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我对于圣人之怀疑》
【导读】1911年,李宗吾曾在成都报纸上发表了对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怀疑,后来作了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1927年发表。文中说道: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如一样,圣人与君王,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王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就称起圣来了。00
自序
我原来是孔子的信徒,小的时候父亲与我命的名,我嫌他不好,见《礼记》上孔子说,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就自己改名世楷,字宗儒,表示信从儒教之意。光绪癸卯年,我从富顺赴成都读书,与友人雷君皆同路,每日步行百里,途中无事,纵谈时局,并寻些经史,彼此讨论。他对于时事,非常愤慨,心想铁肩担宇宙,就改字铁崖。我觉得儒家学说,有许多缺点,心想与其宗孔子,不如宗自己,因改字宗吾。从此之后,我的思想,也就改变,每读古人的书,就有点怀疑,对于孔子,虽未宣布独立,却是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独立的旗帜,20多年前,已经树立了。
我见二十四史上一切是非都是颠倒错乱的,曾作了一本《厚黑学》,说古来成功的人,不过面厚心黑罢了,民国元年,曾在成都报纸上发表。我对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十分怀疑,作了一篇《我对于圣人之怀疑》。这篇文字,我从前未曾发表。
我作了那两种文字之后,心中把一部二十四史,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扫除干净,另用物理学的规律来研究心理学,觉得人心的变化,处处是跟着力学轨道走的,从古人事迹上,现今政治上,日用琐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数学上,中国古书上,西洋学说上,四面八方,印证起来,似觉处处可通。我于是创设了一条臆说:心理之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这是我一人的拘墟之见,是否合理,不得而知,特著《心理与力学》一篇,请阅者赐教。
我应用这条臆说,觉得现在的法令制度很有些错误的地方,我置身学界把学制拿来研究,曾作了一篇《考试制之商榷》,又著了一篇《学业成绩考察会之计划》,曾在成都报纸发表,并经四川教育厅印行。那个时候,我这个臆说还未发表,文中只就现在的学制陈说利弊,我的根本原理,未曾说出,诸君能把那两篇文字,与这篇《心理与力学》对看,合并赐教,更是感激。我近日作有一篇《推广平民教育之计划》,也附带请教。
我从癸卯年,发下一个疑问道,孔孟的道理,既是不对,真正的道理,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个疑团,蓄在心中,迟至二十四年,才勉强寻出一个答案,真可谓笨极了,我重在解释这个疑问,很希望阅者指示迷途,我绝对不敢自以为是,指驳越严,我越是感激。如果我说错了,他人说得有理,我就抛弃我的主张,改从他人之说,也未尝不可。诸君有赐教的,请在报纸上发表,如能交成都国民公报社社长李澄波先生或成都新四川日刊社社长周雁翔先生代转,那就更好了。
我从前作的《厚黑学》及《我对于圣人之怀疑》两种文字的底稿,早已不知抛往何处去了,我把大意写出来,附在后面,表明我思想之过程。凡事有破坏,才有建设,这两篇文字,算是一种破坏,目的在使我自己的思想独立,所以文中多偏激之论,我们重在寻求真理,无须乎同已死的古人争闹不休,况且我们每研究一理,全靠古人供给许多材料,我们对于古人,只有感谢的,更不该吹毛求疵。这两篇文字的误点,我自己也知道,诸君不加以指正也使得。
(中华民国十六年一月十五日,李世楷序于成都)
我对于圣人之怀疑
我先年对于圣人,很为怀疑,细加研究,觉得圣人内面有种种黑幕,曾作了一篇《圣人的黑幕》。民国元年本想与《厚黑学》同时发表,因为《厚黑学》还未登载完,已经众议哗然,说我破坏道德,煽惑人心,这篇文字更不敢发表了,只好借以解放自己的思想。现在国内学者,已经把圣人攻击得身无完肤,中国的圣人,已是日暮途穷。我幼年曾受过他的教育,本不该乘圣人之危,坠井下石,但是我要表明我思想的过程,不妨把我当日怀疑之点,略说一下。
世间顶怪的东西,要算圣人,三代以上,产生最多,层见迭出,同时可以产生许多圣人!三代以下,就绝了种,并莫产生一个。秦汉以后,想学圣人的,不知有几千百万人,结果莫得一个成为圣人,最高的不过到了贤人地位就止了。请问圣人这个东西,究竟学不学得到?如说学得到,秦汉而后,那么多人学,至少也该出一个圣人;如果学不到,我们何苦朝朝日日,读他的书,拼命地学?
