什麼共同之處呢?最要命的是,他至今還像以前一樣熱戀著她。她美得叫人神不守舍。也許這並不是愛情,而只是對她的美貌和慷慨的誠惶誠恐的感激之情。唉,這些又怎麼分得清呀!神仙來了也無能為力!

既然如此,該怎麼辦呢?要讓拉拉和卡堅卡擺脫這種虛假的處境,這比解脫自己更重要。“可怎麼做到呢?離婚嗎?投河嗎?虧你想得出來!”他生氣了。“我決不會這樣做,既然不準備這樣幹,為什麼又想到這些廉價的把戲呢!”

他仰望星空,仿佛想聽到星星的忠告。大大小小、疏密相間的星鬥不斷閃爍,有的藍光瑩瑩,有的變幻不定。突然一道飛速而來的強光劃破了黑夜,星光黯然失色,樓院、船只和坐在船底上的帕沙被照得通明,光束像一個人揮動著火把,從田野奔向院門。這是一列軍用火車,它噴著一團團濃煙和紅火,經過道口向西駛去。從去年開始,這裡晝夜不停地駛過了無數軍車。

帕沙微微一笑,從船板上站起來,回屋去睡覺。最理想的答案找到了!

聽了帕沙的決定,拉拉一下愣住了,開始還以為是自己聽錯了。“虧他想得出來。又在犯什麼怪毛病了,”她暗自思忖,“不理他,他自己也會忘記的。”

但事實上帕沙為此已經準備了兩周。他向征兵處遞交了證件,學校已經找了代課教員,鄂木斯克的軍事學校發來了錄取通知書。他出發的日期迫近了。

拉拉號啕痛哭,就像個沒知識的婦人一般,抓著帕沙的手,跪在他腳下。“帕沙,親愛的帕沙,”她哭喊著,“你把我和卡堅卡扔給誰啊?你不能這樣,不能啊!現在還不晚。我能把一切都辦妥的。再說你還沒體格檢查。你的心臟不好。你難道不羞恥嗎?一時發瘋,連犧牲家庭都在所不惜,你不覺得有愧嗎?當志願兵!你一直嘲笑羅佳,說他是庸俗小人,現在你自己也步了他的後塵!你自己也想炫耀軍刀,過過軍官癮!帕沙,你怎麼啦,我簡直不認得你了!你變了,難道你瘋了?求求你,老實告訴我,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人云亦云,俄羅斯需要你這樣做嗎?”

突然,她明白過來,問題不在這裡。雖然她沒有完全想清楚,但主要的問題她是抓住了。她猜到帕沙誤解了她對他的態度。她對他的感情中始終摻著一種母性的愛,而他卻不珍惜這種母性的愛,他也不理解,這種愛比女人一般的愛情更加深厚。

她咬著嘴唇,冷得整個心都瑟縮起來,仿佛挨了打似的。她不再說什麼,默默吞下眼淚,替丈夫收拾行裝。

他離開她們走了。她覺得整座城市變得沉寂了,甚至天空的烏鴉也稀少了。“太太,太太。”瑪爾富特卡叫她,她聽不見。“媽媽,我的好媽媽。”卡堅卡拽著她的衣袖咿咿呀呀地叫著她。這是她受到的最致命的打擊。她最美好的、最光明的希望破滅了。

從丈夫自西伯利亞寄來的信中,拉拉知道了他的一切情況。他很快就清醒過來,非常思念妻子和女兒。幾個月以後,帕沙提前畢業,成了一名準尉軍官,不久又突然被派往作戰部隊。軍令緊急,他匆促上路,途經的地方都離尤裡亞京很遠,在莫斯科也沒有閒暇和親友見面。

他從前線開始來信了。這比起鄂木斯克軍校的來信要有生氣,不再那麼滿腹憂思了。帕沙想立一次功。為了嘉獎他的軍功,也許可能給他休假和家人團聚,或者受一些輕傷也好。立功的機會很快就來了。在後來稱之為“布魯西洛夫突破”的有名戰役之後不久,部隊轉入了進攻。帕沙的家信從此中斷了。開始拉拉還很坦然,以為帕沙所以不寫信,是因為軍隊不斷推進,不可能在行軍途中寫信。

秋天,軍隊不再向前推進,開始構築工事。帕沙仍然音訊全無。拉拉開始驚惶不安,去打聽消息。最先只在尤裡亞京打聽,後來又寫信去莫斯科和帕沙的軍郵信箱詢問,結果一無所獲,哪裡也沒有回信。

當時縣城裡,許多熱心慈善的太太都自願為軍隊盡義務,拉拉也和她們一樣,從戰爭一開始就在尤裡亞京縣醫院擴建的軍醫院,盡自己一份菲薄的力量。

現在,她正規地學了點基礎醫學知識,並且在醫院裡通過了護士資格的考試。

作為一名護士,她向學校請了半年假,把尤裡亞京的家托付給瑪爾富特卡照看,帶著卡堅卡去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她把女兒寄在莉帕家。莉帕的丈夫弗裡津丹克是德籍僑民,和其他國內的被俘人員一起拘留在烏法。

拉拉終於明白了,只是在外圍尋找帕沙是無濟於事的。於是她決心去不久前他曾作過戰的地方。為找帕沙,她到一列救護車上當護士,列車途經利斯基市開往匈牙利邊境的梅索拉鮑爾奇。這個城市是帕沙在最後一封信裡告訴她的地址。

一列從莫斯科發車的貨車,滿載著塔季揚娜傷員救濟協會的物資,抵達前線師部指揮所。這列長龍列車由外觀不雅的多節短身取暖貨車連接起來。其中有一節客車車廂,坐的是莫斯科社會活動家,來前線向官兵贈送慰勞品。裡面一個人叫米沙·戈爾東。他聽說師部的軍醫院中有一位他童年的朋友日瓦戈,醫院就在附近的村子裡。

