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林帝国的解体
唯有查理曼这样强有力的领袖才能将广袤的帝国中的各种分散力量聚合为一体，而即便是他也很难成功抵御转瞬即至的蛮族入侵的新浪潮。很明显，他的继承人“虔诚者”路易（814—840）无法守住这份基业。路易虽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宗教也十分虔诚，但却缺乏军事才能与政治手腕，以至于无法应对内部叛乱、外敌入侵以及他的儿子们之间的竞争。当他于840年去世后，男性继承人之间不幸的领土分割之举，将帝国一分为三[6]。路易的长子罗退尔（840—855）成为意大利国王和皇帝；“日耳曼人”路易（840—876）成为东法兰克王；“秀头”夏尔（840—877）成为西法兰克王。843年缔结的《凡尔登条约》通过让罗退尔保有处于两个法兰克王国之间的狭长地带解决了三兄弟的争夺。而这一高度种族多样性的地带——其范围包括低地国家及其以南的阿尔萨斯、勃艮第、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没有任何政权意义，因而它本身的解体亦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事实上在855年就开始了：罗退尔的三个儿子再次将中部王国一分为三。到875年之前，他们都死了，中法兰克王国也就此永远消失。然而，西法兰克王国和东法兰克王国尽管久历沧桑，却至少保持了名义上的统一。最终，它们演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法国和德国。
当卡洛林帝国就这样从内部瓦解之时，它也同时成为外敌进攻的对象。这一回，西部帝国所遭遇的入侵，来自海陆各个方向。我们此前已经提到穆斯林在九世纪中叶对西西里岛乃至罗马以南的意大利的征服活动；此外，伊斯兰远征军还长期对地中海沿岸地区实施恐怖性袭击。与此同时，沿大西洋海岸线进攻的维京人制造了更严重的恐怖与破坏。这些北方人都是技艺娴熟、勇敢无畏的水手，他们的航程遍及冰岛、格陵兰和北美。欧洲因为相对于这些地区而言的富足及入侵的便利，显然对其更具吸引力。海岸骚扰成为年度常事，859年一支维京远征军竟然东进至意大利的地中海地区。由于沿海防御的脆弱，维京人开始有计划地蚕食岛内腹地。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到处被蹂躏，伦敦也被洗劫。塞纳河为进入法国提供了便捷的通道，886年，维京人包围了巴黎，只是因为付了巨额赎金才得以保全。作为异教徒的维京人对僧侣和教会产业毫不尊重，大教堂和修道院甚至是他们劫掠的重点对象。被他们攻击的地方满目疮痍、人丁稀少，这也为殖民提供了方便。这些被法兰克人称为诺曼人[Normans]的北方民族，在英格兰占据了泰晤士河以北的大块土地，在法国他们占据的塞纳河两岸的土地还要大。而后者逐渐发展为诺曼底公国，这个近乎独立的政权的公爵们只是承认法兰克诸王的宗主权而已。正像史上常有的那样，新的蛮族入侵者很快接受了他们征服并定居的地区的习俗、宗教和语言：到了十世纪，尽管还没有丧失军事征服的野心，诺曼人已不再威胁法国的其余部分。十一世纪，诺曼人的封国在西西里和南意大利建立起来。在这一世纪，还出现了诺曼人在西欧军事冒险的高潮——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在1066年占有了英格兰。
在维京人将死亡与破坏带给查理曼帝国的西部海岸时，它的东面陆上边境也处在攻击之下。东部斯堪的纳维亚（今瑞典）的北方人越过波罗的海，采用和他们的西方同胞相同的入侵战术，沿着河流深入到东欧平原。由于查理大帝此前已经消灭了阿瓦尔人的势力，瑞典入侵者所向披靡。到九世纪末，他们建立起了对第聂伯河沿岸的斯摩棱斯克和基辅的统治，并将势力延伸到黑海岸边。这使得他们进入拜占庭人的视线，后者称他们为罗斯人（Rhos）。罗斯人对拜占庭人的威胁比对卡洛林帝国还要大。正是这一接触最终导致了罗斯部落改宗东正教和拜占庭对后来俄罗斯宗教与文化生活的决定性影响。
