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礼拜仪式的发展

早期教会统一的礼拜形式在公元300年后很快就消失了。导致礼拜仪式分化的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罗马帝国对基督教态度的转变。在戴克里先(284—305)统治时期,对待基督教的镇压与迫害还十分严酷。然而在戴克里先退位后的内战中,皇帝敕令的效力却丧失了,而随着君士坦丁的即位,情况发生了彻底变化。据说,在君士坦丁准备和他的竞争对手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决战时,在天空中目睹了带有格言“你将凭此标记战胜”[IN HOC SIGNO VINCES]的燃烧的十字架。压制立即消失,君士坦丁将这标记绣在他的军旗上,他的部队也带着刻有基督名字的盾牌投入战斗。君士坦丁在312年打败了马克森提乌斯,第二年就签署了著名的《米兰敕令》,给予全体基督徒公开活动的自由并承认了教会有权拥有产业。而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兴趣并未就此了结。他给予基督徒重要的官职,让他的孩子接受这一信仰,并且自己也受了洗礼。在他击败东部的共治皇帝李锡尼乌斯[Licinius]后,君士坦丁在古拜占庭城之上建立了一座新都——君士坦丁堡。在君士坦丁的推动下,基督教迅猛发展,最终在狄奥多西皇帝(379—395)宣布其为国教并废除所有异教崇拜时获得了国家的认可。

figure_0094_0012

君士坦丁生平的瞬间:他的梦、他的胜利和成为罗马皇帝。一幅九世纪的图像(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直至君士坦丁的时代之前,基督教的信仰在整个罗马帝国都是被明令禁止的,但即便如此,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官员们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虽说基督徒们的集会一般是被严密监视的,因此基督教的圣礼也只能采用尽可能简朴而不引人注目的形式。而到了四世纪一切都改变了。基督徒数量的增加、在华厦中举行圣事以及基督教被尊为国教,都导致了礼拜形式和祭祀细节的繁复细化。主要的中心城市——罗马、安条克[Antioch]、亚力山大里亚[Alexandria]和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发展出了不同于原始基督教的普通礼拜仪式的自身礼仪。当这些礼仪从中心城市扩散至周边地区时就变得越来越繁琐,也就产生了对礼仪加以规范的需求。跟随礼仪行为指向的礼拜经文也被写定下来并逐渐传布。而一些地方性语言——拉丁语、叙利亚语和科普特语[2]——也逐渐取代了希腊语成为帝国境内多数祭拜仪式使用的语言。由此催生了早期基督教会的几种重要礼仪,其地区特性体现甚至推动了罗马帝国政治大一统局面的崩解。

自戴克里先时代起,治理天下之责越来越不能为一人所胜任,帝国的东部常常需要一位共治皇帝统领。这种分治加剧了拉丁化的西部和希腊化的东部的天然对立,这种对立甚至随着君士坦丁堡在财富和势力上日趋赶超罗马而更为公开了。这事实上种下了东西基督教会最终分裂[3]的始基。

在四世纪另一个影响多种礼拜仪式发展的因素是异端邪说的传布——异端系指与正统教会的训诫不同的教条。早在二世纪,教会就不得不应对受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影响出现的异端教派——诺斯替主义是一种遵循“真知”[gnosis]将灵魂从物质中解放这一中心教条的有许多奇特形式的哲学、伦理和宗教运动。更晚一些的异端制造了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五世纪,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认为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只有一个位格)的传播与采用安条克和亚力山大里亚方言传教有直接关系。

不过四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异端是阿里乌派[Arianism],这一派得名自一位亚力山大里亚的教士阿里乌[Arius]。阿里乌认为作为神子的基督是一个受造的存在——既非真神,亦非真人——因而不能被作为第二重的神格来加以敬拜。阿里乌主义的蔓延使教会惊恐不已,以致君士坦丁不得不在325年召集所有主教在尼西亚开会。此次基督教史上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强行惩罚了阿里乌派,并拟定了一份官方的信纲,这份信纲后来几经增修,便成为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也就是罗马公教弥撒中的《信经》。不过异端并未被剿灭,还被传教士带到了哥特人那里。因而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所信奉的都是一种非正统的基督教,这在帝国的一部分被哥特人统治后成了一件让人头痛的事。

figure_0096_0013

随着君士坦丁的奉教,基督教会便能够为崇拜仪式而建立宏丽的殿堂。罗马的圣玛利亚大堂[Santa Maria Maggiore]便是早期巴西利卡[basilica]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