戈爾東去師部索取了一張前沿地區通行證,帶上證件,搭上一輛順路的馬車就去看望老朋友了。

趕車的是白俄羅斯人,也許是個立陶宛人,俄語說得很蹩腳。出於間諜恐懼症,他談的都是官樣文章,千篇一律,不說也猜得出來。他那種裝出來的政治上的忠誠,使談話枯燥乏味。所以一路上坐車和趕車的幾乎都默默坐著不說話。

師部的人告訴他說,那村子就在附近,離這兒不過二十俄裡或二十五俄裡光景。實際上到那兒得走上八十多俄裡路。因為在師部裡調動軍隊計算距離時,習慣以一百俄裡為單位計算。

一路上,在馬車左側遠處的地平線上,敵人大炮不停發出沉悶的轟響,令人心驚。戈爾東從來沒有親身經歷過地震。但他的判斷是對的:遠處敵炮陰沉的隱約可聞的隆隆聲,確實極像火山爆發時的地動和轟響。天色剛暗下來,左方天際就亮起一片顫悠悠的紅光,一直到天亮才熄滅。

馬車拉著戈爾東經過一座座破敗不堪的村落。有的村子裡,老百姓已經跑散;有的村子老百姓躲進了很深的地窖。村中滿地是瓦礫,一堆挨著一堆,排得就像原來的房子一樣。這種遭過兵禍的村子,可以一覽無遺,就像沒有植被的空曠荒漠。廢墟上有幾個劫後餘生的老婦人在翻找什麼,在自家的瓦礫堆、灰炭堆裡挖東西,挖得一點趕緊藏好,仿佛仍在自己屋裡,外人看不到她們。她們眼看著戈爾東的馬車駛近,又目送它遠去,似乎在詢問:世上的人們是否能很快醒悟過來,生活還能不能恢復平靜安寧。

夜裡,戈爾東遇上了騎兵偵察隊。他們命令馬車從土路上退回去,繞道從村裡走。馬車夫不認識鄉間小路,繞來繞去白白浪費了兩個鐘頭。天快亮時,戈爾東和馬車夫才到達目的地。可是村裡誰也不知道有個軍醫院。原來這裡有兩個同名村子,這裡只是其中的一個。早上他們才到達軍醫院所在的村子。戈爾東一進村口就聞到了甘菊浸劑和碘仿的氣味。他原來並不準備在日瓦戈那裡過夜,到他那裡呆上一天,晚上便回留在車站的同志們那裡去。然而出乎意料,他竟在那裡呆了一個多星期。

就在這幾天,前線有了動靜,突然發生了變化。戈爾東所在地區的南面,一個兵團在下屬部隊勝利之後,突破了敵軍牢固的防線。為了擴大戰果,一部分先頭部隊,插入敵軍縱深陣地,援軍在後面接應,以便進一步擴大突破口。然而援軍趕不上先頭部隊,漸漸拉開了距離。先頭部隊陷入敵軍包圍,全部被俘。由於半連人投降,準尉帕沙也被迫當了俘虜。

關於帕沙有許多傳聞。有人說,炮彈爆炸時把他掀翻在彈坑裡犧牲了。這消息是他同團的少尉加利烏林傳出來的,好像是他在觀察哨位上從望遠鏡裡看到的,當時帕沙正帶著一隊士兵向敵軍沖鋒。

加利烏林所看到的,只是一般情況下沖鋒的情景。沖鋒部隊要迅速,幾乎是跑著通過兩軍陣地間的曠野,那裡遍布著在秋風中搖曳的乾枯蒿草和直棱棱的刺薊草。沖鋒的士兵需要無畏地逼近敵人,把躲在對面戰壕裡的奧地利士兵引出來拼刺刀,或者向戰壕投擲手榴彈,把敵軍消滅在裡面。這片曠野,仿佛也在向前奔跑,沒有盡頭。士兵腳下的泥土,就像搖晃不定的沼澤地。準尉開始時沖在他們前面,後來混在他們中間向前跑,舉起手槍在頭上揮舞著,張大了嘴拼命喊:“烏拉,沖啊!”可周圍的士兵和他自己都聽不見喊聲。他們每隔適當的距離就在地上臥倒,然後一起爬起來,又喊叫著繼續朝前沖。每次臥倒,總有幾個人被槍彈擊中,倒下時的姿態不同於其他人,仿佛是鋸斷的樹木直挺挺撲倒在地,再也爬不起來。

“炮火射程太遠。電話通知炮兵連,”神情緊張的加利烏林向身旁的炮兵軍官說道,“不。等一等,他們把炮火轉向縱深,做得對。”

這時,沖鋒的士兵們已經接近敵軍。炮火停了。在突然降臨的寂靜中,站在觀察哨崗的軍官們緊張得心撲騰撲騰直跳。仿佛他們正處於帕沙的地位上,帶著士兵衝到了奧軍壕溝的前沿,馬上就該出現大智大勇的奇跡了!正在這一瞬間裡,前面一顆接一顆爆炸了兩顆德國十六英寸炮彈。升起幾股黑色的煙柱,前面的一切都被遮住了。“啊,真主啊!完了!全完了!”加利烏林嘴唇血色全無,認為準尉和他的士兵都陣亡了。第三顆炮彈就落在觀察哨崗旁邊。他們貓著腰,趕緊撤到後邊。

加利烏林和帕沙住在同一個掩蔽部中。當後來團裡其他人都認為帕沙已經犧牲,不會再回來時,就讓最了解帕沙的加利烏林來保管他的遺物,以便將來交給他的寡妻,遺物中有不少他妻子的照片。