在九世纪行将结束时，对于东部和西部帝国同时构成更为严重的威胁的，是另一波来自亚洲的游牧部落的大入侵。这就是马扎尔人[Magyars]，他们被认为和匈人相似，也被欧洲人称为匈牙利人。马扎尔人循着他们前人的路线，一路烧杀抢掠。在越过多瑙河后，他们向南至亚得里亚海并深入伦巴第。东法兰克王国也不能幸免，马扎尔人将巴伐利亚、莱茵河谷和北日耳曼诸省变成了一片焦土。最终，马扎尔的人大部定居在了多瑙河中部平原，十一世纪初期出现了匈牙利王国。和别的入侵者不同，匈牙利人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但在第一位国王斯蒂芬一世（997—1038）在位期间仍然开始了基督教化。在中世纪随后的岁月里，匈牙利成为中欧最重要的基督教王国之一。
而卡洛林帝国瓦解的进程直到十世纪马扎尔人入侵后才最终完成。如前所述，罗退尔的中法兰克王国早已消失。东法兰克一系随着“童子”路易（899—911）驾崩而告终，此后大大小小的日耳曼行省公爵们各自为政。法国的情况还要复杂，尽管这里的卡洛林王统延续得比别处更久些。“胖子”夏尔面对维京人围困巴黎的无能，致使他在887年被废黜，法兰克人随即选举巴黎伯爵奥多[Count Odo of Paris]为王。在随后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奥多家族都威胁着“秃头”夏尔后裔手中的法兰西王座。最后一位卡洛林君王路易五世（986—987）的离世，终于让奥多家族的一位旁系亲属成为王冕无可争辩的主人，这便是法兰西卡佩王朝的建立者于格·卡佩（987—996）。而此时的法国已分属若干封建邦国，其领袖只是在名义上承认国王的主权，实际上却各自为政。法王所能直接管辖的领地只限于巴黎周围的“法兰西岛”[Ile de France]一隅。
在最后一批卡洛林君王消失前很久，他们就已经不再使用罗马皇帝的称号了。早在十世纪初，这一头衔就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它几乎不能带给拥有它的割据者任何威望与权力。查理曼帝国在他加冕之后只维持了不到一个世纪，甚至在950年之前很久，帝国的称谓就已多年不再被提及了。西欧军事力量和政治统一的彻底崩溃看来也导致了教廷力量与威望的相应衰落。至少，一批软弱无能却骄奢淫逸、恶名昭彰的教皇几乎使教廷落入了西方基督教史上最不堪的低谷。无论从哪方面视之，十世纪上半叶的欧洲都处在极端混乱的境地。现状从未如此黑暗，未来的希望也从未如此渺茫。在这一世纪结束时，没有人能预见到即将开始的重生之路。
对于这一重生来说，有三个最为重要的基本动因。首先是962年奥托大帝加冕带来的帝国的中兴。奥托自936年成为德意志国王后的二十六年间，一直在强化他对王国内众多诸侯的权威（尽管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他也曾迫使波西米亚、阿尔勒斯[Arles]（勃艮第与普罗旺斯）和意大利的国王们承认他为共主。通过攫取对查理曼帝国中央部分的实际和名义上的控制权，奥托的问鼎之志已然名至实归。而他的后人以及更久远的继承者——他们保持这一称号直到1806年——并非总能做到这一点。被后代称为神圣罗马皇帝的真正权威，与其说来自头衔本身，倒不如说是基于军事和政治领袖们的个人天赋与强力。然而，复兴的帝国在欧洲文明的重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事件最直接的后果之一，便是教皇制的重新确立。当欧洲分裂为十数个独立的小国时，教皇便无力维持其精神领袖的地位，教会也会像卡洛林帝国一样分崩离析。由于新皇帝们遵循传统，将教会作为其最高领导下的一个政府部门，他们就会很自然地考虑加强罗马教廷的中央权威。