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教授吗  我是谁

日前搭出租车回家，路上司机跟我聊了起来。由天气聊到节气，由节气聊到暖气，由暖气聊到采暖用煤，接着聊到最近一起煤矿事故。这位大约年过五十的司机显然有些激动：“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啊！那不是别的，可是人命啊！烧暖气的煤有的可是人命换来的啊！矿工太惨了！事情太不公正了！”车进校园，他转过脸很认真地说：“看来你是教授，是知识分子，不能写文章把这个写一下？”

回到家，我像往日一样走进书房，但没能像往日一样马上工作。我对着桌面沉思良久，心情很不平静。身旁就是暖气片，书房煦暖如春，和北风呼啸的窗外差不多是两个世界。

我下过煤矿，下去参观。井下，矿工们不出声，不说话，不笑，脸是黑的，四周是黑的，唯独白眼珠和偶尔闪露的牙齿是白的，头上矿灯如萤火虫。参观过程中，有的地方须四肢着地爬洞而过，稍不小心就会把煤渣石渣哗啦啦碰落下来，甚至凉瓦瓦掉进脖领里……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和死贴得太近了，简直听得见死的喘息。出井后长长吸了口气，觉得天是那么蓝、阳光是那么灿烂、地上是那么美好。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矿工一个月挣一万我也没意见！”第二句话是“我再也不想下去了！”都是肺腑之言。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成了教授，有了种种得天独厚的城里人待遇。至于野外的矿工们一个月挣没挣到一万，有没有类似待遇，我不太清楚，也从没把书房的暖气同矿工们的血汗以至生命联系在一起，没有想到我和矿工们有这种形式的联系。

是的，煤矿作业未必需要我这个教授，但我这个教授一定需要煤矿。没有煤矿和矿工们的劳动，冬天就没有煦暖如春的书房，甚至因为没电而拧不亮台灯上不了网。可是我为矿工们做了什么呢？任教三十年来记忆中没教过一个矿工子女，大量读者来信中没有哪一封来自矿山，只是在发生矿难时才在报纸上见得他们疲惫的身影和焦虑的面容……文章固然写，但没有哪一篇写到矿工，而和许多教授一样，更多写的是论文——为了提职称保岗位拿津贴写的据说包括自己在内平均只有4.5个人看的所谓学术论文。

如此思考之间，我开始质问自己：我是教授吗？我是知识分子吗？我是教授和知识分子吗？我一时无法回答自己，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角色产生困惑和怀疑。

应该说，教授一是专业人士，一是知识分子。作为专业人士，他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讲授给学生并进行专业领域的研究；而作为知识分子，他必须体现社会和时代的良知，至少应该对“太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写文章和发言。如果他对此视而不见麻木不仁，那么他就放弃了知识分子理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和使命，而不再是知识分子，不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尤其在现阶段“效率优先，公平滞后”的发展模式下，在经济效益和人文情怀这对矛盾之间，作为知识分子更应自觉地为弱势群体诉求公正、诉求正义，更应表现出超尘脱俗的人文情怀和与时俱进的社会良知。毫无疑问，良知是知识分子、更是教授的灵魂。失去良知，知识分子无非有知识的俗物，教授无非有教授职称的市侩而已。

可另一方面，若把失去良知尽皆归罪于我等教授和知识分子，恐怕也有失公允。这是因为，六十多年来良知本身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前三十年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主导一切，剥夺了知识分子的道统解释权和人格自尊，一并摧毁了五四以后一息尚存的重义轻利的传统士子情怀，和在西方现代思想影响下刚刚萌芽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致使知识分子长期处于精神煤矿炕道的尽头，头上甚至矿灯都没有。较之诉求良知，苟全性命成了当务之急。那么后三十年呢？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承担启蒙重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时多少豪杰。可惜启蒙时代获得的精神追求由于没有基于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提供支撑，很快在灯红酒绿衣香鬓影光怪陆离的市场经济和全民功利性浪潮中樯倾楫摧，溃不成军。虽有少数知识分子固守良知，但由于良知生成的社会土壤日渐瘠薄，结果这部分人被无情地抛到边缘地带。散兵游勇，势单力孤，偶尔作声，忧谗畏讥，但觉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所幸出租车司机们还没有抛弃我们，还期待我们“写文章把这个写一下”。但愿不负期望，以文弱之躯，踽踽前行。纵不能行，亦当三省吾身：我是教授吗？我是知识分子吗？我是谁？

（2004.2.17初稿，2012.2.29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