機械師加利烏林是後備軍士官生,不久前才提升為準尉。他就是季韋爾辛家看門人吉馬澤金的兒子小奧西普。很早以前當過鉗工學徒,常常挨師傅胡多列耶夫的毒打。可是他現在得到晉升,倒還得感激那個兇神呢。

加利烏林任準尉軍官以後,不知為什麼把他派到後方偏遠的衛戍部隊服役,那裡氣候溫暖,又平靜無事。他指揮一支由半殘軍人組成的部隊。由幾個和士兵一樣衰弱的老兵擔任教官,每天清晨進行操練,教官自己也不記得怎麼做了。此外,他還負責檢查軍需庫的守衛。這些工作很輕鬆,對他沒有更高的要求。一天,從莫斯科調來一批老民兵來補充他手下不足的兵員。突然他發現新到的人中,有他再熟識不過的彼得·胡多列耶夫。

“啊,我們是老相識啊!”加利烏林陰沉地笑著。“是,長官。”胡多列耶夫答道,趕緊立正敬禮。

他們之間的恩怨不能就這樣了結。操練中胡多列耶夫稍有差錯,準尉馬上呵斥這個下等兵。而當準尉覺得他不正眼看他,眼神躲躲閃閃轉向一旁時,就狠狠抽他耳光,罰他蹲兩天禁閉,只給麵包和水充饑。

現在加利烏林的一舉一動,都帶了報復的味道。可是,加利烏林覺得,利用等級服從來算舊賬,是穩操勝券但並不高尚的行為。怎麼辦呢?他們兩人不可能再呆在一起。但一個軍官想把士兵從所在部隊調走,除了把他送感化營以外,還能有什麼借口,還能往哪裡送呢。於是他借口在衛戍部隊裡枯燥乏味,無所作為,申請調往前線。部隊上覺得加利烏林表現不錯,再加上最近他在一件事上表現得也很出色,人們一致認為他是個優秀的軍官,很快由準尉晉升為少尉。

還在季韋爾辛他們鬧罷工的時候,加利烏林就認識了帕沙。當時帕沙在季韋爾辛家裡住了半年,加利烏林(也就是小奧西普),常去他那裡,過節常在一起玩。他還見過拉拉一兩回。後來再沒有聽到他們的消息。當帕沙從尤裡亞京來到他們團後,加利烏林為老朋友發生的變化感到吃驚。原來那個羞答答笑瞇瞇像個姑娘似的乾乾淨淨的小淘氣,如今變成了一個神經質的、博學的、倨傲而抑鬱的人。他聰慧,有過人的膽略,沉默又好譏諷別人。有時加利烏林審視帕沙,簡直覺得在帕沙深沉的目光中,如同在兩個窗口裡,看到了另一個人,看到了他內心深處的思想,看到了他對女兒的思念,看到了他妻子的面龐。帕沙仿佛是神話裡中了魔法的人。可現在他不在人世了。留在加利烏林手上的,是帕沙的證件和照片,還有就是帕沙謎一般的變化。

拉拉或遲或早會查問到加利烏林這裡來的。他準備要答覆她。但戎馬倥傯,坐下來認真寫封信都不可能。他還想在告訴她悲痛消息之前,讓她思想上有所準備。所以,那封詳盡的長信,他一拖再拖,無法動筆。後來他聽說,拉拉自己也上前線當了護士。這樣他又不知該往哪裡寄信了。

“怎麼樣?今天有馬嗎?”每當日瓦戈醫生回到加裡西亞的農舍時,戈爾東總要問他。

“哪裡有馬呀?你能上哪裡去呢,前後受阻,寸步難行。周圍混亂到了極點。誰都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在南方,我們包抄或是突破了德軍的許多據點。可又傳說,我們有幾股分散的小分隊被敵人包圍了。在北方,德軍渡過了斯瓦泰河,據說這是當地無法強渡的一條河流。渡河的是騎兵,有一個團的兵力。他們破壞鐵路線,炸毀了軍需庫。據我看他們正在包圍我們。你看,這就是戰局。你還說要什麼馬。卡爾賓科,快點開飯吧,動作快一點。今天我們有什麼吃的?啊,有牛蹄,太好啦!”

衛生營和野戰醫院,以及它們下屬的單位,分散在村子各處。這個村子竟奇跡般地保存了下來,房屋居然沒有一幢遭到破壞,牆上西式的狹長窗子還明凈光亮。

那是晴明的初秋,最後幾個暖和的好天氣。白天,醫生和軍官開了窗子打蒼蠅,它們一群群黑乎乎爬在窗臺上,爬在低矮的天花板上的糊牆紙上。他們敞著軍上衣和襯衫,喝熱湯和熱茶,大汗淋漓。晚上,他們蹲在打開的爐門前,朝濕柴下的炭火使勁吹氣,眼睛被煙熏得淚汪汪的,嘴裡罵罵咧咧,呵斥勤務兵連生個爐子都不會。

夜裡十分寂靜。戈爾東和日瓦戈面對面躺在東西兩邊靠牆的寬鋪上。中間隔著一張吃飯的桌子,沿牆是一扇狹長的窗子。房間裡爐子燒得很旺,滿屋彌漫著煙草味。他們把兩邊的小氣窗打開,放進了秋夜的新鮮空氣,玻璃窗上淌下了水珠。

今天,他們倆又像這些天的日日夜夜那樣談著話。遠處前沿的天空,也像平時那樣一片紅光。噠噠的槍聲一刻不停,均衡地響著。有時稍遠些突然響起一兩聲沉悶的轟隆的炮聲,震得大地微微發顫,仿佛擦著地板上的漆皮,拖過一個沉重的四角包著鐵皮的大箱子。這時日瓦戈總是停下話來,注意聽這轟響,過了一會兒才說:“這是德國十六英寸口徑的貝爾塔大炮,這傢伙有六十普特重。”接下去想繼續剛才的話題,卻又忘了談的是什麼了。

