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源自巴洛克的过渡：1760年以前的音乐

第一章 十八世纪思想的背景

十八世纪思想的主要范式传承于十七世纪的科学、数学和哲学成就之遗产。1600年代早期，欧洲社会历经艰难地接受审视世界和上帝的新的科学路向，迫害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的伽利略（1564—1642）——在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八年间——就是这个社会抗拒新学的表现。然而，到了十八世纪早期，勒奈·笛卡尔（1596—1650）、伊萨克·牛顿（1643—1727）和其他许多人的探究已经在拥有广泛基础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共鸣并被完全认可。

这一迈向科学的新路径对于人们心灵所产生的作用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会过分：仿佛重负已被担起，它几乎堪与历史学家所指出的中世纪向文艺复兴发展时的那种变化相比拟。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这位在多方面都堪称当代理想知识分子代表的诗人，在1728年为牛顿作如下的墓志铭：

这两行诗展示了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思想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当时被认可的方式。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希望其史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1667]可以向人们阐明“上帝天道”实际上体现了旧观念之要义。以牛顿思想为典型代表的新态度则转向了一种理性宇宙的观念——地球和其他星球按照物理学普遍规律沿着椭圆形轨道绕着太阳运转构建了宇宙的机制。地球中心论从此被置之一旁，统治以往时代的上帝概念的威权也随之大大消解。[1]

十七世纪末的格林威治天文台，海顿一百年后到此参观时，赫舍尔望远镜已长达四十英尺，光圈孔径为四英尺。（藏于伦敦科学博物馆）

这种情势唤起了人们对未来全方位的信心。这种信心的基础一方面建立在对“未开化”世界的殖民扩张上，它所支撑的信念是：那些地区的财富就等待着被开采。另一方面建立在增长的决心之上，即：人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这一复杂思想局面的直接结果是知识分子和新兴商人阶层中宗教怀疑主义和无神论的发展，并且产生了对政治制度的普遍质疑。

十七世纪见证了科学探索的兴起和众多领域的知识扩展。但是在十七世纪末，路德[Martin Luther]和加尔文[John Calvin]的改革思想已经进入了像罗马教会那样令人敬畏的教义主体，通过深层的审思，新的理性之光呈现出普世的观念。的确，理性光芒之澄明的信念使得达观的神学家坚信：理性是人的灵魂中神性之反映。甚至良知问题也受之检验。过去哲学曾因支持宗教而受到尊敬，[2] 现在它却成为一种活跃和潜在的颠覆力量，自由地通往真理仿佛在召唤的方向。

有几个标志展示出从迷信[3] 通往理性主义的思想历程。对于地球只是宇宙中一微小部分而非天地万物之中心的认识已经在前面提到。宗教之宽容态度的进展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持续发展——确实，它现在仍然未达终点——从把火刑柱作为对任何宗教异端的回答开始，人类确实在迈向进步。巫术力量之信奉——对不幸和疾病的古老解释，中世纪教会将此编入鬼神学[demonology]的主体部分——在这一时期迅速消解，“地狱是不灭之火燃烧的深渊”的文字意涵也失去了它的强劲力量，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心灵体现的思想。

当理性主义呼唤智识和人类生活的理性进程之时，人性的另一面——它控制情感与感觉及做好事的欲望——则在德国的虔诚派运动、英国的循道宗与约翰·卫斯理（1703—1791）的教义中得以实现。在英国的工业化地区，建成的教堂已经赶不上社会变化的步伐，循道宗和其他非国教派别开始发挥影响。

正如天主教教会所担心的，所有这些变化的结果导致了原本坚固的信仰基础的丧失。随着人们对上帝本性的质疑和对上帝、人和圣经相互关系的质疑，产生了对先前所认为人是由上帝安排的质疑，这就必然形成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挑战。一些地区都能听到专制君权的最后喘息。在英国，1647年议会对查理一世的处决终止了君权神授的争辩。1789年《人权宣言》的发表结束了法国的君权统治。其他的君主权利也在十九世纪被削弱，现如今，实际上被称为人世间上帝的君主和人民之间不成文的契约已杳无踪影。在这种不断和激烈的环境变化之下，信仰的表达必然成为个人的事情，因为在形式上宗教仪式可以像用来表达遵从一样用来掩盖怀疑。

