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与出版

十八世纪印刷业的发展对作曲家和作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作家能够靠出售自己的作品获得相当可观的报酬，有些人还能达到完全的经济独立。由于对音乐作品的刊印本需求不多，作曲家们用了很长时间才达到了经济独立，直到十九世纪作曲家靠出版自己的作品来维持生活才真正成为现实。随着印刷业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渐显的结果是独立赞助人的重要性被弱化，这就使得作曲家更加依靠公众的支持和青睐——公众则是一个无需承担责任但又更难使之满意的雇主。

与以前相比，商业的发展和工业时代的开始使得更多的人收入大增，在这经济扩张的时期音乐行业也有了大钱可赚。总体来看赚钱的并不是作曲家，而是那些从事娱乐生意诸如剧院或音乐会演出及出版业的买卖人。乔治·弗雷德里克·亨德尔（1685—1759）的事业发展就是一个明证——当一个作曲家充满精力、毅力并具有商业头脑时，他就能够富裕起来。但是，亨德尔与其他一些歌剧作曲家依然是个例外，对大多数作曲家而言，商场的经历想必是沮丧多于致富。

对于身陷贪婪世界之中的作曲家，法律所给予的保护非常有限。旧有的行业贸易组织——致力于保护产品质量和保护商人抵御侵权行为——在欧洲已经不起作用，那时各种各样的准许令大部分已经失效。英国曾努力以1709年的《版权法案》[Copyright Act]来保护文艺作品和知识成果的创作者，这一法令试图给予出版人和作者一个十四年的保护期（自作品出版日期算起），但法律的实施通常行动缓慢，而在欧洲大陆更缺少促成这类立法的推动力。

主要的困难在于法律无力阻止非法翻印。盗版行为产生了像合法生意一样大的利润，许多有声誉的出版社受利益驱使也经常涉入其中。像伦敦的约翰·沃尔什[John Walsh]商行这样重要的出版商（经营时间从1695年至1766年，它可能是当时全欧最成功的经营者）也紧密跟随欧洲音乐趣味的走向，开发出赚钱的英国市场，销售来自欧洲大陆的作品却不向作曲家支付一个便士。显而易见，由于缺乏对这种行为进行国际性监督的法律基础，对外国作品的盗版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继续进行。所要做的就是拿到一份作品——不管它如何不完美和用什么方式写成——尽快地去印制。这样的操作同样用于本国的作品，照样有市场的销路，销售的作品也看不出其来源。在英国印制的许多这类乐谱并不标明出版商的名称和地址，只是印上“在琴行出售”这几个字。

作曲家显得非常无助：如果他的作品需求量很大而且盗版已经出现，他所能做的要么就是公告只有某一个版本是经授权和正确的，或者就是通过增加新的部分或用一些办法进行变化来改变他的作品。完成了这几步之后，他就只能依靠公众对拥有其作品最新、最准确版本的渴望了。

产生盗版的实质在于：一是市场被社会对新事物的渴求所驱使；二是从事盗版的商人正是在一个创立“不干涉”政策[laissezfaire]的时代才能大显身手。当然，不应该由此推断所有的出版商都搞盗版。主要的音乐出版中心是阿姆斯特丹、伦敦和巴黎，大多数由家庭经营的出版生意从业规矩。除少数例外，商行的存在与其创建者的命运息息相关。一旦他去世，其遗孀可能继续保持生意直至她改嫁，偶尔也有将生意传给小辈的。常见的情况是丧失丈夫的女主人最终会嫁给其先夫的大掌柜——这是保持生意延续的一个实际性转折——他可以继续做这行生意，但通常是将商行纳入自己名下。另一种可能性也是最为常见的情况：一旦创立者去世，生意也即停止，其设备用具——印版、印刷机等等——会被其他出版商买去，它的名号从此也被遗忘。十八世纪很多在伦敦和巴黎的这类出版商行就这样兴起、发展和衰亡，除了能看到它们出版的一二种音乐作品之外，几乎再也找不到它们的踪影。

大多数商人并非直接进入音乐出版业，因为最初从事这一行业的光靠这行本身并不足以维持生计。他们往往会以不同的生意开始，例如：乐器销售商（伦敦的约翰·沃尔什）、镌版师（维也纳的阿塔利亚），印刷商和书商（莱比锡的布赖特科普夫）或作曲家（维也纳的霍夫曼斯特等），而且大多数都以家庭作坊起步。“出版”[publishing]这一术语似乎总是意指印刷品的发行，十八世纪初始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和巴黎的印刷已经主要采用镌版工艺。但是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的大多数音乐行业依然沿用手稿复制，在1770年代之前流传的绝大多数音乐从未进入过印刷机。虽然劳动力比较便宜，手抄一份乐谱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成本很高。像同时代其他发展中的产业一样，音乐出版业的有利条件是它可以在家里操作，因为它不需要复杂的机械。至十八世纪初，音乐印制已经走过了两百多年的漫长历程。人们已经尝试了许多种制作方法：木刻印版或金属镌版印刷；活字印刷；谱表印刷加手绘音符；音符印制加手绘谱表；多项工艺印刷法。1700年代初，由行家镌刻的铜版印制已经成为所有音乐印制方法中最常见的工艺。在一贯的省钱、省时的策略驱动下，用于印版的金属材料由铜变为锌、锡镴或其他合金，将音符头敲压进入印版的运用使缓慢的镌版印制工艺在时间上有所节约。有些出版商只求省时与赚钱，任凭印制质量下滑，而另有一些出版商则坚持最高的印制规格，雇用了最优秀的印刷工匠。有些出版物精致的封面展示出极高品味的美术布局和镌刻工匠卓越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许多封面采用标准化的设计，这样它们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用于不同的作品，只需简单更换一下作品名称和作曲家姓名即可。这样的封面被称为“万能封面”[passe-partout pages]——就像一把万能钥匙，任何地方都能打开。

作曲家期望从他出版的作品中能够得到的最好回报也就是那么一点经济收入。最糟糕的情况可能是没有收入反而需要贴钱，因为出版商经常要求作曲家担负刻版与印刷所需的费用，以此换来的仅仅是由出版商负责乐谱的营销。然而作曲家还得这么傲下去，在矛盾中进行着权衡：郁闷地看着出版商在不断获利，又不无自得地看到乐谱上印着自己的名字，并得知自己的名声在世间传播。如果他的作品受到欢迎，那么他就会底气更足地在下一轮买卖中与出版商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