“村子裡老有股什麼怪味?”戈爾東問道,“我第一天就聞到了。一種甜膩膩叫人惡心的氣味,活像耗子的氣味。”

“噢,我知道你說的是什麼。這是大麻。這裡種了許多大麻。大麻本身總有一種叫人頭暈的爛果子那樣的討厭氣味。再說,這是戰區,大麻地裡有未被發現的腐爛屍體。這裡經常能聞到腐屍氣味,不足為怪。聽,又是貝爾塔。”

這些天來,他們兩人無所不談。戈爾東了解了日瓦戈對戰爭和時代精神的看法。日瓦戈講到他無法接受人們互相殘殺的血腥邏輯,講到他如何不忍心看到傷員的慘狀,特別是某些新式武器殺傷的可怖模樣,不忍目睹傷殘者死裡逃生後的毀容模樣,他們實際上已變成一個個醜陋可怖的肉塊。

每天戈爾東都陪同日瓦戈外出,在醫生指引下,所到之處目睹了種種情況。他看到人們如何英勇頑強,如何以超人的毅力戰勝死亡的威脅,如何臨危不懼,為國捐軀。這時,他不由得因為自己無所事事的遊蕩而感到內心不安。但是於事無補的徒然唉聲嘆氣,在他看來道義上也並不高尚多少。他認為,應該根據每人在生活中所處的地位,誠實和自然地工作。

一次,他去西線一個流動的紅十字分隊。醫療小分隊在前沿陣地上的急救站搶救傷員。他親自體驗到,傷員的可怖的模樣,真能讓人昏厥。

他們驅車來到一座大森林旁邊,樹木有半數已毀於炮火。滿地斷枝殘葉、一片狼藉的叢林裡,橫七豎八地扔著打壞的炮車和運輸車。樹幹上拴著一匹乘騎。林子深處,隱約可見的森林管理所的木屋,房頂已被掀掉一半。急救站就設在管理所的辦公室裡。另外在大路對面的林子裡,還搭了兩個灰色的大帳篷。

“我不該帶你來,”日瓦戈說,“戰壕近在咫尺,離這兒只有一裡半到兩裡,我們的炮兵就在那邊林子裡。你聽聽那炮聲。不要充英雄好漢,我不會相信的。你現在已經嚇得沒魂了,這並不奇怪。情況瞬息萬變。炮彈很可能落到這兒來。”

林中小路旁邊,一些年輕士兵疲憊不堪地叉開穿著沉重皮靴的雙腿,或是趴在地上,或是仰面躺著,渾身污垢,前胸和後背都是汗漬。他們是傷亡嚴重的一個班幸存的士兵,剛從持續四晝夜激戰的前線撤下來,到後方作短暫的休整。士兵們像石頭似的躺在地上,連笑一笑、罵幾句的氣力都沒有。林中小路上,有幾輛雙輪馬車拉著傷員疾駛而過,士兵中竟沒有一個人回頭看一眼。這原是運槍支彈藥的敞篷車,沒有裝彈簧,顛得十分厲害。可憐的傷員連骨頭都快震斷,五臟都要顛出來了。送到救護站後,只能緊急處理一下,匆匆忙忙包扎好傷口;對危急傷員,簡單動一下手術。所有這些傷員,都是半小時前利用戰火的間歇,從戰壕前的戰場上運下來的。數目多得令人咋舌,有一半已昏迷過去。

這幾輛馬車在管理所門口停下,衛生員抬著擔架從門廊上下來接傷員。帳篷裡一個女護士用手撩起幕布,探頭朝外面看。現在她已經下班,沒有她的事。帳篷後面的村子裡有兩個人在大聲吵架。樹木高大、空氣清新的林子裡,回響著他們的吵鬧聲,但聽不清吵的是什麼。傷員到後,吵嘴的兩個人走到路上朝管理所去了。一個怒氣沖沖的年輕軍官大聲責問流動醫療隊的醫生,要他說出樹林裡原來那支炮兵隊伍轉移到哪裡去了。醫生什麼也不知道,這事與他不相干。他求軍官別纏住他嚷嚷,因為傷員到了,他有事。可軍官仍然罵個不停,把紅十字會、炮兵機關和所有的人都罵了個遍。日瓦戈走到這位醫生跟前,兩人互相問了聲好,就一起去森林管理所了。那位稍帶韃靼口音的軍官,還大聲罵著,一邊從樹上解下馬,翻身上馬,沿著小路進了林子。女護士一直在那裡望著。

突然她嚇得面如土色。

“你們幹什麼?你們瘋了!”她對兩個輕傷員大喊起來。他們自己抬著一付擔架朝救護站走去。護士從帳篷裡出來,朝他們飛奔過去。

擔架上躺著一個面容毀得可怖的傷兵。炮彈的底殼擊碎了他的臉部,他的舌頭和牙齒變成模糊不清的一團血漿,但人還活著,彈片打掉臉頰,深深嵌在牙床裡。這位面容慘不忍睹的士兵,用非人的微弱聲音,時斷時續地呻吟著,任何人聽到這聲音也會明白,這是哀求人們快些結束他的生命,不要讓他徒然受這痛苦無窮無盡的折磨。

護士覺得抬擔架的輕傷員為他的呻吟所動,準備自己用手把嚇人的彈片拔出來。

“你們要幹什麼,難道能這樣嗎?這得由醫生用專門的傢伙來動手術。要是需要的話,醫生會做的。”

戈爾東在心裡說:“上帝啊,上帝啊,你就把他收容了吧,如果你確實存在的話!”