最终，教廷从世俗力量的控制中保住了其独立地位，并在十字军时代将其现世与宗教的权力都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不过，要是把教皇制的稳固完全归功于罗马帝国的中兴则是错误的。在十世纪的教廷只是西欧宗教生活总体颓势之体现的历史环境下，如果强有力的改革运动不是来自教会内部，那么重生这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主教和修道院长们将他们的职位等同于封建领主，而他们本人就像封建主那样行事。买卖圣职的罪行司空见惯，许多在俗教士——他们生活在平信徒而非修道士之中——结婚生子，有时居然将教堂领土传之子孙。就连修院生活的宗教理想也几乎被完全遗忘，农民在修道院庄园里的艰难劳动供养着寄生虫们的舒适与奢华。而改革的最初声誉却很大程度上来自一座修道院，即：伟大的克吕尼本笃修道院。建立于910年的克吕尼修道院是一所独立的修道院，其院长由僧侣们选举产生，直接对教皇负责。由于不受地方势力操纵，克吕尼修道院得以在自己的围墙内重新践行隐修的理想。逐渐增长的声誉使得超过三百座修道院成为它的附属机构，其领导由克吕尼院长选定。由此形成的组织（被称为克吕尼僧团[Congregation of Cluny]）成为改革的有力工具，也成为欧洲在十一世纪及其后的时代文明复兴的第二个重要因素。但是，即便是强有力如克吕尼，在获得皇帝亨利三世（1039—1056）的支持前，改革的效用依然微弱。在这之后大的步子才迈出来：倒卖神职和教士结婚被大力取缔，教皇的宗教权威也被再度予以重申。而比这些行政手段性质的改革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克吕尼运动对中世纪社会各个层面宗教生活的影响。确实，正是克吕尼改革在最大意义上复兴了基督教信仰，并引领了十一和十二世纪席卷全欧的宗教狂热的浪潮。而我们现代人则应为中世纪美术、建筑、文学和音乐上的许多最伟大的纪念物而感谢这股热潮。
第三个有助于西欧复兴的因素是被称为封建制度的独特的军事与政治组织形态。这看来似乎是一种悖论，因为许多历史学家都把卡洛林帝国的瓦解等同于封建主义的产生。但是，封建主义并不是这一瓦解的原因；相反，它弥补了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消失后所留下的巨大真空。尽管有很多弊端，封建主义却为十至十一世纪小国并立的欧洲提供了可操作的政府运行模式。并且，它还极大地影响了中世纪晚期生活的许多层面，并成为后来政府改革的出发点。因此，我们有必要以对封建体制的简要描述来结束对公元1000年之前的中世纪历史的鸟瞰。
正如我们之前已经注意到的，城市文明的衰败导致了一个建立在庄园制基础上的农耕社会的出现。庄园是由领主拥有的地产，后者从居住在土地上的农民那里获得各种名目的强制性“贡献”为其收入。这种体制在我们看来完全是一种剥削，但在当时却是必然而有效的：因为它为大多数人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和基本的生存方式。在十世纪晚期，西欧的经济生活几乎完全建立在庄园制度之上，这就为封建主义的发展和盛行提供了土壤。庄园只有在它们成为一位高级领主之下的封臣占有的封地时，才会成为封建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这代表了封建主义的两个基本点，在此需要对“封地”[fief]和“封臣”[vassal]这两个术语稍作解释。
臣属[vassalage]的基础是效忠仪式，通过这一仪式一个人成为一位领主的封臣。从理论上讲，二人由此产生了永久性的关系（友谊、忠诚、支持）。对成为封臣的名义上的报偿是赐给一块土地——封地——由封臣掌管并为此要向领主提供各种服务。如果封地幅员广大，其拥有者——公爵或伯爵——就成为更多掌管小块封地的次级封臣的封主。而次级封臣又可以接受其属下的土地拥有者的效忠而成为封主。需要指出，封建时代的“臣属”并没有后来被加诸于这个概念的奴役或悲惨劳役的意味，而是以人身关系的网络组织起贵族统治阶层，其范围上至国王——他可能是罗马皇帝的封臣——下至乡绅。