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无圣人,这是古今最大怪事,我们通常所称的圣人,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们把他们分析一下,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圣人,尽是开国之君,并且是后世学派的始祖,他的破绽,就现出来了。
原来周秦诸子,各人特创一种学说,自以为寻着真理了,自信如果见诸实行,立可救国救民,无奈人微言轻,无人信从。他们心想:人类通性,都是悚慕权势的,凡是有权势的人说的话,人人都肯听从。世间权势之大者,莫如人君,尤其如开国之君,兼之那个时候的书,是竹简做的,能够得书读的很少,所以新创一种学说的人,都说道:我这种主张,是见之书上,是某个开国之君遗传下来的。于是道家托于黄帝,墨家托于大禹,倡并耕的托于神农,著本草的也托于神农,著医学的,著兵书的,俱托于黄帝。此外百家杂技,与夫各种发明,无不托于开国之君。孔子生当其间,当然也不能违背这个公例,他所托的更多,尧舜禹汤文武之外,更把鲁国开国的周公加入,所以他是集大成之人。周秦诸子,个个都是这个办法,拿些嘉言懿行,与古帝王加上去,古帝王坐享大名,无一个不成为后世学派之祖。
周秦诸子,各人把各人的学说发布出来,聚徒讲授,各人的门徒,都说我们的先生是个圣人,原来圣人二字,在古时并不高贵,依《庄子·天下篇》所说,圣人之上,还有天人、神人、至人等名称,圣人列在第四等,“圣”字的意义,不过是“闻声知情,事无不通”罢了,本来是聪明通达的人,都可呼之为“圣人”,犹之古时的“朕”字一般,人人都称得,后来把“朕”字、“圣”字收归御用,不许凡人冒称,“朕”字、“圣”字才高贵起来。周秦诸子的门徒,尊称自己的先生是圣人,也不为僭妄。孔子的门徒说孔子是圣人,孟子的门徒说孟子是圣人,老庄杨墨诸人,当然也有人喊他们为圣人。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表章六经,罢黜百家,从周秦诸子中,把孔子挑选出来,承认他一人是圣人,诸子的圣人名号,一齐削夺,孔子就成为御赐的圣人了。孔子既成为圣人,他所尊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当然也成为圣人,所以中国的圣人,只有孔子一人是平民,其余的都是开国之君。
周秦诸子的学说,要依托古之人君,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举例证明。南北朝,有个张天简,把他的文字拿与虞讷看,虞讷痛加诋斥。随后天简把文改作,托名沈约,又拿与虞讷看,他就读一句,称赞一句;清朝陈修园,著了一本《医学三字经》,其初托名叶天士,及到其书流行了,才改归己名,有修园的自序可证。从上列两事看来,假使周秦诸子不依托开国之君,恐怕他们的学说早已消灭,岂能传到今日?周秦诸子,志在救世,用了这种办法,他们的学说才能推行,后人受赐不少。我们对于他们是应该感谢的,但是为研究真理起见,他们的内幕是不能不揭穿的。
孔子之后,平民之中,也露出了一个圣人,此人就是人人知道的关羽。凡人死了,事业就完毕,唯有关羽死了之后,还干了许多事业,竟自挣得圣人的名号,又著有《桃园经》《觉世真经》等书流传于世。孔子以前,那些圣人的事业与典籍,那恐怕也与关羽差不多。