過了不到一分鐘,當人們把這失去人樣的傷員抬上門廊時,他大喊了一聲,全身一陣痙攣,就氣絕而死。

死者是預備役列兵吉馬澤金。而那個在林子裡大喊大叫的軍官,是他的兒子,少尉加利烏林,護士是拉拉。戈爾東和日瓦戈是當時的目擊者。他們全都在此邂逅,聚於一處。可是有的彼此沒有認出來,有的彼此從不相識。有的人以後一直不知道今天的相逢,有的人要到後來再次相遇時才明白。

十一

這一帶村莊奇跡般地保存下來。它們仿佛是殘垣斷壁的海洋中一個無法解釋的完好無損的島嶼。傍晚,戈爾東和日瓦戈乘馬車回村。太陽西斜,他們途經一個村子,一個年輕的哥薩克,在圍觀人群的哄笑聲中,把一枚銅幣拋上天去,讓一個身穿長上衣的白發猶太老人去接。老人每次都接不住。那銅幣從他可憐巴巴伸開的手指縫裡落到泥地上。老人彎下腰去拾那銅幣,哥薩克趁勢打他的屁股。圍觀的人們捧腹大笑,前仰後合。如果僅此而已,也還算不得太過分,但誰敢擔保不越演越烈呢。從對面的農舍裡,幾次跑出猶太人的老伴,她喊叫著向老頭伸出雙手,但每次又膽怯地躲了回去。農舍的窗子裡有兩個小姑娘,看著自己的爺爺哭個不停。

趕馬車的騎兵覺得十分可笑,勒馬放慢步子,想讓車上的長官開開心。日瓦戈把那個哥薩克叫到跟前,罵了他幾句,叫他別玩這種捉弄人的把戲。“是,長官,”哥薩克答應得很乾脆。“我們也沒什麼,不過就是開開心。”

後來一路上,戈爾東和日瓦戈一直沒有說話。

“這簡直令人髮指,”快到他們住的村子時,日瓦戈才開口說。“你簡直難以想象,猶太人在這次戰爭中受了多大的罪。戰爭恰好是在俄國西部、猶太人居住區進行的。他們除了承擔戰亂之苦、苛捐雜稅和經濟破產之外,還要受人任意凌辱、嘲弄,罵他們不愛國。請問他們哪裡會有愛國心呢,在敵國他們倒享有一切的權利,在我們這裡卻只是受迫害。對猶太人的仇恨本身,從根本上看就是自相矛盾的。他們惹人反感的東西,恰恰是應該獲得人們同情和好感的東西,這就是他們的貧困和居住擁擠,軟弱和無力自衛。事情令人費解,這裡好像有些命裡注定的味道。”

戈爾東對他這番話沒有作出反應。

十二

夜裡,他倆又躺在長條窗兩旁的木板床上聊天。

日瓦戈對戈爾東說,他在前線曾經見到沙皇,並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一番。

那是他抵達前線後的第一個春天。他臨時被調到駐防在喀爾巴阡山盆地的司令部。這支部隊把持了從匈牙利谷地進入盆地的入口。在這塊盆地中央,是一個火車站。日瓦戈向戈爾東描繪了那地方的景色:山上長著參天大樹,樅樹和松樹上面浮著團團白雲,透過林木露出光禿禿的灰板巖和石墨巖的峭壁,就像厚厚毛皮上的一塊塊禿斑。那是四月一個陰霾的早晨;四周就像巖石一樣灰暗潮濕。由於深谷四面高山環抱,谷底無風,悶熱又潮濕,山谷上空籠罩著一股熱氣流。車站上火車頭的煙霧、草地上蒸發出來的灰色熱氣,灰蒙蒙的群山,暗綠的樹林和層層烏雲——一切都如蒸騰的煙波。

當時沙皇正在加裡西亞地區巡視。突然來了通知說,沙皇陛下要到駐扎此地的部隊視察,他正好是這支部隊的名譽司令。

沙皇隨時可能到達。儀仗隊已在車站列隊準備迎接。人們苦苦等了一兩個鐘頭。然後沙皇隨員乘坐的兩輛列車,一輛接著一輛飛駛而過。稍後,沙皇的專列才進站了。

沙皇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的陪同下,檢閱了車站上列隊的近衛軍。他致意時聲音很低,但每吐出一個音節,就引起山鳴谷應的雷動般的歡呼聲,就像水桶中晃動的水來回蕩漾。

沙皇窘迫地微笑著。看樣子,他比起盧布紙幣上和獎章上的頭像,要顯得老些,也不太修邊幅。他的臉沒精打采,微微有些浮腫。他不時惴惴不安地側目看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做什麼。於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恭恭敬敬地彎下腰,甚至不須說話,只揚揚眉毛或聳聳肩來向他示意,幫他解圍。

在山谷中這個灰暗和悶熱的早晨,沙皇的樣子有點可憐。同時又令人感到困惑、害怕:這麼畏縮、羞怯的人竟會是一個壓迫者,這麼軟弱的人,竟然主宰著人們的生殺大權,或下獄處死,或赦免恕罪。

“他應該像德國國王威廉那樣說話:“我,我的寶劍和我的人民!”或者說些諸如此類的話。但一定要說到人民,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你知道嗎?他像俄羅斯人一樣崇尚自然,他不屑於說這種陳腐的話。這正是他的悲劇所在。因為在俄國,不能設想會搞這種裝腔作勢的演戲。這些難道不正是裝腔作勢的演戲嗎?我也明白愷撒時代的人民是怎麼回事,那是指高盧人,或是斯維夫人,或是伊利裡亞人。可從那時候之後,人民就變成了假想的東西。它的存在是為了讓皇帝、政治家和國王們發表演說時有話可說:“人民,啊!我的人民。”