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改变社会态度的知识达到了显著的高度。这是一种理路清晰的感知的发展，它似乎要把所有能察觉到的现象都融入到一个和谐的整体。换言之，天地万物的奥秘似乎最好以人类理性思想的过程来解释，而不是用上帝意旨或神话来解释。渗透于十八世纪思想的乐观主义精神主要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即：科学探索是开启知识、财富和权利的大门。隐含其中的深信是：如果进入检验，科学探索可以回答一切问题。

正是这样的态度导致了蒲柏诗作的基调，自信于抗拒上帝的震慑和准备以摒弃傲气的那种幽默感来面对重大问题，它也说明这两个世纪在世界观上的另一个重大改变。十七世纪钟爱虚假的构想与事物的人工构建（因为自然的规律被掩藏起来，不是刻意之举就是厄运所致），例如，从凡尔赛的花园和宫殿就可以领略到人在治理环境方面展示的非凡能力。的确，这一十七世纪的伟大成就成功地将人工景观推向极致。任何可见的事物都被人为修饰，以此来履行上帝“补足大地，征服大地”的恩准。

凡尔赛宫。路易十四驾崩时，正规的园林已有135英亩，“小公园”4200英亩，“狩猎公园”的围墙已长达27英里。

与这种态度截然不同的是理解自然环境的友善之感，它给予十八世纪的人们一种对待环境的新路向，使他们能够与大自然和自然的事物共存。在景观美化方面，他们不再建造上一代人喜爱的那种笔直的小路和对称样式的花圃，而是以艺术性的随意般设计将草坪和树木几乎引向自家门前。“自然”的概念成为衡量正确性的试金石，这不仅体现在园林艺术上，而且体现于其他艺术领域，同样还涉及到宗教和社会生活。以往的时代试图把上帝想象成人的样子，以适应社会等级的排列——上帝的权利要高于国王与教皇。十八世纪开始察看大千世界中的“上帝”，比如在未经开采的自然山岭的雄伟之中。大自然的崇高壮丽开始成为神圣的同义词。

尽管有了这些变化，十七世纪社会制度和习俗的发展势头还是被保留而得以延续。处于阵营之间权利动荡的转换时期，像英国安妮女王（1665—1714）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之死这样的事件就被掩盖了，前者的结果出于议会的决议，后者的下场则与王位更替相关。当身着黑装的国王内侍布伦大公[Duc de Bouillon]说出“国王驾崩”的同时，他也宣告了一位伟大的法国国王之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很快，他便以白换黑的扮相用一句“国王万岁”宣布了路易十四的重孙、才五岁的路易十五（1710—1774）的继位。

但是，时间仍要前行。对政体本质进行理性探索的精神开始遍布西欧，十七世纪君主政体的最后几个代表面对着他们周围艺术家和思想家们的问题及态度，其情势要比先前当政时代更为尖锐和更具批判性。法国作家让·德·拉·布吕耶尔（1645—1696）就向公众和路易十四阐明了其君主政体理想的严重缺失以及对于荣耀的追求如何使国王的臣民沦为贫困。他以如下简洁的提问——选自其《品格论》[Caractères，1688]一文——来表达他的观点：

这种十七世纪的自由思想在当时是罕见的。然而，到了十八世纪，类似的思想表达则颇为普遍，从亚历山大·蒲柏在其诗作《夺发记》[The Rape of the Lock，1714]描述他的王国、安妮女王和她的习惯——尤其是她的豪饮远胜于品茶的习惯——的文风中可以感受到时代的新风尚。谈及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汉普顿宫廷的皇宫时，他这样写道：

这几行诗中由突降法[anticlimax]形成的讽刺意涵戳穿了泡影。伟人也是人，他们像其他凡人一样也有自身的弱点。面对这样的抨击，君权神授[6]的说教还有什么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