现在乡僻之区,偶然有一人享了小小富贵,讲因果的,就说他阴功积得多。讲堪舆的,就说他坟地葬得好;看相的,算命的,就说他的面貌生庚与众不同。我想古时的人心与现在差不多,大约也有讲因果的人,看见那些开基立国的帝王,一定说他品行如何好,道德如何好,这些说法流传下来,就成为周秦诸子著书的材料了。兼之,凡人皆有成见,心中有了我见,眼中所见的东西,就会改变形象。戴绿色眼镜的人,见凡物皆成绿色;戴黄色眼镜的人,见凡物皆成黄色。周秦诸子,创了一种学说,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古人,古人自然会改形变相,恰与他的学说符合。
我们权且把圣人中的大禹提出来研究一下,他腓无胈,胫无毛,忧其黔首,颜色黎黑,宛然是摩顶放踵的兼爱家。韩非子说:“禹朝诸侯于会稽,防风氏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他又成了执法如山的大法家。孔子说:“禹,吾无间然矣。非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俨然是恂恂儒者,又带点栖栖不已的气象。读魏普以后禅让文,他的行径,又与曹丕、刘裕诸人相似。宋儒说了他得了危微精一的心传,他又成了一个析义理于毫芒的理学家。杂书上说他娶涂山氏之女,是个狐狸精,仿佛是《聊斋》上的公子书生。说他替涂山氏造傅面的粉,又仿佛是画眉的风流张敞。又说他治水的时候,驱遣神怪,有点像《西游记》上的孙行者、《封神榜》上的姜子牙。据宗吾的眼光看来,他始而忘亲事仇,继而夺仇人的天下,终而把仇人逼死苍梧之野,简直是厚黑学中的重要人物。他这个人光怪陆离,真是莫名其妙。其余的圣人,其神妙也与大禹差不多。我们略加思索,圣人的内幕,也就可以了然了。因为圣人是后人的幻想结成的人物,各人的幻想不同,所以圣人的形状,有种种不同。
我作了一本《厚黑学》,从现在逆推到秦汉是相合的,又推到春秋战国,也是相合的,可见从春秋以至今日,一般人的心理是相同的。再追溯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就觉得他们的心理神秘难测,尽都是天理流行,唯精唯一,厚黑学是不适用的。大家都说三代下人心不古,仿佛三代上的人心,与三代下的人心成为两截了,岂不是很奇怪吗?其实并不奇。假如文景之世,也用汉武帝的办法,把百家罢黜了,单留老子一人,说他是个圣人,老子推崇的黄帝,当然也是圣人,于是乎平民之中,只有老子一人是圣人;开国之君,只有黄帝一人是圣人。老子的心,“微妙玄通,深不可测”,黄帝的心也是“微妙玄通,深还不可识”。“其政闷闷,其民淳淳”,黄帝而后,人心就不古了。尧夺哥哥的天下,舜夺妇翁的天下,禹夺仇人的天下,成汤文武臣叛君,周公以弟杀兄,我那本厚黑学,直可逆推到尧舜而止。三代上的人心、三代下的人心,就融合一片了。无奈再追溯上去,黄帝时代的人心,与尧舜而后的人心,还是要成为两截的。
假如老子果然像孔子那样际遇,成了御赐的圣人,我想孟轲那个亚圣名号,一定会被庄子夺去。我们读的四子书,一定是《老子》《庄子》《列子》及《关尹子》,所读的经书,一定是《灵枢》《素问》,孔孟的书与管商申韩的书,一齐成为异端,束诸高阁,不过遇到好奇的人,偶尔翻来看看,《大学》《中庸》在《礼记》内,与王制、月令并列。人心唯危十八字,混在曰若稽古之内,也就莫得什么精微奥妙了。后世讲道学的人,一定会向道德经中,玄牝之门,埋头钻研,一定又会造出天玄人玄,理牝欲牝,种种名词互相讨论。依我想,圣人的真相,不过如此。(著者按:后来我偶翻《太玄经》,见有“天玄”“地玄”“人玄”等名词,惟“理牝”“欲牝”的名词,我还未看见。)