“現在,前線到處是新聞記者和報刊記者。他們記下“觀察”所得,把民間智者的格言、警句收集起來,採訪採訪傷員,提倡一種鼓吹人民靈魂的新理論。他們很像一個當代的達裡[17],同樣耽於想象,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寫作狂。這是一種類型。還有另一種類型,喜愛三言兩語,來上“寥寥幾筆速寫和場景素描”,再加懷疑和厭世。例如我自己就讀到有人寫出了這樣寓意性的文字:“天灰蒙蒙的,同昨天一樣。早起就一直下雨,滿地泥濘。從窗口朝大路望去,路上是一行俘虜,一眼望不見頭。大車拉著傷員。炮聲隆隆。又在炮擊了,今天和昨天一樣,明天又和今天一樣,日復一日,沒完沒了……”你看,這寫得多麼透徹,多麼俏皮!但是,為什麼他要埋怨那門大炮呢?要求炮擊多樣化,豈不是不可理解的苛求嗎!他不該對大炮提出過分要求,倒應該對自己所作所為打個問號:為什麼日復一日地說那些空洞的話,只懂得羅列,只會打些逗號?為什麼不厭其煩地大講新聞記者的人道主義,匆匆忙忙跳來蹦去活像只跳蚤?他難道不知道應該是他,而不是大炮去不斷創新,反對陳陳相因嗎?!他應該懂得,單憑筆記本裡積累的大量無聊的資料,是翻不出什麼新意來的。他不知道,如果人們沒有創見,沒有某種自由馳騁的天才,沒有某種神話的因素,那麼事實也是毫無意義的。”

“你這番話講得妙極了。”戈爾東打斷了他,“現在我要就今天咱們路上所見的事,回答你的話:類似那個哥薩克捉弄可憐的猶太老人的事情,可謂成百上千。當然,這些都是極為下流的舉動,對幹這類醜事的人無須講什麼道理,應該抽他們的嘴巴。這用不著多說。然而,就整個猶太人的問題來說,是需要探討的,而其結果會使你感到非常意外。這裡我說不出什麼新的思想。我的想法,也和你一樣,是受你舅舅的影響。

“你會問,什麼是民族?是否需要對他百般照顧?也許,並不時刻想著民族,只以自己美好、莊嚴的事業吸引、帶領民族前進,為民族爭光,使民族流芳百世,這樣的人倒是對民族更為有益?自然,這肯定無疑。那麼,基督的時代所談的民族指的又是什麼?這並不簡單地指各族人民,而是指受感召、起變化的民族。問題全都在於變化二字上,而不在於對古老原則的矢忠。我們不妨回憶一下《福音書》是怎麼說的。第一,《福音書》裡沒有應該這樣或應該那樣的肯定斷語。《福音書》中只有商量口氣的簡單天真的建議。它建議說,你們願意按過去從未有過的嶄新的生活方式過活嗎?你們希望得到心靈上的愉悅嗎?這個建議被人們接受了,影響一直綿延數千年之久。

“《福音書》裡說,在上帝的天國裡是不能分希臘人和猶太人的。這是否只是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呢?不然,《福音書》的主旨並不在此。在這以前的希臘哲人、羅馬的道德學家、《舊約》的先知們都已悟出了這個道理。《福音書》要說的是,在天國裡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交際方式中,沒有民族的不同,而只有個性的不同。

“你剛才說,事實如果沒有注入內在的含義,是毫無價值的。基督教、個性的神秘——這正是應該注入事實的含義。只有包含了這種內涵,對人來說才有價值。

“咱們也談到了那些平庸的活動家,他們對整個世界,毫無真知灼見。這類二流水平的人物興趣狹窄,只熱衷於談論某一民族的問題,首先是受苦受難的某個弱小民族。他們叨嘮個沒完,通過表示同情來撈取資本。而猶太人就完全是他們的犧牲品。民族意識使猶太人死死地認定:他們必須永遠是一個民族,世世代代是一個民族。而許多世紀以來,正是來自這個民族的一股力量,使整個世界擺脫了這一令人感到屈辱的任務。這是多麼奇怪呀!這一切怎麼會發生呢?這樣一個盛節,這樣一個擺脫了世俗陋習的成功,這樣一次超脫了平庸瑣事的騰飛,這一切都發生在猶太人的土地上,用的是他們的語言,屬於他們的民族。他們看到了這一切,聽到了這一切,怎麼又忘記了這一切呢?他們怎麼能聽任如此無限美好和強大的靈魂離開自己的軀殼呢!他們怎麼會認為,在這個靈魂取得了勝利和主宰權的同時,他們自己卻變成了失去珍貴的精神力量的一具空殼。他們情願這樣受苦受難,究竟對誰有利呢?多少世紀以來,讓全然無辜的老人、婦女、兒童任人嘲弄、宰割,而他們卻是那麼善良,待人那麼真誠——請問是誰需要這樣呢?世界各國揮筆寫作的愛民之人,為什麼竟然如此低能呢?猶太民族的偉大思想家,為什麼只滿足於運用世界性的悲哀和警策的譏諷這類為人熟知的形式,而沒有更大的開拓?為什麼這些人為了堅持履行自己的義務,寧願冒高壓蒸氣鍋爆炸的那種粉身碎骨的危險,而不解散這支奮鬥目標不明、又不明不白遭受蹂躪的隊伍?他們為什麼不說一聲:“醒悟過來吧。夠了,再不必這樣了。不要再像以前那樣叫自己是猶太人了。不要聚居一起,各走各的路吧。去和所有的人們住到一起吧。你們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虔誠的基督教徒。你們之中最卑劣的、意志最薄弱的人,把你們同正義對立起來,而其實代表這正義的恰是你們自己。”