可以想见，封建组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封主和封臣个人的品质，其效用有好有坏。而一个值得注意的后果，是“长子继承权”[primogeniture]原则——即由最年长的儿子独立继承领地——的确立。这大约是因为封地归属权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不可被分割的行政实体。一旦这一原则确定下来，便结束了领地在领主的所有儿子中均分这一曾经导致卡洛林帝国解体的习惯。封建体制的另一个不那么让人满意的后果，是其延伸到了教会人士之中。许多主教和修道院长成为了当地领主的拥有封地的臣属，对后者的服从与隶属关系很自然地超过了教皇。教会的封建化削弱了它中央集权的体制，并成为重建教皇权威的主要障碍。
理论上讲，封建主义本应为西欧带来一个和平与和谐的黄金时代。可是在实践上，它所导致的却是遍地烽烟。封主和封臣同时构成了贵族阶层和武士阶级，训练与爱好使他们视争战如平生。军队随时整装待发，因为封臣的首要义务便是为其封主提供一支数目明确、装备良好的步骑劲旅。有关封建义务的争执和相互嫉妒的领主间的竞争成为数不清的战争的借口，而这些战争给予了贵族们最大的愉悦和利益。形势如此恶化，以至于教会试图（虽然不那么成功）强行规定所谓的“上帝休战”[Truce of God]——一年中的某一时期、甚至一周中的某几天禁止任何武装械斗。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战争都完全盲目或毫无意义。例如，西班牙的几个小王国就在北方的援助下逐渐扩展，将穆斯林挤压到了半岛最南端，直到1492年由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将他们完全驱逐。封建军事组织也使十字军的卓绝远征成为可能，这一事件暂时地将欧洲的骑士们集合在了教会的旗帜下。
不过，大多数封建战争只局限于深入敌境的抢劫式冒险和相邻城堡之间的小规模火并。原本由壕沟围绕的土木工事和木制塔楼发展成了精心加固的石头建筑。这些已然破败的城堡，有的还点缀着现今的欧洲乡野。对于贵族中的上层阶级而言，城堡既是家，也是军事堡垒。城堡内的社会生活，便代表了封建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战争基本上是一种夏季运动；而在少数的和平间隙，比武提供了同样刺激的替代物。狩猎虽是冬天主要的户外活动，但其受欢迎度在一年四季中仅次于打仗。所有的狩猎都在马背上进行，用猎狗追逐较大的目标（如牡鹿或野猪），而较小的目标或鸟类则使用猎鹰。以鹰行猎或驯鹰，是少数男士和女士可以一同参加的户外活动，许多相关的中世纪书籍都证实了人们对此的强烈热爱。但也不是所有的消遣都在户外进行。欧洲北部的坏天气和漫长的冬天，迫使中世纪的男人们不得不将一些外出散步的时间在城堡里度过。这个年代除了吃、喝、赌博，罕有室内娱乐；不过有时候，游方的艺人也会前来说唱英雄故事。对这种娱乐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产生了重要后果。逐渐地，贵族阶层开始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为精致的愉悦。这一发展过程已经大大超出了本章的论述范围。现在，我们要转回到基督纪元的开端，去更为细致地审视教会以及构成其仪式基本成分的音乐的发展历程。
注 释
[1].译者注：本书帝王和罗马教皇名后的年代，如未注明，均为其在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