儒家的学说,以仁义为立足点,定下一条公例:“行仁义者昌,不行仁义者亡。”古今成败,能合这个公例的,就引来做证据,不合这个公例的,就置之不论。举个例来说:太史公《殷本记》说:“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周本记》说:“西伯昌阴行善。”连下两个阴字,其作用就可想见了。《齐世家》更直截了当地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可见文王之行仁义,明明是一种权术,何尝是实心为民。儒家见文王成了功,就把他推尊得不得了。徐偃王行仁义,汉东诸侯、朝者三十六国,荆文王恶其害己也,举兵灭之。这是行仁义失败了的,儒者就绝口不提。他的论调,完全与乡间讲因果报应的一样,见人富贵,就说他积得有阴德;见人触电死了,就说他忤逆不孝。推其本心,固是劝人为善,其实真正的道理,并不是那样。
古人的圣人,真是怪极了!虞芮质成,脚踏了圣人的土地,立即洗心革面。圣人感化人,有如此的神妙,我不解管蔡的父亲是圣人,母亲是圣人,哥哥弟弟是圣人,因四面八方被圣人围住了,何以中间会产生鸱鸮。
李自成是个流贼,他进了北京,寻着崇祯帝后的尸体,载以宫扉,盛以柳棺,放在东华门,听人祭奠。武王是个圣人,他走至纣死的地方,射他三箭,取黄钺把头斩下来,悬在太白旗上,他们爷儿,曾在纣名下称道几天臣,做出这宗举动,他的品行,公然也成为惟精惟一的圣人,真是妙极了!假使莫得陈圆圆的那场公案,吴三桂投降了,李自成岂不成为太祖高皇帝吗?
太王实始翦商,王季、文王继之,孔子称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其实与司马炎,缵懿师昭之绪何异?所异者,一个生在孔子前,得了世世圣人之名,一个生在孔子后,得了世世逆臣之名。
后人见圣人做了不道德之事,就千方百计替他开脱,到了证据确鉴、无从开脱的时候,就说以上的事迹出于后人附会,这个例是孟子开的,他说以至仁伐至不仁,断不会流血的事,就断定武成上血流漂杵那句话是假的。我们从殷民三叛、多方大诰那些文字看来,可知伐纣之时,血流漂杵不假,只怕“以至仁伐至不仁”那句话有点假。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而天下之恶皆归焉。”我也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愿居上流,而天下之美皆归焉。”若把下流二字改作失败,把上流二字改为成功,更觉确切。
古人神道设教、祭祀的时候,叫一个人当尸,向众人指说:“这就是所祭之神。”众人就朝着他磕头礼拜。同时又以圣道设教,对众人说:“我的学说,是圣人遗传下来的。”有人问:“哪个是圣人?”他就顺手指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说道:“这就是圣人。”众人也把他当做尸一般,朝着他磕头礼拜。后来进化了,人民醒悟了,祭祀的时候,就把尸撤消,唯有圣人的迷梦,数千年未醒,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竟受了数千年的崇拜。
讲因果的人,说有个阎王,问阎王在何处?他说:“在地下。”讲理学的人,说有许多圣人,问:“圣人在何处?”他说:“在古时。”这怪物,都是只可意为想象,不能目睹,不能证实,惟其不能证实,他的道理就越是玄妙,信从的人就越多。在创造这种议论的人,本是劝人为善,其意固可嘉,无如事实不真确,就会生出流弊。因果之弊,流为拳匪,圣人之弊,使真理不能出现。
汉武帝把孔子尊为圣人过后,天下的言论,都折衷于孔子,不敢违背。孔融对于父母问题略略讨论了一下,曹操就把他杀了。嵇康菲薄汤武,司马昭把他杀了。儒教能够推行,全是曹操司马昭一般人维持之力,后来开科取士,读书人若不读儒家的书,就莫得进身之路。一个死孔子,他会左手拿官爵,右手拿江山,哪得不成为万世师表?宋元明清学案中人物,他们的心坎上,都是孔圣人马蹄脚下的人物,他们的心坎上受了圣人的摧残蹂躏,他们的议论,焉得不支离穿凿?焉得不迂曲难通?