十三

第二天,日瓦戈回來吃中飯時,對戈爾東說道:

“你總嚷嚷要走,現在出事了吧,非得走了。但並不是你走了什麼好運,是敵軍又逼上來,我們又挨了揍。這算什麼走好運呀!往東的路還能通,西邊敵軍正在逼近。已經下令讓部隊的全部醫療單位集中。明天或是後天就要開拔。去哪裡還不清楚。卡爾賓科,戈爾東先生的衣服準是還沒洗吧。你總這樣。說什麼有個女人幫忙,再問仔細些,哪個女人,他自己也說不清,糊里糊塗,這個蠢東西。”

衛生勤務兵卡爾賓科嘟嘟囔囔為自己辯護。戈爾東身上穿的是日瓦戈的襯衫,已經很髒了。現在他要走,又換不下來,覺得很抱歉。日瓦戈沒理勤務兵,也不看戈爾東,繼續說道:

“咳,這就是我們的行軍生活,像吉卜賽人一樣行蹤無定。剛到這裡的時候,什麼都不習慣,爐子安的不是地方,天花板太低,又髒又悶。可現在說什麼也回憶不起來這以前我們是駐扎在哪裡啦。看慣了爐角瓷磚上的陽光,還有從爐臺上移過的街上的樹影,哪怕讓我們在這裡住一輩子也可以。”

他們不急不慢地收拾起行李來。

半夜,他們被喧嘩和喊叫聲吵醒,周圍一片槍聲和雜沓的腳步聲。村子籠罩在一片不祥的兇光之中。窗前不時閃過黑影。後屋裡的房東一家也醒過來,窸窸窣窣地穿衣服起床。“卡爾賓科,快去外面看看,出了什麼事?”日瓦戈說。

不一會兒就全都弄明白了。日瓦戈三下兩下穿上衣服,跑去醫院想核實一下消息是否屬實:在這一段戰線上,德軍擊敗了俄軍。戰線向村子移近,正在步步進逼,村子已處在火力射程之內。醫院和機關等不得上級命令,必須緊急撤退,要在天亮之前離開。

“你隨第一批車隊走。馬車現在就出發,但我已經吩咐他們等你。再見吧,我送送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個地方坐。”

他們向村頭跑去,部隊正整裝待發。街上子彈紛飛,一片呼嘯。他們彎著腰,利用牆根做掩護,跑過街上一幢幢房子。在通向田間的十字路口,可以看到榴霰彈在半空爆炸,就像大傘似的向四周散去。

“你怎麼辦呢?”戈爾東邊跑邊問。

“我得等一等。先得回去拿東西。我第二批才能走。”

他倆在村口道別。幾輛大車和一輛雙輪馬車組成的車隊出發了。開始時你碰我撞地走不開,慢慢就順順當當一輛接一輛地朝前走了。日瓦戈向遠去的朋友揮了揮手;路旁一間木棚起火了,火光照亮了他倆。

日瓦戈像剛才來時那樣,貼著農舍,靠牆角的掩護,很快回到了駐地。離開他屋門只隔兩幢房子的地方,一股炮彈爆炸的氣浪把他掀倒,榴霰彈打中了他。日瓦戈倒在路上,滿身是血,失去了知覺。

十四

軍醫院撤退到了西部靠鐵路的一個偏僻小鎮,和司令部相鄰。那時正是二月末的回暖天氣。日瓦戈住在養傷的軍官病房裡,床旁的窗戶由於他的要求大開著。

快吃午飯了。病人們各自打發飯前的時光。他們聽說醫院裡新來了個護士,今天第一次來他們這裡查房。躺在日瓦戈對面床上的加利烏林,正在翻看剛送來的《言論報》和《俄羅斯言論報》,看到版面上新聞檢查後留下的一塊塊空白,十分惱火。日瓦戈在讀戰地信箱送來的冬尼婭的信,信已經攢了一大摞。一陣陣清風吹拂著信箋和報紙。這時響起了腳步聲。日瓦戈抬起眼,拉拉走進了病房。

日瓦戈和少尉各自都認出了她,而拉拉卻不認識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她說:

“你們好。為什麼開著窗戶?你們不冷嗎?”她走到加利烏林跟前問道。

“您覺得有什麼不舒服嗎?”她問道,一邊拿起他的手替他把脈,但馬上又放下了。她在他床旁的椅子上坐下,感到有些窘迫。

“真沒想到,拉拉·費奧多羅夫娜,”加利烏林說,“我和您的丈夫帕沙·帕夫洛維奇在一個團服役。他的遺物我都替您保存著。”“不可能,不可能,”她連聲說道,“簡直太巧了。這麼說您了解他的情況?請快點告訴我事情的經過!他犧牲了,是被土埋了?不要隱瞞,不必為我擔心。我已經都知道了。”

加利烏林沒有勇氣證實她所了解的情況。他想編些瞎話來安慰她。

“帕沙被俘了,”他說,“他帶他的士兵沖得太猛,被敵人截斷了後路。他們被包圍之後,他出於無奈投降了。”

但拉拉並不相信加利烏林的話,這次意料不到的談話,使她無比震驚和激動。眼淚已經湧上眼眶,但她不願在人前掉淚。她很快地站起來,走到病房外面的走廊上才鎮靜下來。

少頃,她又回到病房,表面上已經平靜下來。她故意避開目光不看加利烏林,怕忍不住又會哭起來,徑直走到日瓦戈的病床前,心不在焉地、像背書一般說道:

“您好。您有什麼不舒服嗎?”

日瓦戈已經注意到她的激動不安和眼淚。他想問問出了什麼事,並想告訴她,他曾兩次遇見過她。一次他還是個中學生,一次已是大學生。可再一想,這樣顯得過於親昵,別讓她誤會了他的意思。接著,他又突然想起了躺在棺木裡的安娜·伊萬諾夫娜和冬尼婭在西夫采夫產院的哭喊聲,他忍住了嘴邊的話,只是簡單地說道:

“謝謝您。我自己是個醫生,我可以給自己治病,什麼也不需要。”

“他幹嗎沖著我不高興?”拉拉暗自思忖,奇怪地朝這相貌平常、長著翹鼻子的陌生人看了一眼。

幾天來,天氣一直變化無常,晴不起來。夜裡常常吹起一陣陣暖風,送來潮濕的泥土味。

這些日子司令部裡傳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消息,從家裡、從內地不斷有令人不安的消息傳來。司令部和彼得堡的電話時常中斷。現在到處都在議論政治問題。

每次拉拉值班,早晚要查房兩次,同各個病房裡的病人隨便說上幾句無關緊要的話;也和加利烏林和日瓦戈扯上幾句。“這人很怪,很有意思。”她想道。“年紀輕輕的,那麼不友好。長了個翹鼻子,當然算不上十分漂亮。但是個真正的聰明人,聰明得討人喜歡,又充滿活力。”不過這些都無關緊要。對她來說最主要的是盡快結束這裡的護士工作,調回莫斯科去,可以離卡堅卡近些。到了莫斯科她要申請退役,辭去護士工作,回到故鄉尤裡亞京的中學去教書。關於可憐的帕沙,看來消息已經千真萬確,沒有任何希望了,因此她也沒有必要再在前線充當女英雄。全是為了找他,才引出這麼一大堆事情來。

現在卡堅卡在那裡怎麼樣了呢?可憐的、沒了爸爸的苦命孩子(想到這裡她又掉下淚來)。近來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呀!不久以前,她心中充滿了對祖國的神聖的義務感、軍人的榮譽感和崇高的社會責任。然而戰爭失敗了。這是最大的不幸,於是其他的一切都失去了光彩,沒有什麼神聖可言了。

轉眼之間,一切全變了:調子變了,氣氛變了,不知道應該怎麼看,應該聽誰的話。仿佛過去一直有人像帶孩子似的牽著你的手走路,現在突然撒手不管,讓你學著自己走。四顧茫茫,一個人也沒有,既無親人,也無權威,於是就想相信最主要的東西:生活的力量,或是相信美,相信真理,讓這些,而不是讓那些被推翻了的、人為的規定,來完全駕馭你,比過去習慣的和平生活時期更徹底地駕馭你。那種和平生活已經消失,被取締了。對拉拉來說(她很快就明白了這一點),卡堅卡就是她生活中唯一的絕對的目的。現在帕沙不在了,拉拉只是個母親。她要把畢生的精力獻給卡堅卡這個失去父親的可憐的孩子。

有人寫信告訴日瓦戈說,戈爾東和杜多羅夫沒有征得他的同意就為他出版了書。書得到了好評,並預言他在文學上很有前途。人們在信中還告訴他,現在莫斯科很活躍又很不安定,在底層民怨日益鼎沸,我們正處於大變動的前夕,重大的政治變革已經迫在眉睫。

夜已經深了。日瓦戈勞頓不堪。他時而沉入夢境,時而又醒過來。他覺得白天緊張了一天,現在不會睡著的,也睡不著。窗外昏沉沉的風嗚嗚地響著,仿佛打著哈欠,睡意矇矓。風聲如訴如泣:“冬尼婭,薩沙,我多麼想念你們,我多麼想回家,想去幹我的工作。”在風聲的低訴裡,日瓦戈時而醒過來,時而又跌入夢境,幸福和痛苦也隨之惶恐不安地迅速交替著,就像這多變的天氣,這變幻不定的夜晚。

拉拉心想:“那個傷員多麼關心帕沙,為他保存下這些令人心碎的遺物,可是我簡直沒有良心,甚至都沒問一問他叫什麼,從哪裡來。”

第二天早上她查房時,為了彌補自己的疏忽和表示一下自己的感激之情,便仔細詢問加利烏林的情況,一邊嗯嗯地應和著。

“我的上帝,仁慈的上帝啊!是布列斯特街二十八號,是季韋爾辛的家,是革命的一九〇五年的冬天!小奧西普嗎?不,不,我不認識奧西普,也許我不記得了,請原諒。可是時間,時間是對的,房子也是對的!確實不錯,我記得這幢房子和一九〇五年!”噢,她突然活靈活現地記起了這一切!當時還練過射擊,還有(天啊,快讓我想想)“基督的旨意”!啊,童年的一切記得多麼清晰,多麼深刻,因為這是人生的開始啊!“請原諒,您的名字叫什麼,少尉?對了,您已經告訴過我。謝謝您,我多麼感謝您啊!奧西普·吉馬澤金諾維奇,您喚起了我許許多多的回憶,許許多多的思緒!”

一整天來,她心裡一直想著“那幢房子”,嘴裡啊啊地感嘆著,幾乎出聲地回憶著,思考著。

布列斯特街二十八號,多了不起!現在又響起了槍聲,可是比當初要可怕得多!這可不是“孩子們打槍玩兒”。孩子都已長大成人,他們都成了軍人,那些院落和村莊裡的普通百姓全部成了戰士!簡直叫人驚訝!

傷員們拄著木棍和拐杖,一瘸一拐地走進屋來或跑步進來,隔壁病房裡能走路的傷員也跑著爭先恐後地嚷嚷道:

“特大消息,彼得堡巷戰了!彼得堡的衛戍軍向起義者倒戈了。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