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莫有说过的话,后人就不敢说,如果说出来,众人听说他是异端,就要攻击他。朱子发明了一种学说,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只好把孔门的“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说他的学说是孔子嫡传,然后才有人信从。王阳明发明了一种学说,也只好把“格物致知”加一番解释,然后以附会自己的学说,说朱子讲错了,他的学说才是孔子嫡传。本来朱、王二人的学说,都可以独树一帜,无须依附孔子,无如处于孔子势力范围之内,不依附孔子,他们的学说万万不能推行。他二人费尽心力去依附,当时的人还说是伪学,受重大的攻击,圣人专横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
韩非子说得有个笑话:“郢人致书于燕相国,写书的时候,天黑了,喊‘举烛’,写书的人就写上举烛二字,把书送去。燕相得书,想了许久,说道:‘举烛是尚明,尚明是任用贤人的意思。’以此说进之燕王,燕王用他的话,国遂大治。虽是收了效,却非原书本意。”所以韩非说:“先王有郢书,后世多燕说。”究竟“格物致知”四字作何解释,恐怕只有手著《大学》的人才明白,朱、王二人中,至少有一人免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岂但“格物致知”四字,恐怕《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宋元明清学案里面许多妙论,也逃不脱“郢书燕说”的批评。
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王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就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君主便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遵从;如果有人违背,就算是大逆不道,为法律所不容。圣人任便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果有人批驳了,就算是非圣无法,为清议所不容。中国的人民,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
我不敢说孔子的人格不高,也不敢说孔子的学术不好,我只说除了孔子,也还有人格,也还有学说。孔子并没有压制我们,也未尝禁止我们别创异说,无如后来的人,偏要抬出孔子,压倒一切,使学者的思想不敢出孔子的范围之外。学者心坎上被孔子盘踞久了,理应把他推开,思想才能独立,宇宙真理才研究得出来。前几年,有人把孔子推开了,同时达尔文诸人就闯进来,盘踞学者心坎上,天下的言论,又折衷于达尔文诸人,成一个变形的孔子,执行圣人的任务。有的违反了他们的学说,又算是大逆不道,就要被报章杂志骂个不休。如果达尔文诸人去了,又会有人出来执行圣人的任务,他的学说,也是不许人违反的。依我想:学术是天下公物,应该听人批评,如果我说错了,改从他人之学说,于我也无伤,何必取军阀态度,禁人批评。
凡事以平为本。君主对于人民不平等,故政治上生纠葛;圣人对于学者不平等,故学术上生纠葛。我主张把孔子降下来,与周秦诸子并列。我与阅者诸君一齐参加进去,与他们平坐一排,把达尔文诸人欢迎进来,分庭抗礼,发表意见,大家磋商,不许孔子、达尔文诸人高踞我们之上,我们也不高踞孔子、达尔文之上,人人思想独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得出来。
我对于圣人既已怀疑,所以每读古人之书,无在怀疑,因定下读书三诀,为自己用功步骤。兹附录于下:
第一步,以古为敌。读古人之书,就想此人为我之劲敌,有了他,就莫得我,非与他血战一番不可。逐处寻他缝隙,一有缝隙即便攻入。又代古人设法抗拒,愈战愈烈,愈攻愈深。必要如此,读书方能入理。
第二步,以古为友。我若读书有见地,即提出一种主张,与古人的主张对抗,把古人当如良友,相互切磋。如我的主张错了,不妨改从古人;如古人主张错了,就依着我的主张,向前研究。
第三步,以古为徒。著书的古人,学识肤浅的很多,如果我自信心力在那些古人之上,不妨把他们的书拿来评阅,当如评阅学生文字一般。说得对的,与他加几个密圈;说得不对的,与他画几根杠子。我想世间俚语村言,含有妙趣的,尚且不少,何况古人的书,自然有许多至理存乎其中,我批评越多,知识自然越高,这是普通所说的教学相长了。如遇一个古人,知识与我相等,我就把他请出来,以老友相待,如朱晦庵待蔡元定一般。如遇有知识在我之上的,我又把他认为劲敌,寻他的缝隙,看攻击得进不进。
我虽然定下三步功夫,其实并没有做到,自己很觉抱愧。我现在正做第一步功夫,想达第二步还未达到。至于第三步,自量终身无达到之一日。譬如行路,虽然把路径寻出,无奈路太长了,脚力有限,只好努力前进,走一截,算一截。